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玉的性格色彩非常鮮明。她當過一段時間的工會幹部，有一次為了幫一位離婚女子出氣，竟陪了她到男方家索討據說應該是屬於女方的財物，那是一條舊的床單，一幅廉價油畫，還有一隻壞了的藤椅子她幫得很認真很起勁，隻是一出了男方的家門，就不得不跟那女的一起氣喘籲籲地將那隻碩大的沒用的藤椅扔進遠處的垃圾箱裏。她孝順她的老外婆，那年月裏她叫不起出租車，於是就借了一輛三輪車，把外婆安置在車內，自己騎著，橫穿半個上海請她來新居玩。她什麼都敢動手拆，動手修。如今家裏的水龍頭壞了、電路出了問題，小修小弄都由她幹。她掙錢並不很多，花錢卻並不很少，酒席飯桌上總是搶著“買單”。她不愛種花養草，因為曾經有過幾盆，都因為疏於管理而枯死，她便說從此再不幹這類傷天害理的事了。她母親過年來我們家小住，因為飲食不當腸胃出了毛病，她一麵收拾穢物一麵笑著說，好，大年初一，黃金萬兩，我們今年是肯定要大利大發的了。
或許正是這種性格，使她的作品很有點個性，比較大氣，許多評論稱之為帶有陽剛之氣，我以為然。
王曉玉不是專業作家，是業餘的。她的主職是華東師大的教師。她教書教得不錯，很服從工作需要，叫幹啥就幹啥，不但多次當過先進分子，而且因為教過多門課程而主編過多本專著，類似《影視創編》、《台港文學》乃至《兒童文學》等。教師進行文學創作，有譽之者說是“學者型”，我卻認為往往嚴謹有餘，放達不足。王曉玉雖然因為生性比較大大咧咧，自我約束少些，但在她的作品中，也還是可以看得出理性對感性的層層羈絆，極大地消蝕了她的才氣，限製了她的自由。她寫於一九九七年的長篇曆史小說《凡塵·賽金花》，雖然文壇評價不低，但我看就有過於理念化的傾向，特別是後半部分。我以為，王曉玉的創作並沒有抵臨她應該到達的高度。她的潛力尚待開發。
執教之餘，她可用於執筆的整段時間當然很有限。這於她，是心底永遠的痛。一旦她逮到了相對完整的時間可以寫作，馬上就成了拚命三郎。那年夏天，她利用暑假寫長篇《99玫瑰》，每天一早五點多就坐到了電腦前，工作到晚間十點，倒頭便睡，一個多月六親不認，竟一氣嗬成了二十萬字。文稿殺青那天，她的雙頰深深凹陷了下去，眼鏡片後的眼袋比以往大了一倍。寫《紫藤花園》時，她租了人家的一間私房，一住半年，到挾了四十萬字離開時，那間房裏滿地都是抹麵包用的“果醬”、“知己”瓶子，我數過，竟有三十多隻！
但她又不是工作狂。平時她很貪玩。她喜歡張羅飯局，吆朋喝友地去什麼地方撮上一頓。她常牽頭搞個什麼小小聚會，到個俱樂部裏去唱幾個鍾頭。她熱衷於冬泳，溫水的，死乞白賴地拖我去。她知道徐家彙開了港彙廣場，場內有家很雅很靜的茶室，於是就隔三差五地帶了朋友去小坐，閑聊。她有許多朋友，其中不但有文友，還有建築包工頭、飯館業主、股票經紀人。她五十歲時起意學會了騎自行車，九七年當了外婆後在美國學過汽車架駛還通過了英文筆試。她有時坐在她的書房裏，肅肅靜，我以為她在寫作，不意間進去看看，卻發現她是在電腦上玩牌，玩的是非常小兒科的“接龍”。
從她十八歲時到現在，我跟她相濡以沫三十多年了，發現她對生活的熱情絲毫未減。她有滋有味地生活著，並且將她的這種熱情化成了文字。她的作品豐厚、鮮活、激揚，得到了許多人的喜愛，正是基於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