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應該對古典散文這份豐富的遺產，進行廣泛的發掘，認真深入的整理和研究，作出正確的分析和估價，把其中的精華部分交給廣大讀者，幫助我們的作家、語文教師、一般讀者從中吸取營養。在這方麵，我們必須深入學習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堅決貫徹批判繼承的原則，才能做到去蕪存精，古為今用；反對盲目崇拜和美化古人的傾向。
過去，大家對古典散文注意得少，形成古典文學遺產研究領域的一個薄弱環節，是由於思想上對散文不重視或者不夠重視，對它存在一些偏見。今後，要很好地改變情況，開展這方麵的研究工作，我想必須破除一些偏見。我初步想到以下幾點。
（1）應該破除散文不及其他體裁作品的偏見。古典散文當作文學作品看，其總的成就不能位於詩歌、戲曲、小說之上，這是肯定的；但是不管具體情況，認為所有古典散文不及詩歌、戲曲、小說，那就是一種偏見。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除有著共同的特征外，還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小說、戲曲以塑造人物性格、開展故事情節見長，對於抒情詩和說理抒情散文，就不能從人物、故事的標準來衡量，而應該從整個風格，抒情色彩、語言運用這些方麵來考察。假如純從人物、故事標準來衡量，那不但許多散文會被排斥於文學領域之外，連抒情詩也會發生問題。
我國過去一直詩文並重，不少作者常是詩人兼散文家。這一點是跟許多外國文學史的情況不一樣的。我們在這方麵不應該機械地按照外國文學史的習慣不談或少談散文，而應該從實際出發。優秀的古典散文常常感情強烈，色彩鮮明，語言抑揚頓挫，富有詩的意味和節奏感，簡直可以當詩歌看待。不少優秀的古典散文，拿來和題材相同的詩歌比較，毫不遜色。例如陶潛的《桃花源記》不比他的《桃花源詩》差；酈道元《水經注》描繪山水的成就不在謝靈運、謝?山水詩之下；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捕蛇者說》、《童區寄傳》在反映中唐社會現實的黑暗方麵，其深刻性也可與白居易的《秦中吟》、《新樂府》相比；文天祥的《指南錄後序》等散文的愛國思想的動人程度也不低於他的詩作。諸如此類的例子，是可以找到不少的，有什麼理由一定要重詩輕文呢？“五四”以後的某些中國文學史著作，抱著嚴重的形式主義文藝觀點，把任何古典散文排斥於文學史範圍之外，一筆不提，這是不顧曆史事實的做法。這種做法的影響迄今仍然存在，例如新編的一些文學史著作，對一些二三流的詩人介紹很具體，對第一流的散文家則“語焉不詳”。
（2）應該破除後不如前的偏見。我國過去的散文有所謂秦漢派和唐宋派之分。秦漢派提倡“文必秦漢”，認為秦漢以下的散文不足觀；唐宋派宗奉八家之文，亦步亦趨。這些都是複古主義者迂腐的看法和做法。我們認為，秦漢和唐宋時代的散文固然有輝煌的成就，但絕不是後來不能逾越的高峰。事實上，魏晉六朝時代嵇康、葛洪的論文，其說理的透辟綿密，即有勝於先秦諸子之處，楊?之《洛陽伽藍記》寫人敘事的具體生動，也有超過《左傳》、《史記》的地方。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比起《水經注》固然是青出於藍，明代張岱、劉侗等人的寫景文章，其動人處較柳文又有過之。唐宋以後，散文界一部分流派和作家強調複古、擬古，缺乏創造性，成就不大；但從總的情況看，古典散文是不斷發展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