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我正在北京做采訪。11月3日下午，北京朋友劉朋和張兆晉來看我。張兆晉在當天的微博中寫道：“和葉永烈老師在一起，他無意中提到韓素音，說想念她。我告訴他韓素音剛去世，並把這條微博給他看，他大為震驚，說好像和她有心靈感應，最近一直在想她，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據香港媒體報道，著名英籍女作家韓素音在當地時間11月2日中午於瑞士洛桑的家中去世，享年96歲。韓素音（1917—2012），為伊麗莎白·柯默（Elisabeth Comber）的筆名，原名周光瑚（Rosalie Elisabeth Kuanghu Chow），1917年9月12日生於河南信陽。她的主要作品取材於20世紀中國生活和曆史，體裁有小說和自傳。
我與韓素音有諸多交往。1981年之後，她從瑞士來上海，差不多都要與我見麵。1989年9月，我在北京時，她約我在北京飯店見麵。1999年我訪問瑞士，給她打過電話，可惜沒有時間去洛桑看望她。她用英文寫作，曾經給我寫過多封英文信件和一封很難得的用中文寫作的長信——雖說那字體像小學生寫的。
總書記跟她談了三個多小時
酷暑的熱氣已從北京散去。大清早，車身已蒙上一層薄薄的尼龍紗一般的露水。金風未起，卻已有淡淡的涼意。
那是1989年9月12日，我來到王府井大街和東長安街交叉路口那幢熟悉的米黃色大廈——北京飯店。電梯把我送上八樓。一看手表，8點25分，離8點半還有5分鍾。
我正想等一會兒，西裝筆挺的服務員卻主動上前問我：“你找誰？”
“8008房的韓素音女士。”我隻得答道。
他馬上拿起電話，嗯、嗯了幾聲之後，對我說道：“她說，請您稍候——因為她跟您約定的是8點半，還有幾分鍾。”
我知道韓素音的工作習慣——有著很強的時間觀念，每天都有一張排得滿滿的時間表。
我是在前一天下午從上海到達北京的。在文化部住下之後，便給她打了個電話，從耳機中傳出她熟悉的聲音：“你來北京啦！我們見一見……”
接著，她自言自語起來：“現在我這兒有客人，不行。晚上約好了三批客人，也不行……”
“這樣吧，老葉，”雖然她比我年長20多歲，總叫我“老葉”。她說，“你明天上午8點半來，我們聊聊。我明天下午就要飛往香港。”
就這樣，跟她約定了見麵的時間……
服務台上的電話鈴聲響了。服務員對我說：“韓女士請您進去。”
我一看手表，正好8點半！
韓素音的朝南的客廳裏，灑滿陽光。細格長袖襯衫、藍布裙子，像一個普通的中國婦女，生活中的她是很隨便的，除非出席重要的會議這才花點時間打扮一下。她理了個遊泳運動員般的短發，平常用手指梳理幾下就完事，也為的是節約時間。
記得，上一回是1988年2月，我們也是在北京飯店見麵，從下午一直談到晚上。這一回看上去，她還是那樣靈活機敏，充滿活力，但已顯得蒼老了。她的白發增多，皺紋也多了，眼圈四周布滿老年斑，她是夠忙夠累的！隻是她那雙閃爍著睿智目光的藍眼睛，還是那麼明亮、清澈。
客廳裏放著一個大花籃，紅色的緞帶上寫著金字，慶賀她的72歲壽辰。她的生日最好記——中秋節。盡管1917年的中秋節是9月30日，但是中國的朋友們仍然按照陰曆，把中秋節作為她的生日。
“韓女士，你72歲了，還是那樣忙碌，要多加保重！”我對她說。
她坐在沙發上，燃起了一根香煙。她給我沏一杯綠茶，給自己泡了杯咖啡。她說：“我確實很忙，日程表總是排得滿滿的。昨天，我忙得連中飯都沒有吃——客人不斷地來，因為大家知道我今天要走了。今天好一些。上午跟你談。中午，一位美國人要訪問我。下午3點，我坐飛機前往香港。明天，要在香港作報告，講中國問題。另外，還要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然後，我回瑞士去……”
記得，9月1日夜裏，我在上海曾與她通過一次長途電話。她告訴我，她這次是在8月29日飛抵北京的。9月1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便在中南海“202”會見了她……
“前幾天，我還見到了姚依林副總理。”韓素音對我說，“姚依林副總理、江澤民總書記都很詳細地介紹了中國最近發生的事件。江澤民總書記一口氣談了3個多小時。”
韓素音原定10月訪華。這一回，提前了一個多月來北京主要是為了及時了解“八九政治風波”。
“中國的事情，全世界關注。很多人給我打電話，給我來信，詢問中國的近況。”韓素音說，“‘八九政治風波’發生在北京。要了解真實的情況，我必須來北京，所以我提前了訪華日程。我一直關注著中國的命運。6月4日以後，差不多整整10天，我看不到中國的報紙，而外國報紙上謠言滿天飛，我當時是非常著急的……”
她已經訪華30多次。往日，她在全國各地采訪，很少呆在一個地方。這一回她隻在北京住，以求詳細了解在北京發生的驚心動魄的鬥爭。
她在10年前便已見過姚依林，而同江澤民的見麵則是第一次。她談及對江澤民的印象：“他是一位教授，知識麵廣，很聰明。通過這次交談，對他的印象很好，很不錯。”
“你要為中國最近的事件寫書嗎？”我問。
她回答說：“我不會馬上寫。聽說現在有許多人在寫書，我讓他們走在前。我覺得現在寫書還太早。就像當年周恩來總理跟我作了八次長談，我當時並沒有馬上寫他。直到現在，我才著手寫《周恩來傳》。我總是要在很成熟的時候動手寫書。但是，我可以對記者發表講話，可以在海外作報告，談談我在北京所了解的情況。我的‘根’在中國，我在海外，每年要作好多次報告，我的話題總是中國……”
她在西方擁有眾多的讀者，有著“中國通”的美譽。她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又能用英文打字機飛快地用英語“寫作”。這位歐亞混血作家，是一座架在東西方之間的橋梁。她的著作，是西方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她曾說過：“我實在做得太少。我不過是努力使西方人能正確地理解在中國發生的事。我的願望是在中國和西方之間搭一座交流的‘橋’，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來到中國。我熱愛中國，我的血管裏流著中國的血液。……”
韓素音的著作在西方贏得很高的聲譽。在種種關於她的著作的評論之中，最為中肯、傳神的評價要算是英國著名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說過的一段話：“許多個小時我都用來讀韓素音的書，一小時裏了解到的關於中國的事要勝過我在那裏一年的生活。”
她曾走過崎嶇的生活道路
如今，不論中外，她以“韓素音”聞名。
其實，韓素音是她的筆名。
1942年初，在美國出版了一本題為《目的地重慶》的小說，作者署名Han suyin。
對於文學界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Han Suyin”——“韓素音”，那本書是她平生的第一本書，那筆名也是頭一回使用。
“素音”，也就是“小小而平凡的聲音”。寫這本書的時候，她還是個助產士，並不期望自己的作品會成為“不朽之作”，她以為那隻是從心中發出“小小而平凡的聲音”罷了。她也毫無“當作家”的念頭，隻是興之所至、筆走龍蛇，寫了這本書。
這本書使她得到了350美元的稿費，如此而已。此後整整10年，她仍做她的醫生，沒有寫第二本書。偶然，寫點短篇故事和小品罷了。她一直以為，自己所發出的，隻是“小小而平凡的聲音”。
她也並不姓“韓”。
1917年中秋節，中國河南省南部信陽周家穀，一個“洋娃娃”誕生了——認真點講，是“半洋娃娃”。
父親是道地的炎黃子孫，一位中國鐵道工程師，名喚周映彤，又名周煒。當時他正在京廣線信陽火車站工作，所以女兒在那裏出生。
母親倒是一個“洋人”——比利時人，名叫瑪格麗特。
出生的混血女嬰，是周映彤的第三個孩子，取名周光瑚，又名周月賓。不論是“光”或者“月”，都跟她出生在中秋節相關。她的母親給她取了個英文名字，叫羅薩莉。
女娃的母親，是標致的“洋西施”。不過，女娃隻從母親的“遺傳因子”中，得到白皮膚、藍眼睛和高鼻梁。她的黑頭發、方麵孔，顯而易見是來自父親的“遺傳因子”。
她也就是後來發出“小小而平凡的聲音”的“韓素音”。
河南隻是她的出生地。論祖籍，周映彤的祖先是客家人，公元13世紀時定居在廣東梅縣。
大約在17世紀後葉，周家遷往四川郫縣落戶。這樣，韓素音總是稱自己是四川老鄉。她居然也能講一口四川話。
周家原本從商。經濟富裕了，子女有條件求學，“學而優則仕”，成了清朝的官吏。周映彤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903年，他考上官費留學生（亦即今日公費留學生），前往比利時學習鐵路工程。這位中國小夥子愛上了比利時姑娘瑪格麗特·丹尼斯——她是比利時國防大臣的侄女，她的母親是荷蘭人。
瑪格麗特·丹尼斯跟中國青年周映彤的婚姻受到了瑪格麗特家族的反對。瑪格麗特·丹尼斯與周映彤私奔，從比利時前往中國。
這樣，周映彤和瑪格麗特在中國組成了“中西合璧”之家。他們一共養育了8個混血兒：
長子出生於1908年10月，名叫周子春，英文名字為喬治。
老二是次子，叫周海闊，幼年夭逝。
老三是長女“韓素音”——周光瑚。
老四是次女，叫周月蘭，又名蒂薩。
此後，老五（兒子）、老六（女兒）、老七（兒子）都早逝。
老八是女兒，叫瑪裏安。
出生在這樣的異國婚姻之家，韓素音從父親那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又從母親那裏得到西方文化熏陶。她自幼便在“家庭大學”中學得漢語和英語。這位當時常用“羅薩莉·周”名字的姑娘，兼通中西文化，為她成為中西方之橋打下堅實的橋墩。
不過，她的混血兒的身份，也從小給她的心靈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舊中國，她在“洋人”之中生活，仿佛矮人一截；在華人之中生活，卻又高人一頭。
她是一個倔強的姑娘。誠如她自己所說：“我這個人從來不從屬於任何勢力——我是一個孤獨的、反抗的、孑然一身的人。”
在12歲的時候，她就顯示了自己的個性，她在家中宣布，她要改名為“約瑟芬”。盡管母親笑她，因為母親曾有個傭人，名叫約瑟芬；她不管這些，依然改名為約瑟芬。
15歲那年，由於母親不願意供她上學念書，父親建議她學打字、速記，並買了一台舊的“皇冠”牌打字機，讓她跟一個美國修女學打字和“格雷格氏速記法”。這樣，她就進入北京協和醫院當打字員，走上了獨立生活的道路。這無意之中，培養了她對醫學的興趣，而打字又為她未來的寫作奠定基礎。
此後，她一直靠著自力更生，艱難地奮鬥著，走過坎坷之路：她當了兩年打字員，積蓄了一點錢，決心學醫，進入燕京大學醫學預科。三年之後即1935年，她考取了官費留學生，每年可獲得1.5萬元比利時法郎的獎學金。於是，她前往母親的祖國比利時學醫。這年10月，她乘船輾轉到達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外祖父喬治丹尼斯，在碼頭迎接這位第一次見麵的中國外孫女。她進入布魯塞爾“自由大學”醫科學習。
未及畢業，她又決定返回中國，因為中國正在遭受日本軍隊的蹂躪。她對同學說：“在中國遭到進攻時，我不能在歐洲這樣生活下去。”
回到中國之後，不幸的婚姻，使滿懷愛國之心的她，陷入了人生的低穀之中：她與唐保璜結婚了。唐保璜原是她少年時代在北京結識的中國朋友。“保璜的父親是個大官，當時在大軍閥吳佩孚手下做事。”1938年10月15日，她與唐保璜在戰火紛飛的武漢結婚。當時的唐保璜，是國民黨少校。不久，唐保璜受到蔣介石的接見，“帶回一張蔣介石的大相片，掛在臥室中，上麵有蔣氏題贈保璜的簽名。幾天之後，保璜的領章上增添了一顆星，他不再是少校而是中校了。”唐保璜成了蔣介石的忠實門徒，“潛心閱讀蔣介石的演說並背誦給我聽”。她卻厭惡這些，與丈夫之間，漸漸產生了裂痕。
1942年12月1日，唐保璜被任命為國民黨政府駐倫敦的代理武官。她隨他前往英國。裂痕擴大為裂縫，以至感情破裂。她不做“武官夫人”，卻走出家庭，於1944年9月考入英國亨特街醫學院，過著窮學生的生活。1945年2月，當唐保璜奉命調回國內時，她也顯示了自己的獨立性，依然在英國求學。
1947年10月10日，當她準備參加最後一次的醫學考試時，突然獲知：唐保璜在東北撫順戰死。她以醫生為職業，在英國帶著養女蓉梅艱辛地生活著……
她手中所持的是國民黨政府的護照。“護照上仍然寫著我是唐保璜的妻子，這還是一份外交護照，有效期截止到1951年。”
她帶著養女蓉梅，從倫敦飛往香港。“香港雖是英國的殖民地，卻是中國的土地。在那兒，蓉梅將到中國學校去讀書。在那兒，我將觀望等待，為了我和蓉梅，我下定了決心。”
龔澎幫助她走出寒冷的陰影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誕生，使韓素音歡欣鼓舞。她在香港荃灣的一家書店裏看見一幅三毛扭秧歌的畫，趕緊買了下來，以表達自己愉悅之情。她關注著麵目一新的中國。
可是，她自身卻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眼看著她手中的護照，到1951年4月就期滿了。這麼一來，她無法在香港立足。她曾企望回到新中國，然而，她的丈夫唐保璜是在與共產黨軍隊作戰中死去的，她有這樣的曆史背景能獲得新中國的諒解、信任嗎？盡管她與唐保璜在政治見解上有過嚴重的分歧，但在別人看來她仍是國民黨軍官的妻子！她無法走出唐保璜的陰影。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倒是對她表示“關懷”，願意給她換發國民黨政府新的外交護照，也歡迎她到台灣居住，而她卻拒絕了。
身在香港的韓素音，再一次顯示了倔強的性格和驚人的毅力。在如此繁重的醫務之餘，她居然又拿起了筆。曆經磨難的生活，成為她豐富的創作源泉。誠如她所言：“生活把我鑄就成作家——雖然我從未想‘當’作家。”她還說：“今天我成為一個作家，完全是湊巧，完全是由於我在1938年回到中國，同保璜結婚，以及我們共同生活中令人痛苦的衝突等因素促成的意外結果。”
她的處女作《目的地重慶》是在1940年夏天寫出來的，當時才不過23歲。經過十年痛苦的生活的磨難，已過“而立”之年的她變得老成、深邃。
她依然酷愛寫作。她在香港瑪麗醫院一邊做住院醫生，一邊寫作，在醫院急診室裏，寫成長篇小說《瑰寶》。當時英國駐印度的大使馬爾科姆·麥克唐納為《瑰寶》作序。《瑰寶》（《A Many—Splendoured Thing》），於1952年出版。
《瑰寶》寫的是韓素音在唐保璜東北戰死之後的一段戀情：
1948年韓素音在英國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返回香港從醫。一場宴會上，她邂逅英國《泰晤士報》記者伊恩·馬克（Mark Eliot），兩人一見鍾情。伊恩隨後發動了猛烈的“文字攻勢”。“我們不常見麵，可是伊恩給我寫信，不斷給我寫信，每天一封，甚至每天兩封，即使我們在同一個城市時也給我寫信。我變得心神不定，想不到有這樣的情況，不希望這種幹擾、這種令人害怕的潛在的麻煩，以及柔情。”但伊裏奧已有妻室。為擺脫這段感情，韓素音回到重慶，當時重慶已經快要解放，她很快又回到香港。這時，朝鮮戰爭爆發，伊恩·馬克被派往戰場並在朝鮮陣亡。隨後伊恩從朝鮮寄出的信開始到達，一封接一封。“雖然我知道他已經去世了，這種延期的、他還活著的假象使他的死變得虛幻了。我手裏拿著他的筆跡，他寫的字，他怎麼可能死了呢？信一封接一封到來，一直延續了三個星期，從信上的日期，我知道那是最後一封。最後一封信到後，知道不再有他的信了，於是坐到打字機前，卷上一張紙，開始寫我的《瑰寶》。”在《瑰寶》中，韓素音還原了這段情感經曆，她用日記的方式袒露了自己與伊裏奧的愛戀。
《瑰寶》被好萊塢改編成電影《生死戀》（《Love Is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獲得奧斯卡三項大獎，一下子轟動了文壇，成了韓素音的成名作。
韓素音在東南亞成了小有名氣的作家。不過，她仍以醫生為職業。筆耕僅僅是她業餘的愛好。
1952年，韓素音嫁給出版商康柏（L.F. Comber），並改名伊麗莎白·康柏。婚後，他們移居馬來亞（今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柔佛州的新山，她在馬來亞總醫院工作，繼續行醫。她也曾在南洋大學兼課。
後來，韓素音在馬來亞開設私人診所。她對我回憶說：“開私人診所，我一天要看上百個病人，真是夠累的。”
當時她的本職是醫生，同時是大學兼職教師，業餘則是作家，她以為這三種職業是共通的。
她這樣對我說道：“其實，醫生、教師、作家，三位一體，目的是一個——救人！醫生給人的肉體治病，教師和作家是給人的靈魂治病。醫生用藥治病，教師和作家不用藥，用精神文明，使人的靈魂變得健康！在醫生的隊伍中，出了許多作家，恐怕就在於醫生和作家具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作家是靈魂的醫生！”
不過，她與出版商康柏的婚姻維持不了多久，便離異了。
她的表弟於1953年從北京給她來信，告訴她周恩來總理號召海外的知識分子回去看看新中國。她用這樣的話，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就像一頭幹渴的野獸想要飲水一樣。”她期望見到久別的父親。當時，她的父親擔任中國鐵道部總工程師。
不過，她仍不敢回去。她很直率地道出自己的猶豫：“我懼怕共產主義，我感到自己也許不會被接納，不會被理解。我不知道新中國將如何看待像我這樣一個‘資產階級作家’。”
一個使她畢生難忘的人，向她伸出了溫馨的手，幫助她走出那寒冷、黑暗的陰影。這個人便是周恩來的忠誠的助手、她的摯友龔澎。
龔澎原名龔維航，比韓素音大三歲。龔澎之父是同盟會會員龔鎮洲。受父親的革命影響，早在1936年，22歲的龔澎便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她進入延安。從1940年起，龔澎在周恩來身邊從事對外工作。此後整整30年，龔澎一直在周恩來左右，是周恩來身邊得力的助手。她是喬冠華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