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後期，對經濟因素戰略意義的重視以及美歐經濟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得社會利益集團與戰略家的偏好逐漸一致，從而提高了西方領導人的動員能力，因而能夠推行對蘇強硬政策。最初，美國發動冷戰的主要工具是經濟和政治遏製，不願意對歐洲承諾正式的安全保障以免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和海外駐軍。隨著馬歇爾計劃的推行，美歐經濟聯係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明顯發展，美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國際化趨勢也得到加強。因此，在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杜魯門政府締結了北約軍事同盟，通過共同防禦援助法向歐洲盟國提供了大量軍援資金以推動西歐重整軍備，批準和實施了NSC-68係列文件，使得對蘇軍事遏製因素大大凸顯。在所有這些決策的過程中，無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的動員方麵，還是在提高西方同盟相互安全承諾的可信度方麵，美歐之間的經濟依存關係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20世紀60年代以後，由於西歐經濟的複興，大西洋兩岸之間的競爭性開始上升，經濟摩擦增加。但是，在經濟摩擦頻繁的同時，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依存變得更加平衡，相互協調與競爭合作依然表現為西方經濟關係的主流。所以，北約內部雖然風波迭起，美國與盟國關係時有緊張與裂痕出現，但不能阻止它們繼續表現出對蘇強硬製衡反應。
§§第七章 研究總結及理論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