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實在是很有點迂。譯畢《簡·愛》，有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說，這可是一本代代相傳的暢銷書，隻要你肯，願以高價購買版權，或者給你高比例版稅，每每重印，你都可以小小地發一點財。他拒絕了。他說我是應“譯林”之約重譯的，我得守信。然後他對我說私房話道，錢嘛，總是小事，那“譯林”，可是國內的一流出版社哪。於是，四十萬字的《簡·愛》，他的基本稿酬是數千元，後來每重印萬冊，他也就隻可得數百元人民幣。
我最得意他的地方，在於他學的是外文，研究的是西洋文化，可骨子裏仍是龍的土地上的浙東山區人。盡管他能操一口流利典範的英文在領館的“Party”裏自如周旋，但他從不在同胞麵前作假洋鬼子狀——作為寫下“鄉音未改鬢毛衰”這一不朽詩句的老鄉，他隻要一說普通話，那濃濃的紹興官腔就會讓所有的人都忍俊不禁，不過在我聽來，總覺得比那些愛賣弄幾個洋文單詞的夾花蛋糕式話語中聽些。盡管他很早就腳踏實地同吃同住同勞動地進入了西方世界，至今與那裏的主流社會有著密切的交往，了解並研究著真正的西方現代派諸如帕特裏克·懷特等，但他並不以為唯有西方某種體係方為正宗風騷，更不在自己的領域裏揮舞西式語係的大捧來左打右掃。他不抽煙，不喝酒，不進舞廳，不來“卡拉OK”，他的激情不靠那些東西誘發。他對生活的詩意的領悟蘊含在他二度創作的譯著《簡·愛》、《我的光輝生涯》裏。偶爾，他會騎了助動車去近郊釣上半天魚，那時候他頭戴草帽，足蹬膠靴，胖胖的臉被紫外線炙烤得紅紅的，全神貫注於粼粼水麵上那根遊絲，端的就是一個優哉遊哉的漁翁了。
我曾在一則小文裏寫過他。我在那篇文章的開首就說，“四十五歲後，我們倆愈長愈像了”。這是真的。他曾當過我一個學期的老師，但那一個學期似乎定格了我們終生的關係內核。三十多年了，我不能不承認他在我的人格、文格、乃至相貌上打下的烙印。人與人，特別是親人，是會互相造就的。
附 相濡以沫三十年
黃源深
路見不平，拔刀相向，通常用以描繪山東大漢。王曉玉手無縛雞之力，細眉細眼的臉上架著度數不淺的眼鏡，卻也有這樣的脾性。有一年隨我回浙東老家，在曹娥車站轉車，我看管著行李，她去排隊買票。不一會兒隻聞人聲嘈雜，遠遠望去那隊伍從長形變為一團了，我立即知道不妙，十有八九是她卷進了紛爭。拖著大包小包趕過去，果然，是她，正與一個結結實實的漢子像鬥牛似地對峙著，還一步步地逼過去，逼過去，口裏喊著，不排隊就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她的嗓門很高，一臉不要命的樣子，還真的鎮住了那男人。
王曉玉愛憎分明，喜怒皆形於色，表於言，作於行。前數年，那位客寓新西蘭的顧城殺妻後自盡，文壇有過幾乎是一邊倒的評議，大多是從回憶和讚賞顧城的詩才出發，扼腕歎息文星之殞落，而她，卻拍案而起，不但寫了一篇《我為謝燁一哭》，而且還策動剛進入新聞界的兒子，專訪謝燁的母親謝文娥，母子倆，發了好幾篇為無端斃命於斧下的死者索討輿論公道的文章。她看世界杯足球賽的閉幕式，發現為中國模特設計的服裝類似清朝的馬弁服，於是就大怒，連夜寫了三四千字，對洋人們不知今日中國之巨變大發了一通感慨。據我所知，她但凡出席文化界的座談會，也常常言辭激烈地暢所欲言，不溜須，不從眾，根本就不在乎在場到了些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