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
李大同，1979年進入《中國青年報》工作。曆任報社駐內蒙古自治區記者、機動記者、科學部副主任、學校教育部主任兼科學部主任。現為《中國青年報》高級編輯，編輯中心副主任兼《冰點》專版主編。
1985年憑借《大學畢業生成才追蹤記》突破了以往新聞界非黑即白的兩極報道模式，首次將“灰色帶”人群作為新聞的考察對象，以“進行式”報道取代傳統的“結論式”報道，使新聞更加逼近生活的複雜度。這組報道後來被新聞界公認為是新時期深度報道的“開山之作”。20世紀80年代其他的代表性報道還有《第五代》、《傾斜的金字塔》、《命運備忘錄》、《護士職業采訪劄記》、《兩代知識分子對話錄》等。90年代，由於創辦了名牌欄目《冰點》再度名噪一時。
我看過了你們傳給我的問題。我來以前有個要求是私人問題，不要宏大敘事。但是同學們提的問題大多數還是“宏大敘事”。比較專業的問題才是問題，一般性的問題我也犯傻。你有什麼經驗，有什麼感受，我就不知道談什麼，談20年的從業經驗，那麼多，怎麼談呀！因此我倒希望你們以後要是再請所謂的名家，所謂的名記者，來給你們講他們的故事，你們應該先研究一下他。這樣你們腦子裏才會有問題，才會有真正的問題。
一個記者，他一生之中在幹什麼？就是在提問。一個記者基本工作形態就是提問。區別一個好記者，一個一般記者，一個壞記者的水平，就在於他提的問題的水平。有一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本來一個采訪對象的層次很高，但記者提出了一個很平庸的問題，就有可能把采訪對象的層次拉下來。因為你的問題太差了，他不知道該怎麼樣回答。因此，想進入這個行當，第一個應該提高的就是提問的技巧。一聽提問，就知道記者的水準，是不是平庸者。剛才談一下對大家問題的感受，然後，我就往下掃。因為把這些問題掃蕩之後，我估計大家就會有真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典型的學生問題。“你學生時代的理想和憧憬，以及有意無意為之做的準備？”坦率地說，我們當學生的時候還談不上什麼憧憬不憧憬，正趕上“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我是一個老三屆。67年初中生，按今天的標準是剛剛脫盲吧。鬥大的字認識一籮筐。“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那兩年“文化大革命”浩浩蕩蕩。開始上山下鄉，一下去就是10年。我是去內蒙古草原，在草原上一待就是10年。因此沒有什麼職業憧憬，第一是為自己活下去，第二是自學，不能被社會落下。知道再上學的機會是微乎其微了。因此我們上山下鄉的時候拉去了4牛車的書。草原上是遊牧，一年搬4次家，我們每次搬家共有10個牛車的東西，其中4個牛車是書。老鄉們都特別驚訝，你們要這些本本幹啥呀。可是沒有這4牛車書，這10年草原生活就不知道該怎麼過。悶也悶死了。所以沒有什麼憧憬，不像現在，大家都有很多憧憬，不僅有國內的憧憬還有對美國的憧憬、英國的憧憬，是吧！（哈哈大笑）
第二個問題是你是怎樣走上新聞工作這條路的，你有過什麼曲折，你又是怎樣應對這些曲折的。你說這是不是宏大敘事？我走上新聞工作這條路是陰差陽錯，大家知道中青報是1966年被停刊的，一直停了12年，到1978年10月，“四人幫”倒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這才開始討論恢複中青報，開始重建中青報。當時編輯部的編輯記者也是七零八落，找不著人了。除了找回原來的一些老同誌以外，編輯記者，都重新招募，我就屬於第一批被招募的。當時還在內蒙古，多少有一點北京的資源，因為我就是北京人嘛。有人聽說了這個消息，說中青報在招人，其中要招駐內蒙古的記者，條件是蒙漢兼備。恰巧我在那兒混了10年，蒙古語非常地道。因此就通過我這些資源把個人情況傳遞過去，我就是這麼陰差陽錯的，連考察都沒考察，就進了中青報。當時對第一批記者的考察非常嚴格，三人小組到各省去，唯獨對我沒有考察，你這人再棒，他可能不會蒙古語，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條件。不過那也得看看我的文字功夫怎麼樣。我家裏趕緊把我的信都傳過去了（當時的信和現在的不是一個概念，高度政治化，通常一封信要寫10 000字）（驚訝聲）。也沒什麼作品，在草原也寫寫小說，就把寫小說的本本寄到報社去。報社就根據這些信和本本對我進行考察。信件證明這個人“思想解放”，本本證明這個人文字功夫還不錯，於是我就成為複刊後第一位駐內蒙古記者。
可是我根本就沒想到我這一輩子要幹新聞。大家知道，新聞作為一個行當的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情。你們都不能想象，我們剛進報社時新聞的運作方式——這一周都登什麼東西，上周末都列出來了，那個時候是一個典型的計劃新聞時代。
人生曲折就不說了吧，人生曲折對咱們這個行當沒什麼意義。就個人而言，最孤獨，最絕望的時候，也體驗過。當我的同伴們都走了以後，我一個人在草原上過了3年。一個人，方圓幾十裏地就你一個人。你在那兒過3年，你才知道什麼叫寂寞。聽到一聲狼叫你還感到親切。（學生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