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樂錄》是南朝陳代沙門智匠所編，共十二卷。原書雖已亡佚，但《樂府詩集》等引錄其文頗多。它是研究漢魏六朝樂府詩的一部重要著作。
《隋書?經籍誌》經部樂類：“《古今樂錄》十二卷，陳沙門智匠撰。”此書《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俱作十三卷，其中一卷當為目錄。王應麟《玉海》卷一?五引《中興書目》：“《古今樂錄》十三卷，陳光大二年僧智匠撰，起漢迄陳。”原書趙宋後亡佚，《樂府詩集》及《太平禦覽》等類書引錄頗多。清王謨《漢魏遺書鈔》、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各有輯本（黃?《漢學堂叢書》襲用王謨本），但均不完備。
《古今樂錄》對漢魏至南北朝樂府敘述較為周詳，凡郊廟、燕射、愷樂、相和、清商、舞曲、琴曲等曲調以至樂律、樂器等方麵，均有涉及。原書十二卷，大約除敘述外，兼錄一部分歌辭，實為唐以前敘錄樂府詩最完備之著述。《樂府詩集》引用其文最多，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正史樂誌，大抵詳於雅樂、略於俗樂。此書於相和、清商等通俗樂曲，記載詳明，彌足珍貴。
關於相和歌，其類別、體製、曲名、流傳等情況，《樂錄》大都征引晉荀?《荀氏錄》、劉宋張永《元嘉正聲伎錄》、蕭齊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伎錄》三部著作（三書唐代均已失傳）。按《宋書?樂誌》著錄相和曲、清商三調，本於荀?之著述；《樂錄》除采《荀氏錄》外，更多地引用張永、王僧虔兩家所記劉宋前中期關於相和歌用於宴樂的情況，較荀?所記西晉初年的情況又有發展變化。《樂府詩集》敘錄相和歌辭，分為相和六引、相和曲等十小類，各類題解，據《樂錄》所稱引，實以張永、王僧虔兩種《伎錄》為主，其中八類引用張永《伎錄》，五類引用王僧虔《伎錄》，三類引用《荀氏錄》，兩類引用《宋書?樂誌》。我們有理由認為，《樂府詩集》著錄相和歌辭，其分類的框架結構，來自張永、王僧虔的《伎錄》。《樂府詩集》把清商三調歸入相和歌辭，是根據南朝人的著錄。現代學者梁啟超等認為清商三調不屬於相和歌辭，恐不足信。
對於南北朝時期的通俗樂曲，南朝清商曲辭中的吳聲歌曲、西曲歌，以及保存於梁鼓角橫吹曲中的北朝樂歌，於其類別、曲調、體製等，《樂錄》亦有較詳明的記載。對吳聲、西曲各曲調的和聲、送聲，《樂錄》一一予以記載，對於後人了解吳聲、西曲的體製特色，尤有幫助。我曾以這些材料為主要依據，寫成《論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聲》一文（收入拙著《樂府詩述論》上編），解釋了現存吳聲、西曲許多歌辭內容與舊傳本事不相符合的疑問。《樂府詩集》敘錄梁鼓角橫吹曲，大抵根據《樂錄》。北朝樂曲以一句為一解，《樂錄》往往加以注明，並雲：“傖歌以一句為一解，中國以一章為一解。”（《樂府詩集》卷二六相和歌辭敘說引）。這對於我們了解北朝樂曲的體製特色也頗有價值。對《木蘭詩》，《樂府詩集》卷二五引《樂錄》曰：“木蘭，不知名。”這是證明《木蘭詩》產生於北朝而非隋唐時代的一個重要證據。《樂錄》敘錄東晉、南北朝樂府詩，沒有說明征引何書。編者智匠生於南朝陳代，與這些樂府詩產生流行年代相近，一定看到不少原始的、直接的材料，隻是他在引用時沒有明言罷了。
《樂錄》編者僧人智匠，生平事跡不詳。南朝僧人，通曉音律、能作樂府詩者不乏其人。例如齊武帝作西曲《估客樂》歌辭一首，樂府令劉瑤未能配好樂曲，倒是僧人釋寶月給配好了。寶月又寫了兩首頗為生動的《估客樂》歌辭。（見《樂府詩集》卷四八）又如西曲《三洲歌》，原來和聲中有“啼將別共來”句，梁天監十一年，僧人法雲建議梁武帝把它改為“歡將樂共來”。（見《樂府詩集》卷四八）智匠當也是一位通曉音律和樂府歌詩的僧人。又南朝時代，佛教盛行，僧人為了啟發民眾，注意利用美妙動聽的聲樂。慧皎《高僧傳》最後敘錄善於唱導的宋、齊兩代僧人有十餘人，可見重視音樂是佛教徒在傳教過程中的一個文化條件。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