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代人議論起秦始皇來，第一個話題，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書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為千古一帝的輝煌業績。其實，焚書，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將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坑於鹹陽，是贏政下令幹的，因為他發現自己上當受騙，氣急敗壞，便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但焚書，卻是李斯給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責，至少在焚書這件事上，秦始皇夠不上主謀。
1933年，魯迅先生於《申報·自由談》上，寫過一篇《華德焚書異同論》。因為當時，德國的希特勒上台執政，實行法西斯文化專製政策，納粹分子焚燒書籍，禁止所謂“非德意誌”（即不符合納粹思想）的書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萊比錫等城市烏煙瘴氣，一塌糊塗。所以，一些報章就把希特勒與秦始皇相提並論，魯迅先生覺得這樣比法，“實在冤枉得很”，他認為，秦始皇“吃虧是在二世就亡，一班幫閑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
這場焚書的無妄之災，先是幾位博士的鬧騰，後是李斯的出謀劃策，秦始皇才畫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於現在的博士，隻是某一專業達到一定水準的學位標誌。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時的博士全國才幾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對他們相當禮遇。始皇帝過生日，特地在鹹陽宮置酒，專請博士們赴他的壽宴。顯然，贏政很願意聽這些有學問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後吹蠟燭，切蛋糕。
這就是中國特色了。在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裏不待見知識分子，他們寧肯要愚民，因為愚民好統治，知識分子有頭腦，好思考，就比較難管理。但有時候，像蛋糕上必須有幾粒紅櫻桃點綴那樣，少了裝點門麵的知識分子還不成，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請博士們來喝壽酒的隱衷。這本應該是個愉快的集會，想不到，卻釀成焚書的悲劇。一怪那個山東老學究淳於越，二怪那個投機分子李斯。
曆代文字獄，皇帝固然是罪魁禍首，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倘若沒有想借帝王之手，屠滅同類，出壞主意，打小報告的小人，這台戲根本就唱不起來的。李斯在秦國，是外來戶，一些人（自然也包括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轟走，他很惱火，耿耿於懷，所以，憋著勁要收拾他們，何況，他是地道的小人。這樣說，也許有些過分，但從他最後與趙高沆瀣一氣來看，至少，說不上是君子。
其實，吃完甜點，果盤也端來了，博士們就該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識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詩人，在靈魂裏都會有不那麼肯安生的習性，由此就產生出一種強烈的表現欲。我原先以為“人來瘋”是兒童多動症的表現，長大以後，就不藥而愈的。後來，我漸漸品出來，有的人，這種“人來瘋”的毛病，到了年紀一把，胡子一把，說話泄氣漏風，走路跟頭把式的老先生，也會像老兒童一樣，到了人多的場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則，將老人家旁落於鏡頭之外，焦距沒有對準他，會五急六受，十分痛苦的。
這就是文化人與生俱來的弱點了，從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乾嘉文字獄的當事人，常有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非要有這種沒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當啞巴賣了。譬如，說些帝王不中聽的話啦，做些領袖皺眉頭的事啦，與領導唱一唱對台戲啦，故意不買上峰的賬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為得意。結果呢，往往是請得了神，送不了神，雞蛋碰到石頭上，惹惱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頭顱為代價。真到了那時，又磕頭如搗蒜地求饒，上陳情表，寫悔過書，深刻檢查，認真懺悔，就不禁令人為之歎息，閣下，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那是公元前213年，鹹陽宮外，小轎車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被接來給陛下賀壽。博士跽在下麵，贏政坐在上麵，主持團拜會的仆射周青臣，自然要講一通頌揚的話。“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這也是人情之常，順水推舟，誰過生日，願意人家沒頭沒腦澆一盆洗腳水嗎？博士淳於越在這場合跳出來，指責人家拍馬屁，實在是既沒有眼力，也沒有什麼道理。如按賈誼《過秦論》裏描繪的，“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敲撲以鞭笞天下”的祖龍神威，周青臣的讚頌，雖有諛詞之嫌，但說的也是實話。
現在很難了解淳於越一定要發這次難，所為何來了。是學問太多了的呆氣，還是四六不懂的迂腐？是跪得腿疼，心火上升，還是蛋糕塊小，嫌分得不公平？依我忖度，很可能是文化人的耐不住寂寞，受不了冷遇的天性所致，文人的出風頭欲望，有時候是控製不住的。他之這樣做，而且用故意唱反調的辦法，完全是希望引起始皇帝的注意。他跽著趨前一步，發了一通“事不師古，而能長久”哉的今不如昔的感慨，然後話鋒一轉：“今青臣又麵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這意思，誰都聽得出來，他才是頂呱呱的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