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經濟相互依存與國際衝突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和實證問題，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學派就經濟相互依存究竟是促進了國際和平還是增加了國際衝突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冷戰結束後這個問題重新引起學術界的興趣。本書所進行的研究表明，從19世紀末以來，均勢政治中的大國安全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彼此之間經濟依存關係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的意義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解釋都不太相同。
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學派把經濟因素歸入到低政治領域，認為在自助的國際係統中，由於現實和潛在的威脅隨處可見以及相互之間的競爭壓力，安全考慮成為國家領導人麵臨的首要問題，國家行為的變化主要是因為實力的不同而不同，而不是由於經濟關係或者意識形態的不同而產生區別。因此，它要麼不承認經濟相互依存對均勢政治的影響，要麼認為隻有經濟相互依存的脆弱性才具有對外政策上的重要意義。本書通過研究證明，現實主義學派過於輕視了作為體係過程的經濟相互依存對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在大國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曆史進程中，參與者和決策者的多元化以及各種層次利益主體相互聯係渠道的增加，都極大地影響著現代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為實現國家安全戰略進行國內資源動員的能力，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考驗著政治領導人以國內經濟成本的增加和社會福利的損失為代價來執行製衡政策的決心。正是因為領導人在國內受到製約和得到支持的程度影響著他們在國際相互製衡的鬥爭中使用或威脅使用大規模合法暴力的偏好及其所作安全承諾的信譽，從而對大國間均衡戰略的產生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自由主義學派強調，軍事上的強大實力並不能自動轉化為其他問題領域的權力，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軍事的重要性降低了，各國利益關聯性的增加大大提高了戰爭成本，從而緩和了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之間的緊張狀態。這種理論認為，經濟相互依存度越高，國家使用武力和威脅使用武力的動機就越弱，和平也就越有保證。經濟自由主義雖然看到了經濟相互依存對政治領導人決策能力和選擇偏好的影響，但其關於經濟相互依存促進和平的觀點過於簡單化，與史實也不盡符合。如同不少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大國經濟聯係之密切、相互依存之高前所未有，但這並不能阻止它們滑向戰爭深淵。因而，問題的關鍵不是經濟相互依存是否起作用，而是國家對外戰略決策何時、何種情形下受到國家之間經濟依存的什麼性質和何種程度的影響。倡導經濟相互依存研究的羅伯特?基歐漢撰文指出，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雖然使得相互依存的強度（thickness）增加了，但其後果並不是帶來國際社會更大的和諧。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並不是經濟相互依存的網絡聯係在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之間的同質化和均衡化，因而國家間的安全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消弭。
由於研究問題的出發點不同，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過分強調了問題的一個方麵。現實主義正確地指出了在國家安全利益發生衝突以及國家間力量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常態。而自由主義則看到了經濟相互依存對國家權力和國際穩定的影響，指出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國家有可能使用武力以外的合作手段以實現共同利益，從而降低或者消除國家之間的某些對抗。但是，這兩種理論方法（approach）本身既不足以說明國家之間的均勢博弈模式，也不足以說明國家大戰略如何受到利益關係影響的國內動員過程。現實主義片麵強調安全因素對國家大戰略的意義，而自由主義則片麵強調經濟因素對國家大戰略的意義。無疑，這兩大學派都有各自的真理性，它們之間富有意義的爭論使我們更加理解了國際現象的複雜性。但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要從理論上全麵厘定經濟和安全因素對國家大戰略的影響，顯然有必要穿越國際關係研究中存在的把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y）與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人為割裂的藩籬，實現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主流理論範式的綜合。本書所做的研究把經濟因素引入均勢研究正是對這種理論發展趨勢的某種回應。
國際關係研究學者經常麵臨的另一個爭論就是所謂的分析層次（analysis level）問題，即“我們應該主要關注國際體係，也就是說關注單元間的相互作用，還是應該集中努力於單元本身呢？”斯坦利?霍夫曼斷言，國際體係學者和外交政策學者從未把他們的研究真正結合起來，他認為這兩者很難“立即結合起來”。現有的許多很好的研究都是在某個特定層次來建構理論，但一般總存在著深刻的偏頗。不過，越來越多的國際關係學者認為，應該把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的變量進行有機的結合來解釋國家的對外行為模式。20世紀90年代之後，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和相互依存的前所未有的發展，如何理解全球化或者相互依存對國家國際關係尤其是國際政治經濟的融合與國內政治經濟的變遷之間的關係，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界討論最熱烈也最有活力的領域之一，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不少研究者著手於打通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研究界限的探索。在這種學術潮流的影響下，作為一種嚐試，本書所建構的理論分析架構有機地結合了上述兩個層次的變量。這種研究表明，國際經濟相互依存的發展影響著國內不同社會利益集團和官僚機構的偏好，從而對現狀維持國領導人的製衡動員能力構成激勵或製約的作用；反過來，國內社會動員的過程和結果在國際層次則是一種信息輸出，對別國的戰略預期和戰略識別產生影響，從而影響著現狀維持國的結盟決策和製衡同盟的緊密性。在這種不同層次的均勢博弈過程中，現狀維持國的均衡戰略得以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