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瓶在這種意義上，很像中華民族的曆史。惟其靜止渾然，便永遠新鮮如昔，而無需假借。中國人的傳統，使他們的的確確無需假借什麼來延續或張揚自己的生命力。如今是假借與裝飾的時代，這出於一種恐懼。至於恐懼什麼，每個人都不一樣。但恐懼的理由，大多是不自信。
然而瓷瓶從一開始就自信著，它“自適如一，自如如一，自在如一，而定於一”。我們的許多不適或悲苦，差不多在於沒有“定於一”。每個時期的“中心任務”過多也換置過頻，因而不自如也不自在。然而從遠處看，中國的曆史則如瓷瓶，“寓定一於孤獨的變化中，不容分割，無可腐朽”。
這便是瓷瓶作為一種精神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道理，因而它可以“自在自如的，挺圓圓的腹。”我們慚愧了，不敢也挺不出這樣自在自如的圓圓的腹，至多是投注目光於瓷瓶，使精神相聯。
覃子豪的詩談到這裏，使人長長地鬆了一口氣。他承諾帶領我們攀緣並觀閱一處幾乎無法攀緣的景物。他做到了這些，隻用語言就搭一架神梯，人們一一領會。
柳沄的詩《瓷器》，是通向瓷器的另一條路，這條路更有現代意識。他說，“比生命更脆弱的事物，是那些精美的瓷器。我們任何一次失手，都會使它們遭到粉碎。”
在這樣的詩麵前，我們默然了，麵麵相覷。讀者被拎起來，扔進了瓷器裏麵。
“在此之間，瓷器吸收了太多的尖叫，墜地時又將尖叫釋放出來。”
對此想說什麼嗎？我屏著氣，什麼也不敢說，但想哭。
“但在另一種意義裏，瓷器堅硬得一點力氣也沒有。它們更喜歡呆在高高的古玩架上，與哲人的麵孔保持一致。許多時候，我不忍回首。那樣它們會走動起來，而瓷器一經走動，舉步就是深淵。”
這難道是知識分子命運的一種譬喻？不，這隻是我的聯想。此時，生命招手讓你過來，逼你看它具有的更富生命力也更脆弱的那些領域。和覃子豪相比，柳沄的眼光似乎更西方化一些。不然，西方化的眼光看不到這一切，即看不到柳沄所看到的瓷器的另一種本質。“瓷器吸收了太多的尖叫”喻示了同樣是中國哲學在“行”的領域中的踟躕以及川端康成式的那種淒美，這與覃子豪所演示的中國哲學的“知”的範疇的浩蕩是一回事。
當然，覃子豪與柳法齒序相差近五十年，生活範圍又有台島和大陸之別，他們看法不同。但瓷器的目光“無所麵又無所背”，不一亦是不二。
柳說，“瓷器太高貴了，反而不堪一擊。在瓷器跌落的地方，遍地是呻吟和牙齒。”詩句用槍頂在觀者後腰上，讓我們檢尋曆史特別是文革的曆史。這令人沮喪，但又無法否認。
瓷器大約就是“士”。“因此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瓷器粉身碎骨，而拒絕腐爛。”
在此我們更逼真地看到了瓷器在毀滅時的一種氣魄。“瓷器粉碎時，其憤怒是鋒利的。它逼迫我的傷口，重新綻開。”
至此，淚下者可以淚下。知識分子的精神，常常倘佯於“自如自在的，挺著圓圓的腹”以及“其憤怒是鋒利的。它逼迫我的傷口，重新綻開”這兩種狀態中。有時不得已而“假寐”，有時不得已而“清醒”，像他（它）們有時得意而假寐與清醒過一樣。對瓷器和人而言，假寐和清醒實在無法仔細區分，就像無法區別一個人究竟在什麼時刻“不得已”一樣。當阿Q在大堂之上，跪著畫圓圈時，還有些不得已。但在被砍頭示眾的遊行中，特別是看到夾道人群時，已得已了。這是中國人固有的渾然嗎？近年，又讀到文章，有人寫周作人附敵屬不得已。還有人說秦檜附金，亦是不得已甚至是“予取之，必與之”的大策略。於是，曆史已無法相信或不信。因為此間種種，都被包含在東方哲學的玄機中。
但柳沄告訴我們一個準則，即保持“清醒”的準則，“拒絕腐爛”，包括讓鋒利的憤怒逼迫傷口重新綻開。這也是中國人眼裏的瓷器的節操。
這種精神的現代意識使其同西方的人文精神相通。瓷器是什麼？它也象勒內·夏爾說的，“在法蘭西的高地上，一片細小的燧石從地上跳了起來，勉強地被我們握在手中，它在我們的記憶裏燃起一星螢火，它是永遠耀眼永不熄滅的晨曦之核，它是高貴的紅暈和高揚的麵頰。”（葛雷譯）。
中國瓷器不像法蘭西高地的燧石那樣耀眼眩目，它細潔瑩潤，更包容自在，但不排斥鋒銳。它用更為寂謐的光，透射中國式的精神，暈染著我們以前和以後的夢想。
（注：文中詩歌標點，為引用者所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