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肇明
“乘美以遊心”，語出莊子，意謂美者心之舟楫也，心者美之海也，乘美遊心，扶搖搏擊，騁目舒懷，海闊天高一帆懸；反之，以心為舟楫，以美為海洋，在這位偉大的相對主義者看來，也同樣可以成立。因為宇宙之大沒有人的心靈空間巨大。“美”和“心”這兩大板塊或疇區，可以互換，彼此依存。聯結它們的係詞是一個“遊”字，此乃“遊戲”之“遊”，即蘇軾所雲：“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超然台記》）。因而，此一“遊”字，無妨同時作“遊曆”之“遊”講，及“遊動”之“遊”講。如此，“遊心”一辭的意義，就包括玩耍、娛樂、休憩、愜意、旅行、觀察、思考、鑒賞、品味、享受等等內容了，而且，這些活動又是須整個兒投入，浸沒其中的。“乘美以遊心”，是一個經典的審美本質的揭示，它尤其適用於散文隨筆的創作和鑒賞。文體的目的、意義、疆域、文體對創作主體性的要求、創作心態等等，均可由此派生而來。美即至善。
不可小瞧了遊戲、閑適、餘裕心在散文隨筆寫作中的支配性意義。席勒在《美育書簡》中說：“隻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隻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魯迅譯鶴見佑輔《思想。山水·人物》一書有雲：“沒有閑談的世間，是難住的世間；不知閑談之可貴的社會，是局促的社會。而不知道尊重閑談妙手的國民，是不在文化發達的路上的國民。”而魯迅自己則說：“人們到了失去餘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餘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論語一年》）由此可見，遊戲、閑適、餘裕心是與人之所以是人的尊嚴、社會的文化品位和民族創造精神的興衰緊緊聯係在一起的。遊心既是審美活動，就不是遊手好閑，油嘴滑舌；閑適，也不是閑得發慌，奢侈淫逸，頹廢無聊；隨筆之隨，不是隨遇而安之隨，隨波逐流之隨，隨隨便便之隨。遊心，不是放縱，不是逃避，不是苟安。《易經》雲：“隨之時義大矣哉”；《新唐書》雲：“關美刺謂之諷喻，詠性情謂之閑適”；周作人則說：“以婉而趣的態度對付之，此所謂閑適即大幽默也”。這就將用文字來表現“遊心”的散文隨筆，放在了一個堅實而廣闊的藝術認識論基石之上了。“吟詠性情謂之閑適”，比較地不難理解，而“閑適即大幽默也”，包含著一個情感和認識悖論的發現。身處世界棋局之中，惟離心力將其送出棋局，跳將在半空中作壁上觀，才能看透自己和世界，卻又終究未能忘情肌膚相聯的世界，又終究無奈於無補世事棋局，僅止於大悲大喜的遊戲而已。這裏的閑適，顯而易見是指它的非功利性和無實用性，這是審美活動、心理距離感的另一說法。吟詠性情，需要放鬆，觀照認識，需要心理距離，而審美心理距離（即“大幽默”）的確立，不僅是針對社會時代和認識客體而言的，當主體同時作為認識客體出現時，反求諸己，也正是“遊心”的題中之義。心理距離是審美觀照得以成立的先決條件，同時也是避免因“隻緣身在此山中”的局促、短視從而造成認識被遮蔽的有效途徑。康德說：“我一生的主要事件在我的大腦之中展開。”列維·斯特勞斯說：“人是把家園帶在自己身邊流浪的。”（《憂鬱的熱帶》）這在一定意義上說，也可以看作是對靈魂居無定所的“遊心”的描述。“遊心”既是精神漫遊，在其姿態上就有別於登高一呼，呼天嗆地，有別於橫刀立馬，陣前叫罵；“遊心”還有別於宣教和訓誡，既是滋養，就非救急；吟詠性情，並不一概地排斥詠歎調、宣敘調、自說自話的絮語、囈語。豆棚瓜架下望星空，酒後燈前擺龍門陣，雖是當行本色，但九九歸一，“隨之時義大矣哉”，絮語閑話就不是言不及義的“話語膨脹”，不是兜售社會道德思想的平均值，記錄軀殼物化以後的一堆流水帳，當然更不是販賣醜惡和汙穢以廣招徠。一粒沙裏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畢竟是文化良知和文化智慧的表現。對人類曆史、社會文化的幽默閑適態度，並非意味著在消極累積上止步，“遊心”不是坐享其成地耗損、倒退、複舊，而是對進取、提升、創新的響應。閑適有大小之分，安樂閑適為小閑適，憂患閑適為大閑適；遊戲規則有大小不同層麵之別，屬策略操作程序的是小規則，而有關厘定遊戲參加者的身分角色，則是大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