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安是作家。當年和陳忠實、京夫等人同時出名，隻可惜早早逝去了。他是1947年元月生人，1993年元月去世，活了僅僅46歲，至今歿了整整11年。
誌安臨去世那幾天，我沒有能去看他。老家人給他送了一箱蘋果，他讓人放在作協樓下那間低矮的鬥室裏給我留著。當我得知誌安去世的噩耗趕去的時候，他的老娘和妻子拉著我的手邊哭邊說：“誌安讓給你留的蘋果放在他樓下的房子裏！”我泣不成聲，隻是一個勁地點頭回答：“我吃，我吃！”
我們認識得很早，是上世紀70年代初。那時我剛從學校畢業分配在一個縣的政工組搞宣傳，誌安也是從一個小學教書調到縣文化館從事文學創作。有一次我到一個先進村去寫總結經驗的材料，誌安不知因什麼事也去了這個村。他和幾個人走進屋子看見我們正忙著弄材料，便客氣地說了句：“這幾位都是縣裏的秀才，可不簡單！”我當時回了一句：“這有什麼不簡單，做這類文章還不是把事情弄清楚說明白就行了？！”不料這話刺了誌安，他事後在別人跟前說我太傲氣。我也因此知道他叫鄒誌安，乾縣師範畢業，愛好文學，經常寫寫短篇小說投給報刊。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誌安其實是在讀師範時就堅持寫作，後來一直寫小說。我看見他在《陝報》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補課》，後來就不斷地在報紙雜誌上看見他的作品。再後來《哦！小公馬》、《支書下台唱大戲》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他也開始有了名氣。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記得《人民日報》為一個什麼重大政治活動發表的一篇社論《八億人民前進的步伐》，其中就有鄒誌安的名字。
我一直在行政上混，他一直在文學堆裏熬。我開始是一個小小的領導，他在當地卻已大有名氣。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推薦他的一位學生上大學。那時候興推薦，我按他的囑托推薦他的那位學生上了大學。再後來我去另一個縣裏工作，他到了省作協當了專業作家，他又給我寫信介紹一位青年。他說這個青年熱愛文學，在部隊發表過散文、小說，文筆不錯，很可造就。但現在在一個縣的農機修造廠當工人，廠子不景氣，讓其自謀生路。他說這小夥子的母親寡婦守娃，家境極可憐，沒有一個拿工資的單位，至今二十六七，婚姻還沒有著落，讓我想辦法給找個工作。誌安和這小夥子非親非故，僅是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但他下勢為他奔波。我被他的真誠和熱心感動，也下勢把這個小夥子安排在縣文化館搞創作。我真心實意為誌安所囑辦事，是因為誌安是真誠的，我從小就羨慕和信任作家，我認為作家必是真誠的，誌安果然也是如此。我們成了朋友，他給我寫過好多信，我至今還保存著一些。我常常翻出來看，也常常讀他送我一本一本的書。有時看著讀著，就仿佛在和他聊天，仿佛看見那瘦高瘦高、急頭絆腦的樣子就坐在我的麵前。
誌安是一個貧寒的農家子弟，他的母親精明強幹，是家裏的主心骨。誌安是個孝子，對老娘百依百順。他到西安後母親一直跟著他，一直到他去世才無可奈何回到農村老家。誌安的孝順十分到位，他為他的兄弟姐妹三親六故勞心勞力，心甘情願。他愛老娘，愛他的農家，愛那裏的土地和空氣。他當了作家，每年夏收還要回農村幫家裏割麥子，有一次他在給我的信中說：“一個忙天，手硬得連字都不會寫了。”
誌安有一個兄弟，為人老實。誌安對弟弟從吃喝穿戴到娶妻養子一管到底。他用稿費幫弟弟蓋了三間瓦房，娶了媳婦。有一個刊物曾在他一篇小說前麵畫了一幅看上去像一頁飛起來的稿子的畫，其實那上麵一綹一綹一格一格便是弟弟房上的瓦，這是哥哥爬格子掙來的。弟弟娶了媳婦，生了孩子，他擔心弟弟兩口子養不好，孩子一斷奶就硬是接出來由他妻養著帶著。他又怕兩口子再生再累再養不好，他甚至把安全套都給弟弟操心到了，後麵這件事是別人說的，不過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