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作為對民族國家和民主崩潰的反應，又由這樣一些人組成了一種聯盟，這些人反對因結構變化而出現的失敗者在社會地位方麵的下降，反對一個民主國家及其公民喪失其權力。但是想關上這個閘門的強烈願望會導致這種“本領域政黨”最終與民主的平均和普遍性基礎為敵。這種保護性情感會推動以倫理為中心的防禦來拒絕多樣化，對外國人顯示敵意的防禦以拒絕他者和他物，還有反對現代化的複雜的生活關係。這種情感把目標對準一切超越邊界的東西，反對武器交易和毒品交易或者黑手黨成員，因為他們危害內部的安全；反對信息過剩和美國電影，因為它們危害本土文化；或者反對外來資金、勞工移民和流亡者，他們會危害自己的生活標準。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這種防禦行動的理性內核，就很容易看到，為什麼一個民族國家不能通過一種政策而重新贏得他自己過去的強勢。
在全球化和區域化“派別”之間出現的這種讚成和反對的僵持局麵，導致人們去尋找“第三條道路”。這種尋找的進行分化為一種防守和一種進攻的不同形成。前者的出發點是：雖然對世界範圍內不受任何限製的資本主義不能加以控製，但卻可以在國內給它加上彈簧。後者則堅持政治具有一種可以塑造的力量，它在超國家層麵上跟隨離它而去的市場的成長而成長。
根據防守派的觀點，政治適應於市場一體化社會的這種狀況已不可能再改回來，但是民族國家在對投資資本的利用條件方麵不應該隻起到單純反應的作用，而應該同時在各種嚐試中發揮積極作用，例如讓社會公民掌握各種技術和技能，使之有能力參與競爭。新的社會政治並不比舊的缺少普遍性。但是它不應該首先去保護勞工生活的標準危機，而是用“有效率的承受者的創業性質量去裝備人們，使他們自己為自己分憂解難”“幫助人使之能自我幫助”這條公理就包含著體能訓練的經濟學意義，這種體能訓練應該使所有成人都能夠接過個人應負的責任，並發展自己的主動性，以便在市場上內行地站住腳，而不是作為“無能者”必須接受國家的社會救濟。
使“老的”社會主義者們對“新中間派”或者“新勞工黨”的這種視野生氣激怒的東西，有如下兩點：一方麵是在關於社會公正性問題中表現出的重新定向，另一方麵是這條有疑問的經驗主義前提，即職業勞動，也就是說即使不具有標準勞動關係的形式，也一如既往地被視為“社會一體化的關鍵力量”。導致生產率上升和節省勞動力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世俗性潮流，還有同時在勞動力市場上不斷上升的需求――尤其是婦女需求工作，這些使得與之相反的關於“大眾就業社會已經終結”的假設並非完全不恰當。
從規範來看，這條第三條道路的主角們轉向了一種自由主義的路線，它完全從輸入這一麵來考察社會平等，並把之歸結到機會平等上。它立足於一種“以世界市場為導向的生活形式”的倫理，這種倫理期待所有的公民都能教育訓練自己從而能夠“利用自己的人力資本”。
不願意超越這條根本原則的人，就會轉而去考察第三條道路的另一種形式，即進攻的方式。這一觀點受政治優先於市場邏輯的引導：“市場的係統邏輯應在何種程度上行到‘鬆綁’，在何處和何種框架內應由市場來‘統治’，在一個現代化社會裏對此作出規定，應該完全是非自由主義政治的事務”。這聽起來有點唯意誌論。首先，也無非是一條規範性的假設，根據我們迄今為止的思考，它在一個國家內部是無法實現的。但是在尋找一條出路以離開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的減少和民族國家的增強造成的困境時，這種要求就會把人們的目光引向更大的政治統一體和超國家的政體，它們能平衡和補償民族國家的功能喪失，同時也不必斬斷民主合法性的鏈條。歐盟就提供了在民族國家的彼岸的第一個民主例證。當然創建一個更大的政治統一體對地域競爭的模式不會作出什麼改變，也就是對市場一體化的優先地位不會作出改變。麵對全球化市場，政治隻能作出“彌補”，如果它能在更廣闊層麵上成功地為一種世界內部政治創造一套有承受能力的基礎設施，這套基礎設施又沒有脫離民主的合法性過程的話，政治必須跟隨全球化市場成長。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考察歐盟迄今為止的發展，人們會得出一個矛盾的結論：新的政治機構的創立，如布魯塞爾官方機構、歐洲法庭和歐洲中央銀行，並不意味著政治的強化。貨幣統一是在這樣一條路上邁出的最後一步，盡管舒曼、戴高樂和阿登納最初為之製訂了發展綱領，通過回顧過去還是可以毫不誇張地把這條路描述為“政府共同製造市場”。歐盟在今天表現為一個洲際性的更大空間，從橫向看它通過市場而形成緊密聯係，但從垂直麵看，由於間接的合法性管理機構，它相比較而言在政治上隻是弱勢地得到調控。由於其成員國通過貨幣主權向中央銀行的轉移而失去了操縱貨幣交換率使之相互適應的可能性，在可以期待的更加激烈的競爭之中，在一個統一的貨幣共同體領域內，將會出現一些新的更大範圍內的秩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