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他停頓之際，我趕緊插言，告訴他在美國有很多讀者對他所持的所有宗教觀點感興趣，我進而又問，刊登在《朋友》第三卷上的獨立派小冊子上的“摘錄”是否是切實可靠的引文。他回答說，那的確是摘自他手頭的一本小冊子，題目是《一個獨立者的抗議》，或者大體上是這樣的意思。我告訴他我認為那段摘錄有多麼精彩，我多麼希望能通讀全文。他這樣答道，“當然，人是一片混亂的真理，卻不知上帝是一個有序的上帝。不過，摘錄裏的那段話比原文裏的更能打動你，因為我已經將它過濾了一下。”
我起身道別時，他說：“不知道你喜不喜歡詩，但我還是想把最近在洗禮紀念日上做的幾首詩念給你聽。”他就那麼站著，背誦了十一二行詩句，抑揚頓挫，鏗鏘有力，開頭是，基督為上帝而生——
他問起我一路旅行都去了哪些地方，得知我去過馬耳他和西西裏，於是，他將兩個島嶼比較一番，不停地重複他從那個國家返回時給倫敦的主教說過的話，“西西裏就是一個政治經濟的好學校；因為在那裏的任何一個城鎮，你隻需詢問政府頒布了哪些法令條文，反過來你就會知道應該怎麼去做，在措詞上，那是與任何善良和明智的事物完全相對立的法律。政府帶給那快樂花園的唯有三件事，即：疥瘡，天花和饑荒。可是在馬耳他，法律和理性的力量正在發揮作用，把阿拉伯人那原本寸草不生的居住地變成了人口稠密、物產豐富的地方。”送我出來的時候，他又向我展示了一幅掛在隔壁房間裏的畫，那是奧爾斯頓所作，他說：“一個名叫蒙塔古的畫商曾經拜訪過他，看到這幅畫時說，‘嗯，你可收藏了幅好畫！’因為他料想這幅畫肯定出自某位古代大師之手；隨後，蒙塔古背對著畫繼續說話，後來他抬起一隻手摸了一下那幅畫，驚呼道，‘天哪，這幅畫創作還不到十年，’——此人手筆居然如此精細高明。”
我和他呆了大約一個鍾頭，但有關他談話的絕大部分內容已無從記起，因為與他的談話，就像他書裏的一個個段落——或許都一模一樣——他常會陷入某種老生常談之中。正如我所預料到的，這次拜訪更像是他一個人的展示，而不是兩個人之間的交談，除了滿足我的好奇心之外沒有別的意義。他年事已高，思維已經形成某種定勢，無法下降到與一個新夥伴交流思想的地位。
我從愛丁堡去了蘇格蘭高地。返回途中，又從格拉斯哥到了鄧福裏斯，因為一心想要轉交一封我從羅馬帶回來的信件，於是便四處打聽克雷根普托克。那是尼思河穀的一座農莊，屬於十六英裏之外的鄧斯科爾教區。農場附近沒有公共馬車經過，我就從客棧雇了一輛私人馬車。我找到了那座房子，四周是石楠叢生的荒山，就是在此，那位孤獨的學者為自己那顆高尚心靈汲取了營養。卡萊爾年輕的時候就已經相當成熟，作為一個作家，他不必向自己的讀者隱瞞什麼，作為世間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他卻隱姓埋名，獨居在那座山間農場，他仿佛按照自己的方式把握住了倫敦最好的東西。他個兒很高，略顯憔悴，長著峭壁一樣的額頭，鎮定自若，侃侃而談，遊刃有餘；他堅持用自己的北方口音說話，顯得饒有趣味；話題裏充滿輕鬆的軼事，充足的幽默感使得他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顯得輕鬆活潑。他以一種開玩笑的方式談話，即便是那些耳熟能詳的事物，他也能讓同伴產生豐富的聯想，很快就能熟悉了他的精神和靈魂，而且，了解那些注定要成為一個美麗神話的事情，也是件樂事。他身邊所見無幾，人也寂寞孤獨，“方圓十六英裏之內，除了鄧斯科爾的牧師之外，再沒有別人同他說話。”所以，書就成了他談話的主題。
他把談話中經常提到的事物，都一一命了名。他把《布萊克伍德月刊》稱作“沙子雜誌”；近距離探討生活前景的《弗雷澤雜誌》成了“泥巴雜誌”；標誌著某家破產企業的一條附近小道成了“最後六便士的墳墓”。當有人對某個天才過分褒揚讓他厭煩時，他會宣稱對自己家豬的智慧有多麼令人仰慕。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想方設法把那可憐的畜生圈在他筆下的圍欄裏，但是豬偶爾也有幸顯示出自己非凡的判斷力，它發現可以拆掉一塊板，讓他無法得逞。盡管如此，他仍然認為，人是這個星球上最富有創造力的小生命，他喜歡尼祿之死勝過大多史記，“Qualis artifex pereo（我心目中那樣傑出的一位藝術家死去了）！”他崇拜任何向他揭示真理的人。他一度曾研究過美國，閱讀了大量的相關書籍。蘭多的原則不過是反叛而已，他所畏懼的卻是美國的原則。就他所知，在美國，最妙的事情就是：在那裏，隻要幹活就有肉吃。在斯圖爾特的書中，他讀到一個這樣的故事：他向紐約的一家旅館打聽賣鞋的地方，有人就帶著他走街串巷，就在那時，他發現芒戈正在自己家裏吃烤雞。
我們談起了書。他沒有讀過柏拉圖，也瞧不起蘇格拉底；迫於無奈，他更是把米拉波拉出來充英雄。他稱吉本為連接新舊兩個世界的橋梁。他讀書很雜。《魯賓遜漂流記》之後，他所喜歡的書就要數《項狄傳》了，早些時候，他還曾喜歡過羅伯斯頓的《美國史》。盧梭的《懺悔錄》讓他發現自己並不那麼笨；他學德語已有十年之久，因為當時有人暗示，在那個語言中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他抱著失望和諷刺的態度看待目前的文學現狀；他列舉了大書商們每年花在廣告宣傳上的巨額資金。結果是沒有一家報紙值得信賴，書賣不出去，書商們的破產也指日可待。
他又回過頭來談論英國的貧民，國家的擁擠，公職人員自私自利、玩忽職守、司其政而不盡其職。“政府應該給窮人指條路。愛爾蘭的窮人來到這兒的荒野上流浪。我太太製定了一條原則，那就是應該給亞當的每個孩子麵包吃，並且向鄰居提供必需品。但是，這裏有良田千頃，足以讓他們每個人都有肉吃，卻沒有人給這些愛爾蘭窮人一個指示，叫他們到荒山上去耕作。他們燒掉了一個個草堆，以此來強迫有錢人給他們一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