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笑話，說文革中的事情。
一個中學的語文課，學習剛剛從廣播裏傳出的詩詞，那時候，每當傳來最高與最新的指示，學校裏都要停課學習。
那天學的是《念奴嬌·鳥兒問答》。
老師串講一遍，總結中心思想。有學生心裏存惑，提問：
“老師，土豆先爛還是牛肉先爛？”
這首詞中有“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的句子。這學生從烹飪而非藝術與政治角度理解領袖的神思，以為順序弄錯了。
老師鄙夷學生一眼，說：“不須放屁！”
詞中亦有這一句，是痛譏“蓬間雀”與一切修正主義分子的。回答學生的提問亦妥貼。
以“屁”入詞，古今都不多見。然而詞乃胸臆中事，一澆塊壘，笑罵都無不可。
毛澤東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訪蘇，由師哲作口譯。他在回憶錄中說，當毛澤東與斯大林等人研究日程，談到即將簽署的“中蘇友好條約”時，毛一揮手，“那是一個狗屁”。
師哲為之目瞪口呆。這種高級會晤。要求譯員必須如實直譯，於是譯成“那是一個狗放的屁”。
這下，又輪到期大林與伏羅希洛夫等人目瞪口呆，麵麵相覷而不解其意。他們對這位打敗蔣介石八百萬正規軍的湖南鄉下人既敬又畏。
條約在國與國交往，特別是在訪問中屬於大事。但在毛的眼裏，仍是裝飾性的物體。他以詩人的豪邁，對形式視而不見，所謂“狗屁”大約就是瑣屑不值一提。有趣的是，中蘇交惡，那一“友好條約”確乎成了毛澤東說的“狗屁”。這個也許不夠雅致的詞，已經不是比喻，而變成實質。
翻譯舊稱舌人，這是就口譯而言，幹起來並不容易，美國前總統卡特訪問波蘭，幾乎被翻譯搞得一塌糊塗。譯員Seymour把“總統的願望”，譯成含有肉念的“總統的欲望”。把“離開”白宮譯為“放棄”白宮。譯，肯定是譯錯了，但錯得妙趣四溢。當年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共產黨高齡女領袖伊巴露麗。伊氏問鄧公多大年紀了？女譯員由於緊張，把鄧的年齡由“七十四歲”譯成了“四十七歲”。伊巴麗莎為之驚愕，經人解釋後繼而大笑。鄧聽清原委後，微笑，對譯員這種譯法表示感謝，說：“好嘛！年輕總是令人愉快的。”
人說翻譯是一種“不可能的藝術”，除個別誤譯之外，總有一些即使存心往好了譯但難免望洋興歎的無奈，金克木先生曾說，把巴爾紮克的“貝德姐姐”改為“貝姨”，“邦斯從兄”改為“邦斯舅舅”，傅雷不得不改。傅雷是大翻譯家，不得不改人物稱謂，不通法文的人當然說不清。幾年前我染指蒙古族民間文學兩本書的翻譯，感到譯事之中“信”與“雅”幾乎都不可求，能“達”足矣。把蒙古人情歌的一語雙關和押頭韻的節律譯給漢人，嗟乎很難。我曾經張冠李戴采用漢族民謠的形式姑譯之，譬如“四呀四個飄帶的煙荷包/是乃姐我親手繡成的。/到了四月的廟會上/在嫂子麵前你把我多美言。”這如同茶水中第三、四泡，色與味俱不佳了。林語堂曾言茶之第二泡為妙齡，第三泡已成少婦。
香港作家董橋談翻譯：“好的翻譯是男歡女愛。壞的翻譯，是同床異夢，人家無動於衷，自己欲罷不能，最後隻好‘進行強奸’。”（柳蘇：《你一定要看董橋》）。以性事為譯事作喻，是一大高見。餘光中引述法朗士的話，說翻譯的佳境乃為“神遊傑作之間而記其勝”。“神遊……之間”，必屬兩相情願，是夫妻更象情人，而能“記其勝”，則要有大才智，使不相幹的人也隨著一窺其美，雖然不一定能夠體味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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