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躍剛
盧躍剛，1958年生，四川人。《中國青年報》策劃部副主任、記者；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作品有1998年創作的《大國寡民》，進入當年十大暢銷書榜單；另有《辛末水患》、《以人民的名義》、《鄉村八記》等收入《觀察中國》之《在高層》和《在底層》；近期新出版的講述新東方傳奇故事的《東方馬車》引起各方麵的關注。
首先討論一下水利大災與中國社會問題的關係，有一個切入的認識和研究。一部德國著名的研究東方社會的書的作者根據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和馬克思在研究印度的時候文章裏麵提出的概念提出：東方社會圍繞的秩序，而形成了一整套國家動員控製係統、獨特的有東方色彩的國家結構或政治文化係統，以及其他方麵的意識形態。起初我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後來91年發生了水災，我就發現書裏麵記述的古代從水利到水患的國家行為與今天有著驚人的相似——無論是從宏觀，還是微觀——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通過一場災難和國家係統應對災難方式來看國家的控製狀況和社會狀況。從曆史來看，河渠書專列是我們的正史裏一定要記載的，而且我們的專誌裏辟專章來講水利，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文化現象或說是政治現象。根據我長時間的跟蹤、積累的資料，我寫了一部書叫《辛末水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研究華東水災。我采用的材料與當時通用的材料有著本質的不同。因為當你做了一個最基本的了解——從理論的到社會狀況的了解後，那麼在前期采訪裏所選取的材料和跟蹤的方向與別人是有天壤之別的。當水災出現時，它成為了一個公共信息，媒體也根據各自的需求對此進行采訪報道，由於記者的背景知識不同，選取材料角度不同，那麼最後的作品也不同，我根據大量的收集資料，還寫了一篇準學術文章——《治水·治國》，治水其實就是治國。基於我對中國的地理情況、水資源分布、氣候和我們應對水災的意識、觀念與方法，當時我在書裏（《辛末水患》）做了一個預測：如果有些問題不得到關注的話，當發生重大水災的時候會出現更嚴重的情況。如果說水災是一種常態，中國社會是一種常態，東方社會是一種常態，那麼對水災的應對及所謂的減災，效果會大為不同。
我判斷1991年的水災是人禍大於天災，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將會極大地使天災的損失加大。而且據當時的判斷，我也覺得以後還由於世人的局限，人類利益關係的衝突，加大災難。到1998年水災來時，在全國媒體都沒有動的情況下，我們《中青報》做了一個判斷，提前一個多禮拜全線控製了長江流域。在這一個多禮拜裏、《中青報》95％以上的新聞是獨家，因為其他媒體都還沒有去，他們認為那可能隻是個小區域的、跟往常一樣的、不會超過華東水災的一次水災。但他們忘了一個基本的道理，就是長江流域的含義與淮河流域的含義有著本質的區別——當然兩邊的氣候也不同——因為長江基本上是龍脈，跟黃河並列的龍脈，長江流域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大於淮河流域的。所以長江隻要一動起來，牽動全局的可能性就極大。整個流域的上遊是重慶，下遊是九江，一線兩點，中間是有兩大調蓄功能的自然湖泊洞庭湖和鄱陽湖，而我們控製了上遊的最頂端、中遊的最末端——最有可能出現險情的地段。這都基於對中國自然狀況的了解。後來我們突然發現柳州出現了運兵情況，正規軍北上進入長江流域。我們在總參、總政、總後的消息全部封閉的情況下，看到了車次，對運兵人數進行了大概的預測，進行了頭條的報道。因為在國家動員裏麵，當用了正規軍來減災的時候，就意味著災難的性質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實際上這都涉及了對新聞事實發生前的一個基本的判斷，也與記者的背景知識儲備有關。
我們的獨家報道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譽。當時有一句話叫“長江衝破了九江大地，《中青報》衝破了新聞限製大堤。”因為當時規定，重大災難、重大險情需慎重報道。但是作為從事新聞的職業者，要使我們國家完成一個良性的職業過程，首先要超越限製，作為媒體來講也是一樣。我們的獨家報道一下子把整個關於九江報道的限製給衝破了。雖然我們後來受到了批評，寫了無數的檢討。但是隻1個月的時間，這篇報道就被評為九江報道的特別獎。不久，朱鎔基總理到九江去，他說，重大的災難險情一定要公開報道。在開始時，我們報道是有壓力的，盡管它的社會效果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根據我們的判斷，我們也不認為這個報道之後我們就會有滅頂之災。雖然大家弦繃得比較緊。當時《江西日報》和《九江日報》是兩天以後才報道災情的，大水起了兩天後成什麼樣子了？那個時候公眾最想知道他們的生命和財產是不是處於安全狀況，並且迅速做出對社會其他方麵構成一體化影響的反應。結果他們的報道很被動。事實也證明了我們那個基本的判斷是不錯的，證明的時間很短，從朱鎔基去九江說話，到1個月後在全國的評獎上這篇報道拿到特別獎，都足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