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關於“數字中國”近期的發展，吳鷹是我們的會長，丁健、王中軍、王維佳等等一係列常務的理事在過去的幾年之內，圍繞著中國數字化標準化的發展，做了一係列的產業化方麵發展的設想。我們提出了一些建議，正在發展之中。我當時作為第一屆發起的常務理事，他們讓我寫一句話，反映我們數字中國的精神。但正好那一年是《英雄》電影放映，我講了一句對聯，“書同文，車同軌，度量衡統一天下”，就扣英雄的主題。然後“數字化、信息化、標準化，振興中華”。作為中星微電子的創始人，對整個IT、數字工業的這些企業而言，這是我們的一個使命。隻有通過實現我們振興中華大的事業，我們每家企業才能夠真正掙到錢，才能從小壯大，而你個人的選擇、事業才能得到解決。數字中國在更長期的發展中，能為我們國家的建設、為我們自己每個人未來的事業提供非常好的一些資源。
第三個問題，創業的必要的因素。創新要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配合、配置找到。對於中星微電子而言，每家公司可能有每家公司不同的方式，對我們而言，我們堅持走自主創新的道路，堅持申請了500多項專利，花了很多錢，我們堅持在七大核心領域做到世界一流，我們在互聯網時代堅持做硬件，並且把硬件打到全世界，5000多萬美元的芯片進入到手機、計算機、家電行業中。在配置生產力、生產關係的過程中，任何一個企業要有它自己的一套重要的哲學，也就是他要通過他自己最擅長的東西去獲得成功，而在我看來，對我們的企業而言，要做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芯片設計公司，我們會繼續在核心技術領域去創新。
問：鄧博士你好，我來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碩士研究生。問兩個問題：
第一，剛才我們注意到一個份額是60％，我不知道您對剩下的40％有何打算？
第二個問題，我不知道在一個企業，類似於中星微電子這樣的企業在創新和發展過程中，您希望政府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鄧中翰：60％和40％的問題，對於我們企業而言，芯片就像英特爾或者是微軟一樣，是一個全球化的技術，要麼做第一，要麼不可能掙到錢。所以，我們的雄心壯誌是“統一天下，拿下100％”。
第二個問題，我們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中星微電子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國家“18號”文件，包括中關村一些注冊公司、綠色通道等等一係列支持，沒有這些支持我們不可能辦到今天。當然，這些支持如果在矽穀創業更加容易一點，但是不一樣，矽穀這幾年來有6家企業上市，如果在矽穀，是第7家上市，在中關村創業，我感覺是中國的第一家，對我的意義非常大。所以，政府的支持，對我們芯片產業的期望，對於我們這樣一個企業而言，不僅僅是注冊工作上，更重要的是給我們一種精神力量，通過這種精神力量能團結更多人，40多位優秀的留學人員回到中國來，放棄美國優越的生活，在很艱難的環境下創業，沒有精神的力量是很難讓他們作出選擇的。所以，能夠與國家的發展相一致的話，會給我帶來了一些增值的效應。
問：剛才你提到自我創新的問題，自我創新的問題其實在創新過程中有風險。你們在“星光”三號開發出來之後曾經麵臨過財務風險，要抵押貸款，現在應該說企業還是非常成功的，你怎麼樣看待在自主創新當中的風險，怎麼樣規避這些風險？
答：一個企業的發展，尤其是做原始創新的發展，都會遇到非常重大的一些壓力，如財務上的壓力、很顯然在座的很多同學都希望自己像張朝陽、丁健、吳鷹他們去創業，去成功。在原始創業的發展過程中需要的錢是非常多的，但是我們今天的投資環境非常好，當然規避這樣的風險也是非常困難的。當時的選擇是什麼？或者把公司的技術、產品賣掉，套現，或者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去融資，融資還會使你的股份被稀釋的情況。第三，貸款。當然很多創新型的企業，風險投資的企業很難得到貸款，當時情況非常嚴峻，最後由我們幾個創始人決定，我們當然不能把我們的“星光”中國芯賣掉。第二個選擇對我們而言要接受很大的稀釋，對於我們老的股東，對於持有公司期權的員工是不公平的，尤其是當時要進入到量產的階段。我們後來選擇了貸款，而貸款需要抵押，像我們這樣IT的企業，沒有房產、地產，沒有其它東西可以抵押，我們也沒有集團公司從其他角度可以貸款或者擔保，最後的方法是我們四個創始人，用我們個人的存款，用我們個人的房產和股票跟銀行簽訂了一個個人抵押貸款的合約，貸到了300萬美元，使得公司在當時財務壓力情況下挺了過去。這個也非常重要，其實任何一件事情背後都有兩方麵，在非常巨大的壓力下，當我們四個創始人簽完字之後，對公司的忠誠、決心會更大。風險是難免的，正確的挑戰這樣的風險可能會帶來更多想象不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