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寫性——《紅樓夢》中，能看到《金瓶梅》的影子，也能看到中國性文學的演變
《紅樓夢》在它問世以後，很長一段時期內，被道學家視作淫書。
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裏講到《紅樓夢》的命意時，“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見解）：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一部書，讀者毫無歧義，不一定就是好書。相反，你說你的，我道我的，觀點牴牾，形同水火，不一定就是壞書。《紅樓夢》就是這樣一部不朽著作，甚至有讀者為看法相悖，爭議不下，最後到揮拳相向的事件發生。任何作品，因讀者見仁見智，品位不同，讀後感也很難一致。這就是蘇軾詩《題西林壁》所寫，“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了。每個人從這座寶山走出來，都有所得，因為各各所得不同，於是就有觀感上的差異。
其中“道學家看見淫”，最令人頭疼，曹雪芹死了，他不頭疼，但活著的作家和讀者，卻因這些捍衛純潔精神世界的穿馬褂、踱方步的道學先生，而坐臥不安。
在中國，無論是活著的道學家，還是死去的道學家，除極少數為真道學外，大部分皆為假道學。魯迅先生筆下的“四銘先生”，就是一位念念不忘用肥皂，咯吱咯吱地將街上乞討的孝女渾身上下洗一遍的偽君子。中國的假道學，與西方社會裏的神父、牧師、修女、救世軍不同，人家有宗教信仰，無論做好事，做壞事，都做得虔誠。而我們這裏的國貨教父，狗屁信仰也沒有，善是絕對的偽善，惡卻是百分百的真惡，總是找別人的麻煩，在惹人不痛快中得到精神的滿足，這幫王八蛋，更接近於紅燈區裏的風化警察，揩妓女的油，要妓女的錢，然後又將妓女關進班房。
這些以道學整人的積極分子，最“革命”，也最投機；最聖潔，也最性苦悶；最冠冕堂皇，也最男盜女娼；最無恥，也最能裝出正經；最卑鄙，也最能裝作光明磊落。他們在《紅樓夢》中津津有味地讀到了淫，然後宣布，這是一部淫書。中國文化的厄運，或者，中國知識分子的厄運，基本上因為有了這些人，才沒完沒了。
碰上這類人，你就非倒黴不可，我一輩子躲著他們，但也未能逃脫，因為他們幾乎是無所不在的。不過，道學家雖然看見《紅樓夢》書中的淫，但曹雪芹倒不怎麼在乎，這是比較特別的例子。
我是這樣揣度大師的，他伏案北京西郊黃葉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上，隻能靠一碗薄粥來寫《紅樓夢》時，最害怕，最擔心的，是政治上會給他帶來什麼麻煩。他們曹家受政治迫害，到他已經是第三代，惟恐波及到政治漩渦中去，在心理上形成被虐待狂的病態。如果幸而得到一個淫書的結論，他內心竊喜，也說不定的。因為在中國，寫淫書是殺不了頭的，而關在文字獄裏的，大都是不寫淫書的思想犯。
回過頭去看1957年，打成右派的作家中，有因寫作涉及色情而戴帽子的嗎？答案是否定的。我想，曹雪芹願意風化警察罰他款，也不願意政治警察找他到茶館聊天。康雍乾三代，文字獄嚇死人，不聽話的知識分子，砍下腦袋，聽話的知識分子，腦袋雖還保留在脖子上，可精神也給閹割得無法雄起。從此以後，思想陽痿的中國文人，拚命喊萬歲，磕頭如搗蒜，以求苟活，為第一要緊的事情。
曹雪芹在《紅樓夢》裏，斷不了來兩句敬服聖上英明，感激皇恩浩蕩的肉麻語言，也有一點陽痿之嫌，不過，我們可以理解。他不議時弊，不談國是，不論當道，不貶朝臣，盡可能地遠離政治，盡可能談情說愛，風花雪月，這也是他狡猾的為文之道。要不然，權相和珅將這部地下流通的書，教人抄了，送呈乾隆禦覽，若是內中有什麼含沙射影，皮裏陽秋的春秋筆法，豈不是討大不敬的罪名嗎？和珅不那麼傻。
這就是曹雪芹的聰明，我就讓你往淫書上看。
封建社會是一個最容易出道學家、出偽君子的地方，他們之所以適宜生存，而且如魚得水般地快活，就因為數千年壓在中國人頭上的吃人禮教，給了他們這種以道德的名義，來審判你的自由。這個不行，那個不準，這樣犯規，那樣禁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循規蹈矩，安分守己，無數的條條框框裹住了你，如蠶之於繭，皇上可以燒火，百姓不許點燈。有一位叫劉銘傳的安徽巡撫，下令將《紅樓夢》禁了，還毀了書版。可在臥室裏的道學家們，嫌《紅樓夢》肉欲描寫，不過癮，不精彩，枕頭底下壓著的卻是《金瓶梅》，天天讀的，這就是舊日中國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