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描述的這個東西，都是在中國社會真正發生的事實。而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國有資產的全部固定資產總和是合作化以後我們從農民那通過“剪刀差”拿來的這筆收入的總和。因為在此之前中國是閉關鎖國的，沒有經濟來源。國有資產的全部固定資產總值是合作化以後通過“剪刀差”拿上來的農民貢獻給現代化的貢獻的總值。我們的國體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是在憲法裏說的這個國體性質。但實際上你會發現在工業化的大車往前走的時候，開始的時候是工人和農民兩兄弟坐在一個車上，一塊趕車往前走，發動機也發動著。上坡了，工人大哥就向農民說，“你下去推推車”，然後農民老大哥挺老實就下車推了。到了平地，工人老大哥開車“咣嘰”就走了，就把他落下了，他被拋棄了，不僅是被拋棄了，它的基本過程到今天為止還是在一個被舍棄剝奪的狀況。你們知不知道農村裏現在費用如果交不出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對了，扒房子，趕豬，抓人。有點驚訝是吧？那這個都是我們看到的了。所以說各位同學能坐在這挺僥幸的了。能夠坐在這麼安全的地方。你們也有麻煩是吧，但是這種麻煩比起農民那種麻煩要小得多，他是生存問題！我們的福利，即使現在的下崗職工、失業職工，他們的福利跟農民的也不能相比，農民的福利是有土地保障，但土地現在隻能維持一個基本生存，如果交了費的話，它還要倒貼，從銀行貸款交稅費。相比而言，農民實際上有很多情況更慘。所以說這麼一個群體，長期是被忽視、被歧視的，而且已經釀成的今天出現的問題。我不知道你們大家都聽沒聽今年的朱鎔基答記者問，今年他最擔心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呀？農民收入問題。我做過一個調查，去訪問審計署署長李京華，1995—1999年5個年度國家實行糧食改革，鼓勵農民種糧食。一方麵我講了剛才那個情況：5個糧食年度5 000億叫“統一收購、順價銷售、封閉運行”，12字糧食改革方針，都是挺專業的。這是中國的糧食供銷製度，它就為了保障農民有比較好的糧食收購價格。但它實際上實現不了，5 000億下來以後，國家專款財政2 300多億虧損。整個係統從農發行開始，一直到糧債，貪汙腐化——雪上加霜啊。5 000億元人民幣就是為了這個玩意兒。農民收入不僅沒有提高，種糧食不僅沒賺錢，現在反而情況更嚴峻。在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下看待這個問題我們就知道在漢堡和卡迪爾對話的真實含義了。我知道他提出這個問題的分量有多大，我才會驚訝，因為這個問題在中國的很多大報裏麵，大多數記者是不關心的。很簡單，是不關心不了解的，不願意花力氣去做的。但是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可能給中國帶來很大麻煩的重大的社會問題。實際上，你會發現一個問題，或者從職業的角度會發現一個問題。什麼呢？就是第一，中國現在發生的很多問題都是世界性問題。隨著進一步的全球化，在WTO背景下的進一步地上升為地球村的緊密合作的一個分子，很多問題都是世界性問題。中國的風吹草動，糧食歉收將會帶動全世界的糧價。中國的石油一出現需求，一出現波動會帶動全世界的石油價格。糧食價格、石油價格都是世界最具決定性的基本的生存條件，如此重大的問題哪有不關心的理由？也正是在這點的含義上，卡迪爾的問題有她的合理性在。第二，你會發現，隨著世界融合的進程，認識社會的標準在普世化。別以為你這裏發生的事情是跟別人無關的事情，不是。這就決定我們很多的新聞標準，將會往這個形勢走。我們關心的問題，也就可能是世界關心的問題，世界關心的問題也可能是我們關心的問題。那麼職業行為的標準，也將會汙染這個群體，這是不可阻擋的。因為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化的建設，完成現代化，建設一個法治國家，建立一個公民社會，由孫中山所說的軍政、訓政到憲政目標，跟我剛才所說的幾個是匹配的。將是潮流所至，不可阻擋的。因為你不能想象在一個家庭裏生活可以各行其是，毫無顧忌；你不能想象在這個家庭裏生活的每一個成員遵循不同的行為標準而自以為是，這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社會演進的一個必然的趨勢，是我們在完成自己這種職業行為的時候一個趨勢性的認識，也是影響到我們判斷每一個具體的新聞事件，完成采訪寫作的最低標準：記錄曆史。我今天的演講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掌聲）。
盧躍剛回答清華大學學生的提問
問：盧老師，您那麼深入社會底層，深入農村進行調查。讓我們記錄曆史，我想問的是您深入社會調查這些，並且寫《大國寡民》這樣的書敢於把那些社會不平的事揭發出來，您的動力是什麼？
答：動力啊？有的人寫文章說我追求公正公平，我認為這個對於我來講不真實，為什麼呢？因為我很深切地感受到，伍芳她生活的空間跟我一樣，她喝的水跟我一樣，她呼吸的空氣和我一樣，她身上發生的事情很可能都會發生在我的身上或者是我們的身上。我們的基本生活狀況都是同構的，這是我的動力。
問：盧老師您好，您剛才講了很多中國的農村問題，我想知道，您怎麼看中國的現狀和未來，另外您怎麼看待下崗職工問題？
答：這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我回答第二個問題。我曾在95年的時候負責過組織編輯，也寫過一篇文章叫《在底層》，寫沈陽下崗職工的。我們做了半年，用冬天和春天去調查沈陽下崗職工或者叫失業職工的情況，我發了20篇報道。後來重慶成都我也去了，了解那裏下崗職工的情況。
當時下崗職工或者叫城市貧民問題、城市失業問題。我覺得整體情況比農民工還好一點。農民工問題，89年開始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勞動部都沒有這方麵的統計。有多少農民工、是什麼情況、流動情況怎麼樣？這方麵研究當時簡直是粗得很。現在下崗職工的統計倒是有，但實際上是有問題的。我們現在統計的是3%不到，這個數據指的是注冊登記的。3%還是5%啊？現在這個數據是國際安全線指標。實際上我們現在的下崗職工有很大一部分沒算，就是說大部分沒有登記。沒有登記沒有活幹的、享受最低保障的——過年過節是婦聯團幹部、省委書記帶點錢，平時就是最低生活費的——那種占大部分。所以我認為真正數據要超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