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著“紅色攝影師”的美譽
童小鵬從1936年西安事變起，作為中共代表譯電工作的隨員，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此後，他長期與周恩來共事。1959年至1966年，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直至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他跟著周恩來“風雨四十年”。
我希望能夠采訪童小鵬。在北京，打電話到他家，家人告知，他和夫人一起長住福建老家，忙於寫回憶錄。我準備專程前往福建采訪他。
巧真巧，1992年10月，我從上海飛往重慶采訪重慶談判的相關人士，剛在中共重慶市委招待所住下，當地的友人便告訴我，隔壁房間前幾天住著童小鵬。於是，我趕緊打聽童老的去向，得知他搬到一家部隊招待所。得到童老的同意，我來到那裏，訪問了他和夫人紫非。
童小鵬思維反應很快，言談幽默風趣。他出生於1914年，福建長汀人氏，比紫非年長7歲。我問及他的本名是否叫童小鵬，他大笑起來，說他原名“童大鵬”，隻因小時候個子小，人們都喊他“小鵬”。久而久之，“童大鵬”變成了“童小鵬”，他居然也就以“童小鵬”為名。如今，幾乎很少有人知道他本來叫“童大鵬”。
我跟童老談著，他的夫人拿著照相機在一旁“哢嚓”拍照。看來，攝影已成了他們夫婦的共同愛好。
童小鵬有著“紅色攝影師”的美譽。在中共高級幹部中，愛好攝影的並不多，他是一個，張愛萍也是一個。比起攝影記者來，童小鵬要方便得多，因為攝影記者隻有得到允許，才能參加某些場合，拍攝照片，而童小鵬作為高級幹部，能夠拍到許多記者無法涉足的曆史鏡頭。
童小鵬不僅舉行了他的攝影作品展，而且由文物出版社印行了他的攝影作品集《曆史的腳印》，他還主編了大型圖片集《第二次國共合作》。
我問起他是怎樣愛上攝影的，童老說，他的“老師”是李克農。西安事變時，李克農任中共中央代表團秘書長。李克農喜歡擺弄照相機，“感染”了他，教會他怎樣拍照。
童小鵬迷上了攝影，到了“機不離手”的地步。他抓住曆史的瞬間，拍下了許多珍貴的鏡頭。他頗為“得意”地說起他的幾幅佳作：
一是1946年，他和周恩來同住在南京梅園新村30號。一天，知道周恩來要出門，他事先在門口擺弄好照相機。周恩來出門時，他“哢嚓”一聲按下快門。那幅照片拍得很自然，周恩來也很喜歡。如今，很多關於周恩來的書上，差不多都印著這幀照片。
二是開國大典之際，童小鵬從香港弄到了一點彩色膠卷。那時，彩色膠卷是非常稀罕的。就這樣，他居然拍攝了開國大典的彩色照片，成為很珍貴的史料。
三是1959年夏日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會議氣氛非常緊張，好多位中共中央委員都站了起來。“機不離手”的他，意識到這一場麵非同凡常，當即拿出照相機拍攝。在這樣嚴峻的場合，他不便用閃光燈，就開大了光圈，悄然拍攝，沒有驚動會場。這些照片，如今成為不可多得的曆史鏡頭。
他身處曆史漩渦的中心，用照相機拍下了“曆史的腳印”。因此，他的攝影作品集彌足珍貴。
童老回憶說，他最初拍照時，膠卷是自己衝洗的，照片也是自己放大的。因為這樣可以省錢，而且有些照片又不宜於拿到外麵印放。他知道這些照片的意義，盡管南征北戰，他一直非常細心保管底片。“酒越陳越香”。如今，這些幾十年前的照片，凝聚著時代風雲，已是千金難得的了。
我不由得想及，在記者這一行當中，分為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文字記者隻管采訪新聞，而攝影記者則專門拍攝照片。兼文字與攝影於一身的記者也有，但是不多。
就秘書工作而言，秘書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夫，能夠幫助領導校對文件，起草講話稿，整理文案，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如果秘書如果像童小鵬那樣學會攝影，那就更好。通常人們以為攝影是秘書的分外事。其實，秘書常年工作在領導身邊，比任何攝影師接觸領導的機會都多。童小鵬就善於抓住可貴的瞬間，為中國當代曆史留存了不可多得的精彩照片。
一絲不苟嚴謹細致
童小鵬對於秘書工作的啟示之二，那就是一絲不苟、嚴謹細致的工作態度。
前些日子在紀念長征七十周年的時候，許多考證文章都注重引述長征親曆者的日記，因為這些日記是長征的第一手的記錄。雖然參加長征者為數不少，但是留下來的日記卻屈指可數：紅五軍團參謀長陳伯鈞的日記，紅一軍團一師三團黨總支書記肖鋒的日記，紅九軍團文書林偉的日記，童小鵬日記。
在這些僅存的珍貴日記中，以童小鵬的日記最為詳盡，最為精確。1933—1936年童小鵬的日記，被冠以《軍中日記》的書名，於1986年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人們稱讚童小鵬的日記，“精確到了每天、每時、每刻”。長征中每天的行軍路程，每次遭遇的戰鬥，每天親曆的事件，在童小鵬的日記中都有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