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檢驗上述理論分析和理論假設，本書進行了相關的案例研究。第三章的討論表明，19世紀80年代末，法國與俄國之間的經濟聯係持續增強，而它們與德國的經濟聯係則呈現削弱趨勢，這種經濟依存關係的結構促進了針對德國的法俄同盟的產生並增強了該同盟的緊密性和對德國進行威懾的有效性。第六章的討論也同樣表明，20世紀40年代後期，對國際經濟政策所具有的戰略意義的重視以及美國與西歐經濟相互依存的深入發展，使美國社會利益集團的平均偏好與戰略決策者的製衡偏好相互協調，因而其領導人能夠動員必要的政治、經濟資源來實施對蘇遏製戰略。整個冷戰期間，美歐經濟關係中雖然摩擦不斷，但雙方的經濟依存變得更加平衡，因而它們在共同遏製蘇聯的問題上保持了一致性。案例研究基本上支持了第一個理論假設。
第四章的討論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與德國之間密切的經濟聯係極大地限製了英國領導人進行製衡動員的能力和政策選擇空間，決定了英國的對德政策表現出明顯的搖擺性和矛盾性。該章的討論還表明，1906年至1911年法國和俄國分別改善了與德國的經濟關係，從而導致了旨在製衡德國實力的法俄同盟的鬆弛。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第二個理論假設。
第五章的討論則印證了第三個理論假設。20世紀30年代，在國際金本位製瓦解和關稅壁壘的打擊下，國際貿易和金融活動大幅下降，主要大國之間的經濟聯係嚴重削弱。在經濟複蘇轉為以內需帶動為主的情況下，西方社會和平主義思潮泛濫，英、法兩國重整軍備的努力受到種種限製。由於國防建設的滯後，英國不願也無力承擔對歐洲大陸的義務，於是采取了消極防禦的軍事戰略並推行竭力綏靖德國的政策。法國領導人也受到同樣的限製，它以犧牲中東歐盟國的利益來追隨英國的對德綏靖政策。而在美國，主要由利益內向的保護主義集團構成的孤立主義勢力強烈反對美國幹預歐洲事務，羅斯福政府隻表示支持英法製衡德國而美國置身事外。西方大國經濟聯係的嚴重削弱和相互之間尖銳的利益矛盾，使它們在製衡德國的問題上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而蘇聯與西方經濟交往的低水平以及彼此政治上的猜疑，更使它們缺乏軍事合作或軍事結盟所需要的信譽。
此外，為了說明政治體製在經濟相互依存對國內動員過程中影響的幹預作用，第四章的案例討論還解釋了為什麼嚴重依賴外部經濟聯係的德國會產生擴張性偏好。這是因為在德國的政治結構中，軍工、鋼鐵、容克地主和皇帝的利益聯盟居主導地位。它們具有強烈的保護主義和黷武擴張傾向，主張通過對外擴張來獲取海外殖民地和經濟利益，由此產生的軍事商業主義決定了德國對外政策的侵略性。
總之，通過現代國家關係幾個曆史時期現狀維持國安全戰略的具體決策過程的追溯，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第二章的理論分析，而多個案例的比較研究所揭示的大國製衡行為模式也支持了根據理論分析所作的理論假設。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都表明，從19世紀後期以來，隨著西方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大國之間經濟相互依存趨勢的變化深刻地塑造了均勢政治的具體麵貌。也就是說，在傳統的所謂高政治中，軍政強國的製衡和稱霸的權勢鬥爭中越來越多地滲透著經濟因素，從而使得對國際和平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國製衡行為越來越多地取決於高政治與低政治的互動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