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清楚，這次刺殺武元衡和裴度，是割據河北、淮西的王承宗、李師道等軍閥對中央政府的公開挑釁。此乃盡人皆知之事。但詩人看到的根本問題，卻在於執政無能、姑息養奸、軍紀窳敗、剿撫不力、當道懈怠、略無戒備、宰衙乏策、應急無方上麵。所以激動，所以憤怒，大聲吼出：“豈有國相橫屍路隅，不能擒賊？”這不是前所未聞的“朝廷之奇恥大辱”嗎？他在上書中，要求追究責任，一查到底，要求嚴懲不貸、決不寬容，主政者不能辭其咎，當事者不能諉其過，否則，國將不國，民將不民。
李純的左右，當然不好指責詩人的話不該說，而是摳住他的話不當說。他的話是對的，但從他嘴裏說出來的時機不對。“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遮居易，言浮華無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當此群情湧動、輿論大嘩、責難聲起、無法平息之際，窮於應付、一籌莫展、焦頭爛額、無計可施的官員，正憋了一肚子火，沒處撒氣。你一個東宮的左讚善大夫，用得著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嘛。
於是，下放，謫為江表刺史。然而，事情還沒有完，詩人的東宮同事，也是他的詩界同行，後來成為中書舍人的王涯，趁機狠狠地踹他一腳。“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中國文人最沒起子的行徑，就是這種自相殘殺了。他這一挑頭，鬧得李純也不能太悖眾議來保護白居易了。（以上均據《舊唐書》）
“司馬”一職，在唐代，是閑差，類似“文革”期間對走資派的“給出路”的政策，某種意義上說，是給那些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可以得一碗飯吃的去處。這年冬天，垂頭喪氣的詩人，從鹹陽到了江州。江州，古為潯陽，今為九江。在唐代，是離長安很遠的地方了。
不過，詩人的失落心緒，慢慢地，也就調適過來了。
他在給好友元稹寫的信中，這樣報告他的近況。“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看來，官職降了三級，工資少了一半，但至少衣食不愁，也就聊堪自慰了。
也許，過於快活，過於輕鬆，過於心滿意足，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的文人，沒有可能去作太深沉的思考。因此，要寫出太深沉的作品也難。相反，文人到了失意，到了潦倒，到了跌跟頭，到了哭得出來、笑不出來的時候，倒是能夠沉下心來寫點東西，想點問題了。文人，說起來也是一種奇怪的集群，宜冷不宜熱，宜靜不宜鬧，宜散不宜聚，宜分不宜合。過熱、過鬧、大聚、大合，其結果，必然是頭腦膨脹、血液沸騰、激素澎湃、性欲衝動。這時候，想寫深思熟慮、結結實實的大塊文章，肯定是屁股長釘子坐不住的。而打算沉下心來做一些事情，想一些問題，還真是需要在頭腦冷峻、心境安靜、遠離塵囂、保持獨立的狀態下，才能有所作為。
於是，在江州的白居易，坐定下來，初次編輯了他的詩集。集子編竣以後，有感而發，寫了一首《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的七律：“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元老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我想，這與他在編自己詩集的過程中，有工夫重新審視走過的創作之路，有著很大的關係。一篇具有曆史意義，為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和大眾化的寫作，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與元九書》，也出現了。雖說是朋友之間的通信，但卻是白居易一生的文學宣言。
我一直認為，白居易是中國文人中特別應該加以研究的對象。因為，在北宋慶曆年間，那個叫畢昇的技工發明活字版印刷以前，中國文人的作品，其傳播的範圍、速度、方法、手段，都是極其有限的。然而，白居易能夠在這有限的空間裏，創造出來無限的局麵。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他不算是惟一的一位成功者，也是少有的被他同時代廣大公眾所追捧，千載以來被更廣大公眾所認可的成功者。
在雕版印刷書籍的時期，白居易，大概算得上是中國最受歡迎，最有讀者，最具廣泛影響，最擁有知名度的詩人了。那時的讀書人，要是手裏不拿著兩冊白居易的書，要是嘴裏念不出白居易的詩，就是缺乏格調、趕不上時代的落伍者了。
我很納悶，唐代一沒有作協，二沒有詩刊，三沒有朗誦會、演唱會，四沒有立體的、平麵的媒體鼓吹，五更沒有好事之徒、烏合之眾，炒作什麼排行榜、名家榜、成就榜、暢銷榜，起哄架秧子，賠錢賺吆喝。然而，白居易的詩，竟弄得連政事纏身的將相王侯、深居九重的嬪妃宮娥，也為他的詩聲文名所傾倒。不能不看到，沒有現代傳播手段的唐代詩歌傳播速度之快，影響範圍之大，群眾反應之廣，輿論呼應之熱，簡直成了一個不解之謎。
白居易，生於公元772年（唐代宗大曆七年），終於公元846年（唐武宗會昌六年），活了七十四歲。簡直無法想象在唐代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諸朝間，他在詩壇領袖群倫、推動潮流的地位，他在朝野引起轟動、遐邇知名的程度，以及也許是最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他作為詩人，在當時大多數人心目中無與倫比的尊崇，非同凡響的聲望。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白居易《與元九書》）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仆詩者，複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白居易《與元九書》）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中，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為《白氏長慶集》序）
“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胡震享《唐音癸簽》引《豐年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