根據上麵對二戰結束後美國和西歐對蘇聯威脅的認識以及大國經濟關係的探討，由第二章的理論分析可以推知美國和西歐國家會對蘇聯作出強硬的製衡反應。不過，西方決策者在推出對蘇強硬路線時將麵臨一些困難。1947年杜魯門政府推行的自由經濟政策由於國內阻撓以及西歐國家的掣肘，美國領導人的反蘇動員能力將受到限製。40年代末，隨著孤立主義在81屆國會的失勢、西歐經濟的複興和多邊自由貿易的進展，西方國家的決策者製衡蘇聯威脅的能力得到增強。換言之，到1949年，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應該得到重合，美國和西歐對蘇聯威脅的反應將變得強硬。
下麵通過事實考察來檢驗上述理論推論。案例分析以美國為重點，根據時間順序，首先討論冷戰開始之前的美國對外政策。在這個時期，多數美國官員認為經濟相互依存和國際安全具有不可分割的聯係，因而主張通盤考慮國際經濟政策和安全政策。然後討論1947年至1949年的美國對外政策。在這個時期，美國決策者雖然把蘇聯視為必須加以製衡的威脅，但其遏製政策更強調運用經濟手段而非軍事手段。接下來討論1949年至1952年的美國對外政策。在這一時期，美國牽頭成立北約並進行了大規模的重整軍備，遏製政策的軍事方麵凸顯出來。最後，討論一下遏製政策得以繼續的原因。
6.4.1 1947年之前：以經濟自由化來促進國家安全
當美蘇還是戰時盟友的時候，美國的主要決策者就意識到了國際經濟與國際安全之間的關係，認為必須有一個完整的經濟與政治相結合的戰略。早在30年代，羅斯福政府的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堅持認為，要確保世界和平僅靠大國間政治和軍事方麵維持均勢遠遠不夠，必須創造良好而穩定的國際經濟環境，使各主要國家能在平等的條件下進行多邊自由貿易，隻有這樣才能避免30年代各國間金融和貿易壁壘林立、各國經濟相互傾軋的局麵。他認為，自由貿易將促進各國經濟繁榮和福利最大化，由此造成的經濟相互依存將消除戰爭的誘因，有利於世界和平的維護。
二戰結束前後，美國決策者著意推動國際經濟的自由化，消除各種阻礙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經濟壁壘，力圖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戰後世界經濟秩序。1942年，美國政府迫使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排他性貿易集團帝國特惠製的盟主英國，在租借協定第七條中承諾戰後消除歧視性貿易和其他貿易壁壘作為戰時美國對英國援助的回報。1943年至1945年間，美國政府又多次與英國政府舉行會議，具體研究了戰後國際貿易和金融多邊自由化的主要原則，並於1944年7月正式發起旨在促使國際金融自由化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二戰期間負責經濟規劃的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指出：“沒有安全，可以說沒有哪個國家能奉行日益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方針。而如果世界人民的生活仍然處於缺乏保障的狀態，那麼這個世界也決無安全可言。”正如有學者所說，“和平有賴於所有國家為了經濟繁榮的共同努力，這個信念已經被廣為接受。所以，對於和平而言，經濟層麵的重要性決不亞於政治層麵。”不過，艾奇遜的觀點已經超出了赫爾的設想。在艾奇遜看來，資本和商品不受限製地流動將使其他國家與美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在必要的時候這些國家的資源可被用來增強西方國家的軍事實力。
美國的領導決策集團之所以高度重視把國際經濟的自由化與美國安全聯係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戰爭期間利益外向的政治經濟集團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許多在國務院、國防部、海軍部和其他戰略部門的重要官員曾是跨國投資銀行家、大型股份公司總裁以及華爾街和華盛頓律師。保羅?尼采、艾維瑞爾?哈裏曼、羅伯特?洛維特、傑姆斯?福萊斯特進入政府前是投資銀行家，而迪安?艾奇遜、約翰?杜勒斯等人曾擔任紐約和華盛頓許多著名大公司的律師和董事。梅爾文?萊夫勒（Melvyn P。Leffler）指出，這些人物與西歐有極其重要的經濟聯係，“特別清楚外國市場、美國出口和商業利潤之間的關係”，而且“這些官員依據所控製或得到的資源來界定權力，因而通常能夠協調地追求經濟和戰略目標。”
6.4.2 1947年至1949年：有限遏製
1947年美國決策者對蘇聯威脅的認識明顯增加，認識到西歐對於遏製蘇聯“擴張野心”的戰略重要性。美國雖然急於控製西歐，但不願明確作出給予西歐正式安全保障的承諾。因此，直至1949年之前，美國的製衡反應比較有限，一方麵大量複員士兵，另一方麵強調運用經濟手段來套住蘇聯。美國領導人認為，“阻止共產黨人的可能是麵包和選票，而不是子彈。”經過1946年至1947年初的全國性政策辯論，杜魯門政府實際上接受了凱南在1947年7月《外交》季刊上的文章中所表達的遏製思想。凱南提出，應該根據蘇聯“一係列不斷變化的地理和政治目標靈活機警地運用反擊力量加以遏製”，但在遏製目標和手段上，他不讚成毫無節製的遏製政策。凱南提出，對西歐和日本的經濟援助是重建均勢的基本手段，因而他反對明確地給予西歐安全保障的承諾。
運用經濟措施來實施遏製政策的最明顯表現是援助西歐複興的馬歇爾計劃。馬歇爾計劃到1952年該項計劃結束時，美國援助西歐的總額達133億美元，比同期的政府開支高出2%。美國國會在授權馬歇爾計劃（即1948年經濟合作法案）的立法前言中寫道：“鑒於美國因享受無貿易壁壘的廣大國內市場之惠這一事實，並深信歐洲國家也能同樣獲得此項益處，茲宣布合眾國人民的政策是鼓勵歐洲國家通過聯合組織以發揮共同不懈的努力……從而迅速建立歐洲的經濟合作，此項合作對於持久和平與繁榮是不可缺少的。”這段話表明了馬歇爾計劃的內在動力：從經濟上來說，是要推動削減歐洲的保護主義和擴大美國的出口，從而促進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繁榮，並建立以美國為領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從政治和安全上來說，是要複興西歐經濟，穩定各國現政權，削弱左翼思潮，從而防止蘇聯影響的滲透。馬歇爾計劃執行後，西歐國家的政局從此向右轉，法、意、比等國共產黨相繼被排擠出政府。
馬歇爾計劃的主要製定者和實施者認為，“事態的演變，不允許馬歇爾計劃在脫離軍事的情況下單獨發展。”在杜魯門政府看來，對外經濟政策不僅要實現經濟目標，也要實現安全目標，為建立統一的西方軍事政治聯盟奠定經濟基礎。因此，杜魯門反複強調“歐洲的重建問題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1947年5月底，負責經濟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威爾?克萊頓在歐洲考察了6個星期之後回到華盛頓。他向馬歇爾彙報說，“如果得不到迅速和大量的緊急援助，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解體將籠罩歐洲。除了這些對未來世界和平與安全造成的可怕前景外，對我國經濟也會產生立即的災難性影響：吸收我國過剩產品的市場將不複存在，還有失業、衰退以及預算的嚴重失衡。這些事情一定會發生。”克萊頓的報告對馬歇爾6月5日的哈佛演講起到了“直接的重要影響和最後的推動作用”。負責實施馬歇爾計劃的經濟合作署署長保羅?霍夫曼也認為，幫助西歐重建繁榮，實際上就是幫助實現和平。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更明確指出，對外經濟聯係在戰爭中的資源動員具有重要意義。1948年1月20日，該委員會主席阿瑟?赫爾在呈給國務卿的備忘錄中說：“國家安全依賴於健全而有活力的國內經濟，而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賴於對外貿易。如果西半球之外的世界都落入了蘇聯的勢力範圍，那麼即使擁有西半球的市場，美國的對外貿易也勢必受到嚴重限製。對外貿易的減少將擾亂國內經濟並降低工業生產水平，從而損害到在危機發生時工業對武裝力量的支持能力。”
這些主要決策者的觀點反映了利益外向集團在官僚政治中的作用。前麵說過，二戰期間，許多身居要職的官員與神通廣大的利益外向性東北部金融貿易集團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戰後，這些利益集團繼續對政府政策產生重要影響，它們不僅千方百計地為有利於保護和擴大自己國外利益的安全政策進行遊說，而且其代理人直接參與經濟和安全決策。商務部一份關於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的運作備忘錄指出：“商業部的日常工作與受到美國安全政策強烈影響的工商業界有著廣泛的聯係。這種聯係使得有關利益集團在國家安全和工業動員規劃方麵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根據本傑明?弗德漢姆（Benjamin O。Fordham）的研究，截至1950年8月10日，經濟合作署將援助資金委托給59家與歐洲國家有著密切業務關係的美國銀行承貸交易，其中的13家占全部40億美元貸款的90%以上，而在這13家銀行中就有12家位於紐約，當中包括艾維瑞爾?哈裏曼和羅伯特?洛維特曾作為合夥人的布朗兄弟哈裏曼銀行。
雖然得到利益外向性集團的大力推動，美國政府方麵還是積極尋求社會精英和公眾輿論對複興歐洲計劃的廣泛政治支持，以便為通過巨額撥款動員輿論。杜魯門和馬歇爾在各種場合進行演講，宣傳援歐的重要性。總統對外援助委員會、經濟合作署公共議事會以及商務部的商業顧問理事會等谘詢機構延攬了許多重要利益集團的負責人。托馬斯?帕特森（Thomas G。Paterson）的精辟分析指出，美國政府之所以極力討好這些精英們，“主要是因為他們代表了有關的‘公眾輿論’，而這種‘公眾輿論’能被塑造來對杜魯門的冷戰政策進行背書。”基於這種原因，在杜魯門主義激起的外交政策辯論和國會討論馬歇爾計劃的動員過程中，美國政府進行了多次國內輿論調查。
除了擔心國內輿論的反對，杜魯門政還不得不考慮國會的製約，不敢在反蘇道路上走得太快、太遠，因而強調運用經濟手段來遏製蘇聯。共和黨控製的國會支持經濟遏製，但傾向於限製使用軍事遏製手段。民主黨基本上支持承擔“全球責任”，而共和黨內則有所謂有國際派和保守派之分。共和黨的保守勢力支持對蘇強硬，但反對過多卷入外國事務和撥付巨額援外經費，主張回到戰前的堅守“美國堡壘”的孤立主義做法。由於共和黨內的意見分歧，1947年至1948年杜魯門政府的軍事遏製政策隻得到國會的部分批準，實際上削弱了對蘇強硬色彩。1947年7月，國家安全法增強了行政部門的對外政策權力。1948年6月，範登堡決議又為總統在和平時期與歐洲締結永久軍事同盟鋪平了道路。但是，國會裏仍有強大的製約力量。1947年12月在國會對杜魯門提交的歐洲複興計劃進行馬拉鬆式的辯論時，塔夫托認為馬歇爾計劃費用太高，會引起國內通貨膨脹，並對執行計劃的機構提出質疑。西歐國家非常擔心歐洲軍事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因而一再催促美國盡早開始磋商軍事合作的談判。可是，杜魯門政府認為在得不到兩黨切實支持的情況下，隻能在布約架構下向西歐提供非正式的軍事援助。在1948年3月的美、英、加會談中，美國官員希望在國會撥款委員會表決和1948年大選之後才討論建立大西洋軍事聯盟問題。1948年，杜魯門政府關於統一美歐軍事訓練的提議也受到共和黨保守派的強烈反對而擱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