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19世紀後期以來的大國之間的均勢政治，可以發現，大國所追求和執行的對外戰略包括了製衡、中立、綏靖和擴張等非常豐富的內容。本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當新的國家崛起從而可能改變國際力量對比之時，既有大國為什麼在某些情形下采取大力擴充軍備或締結軍事同盟的強製衡反應，在另外的情形下卻采取有限軍備、不結盟乃至綏靖、規避等弱製衡反應呢？
現實主義均勢理論對上述問題給予了深刻的分析和討論。它認為，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由於生存競爭和國家安全是第一位的，國家傾向於選擇相互製衡而非跟隨強者。正是因為相互製衡是主導國家對外行為的動因，意欲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國家要麼受到牽製而無法實現擴張意圖，要麼受到它者的軍事威懾而被迫放棄擴張意圖。所以，製衡行為不僅有利於維護國家的生存，而且有利於國際係統的穩定。
均勢理論雖然反映了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固有的行為傾向，但它顯然無法確切地解釋上麵提出的問題。因為從實證來說，有許多與現實主義均勢理論相矛盾的反例，國家對外部力量失衡的反應並非必然製衡，而是存在著諸多的替代性選擇；而且，即使采取製衡政策，不同國家所作出的反應還存在著程度差異的問題。因此，就邏輯而言，現實主義均勢理論不是一個充分的均衡模型。現實主義的均勢理論是以國家行為受到係統的結構性約束、均勢能夠不斷自我生成為基本假設，它把侵略擴張、製衡失靈和戰爭爆發等偏離均衡的許多重要國際現象排斥在均勢模型的解釋之外。
要彌補現實主義均勢理論對國家製衡行為解釋力不足的問題，就有必要超越隻注重係統結構的分析的局限，把係統過程和國內政治經濟過程對國家戰略決策的影響引入均勢理論模型。為此，可以借用信號―博弈理論這個有用的分析工具來擴展均勢理論。
把信號―博弈邏輯運用於均勢政治中的國家製衡行為分析，需要假定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行為偏好，而在國際政治中這種行為偏好是稀缺性信息。政治領導人在製定國家安全戰略時需要明確包括對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偏好，並且他們往往是依據其他國家的行為信號來形成對該國偏好的認識。信號―博弈邏輯有助於說明均勢政治中的大國之間經濟相互依存的不同程度和類型如何影響著現狀維持國的行為偏好及其對手和盟友如何根據該現狀維持國的行為信號進行解讀而形成的對其偏好的認識。在這種信號―博弈過程中，現狀維持國的均衡戰略得以產生，並表現為對崛起國不同程度的製衡反應。以這種分析框架建立起來的國家製衡行為的環境分析，可以對現狀維持國的製衡行為模式提供理論解釋和作出預測。
根據這種分析框架，可以推論出現狀維持國製衡行為的三個理論假設：
第一，如果現狀維持國之間有廣泛的經濟聯係且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的經濟依存度低，那麼現狀維持國就能夠作出強製衡反應來威懾崛起國。在這種情形下，國內利益集團和社會勢力的平均偏好與戰略決策者的製衡偏好恰好得到重合，從而使現狀維持國領導人的製衡動員能夠獲得足夠的國內政治支持和經濟資源，從外部則提高了現狀維持國製衡承諾的可信度，從而有利於製衡同盟的產生和強化。
第二，如果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的經濟依存度高，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的製衡反應將比較弱。在這種情形下，崛起國的力量增長雖然被現狀維持國戰略領導人視作潛在或現實的威脅，但由於本國與崛起國有重大而密切的經濟聯係，戰略決策者的製衡動員能力必然會受到限製，其軍備能力和對潛在盟國的安全承諾都受到很大的負麵影響。
第三，如果現狀維持國之間經濟相互依存度低，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的製衡反應將比較弱。在這種情形下，由於國際經濟聯係的削弱，崛起國的力量增長和對外擴張並不一定造成現狀維持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福利水平損失的巨大風險，而且既有的利益集團的勢力不足夠強大，社會民眾不願意政府承擔外部製衡義務，這就影響到現狀維持國所作安全承諾的可靠性和盟國關係的緊密性，從而表現為弱製衡態勢。
但是，由於政治體製的不同，上述經濟相互依存關係影響現狀維持國對外製衡反應的因果鏈可能受到幹擾。在權力分散的政治體製下，政府決策反映的是社會利益集團的平均偏好，領導人在製定安全政策時必須考慮利益集團的壓力以及可能給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造成的經濟調整成本和社會福利損失。因而，現狀維持國能否采取強硬製衡反應取決於該國的社會平均利益偏好是利益外向型還是利益內向型。不過，在政治威權體製下，如果國家領導人的安全戰略決策不能客觀反映社會利益集團的平均偏好，那麼現狀維持國的製衡反應就取決於統治集團的狹隘利益偏好的類型。而且，在威權體製下，政治過程的不透明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對現狀維持國製衡承諾可信度的認識，進而影響到是否與其結盟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