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內容都比較複雜；從思想淵源來講，兼受儒、道兩家的影響，還接受了縱橫家的一些成分。
李白一生主張積極用世，把建功立業放在首要地位來考慮。這種思想同儒家所宣揚的忠孝觀念是有聯係的。他明確宣稱：“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贈張相鎬》其一）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表示“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才甘心退隱，也是這個意思。對於地方行政，他讚美循吏一類地方長官，主張注重教化，使民知禮讓，反對多用刑罰，這也受到儒家禮樂教化思想的影響。李白對孔子基本上是很尊重的。他在詩文中常稱孔子為“聖人”、“大聖”。《古風》第一篇表示自己要學習孔子作《春秋》，有誌於不朽的著述事業。《臨終歌》結句雲：“仲尼亡兮誰為出涕？”更以孔子早已逝去、不遇知音為憾事。孔子仍是李白心目中的一個偉人，是他學習、效法的一個對象。
李白思想中也有反對儒家傳統的一麵。儒家重視封建等級製度，強調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李白對此卻比較漠視甚至蔑視。他平交王侯，鄙夷權貴，“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蘇軾《李太白碑陰記》借引夏侯湛讚東方朔語），表現出一定的蔑視封建秩序的反抗性。李白要求在政治上建立赫赫功業，他讚美、向往豪情滿懷的俠客，因此，他對於那些死啃儒家經書的儒生表現出輕蔑的態度。他宣稱：“羞作濟南生（西漢儒生伏勝），九十誦古文。”（《贈何七判官昌浩》）“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俠客行》）《嘲魯儒》詩更對死守儒經章句、不懂經世濟民策略的魯地迂儒給予盡情的嘲諷。同時，李白對漢初目光遠大、幫助劉邦建國立業的儒生叔孫通則加以肯定，引為同調。這說明李白不是從根本上反對儒學和儒生，但對煩瑣的經學和庸俗迂腐的儒生則表現出鮮明的挑戰態度。在封建社會大量崇儒尊孔的知識分子中，李白對於儒家傳統表現出一定的叛逆精神，仍然是難能可貴的。
李白“功成身退”的思想源自道家。《老子》雲：“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稅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譴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主張“功遂身退”，從他那盈虛倚伏、禍福消長的觀點出發，強調的是“身退”，是要全身遠害。李白在這方麵固然也受到老子思想的影響，說過“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行路難》其三）。但他更重視“功成”，把它作為前提條件，認為功成後才能安心退隱，這裏雖然引用了老子的話，但已經加以改造，賦予了新的內容，顯示出他積極入世、有所作為的奮發精神。同時，由於李白在政治上所追求的是建功立業，而不是爵祿富貴，因此，當他在政治上不得意甚至遭受挫折的時候，他能夠不像一般熱衷於榮華富貴的人那樣向統治者卑躬屈膝，搖尾乞憐；而是從道家思想中借取武器，學習莊周和莊周所讚美的許由、巢父一流人物，鄙夷權貴，蔑棄爵祿富貴，使他的詩歌煥發著對統治者的兀傲態度和反抗精神。
李白主張統治者應該無為而治，讓人民能夠過和平安定的生活，這種理想也明顯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他的什麼“心和得天真，風俗猶太古”（《贈清漳明府侄聿》），什麼“百裏獨太古，陶然臥羲皇”（《贈江夏韋太守良宰》）等詩句，還帶有一些道家所宣揚的“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的痕跡。然而到此為止，他並沒有像老莊那樣宣傳“絕聖棄知”，也不像陶淵明《桃花源詩》那樣具體地歌頌“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的愚昧落後的文化狀態。李白所強調的，主要是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和平寧靜，風俗淳樸，較少道家所宣揚的那套返回原始社會的思想雜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