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僅是李白，世界上有幾個甘於寂寞，當真去歸隱的文人呢？唐代，有許多在長安撈不到官做的文人，假模假式地要去隱遁，可又不肯走得太遠，就到離長安不遠的終南山當隱士。隔三差五，假借回城打油買醋，背幾箱方便麵在山裏吃的理由，屁顛屁顛地又溜進青綺門，窺探都城動靜。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將進酒》一詩中的這兩句名言，注定了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不甘於默默地度過一生。公元742年（天寶元年），他的機會來了。由於他友人道士吳筠應召入京，吳筠又向玄宗推薦了李白。唐玄宗來了好興致，征召我們這位詩人到長安為供奉翰林。於是，他寫下這首毫不掩飾自己的得意之歌：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
老百姓形容某個人過分的輕狂，喜歡說，骨頭輕得沒有四兩。我估計，這位大師此時此刻，渾身上下加在一起，怕也沒有兩百克重的。最後兩句，我們能夠想象詩人當時那副樂不可支的模樣。幸而他一向佯狂慣了，要是這幸運落在《儒林外史》中的範進頭上，怕到不了長安，就笑傻了。
凡詩人，都有強烈的表現欲，哪怕他裝孫子，作假收斂，作假謙謹，那眼角的餘光，所流露的貪念，是打埋不住的。所以，像李白這樣不遮不掩、不蓋不藏的真性情，真自在、真實在的內心，真透明的靈魂，倒顯得更加真率可愛。
李白倒不是浪得大名，“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深信自己具有“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能量，正是這一份超常智慧和卓異才華，使他既自信，更自負。
《與韓荊州書》中的他，那豪放狂傲、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他幹謁求售時急不可待的心情，兩者如此巧妙地結合，不能不令人對其筆力所至，無不盡意的折服：“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偏幹諸侯。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義氣，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把自己狠狠吹了一通以後，又把荊州刺史韓朝宗，足足捧了一頓。“君侯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然後，進入主題，凡吹，凡拍，無不有明確的目標。“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李白的吹，吹出了水平，吹出了高度。怎樣吹自己，是一門學問。以上引文，不足百字，要吹的全吹了，要達到的目標全表達了。而且，文采斐然，豪氣逼人。我絕無厚古薄今的意思，當今一些作家、詩人在包裝促銷、炒作高賣方麵，可謂瞠乎其後。到底是大詩人，大手筆，連吹，也吹出這一篇難得再見的絕妙文章。直到今天，李白先生吹自己的傑作，還被莘莘學子捧讀，還能讀得十分動情。時下文壇上那些吹者和被吹者，三個月，不，一個月以後，還有人記得嗎？
一個作家，寫了些東西，想讓人叫好，是很正常的情緒。在信息泛濫得無所適從的今天，給讀者打個照會，不必不好意思，無非廣而告之。適當吹吹，無傷大雅。如今鋪天蓋地的廣告，有幾個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的呢？因此，街頭吆喝，巷尾叫賣，推銷產品，便屬必要。所以，別人不吹，自己來吹，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不是什麼丟人現眼的事，拉點讚助，雇人鼓掌，也不必大驚小怪。
文人好吹，當然不是李白開的頭。但不管怎麼說，李白的詩和文章，卻是第一流的，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眾所周知的。所以，有得吹的吹，並不是一件壞事。讓人痛苦的是，沒得吹也吹。充其量，一隻癟皮臭蟲，能有多少膿血，硬吹成不可一世的鯤鵬，吹者不感到難堪，別人就會覺得很痛苦了。
但是，假冒偽劣產品，由於質次價廉的緣故，碰上貪便宜的顧客，相對要賣得好些。貨真價實的李白，一腦子絕妙好詩，一肚子治國方略，就是推銷不出去，第一次到長安，他隻有坐冷板凳的份兒。
愁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
空煙迷雨色，蕭颯望中來。
翳翳昏墊苦，沉沉憂恨催。
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
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
彈劍謝公子，無魚良可哀。（《玉真公主別館苦雨》）
好不容易走了駙馬爺張垍的門子，以為能一登龍門，便身價十倍，哪知權力場的鬥爭，可不是如詩人想象的那樣簡單。他兩進長安，興衝衝地來，灰溜溜地走，都栽在了官場傾軋、宮廷紛爭之中。大概，一個真正的文學家，政治智商是高不到哪裏去的。同樣，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其文學才華總是有限，這是魚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事。不錯，英國的丘吉爾獲得過195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但與其說獎他的文學，不如說獎他堅定的反對共產主義的一生來得更確切些。駙馬將李白扔在了終南山那位道姑的別墅裏，再也不理不問。細雨蒙蒙之時，希望渺渺之際，能不發出感歎係之的悲鳴嗎？！
毛澤東曾用毛與皮的關係，比喻知識分子的依存問題。封建社會中所謂的“士”，也是要考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李白為了找這塊可以附著的皮，第二次進了長安。這回可是皇帝叫他來的，從此能夠施展抱負了，雖然，他那詩人的靈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不能完全適應這份新生活，隻好以酒度日，長醉不醒。而李隆基分派下來的寫詩任務，不過哄楊玉環開心而已。無法參預朝政，得不到“盡節報明主”的機會，眼看著“光景不待人，須臾發成絲”。最後，他隻好連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也不幹了。終於打了辭職報告，卷起鋪蓋，告別長安。
本來他以為從此進入決策中樞，一顯才智。可在帝王眼裏，待詔翰林與華清池的小太監一樣，一個搓背擦澡，一個即席賦詩，同是侍候人的差使。也許，他未必真心想走，說不定一步一回頭，盼著宮中傳旨讓他打道回朝，與聖上熱烈擁抱呢！我們這位大詩人，在興慶宮外，左等不來，右等不到，隻好撅著嘴，騎著驢，出春明門，東下洛陽，去看杜甫了。
這就是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出世與入世，在野與在朝，想吃又怕燙，不吃又心癢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也是曆代統治者對文人不待見、不放心，斷不了收拾，甚至殺頭的原因。
第二次漫遊，李白走遍了魯、晉、豫、冀、湘、鄂、蘇、浙，公元753年（天寶十二載），在安徽宣城，又寫了一首令人感到相當失落，但仍不甘失落的詩：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
天涯失鄉路，江外老華發。
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
身世殊爛漫，田園久蕪沒。
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闕。（《江南春懷》）
也許，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同樣，一個人的命運也支配著他的心路曆程。十年過去，無論他兜了多麼大的圈子，從那首“浩歌待明月”，到這首“長歌謝金闕”，軌跡不變，仍舊回到最初的精神起點上去。
真為我們的想不開的詩人痛苦。老先生啊，文學史記住的是你的詩，至於你的官銜，你的功名，你的房子，你的車子，你的醫療待遇，你的紅本派司，那是一筆帶過的東西。即使寫在悼詞裏，光榮、偉大、正確、英明，外加上高尚、雄偉、遼闊、壯觀，一直到嗚呼尚饗、節哀順變，全寫了，又如何？念完以後也就完了，沒有一個人會聽進耳朵裏去。李白應該明白，人們記住的，是你的詩，而不是別的。
當然，能讓人記住你的詩，也要寫得好才行，拆爛汙是不行的。現在有些詩人，詩寫得很狗屁，還指望有人記住，那就是感覺失靈。其實，他人還沒死，那些狗屁詩早就銷聲匿跡了。所以，看到我的一些同行，詩寫得沒有李白的萬分之一好，“李白病”卻害得不輕。忙忙碌碌，蠅營狗苟，鬼鬼祟祟，東奔西走，謀這個職位，求那個差使，拍這個馬屁，鑽那個空子。得著，歡天喜地，笑逐顏開；得不著，呼天搶地，如喪考妣。我就想，有那精神和時間，寫點東西該多好，看點閑書該多好。不寫東西，也不看書，躺在草地上，四肢撐開，像一個“大”字，看天上的浮雲遊走，又該有多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