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興是中國古代作詩的兩種表現手法，其共同特點是通過歌詠外界事物（大多數是自然景物）來象征比喻所要說的事物，達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目的。《詩經》中的風、雅，已很多比興，例如首篇《關雎》，即用成雙作對的雎鳩鳥來象征男女的相愛和成婚。以後楚辭承其緒。漢代注釋者對此種比興很重視，往往把它們和政治聯係起來闡釋其思想意義。如《毛詩序》解釋《詩經》的許多篇章，常把美刺（讚美、諷刺）內容與比興手法結合起來，後人稱為美刺比興。以後王逸解釋《離騷》，有“善鳥香草，以配忠貞”等等的話，認為許多比興均表現了屈原的忠君愛國思想。
《詩經》、楚辭以後，美刺比興成為許多文人作詩與釋詩的一個原則，影響深遠。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占據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認為詩歌應當與政治國運相聯係，有益於政治教化，才有價值。因此許多說詩者就竭力把不少本無深意的詩歌說成具有美刺的內容，以致產生不少牽強附會的解釋。《毛詩序》中的美刺之說，已經受到前代與現代學者的非議。在唐詩箋釋中也有這種情況。這裏舉兩個例子。
一是李白的《蜀道難》。此詩著力描繪蜀地山川的雄偉險阻，後麵勸遠道來蜀地者不要久留。這遠道來蜀者為誰，引起後人的不同猜測。元代蕭士?在《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中認為是規勸唐玄宗。安史亂起，長安失守，玄宗倉皇奔赴成都。李白認為玄宗久留險阻的蜀地不安全，故作此詩。此說得到後來許多人的讚同，最有影響，但實際不足信。《蜀道難》詩被收入唐代殷蹯的《河嶽英靈集》，經現代學者考證，此書收詩下限到玄宗天寶十二載安史亂前，這是不可動搖的硬證據。蕭士?的解釋，盡管說得頭頭是道，引人入勝，但畢竟是一種推測，在硬證據麵前就站不住了。除蕭說外，還有認為是勸杜甫晚年不要久留蜀地的，有認為是諷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的，經過考證，均不可信。（參考拙作《談李白的蜀道難》一文，收入拙著《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李白一生愛遊覽、歌詠名山大川，他出生於蜀地，此詩內容主要是對蜀地山川的讚歎。它即使沒有美刺之意，也仍是一首好詩。詹?先生認為，此詩是奉勸一位在長安不得意而西遊蜀地的友人早日回來，較合情理。
另一首是李商隱的《登樂遊原》：“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過去一些箋注者認為此詩後兩句是象征唐室國勢衰頹與詩人自身的遲暮。這種看法也是推測，缺乏強有力的證據。從詩本身看，詩人傍晚意有不適，是驀然而生，未必與平時積蓄於心的憂國之思有聯係。夕陽不如午時灼熱，溫和可愛，這是許多人所常有的體驗。如果夕陽象征唐室衰頹、個人遲暮，又怎能說它“無限好”呢？這詩可能隻是抒寫作者短時間內的親切感受，過求深解，反見穿鑿。它即使沒有政治內涵，也仍是一首好詩。
對以上兩詩思想內容的理解，讀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這可以從長討論。但我認為，我們今天應當擺脫古人那種竭力把詩意與政治聯係起來箋釋的傳統，對詩篇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一首詩是否有深一層的寓意，要靠可信的證據，而不要靠想當然的推論。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他也不會是“每飯不忘君”（蘇軾評杜甫語），也不會寫日常抒情小詩都要涉及國運和個人的仕途得失。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