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總共留下了三份遺囑，一份是家事遺囑，一份是政治遺囑，還有一份是致蘇聯政府的遺書。限於篇幅，致蘇聯的遺書不在討論範圍，隻看家事遺囑和政治遺囑。
家事遺囑：
餘國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餘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誌。此囑！
政治遺囑：
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誌，務須依照餘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對於《政治遺囑》和《家事遺囑》的產生過程，目前有三種說法。一說是孫中山在病床上口授由他人筆錄；一說是孫中山口授要點，由他人在病床前整理而成的。還有一說是事先為孫中山準備好了遺囑文稿，由其同意後簽字。從當時在場的國民黨重要人物如孫科、張繼、於右任等人的回憶錄和其他相關資料分析，孫中山的遺書是由他人事先擬好，孫中山閱後同意後簽字的可能性最大，但代筆者又是誰呢？主要嫌疑人有三個。
第一個是當時國民黨的接班人和大才子汪精衛。據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和秘書黃昌穀回憶，孫中山的遺囑是由汪精衛起草，並經當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通過。
1925年2月20日，北上的孫中山積勞成疾，病情加重，西醫和中醫均回天乏術。眾人一致認為，不如趁先生還清醒時，請示遺言。於是隨孫服侍諸人便推選中山先生之子孫科、舅子宋子文、連襟孔祥熙和善於察言觀色隨機應變的汪精衛，帶著由政治委員會已擬定的遺囑草稿，代表大家懇請中山先生留言。留下些許教誨之言，以便遵照執行。孫中山沉默了一會說：“我看你們是很危險的，我如果死了，敵人一定要來軟化你們，你們如果不被敵人軟化，那麼我又有什麼話可講呢。”汪精衛等人則表示，他們不怕危險，不怕被敵人軟化。孫中山說：“那麼要我說什麼話呢？”汪精衛說：“我們現在預備好了幾句，念給總理聽，如果總理是讚成的，便請簽字，當作總理說的話；如果總理聽了不讚成，那麼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我們可以代筆記下來，也是一樣的。”孫中山說：“很好。”汪精衛即將預備好的稿子念給孫中山聽。孫中山聽後，表示很滿意，說：“好的，我很讚成！”隨後，汪精衛又將家事遺囑的稿子讀給孫中山聽，孫中山也表示滿意，說：“好的，我也讚成！”
遺囑定稿後，汪精衛等人本來是要孫中山簽字的，但此時孫中山聽到宋慶齡在門外哭得很傷心，便說：“你們暫且收起來吧！我總還有幾天生命的。”到了3月11日，即孫中山逝世的前一天，何香凝發現孫中山的眼睛已開始散光，便對汪精衛講“現在不可不請先生簽字了”，並勸說宋慶齡不要哭泣。於是汪精衛和孫中山的家屬及在北平的國民黨人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等一起來到孫中山病床前。兩份遺囑呈給孫中山時，孫科將他的鋼筆遞給父親，但此時孫中山握筆寫字已有困難，宋慶齡便用手托著他的手腕讓他寫。孫中山在兩份遺囑上都簽上了“孫文，3月11日補簽”字樣，並囑他死後立即公布。孫中山簽字後，汪精衛在“筆記者”下簽名，其他人則在“證明者”下簽了名但根據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張繼等人在生前寫的一些回憶文章中，卻十分肯定的說，中山先生遺囑的最初起草者是吳稚暉，並不是汪精衛。吳稚暉是國民黨元老、又是前清舉人，似乎也有這種可能。於右任曾在一篇悼念吳稚暉的文章中說：“民國十四年，國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員會，稚老與我皆任委員，……這時鮑羅廷是委員會的顧問，稚老與鮑羅廷初次交手時即一字不讓，後來討論遺囑時與鮑羅廷的爭論更加激烈。……國父遺囑的完成，吳先生有大力焉。”另一位國民黨元老張繼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肯定地認為，中山先生的遺囑是吳稚暉起草的。張繼的文章是這樣說的：“總理病危時，於右任認為萬一不幸，應有詔告國人之遺命、遺誥、遺訓，名稱未定。吳稚暉針對於右任的意見提出：吾輩係平民主義，不應帶帝王語氣，建議用‘遺囑’二字。”原稿由吳稚暉起草後，眾人再三商榷修改，乃改為今文，汪精衛亦為修改者之一。由此可見，中山先生的遺囑，係由於右任提議，政治委員會討論內容和名稱，吳稚暉起草，眾人反複商榷修改後，在中山先生病危時，由汪精衛向中山先生口述，經中山先生審聽簽字而成。汪精衛是國父遺囑重要修改人、見證人和筆記者，並不是起草人，吳稚暉才是遺囑的最初起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