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兩度探訪英國。1833年，繼西西裏、意大利和法國的短途旅行之後，我從布倫港橫渡海峽，抵達倫敦，登上了倫敦塔。那是個星期天的早上，天色昏暗，街上行人稀少。在一位美國藝術家的陪同下，我初次漫步在英國的土地上，從倫敦塔上行，穿過切普賽德街和河濱馬路，來到羅素廣場的一所豪宅，那就是別人推薦給我們的住處，我當時的快樂心情至今依然記得。遊客們常有抱怨的習慣，我們卻不得不克製一下自己，因為這裏不像其他地方，我們在街上大聲說話，別人都是能聽得懂的，這還是好幾個月來的第一次。商店的招牌寫的是我們的語言；門牌上寫的是我國人的名字；那些建築物，不管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都更讓我們感覺到熟悉的家鄉味道。
像當時大多數的年輕人一樣，我對愛丁堡人和《愛丁堡評論》的撰稿人心懷由衷的感激——感激傑弗裏、麥金托什、哈萊姆、司各特、普萊費爾，還有德·昆西；我閱讀不做取舍，而且數量有限，可居然萌生了去拜見幾位作家的念頭——他們是柯勒律治、華茲華斯、蘭多和德·昆西，還有評論期刊的新秀卡萊爾；我生病的時候，有人建議我去旅行，若是探究起選擇歐洲作為旅行對象的緣由，恐怕就是這幾個人在吸引著我。要是歌德還健在的話，我可能還會去德國轉轉。除了那幾個我一一提及的人之外（司各特已經去世），我在英國再也沒有別的什麼人想見了，不過威靈頓公爵除外，而後，我見到了他，那是在威斯敏斯教堂，參加威爾伯福斯的葬禮時。要是和那些能夠把自己的內心世界吐露給這個世界的人生活在一起，這對於一個年輕的學者來說，算得上是無上的幸福；卻不曾想到他們也是自己思想的囚犯，不值得去效仿他們。文學成就是有代價的，它是社交能力的殺手，不管它有多麼強大，因為這些代價離不開輕鬆的自由，這種自由最多不過能讓他邂逅一個知己而已。你穿過陸地，越過海洋，在和名流作家漫不經心進行交談時，很可能會給某個酒店或農場的無名人士留下你天生的智慧，和你對生存平等的看法。然而，作家比他們的著作更高一籌，所以我堅持自己最初的看法：堅強的頭腦會很快消除這些障礙，給人以真切的滿足感、一見如故的感覺，和更為廣闊的視野。
瀏覽了一遍我1833年的旅行日記之後，我發現凡是涉及參觀地的部分，都沒有什麼值得發表的。然而，我也記了幾篇有關人物拜訪的日記，那些人待人謙虛客氣，坦白直率，你大可不必麵對那些豁達開朗的人物，扭捏造作，遮遮掩掩，思前想後。
在佛羅倫薩的眾多藝術家中間，我發現了美國雕刻家霍雷肖·格裏諾。他相貌英俊，形體優美，即便有人指控其作品《梅朵拉》的麵孔以及阿基裏斯的巨型泥塑肖像是他對自己理想化的表現，那也實在是情有可原。格裏諾富有熱情，善於雄辯，是一個非凡人物，他的觀點處處體現出崇高與寬厚。他相信希臘人對學校和互助會都產生過影響——那些大師們將他們的天才方法傳授給自己的朋友們，激起他們的熱情，等自己年老力衰時，新手就會以同樣的熱情繼續他的工作；這就好比接力賽，每個人都以同樣的熱情做好自己的那一份，直到整個工作完滿結束。像石頭這樣難以加工的材料，這種接力賽的方式是必要的；格裏諾認為，我們必須放棄那種保守、嫉妒的工作方式，向希臘人學習，否則藝術就永遠不會繁榮昌盛。他的思想處處表現出慷慨豁達。同時，他又是一個有分寸、有思想深度的人。他信奉希臘人，但卻不讚同哥特式藝術。他於1843年發表的一篇有關建築的文章，提前宣布了羅斯金先生有關建築道德觀的主導思想，盡管他們的藝術史觀格格不入。我有一封他寫給我的私人信件——是後來寫的，但還是有關同一個時期的——在這封信中，他粗略地描述了自己的理論。“我的建築理論大致是這樣的：按照其功能和位置，科學地安排空間和形狀；按照其在功能上的重要程度，配之以相應的特點；嚴格按照建製規則，安排、決定並變換色彩和裝飾，每一步決策都應該有明確的理由。一切湊合了事，或假充內行的做法，都應立刻徹底地我們的一位共同的朋友格裏諾捎給我一封蘭多先生的請柬。蘭多先生住在聖多米尼加迪菲索爾。5月15日，我與蘭多先生共進晚餐。他品質高貴，待人彬彬有禮，住在格拉德斯加別墅，那是一座精美的房子，室內繪畫如雲，室外風景如畫。從他的書本中，或是從一些被誇大了的有關他的傳聞中，我曾揣測他是一位桀驁不馴、脾氣像阿基裏斯一樣壞的人。我不知道，這樣的詆毀對於他是否公正，因為，在這次五月的約會中，他待人禮貌客氣，看不出半點兒的傲慢，而且是最耐心、最和善的主人。他盛讚美麗的仙客來，這種花在佛羅倫薩隨處可見；他仰慕華盛頓，談論華茲華斯、拜倫、馬辛傑、波蒙，還有弗萊契。當然，他很有見地，總給人以意外的驚喜，他不失時機地用英國人特有的機智談論那無法改變的過去，總是樂此不疲。倘若將菲利普和亞曆山大視為例外的話，偉人的兒子很少能有像他們的父親一樣有出息的，蘭多卻把菲利普稱作更為了不起的人。藝術上，他崇尚希臘人，雕刻上，他唯一佩服的就是這父子倆。他喜歡維納斯勝過一切，其次要算亞曆山大的頭像了，他的陳列室裏就擺放著一尊。與米開朗琪羅相比，他更喜歡博洛尼亞的約翰；繪畫上，他欣賞拉斐爾，對佩魯吉諾和早期大師們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厚。他認為，希臘的曆史著作是唯一優秀的作品，伏爾泰的作品僅次於它們。我不能強迫他喜歡麥金托什，或是其他我新近結交的朋友，無法讓他真心喜歡上蒙田——沙朗也是一樣，這樣做有不作取舍之嫌。他認為德吉蘭多受益於《盧卡論幸福》和《盧卡論神聖》！他時不時提起騷塞，我很是厭煩；那個騷塞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他邀請我星期五去他家吃早餐。那天我沒有失約，而且是帶著格裏諾一同去的。他馬上朗誦了裘力斯·凱撒的五六行六韻步詩歌為我們助興——他說那是多那圖斯的。他對切斯特菲爾德勳爵褒揚有加，對伯克卻認識不足，對蘇格拉底也評價過低；在他看來，華盛頓、福西翁和提摩勒翁是三個最偉大的人物；就像果樹學家一樣，他精心選出三五個最好的梨子代表一個小果園；就連他們三人的名字詞尾相似，這一點他也沒有放過。他說，“一個偉大的人物應該做出偉大的犧牲，應該宰殺自己看養的百十頭牛，而並不清楚它們最終是被眾神和英雄享用，還是會被蒼蠅吃掉。”我拜訪過阿米奇教授，他向我展示了他的顯微鏡，據說能放大兩千倍，我說起了那些顯微鏡的用途。蘭多瞧不起昆蟲學，同時他又說，“高尚的東西往往就蘊含在一粒塵土之中。”我拿一些文壇新秀和他打趣，他卻坦言自己從未聽說過赫歇爾，甚至連名字也沒有聽說過。有一間屋子掛滿了畫，他樂於向別人展示那些畫，尤其是其中的一幅，他站在那幅畫跟前說：“要是誰敢保證這是多梅尼奇諾的真跡，我就給他50吉尼。”
我更急於參觀的是他的圖書館，但是一位同來做客的H先生告訴我，蘭多先生有將書送人的習慣，因此每次家裏的書合起來從不超過十幾本。
英國人就喜歡沉浸在異想天開之中，這在蘭多先生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好像也表現了他們對自由的駕馭。他的頭腦非常神奇，專製、暴躁而不會枯竭，天生是塊兒當兵的料兒，可是造化捉弄，他卻轉而搞了文學，沒有哪種文學風格或特征能夠難倒他，盡管他對行為和英雄有所偏愛。行為最能說明問題，而不是言語。獨特新穎的句子，向前邁出的步伐，比所有的批評更有價值。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英國，人們對蘭多的評價並不高，他經常被忽視，有時甚至遭到來自各種評論刊物的野蠻攻擊。批評或許有理，或許沒有，人們很快就會忘記；然而，學者們還是會年複一年地閱讀蘭多，尋求大量的精彩句子——其中蘊含的智慧、敏銳和憤怒總叫人難以忘懷。
8月5日，我從倫敦去了海格特，給柯勒律治先生寫了一個便條，請求他允許我前去拜訪。快到中午時，柯勒律治先生捎來口信，說他還在睡覺，但要是我願意一點鍾之後再去拜訪的話，他會很高興。於是我一點鍾又返了回去。他露麵了，一個矮小、肥胖的老頭，一雙明亮的藍眼睛，麵色白皙、健康，拄著手杖。他悠閑地吸著鼻咽，很快就弄髒了他的領帶和整潔的黑西裝。他問我是否認識奧爾斯頓，隨即熱情洋溢地談起他在羅馬與之結識的時候，奧爾斯頓有些什麼成就，當時正在做什麼，他是一位怎樣大師，等等許多諸如此類的事情。他又談起了錢寧博士。他居然是個一神論信徒，這真是莫大的不幸。說到此，他突然就一神論的無知和愚蠢滔滔不絕地討論起來——真是荒謬可笑；說著他隨手拿起桌子上一本沃特蘭主教的書，激情洋溢地讀了自己寫在兩三張扉頁上的字句——我相信這些段落也印在《思維之助》那本書裏。趁他停下來喘氣的功夫，我趕緊插話：“我非常尊重他所有的論述，但還是不得不告訴他，我生在一個一神論家庭，也長在一個一神論家庭。”他說：“是的，我料想如此。”接著又像剛才一樣，他繼續說下去。真想不到，多少年來人們從未對聖保羅的教義產生懷疑，一直默認著它——即，三位一體的教義，按照菲洛·朱迪厄斯的說法，這也是基督之前猶太人的教義——這麼幾個小教士居然敢站出來公然反對，等等。他對錢寧深表遺憾——一個他過去一直敬仰的人——不對，說敬仰未免有些虛情假意，應該說是他非常感興趣的一個人——他居然會讚同那些觀點。他同錢寧博士見麵時，曾經向他暗示，擔心錢寧喜歡基督教隻是因為其中那些可愛和美好的東西——他喜歡基督教的善，而非其中的真。先生，我可以告訴你，我知道十個人愛其中的善，一個人愛其中的真；但是，比起隻愛其中的善，隻愛其中的真更算得上美德。柯勒律治對一神論了如指掌，因為他曾經就是一個一神論者，所以知道那是什麼樣的騙人把戲。他曾被稱作“一神論的後起之星”。他繼續闡述，更確切地說是繼續剖析：“三位一體的教義就是唯實主義；上帝的意念不是本質性的，而是超本質性的。”他還說起三位一體論、四位一體論和其他更多的東西，其中我唯一領略到的意思是，“人之所以是人，依靠的是意誌；如果有人在街上推了我一下，我又將緊挨著我的人擠到了陰溝裏，我就應該立刻驚呼：‘這不是我幹的！’意思是說，這不是出自我的意念。”我還聽到過這樣的話，“在英國，如果你堅持你的意念，我堅持我的，那麼我的會在柴捆較熱的那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