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對詩人白居易來說，是不太愉快的一年。
三年前，他的母親陳氏不慎墜井死亡。按封建社會的葬禮製度，父母死，其為官之子，應交卸公差，苫塊盡孝。公元814年的冬天，他守喪闕滿，由渭南的下邽老家回到長安，重新就職。例該繼續他先前所擔任過的京兆府戶曹參軍，充翰林學士等職務。
京兆府的戶曹參軍，大概相當於首都民政局的書記或局長之流。不過，白居易倒用不著上班，隻是一個坐領幹餉的差使。因為憲宗李純對他比較滿意，遂額外施恩，使其多得一份外快。這次回京複命，尤其意外的是，竟得到了一份令人羨慕的東宮肥缺。
這樣破例的安排，自是源於陛下一直對他的好感了。唐代的帝王，對於出類拔萃的詩人，還是相當高看的。雖然李純有時很煩作為諫臣的白居易，耿直進言，頂撞冒犯，恨不能扁他一頓。但總覺得這位關中漢子，恪盡厥職，忠忱可嘉。何況詩又寫得那樣好，具有廣泛影響，所以就提拔了他。
這當然是件高興的事，但究其實情，又讓詩人有點沮喪。“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為太子左讚善大夫，固然在名聲上好聽，收入上實惠。可是，離太子近了，難免離皇帝要遠，實際上被排擠出權力圈之外。對有遠大抱負、很想為國為民做一點事情的白居易來說，做一個閑人，自然不是十分開心的事情。
估計，李純本想拔擢他的。但李純的左右，也就是圍在皇帝身邊的人，不太想拔擢他。凡統治者身邊構成人牆的近臣內侍、親信寵幸，都非等閑之輩。特別是執政中樞的高官、朱紱紫綬的權貴，深感一位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的詩人，有太多的機會與帝王直接對話，未必是件好事。為了不讓他多嘴多舌，礙手礙腳，便說服李純，打發他到東宮侍服太子去了。
公元815年，這是他倒黴的一年。年初，詩人開始在東宮坐冷板凳，當上班族去了。鹹陽的冬末春初，天氣總是幹冷幹冷，白居易的心情同樣陰沉索然。想做事，無事可做，想說話，無人在聽。於是，隻好寫詩，詩也寫不出振作，寫不出神采，隻有一片悵惘，滿紙蒼茫。“病身初謁青宮日，衰貌新垂白發年。寂寞曹司非熱地，蕭條風雪是寒天。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一種供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初授讚善大夫早朝，寄李十二助教》）
是年六月，在詩人的眼皮子底，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行刺案，震驚鹹陽，自然也轟動全國。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六月，癸卯，天未明，（宰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宰相）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九）
這樁連續行刺宰相的案件，充滿戲劇性，但也充滿荒誕。第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首善之區，肆無忌憚地進行的；第二，作案後，賊眾揚長走脫，並四處放風：誰要查案，就接著殺誰，誰敢破案，就先把誰滅掉。猖狂得不可一世；第三，一時間，南衙北司，束手無策，衛戍緹騎，破案無門，政府陷於停擺狀態；第四，更滑稽的是，“京城大駭，自京師至諸門加衛兵，宰相導從加金吾騎士，出入則彀弦露刃，每過裏門，訶索甚喧；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隨。”整個城市彌漫著世紀末的恐懼。
我們的這位詩人，激動了，氣憤了，這像什麼話？這成什麼世界？於是，丹墀覲見，直陳己見，“首上疏……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詩人上綱上線，一下子提到舉國之恥的高度。滿朝文武無一不驚悚萬分的同時，也無一不瞪著眼睛瞅這位詩人，太誇張了吧，也太言過其實了吧。其實，詩人一句話也不說，一個屁也不放，看見當沒看見，聽見當沒聽見，誰也沒有理由挑他的不是。他在東宮裏，陪太子釣魚、下棋、讀書、寫詩，當他的自在閑人，完全可以置若罔聞、高枕無憂的。
然而，在紛擾的現實麵前，在動亂的政治麵前，在不平的社會麵前，在災難深重的人民大眾麵前，詩人不可能掉過臉去不聞不問，在那裏裝孫子，裝王八蛋，山呼吾皇萬歲萬萬歲的。我估計他參謁憲宗時，肯定理直氣壯、義正辭嚴。他會激昂慷慨，他會聲色俱厲，如果閉上眼睛不看，塞住耳朵不聽，咬住嘴巴不說，我還稱得上是一個詩人嗎？
這種對於政治的關注，對於現實的關注，對於社會的關注，用今天的語言來說，也就是對於人民大眾的關注。自古以來，這份良知，有其可貴一麵，但也有給中國文人帶來不幸的致命傷一麵。由於無法裝聾作啞，由於無法麻木不仁，要呼籲，要呐喊，要盛世危言，要警鍾長鳴，也就成為有史以來無數文人悲劇的成因。
詩人終於因了這件他大可不必關注，尤其不需要他最早就跳將出來的關注，惹出了麻煩。帝王的左右人等，當然不能忍受這位關中漢子當著皇帝的麵說三道四、大放厥詞。他們逮住他越位首告的犯規行為，將他逐出宮闕，發配江州。道理很簡單，你現在是東宮太子的師傅，你已不是諫官，你不該搶在諫官的前頭向皇帝進言。
怪就怪在詩人的衝動，詩人的沉不住氣，詩人幹預生活的過度熱情。出頭的椽子先爛，詩人為他搶先的仗義執言，付出了代價。
所以，中國文人，其實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大眾寫作者，一類是為小眾寫作者。翻開文學史，真正為大眾的文人，比較少，而真正為小眾的文人，卻是絕對的多。當然，為大眾寫作者，不見得就高明，為小眾寫作者，不見得就不高明。但前者所負荷的使命感、責任感、公民的道義感、文化的紹續感、民族精神的承載感，是與後者有著差異的。
為大眾寫作者，以文學為生命，把它看得很重；為小眾寫作者，以文學為手段，把它看得較輕。為生命者，敢為文學獻身；為手段者，隻不過玩文學而已。正是這種差異，翻開中國文學史，便能體會到，為大眾的文人多了，那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分量相對要厚重一些；為小眾的文人多了，那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分量相對要單薄一些。如果，全是為一己之私的文人，或者，隻為統治階層寫作的文人，連小眾的“眾”也略而不顧，拋在腦袋後邊，那這一時期，必然構成文學的空白。
因此，我們也就得出一個結論：一個中國文人，心目中沒有中國大眾，那麼，中國大眾，不把中國文人放在眼裏，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像白居易，千百年來，總活在人們的文學視野之中，有他的一席之地。我想，文學與文學受眾之間，是存在著這樣一個非常公平的交換法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