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在出席大會的13位代表之中，廣東代表陳公博的行蹤與眾不同。
陳公博是在7月21日從廣州經香港到達上海。在13位代表中，除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各自住在上海家中之外，張國燾、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等10位代表以“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住進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而唯有出身豪門的陳公博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流的大東旅社。尤為與眾不同的是，陳公博偕新婚妻子李勵莊一起來滬。
7月23日，當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李漢俊家舉行開幕式時，陳公博拿出陳獨秀交給他帶來的親筆信，陳獨秀在信中談了對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四點意見，即“一，黨員的發展與教育；二，黨的民主集中製的運用；三，黨的紀律；四，群眾路線”。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在李漢俊家舉行閉幕式時，突然闖進一個偵探（現已查明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長、中國科科長程子卿），說是走錯了門，旋即離去。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當即決定中斷會議，代表們分頭疏散，隻有陳公博及屋主李漢俊留了下來。過了十幾分鍾，大批法國巡捕趕至李公館。陳公博陪同李漢俊應對法國巡捕，直至夜深法國巡捕因搜不到可疑證據走了，陳公博才回到大東旅社。翌日陳公博沒有去嘉興南湖出席中共“一大”閉幕式，而是與李勵莊前往杭州旅遊。
陳公博對於中共“一大”的最大貢獻，在於此人筆頭甚勤，為在秘密狀態下舉行的中共“一大”留下了難得的曆史文獻。
解讀陳公博文章中的“密碼”
就在中共“一大”結束之後十多天，陳公博剛剛回到廣州，就寫了一篇關於出席中共“一大”的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可以說，這是最早的關於中共“一大”的文章。令人驚訝的是，這篇文章竟然公開發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號上。
由於中共“一大”是嚴格保密的，陳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不得不設下“障眼法”，在開頭寫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假期中補度蜜月。因這三層原因，我於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滬。
正因為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打了“埋伏”，所以那麼多的讀者讀了此文，誰都沒有看出寫的是中共“一大”。這一“密碼”直到1961年才被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李俊臣所破譯。我在拜訪李俊臣先生時，他說，當時他在工作之餘，正在通讀《新青年》，在讀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時，想及1921年7月陳公博曾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頓時眼前一亮：那“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學社”會不會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那句“結束我未完的手續”，會不會是指他赴滬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
這麼一來，就能勢如破竹，清楚解讀此文的種種“暗語”。文中記述了“我和兩個外國教授去訪一個朋友”。那“兩個外國教授”被偵探“誤認”為“俄國共產黨”——其實指的便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至於那位被訪的朋友，文中說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中有“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這“李先生”不就是李漢俊嗎？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絕，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關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回憶文章！由於此文寫於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之際，可以排除那種時隔多年的記憶錯誤。
這篇文章表明，陳公博離開廣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滬是7月21日。抵滬的翌日，與兩位“外國教授”見麵，即7月22日。如此這般，可以推知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後。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館的討論會上，談了自己的發現和見解，引起很多同行的興趣。
當然，也有人提出疑義，因為九卷三號的《新青年》標明“廣州1921年7月1日發行”，所載文章怎麼可能是記述在7月1日之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呢？
不過，考證了當時《新青年》的出版情況，誤期是經常的，這期《新青年》實際上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這一疑義。
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詳細記述了法國巡捕搜查中共“一大”會場的情形：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隻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那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鍾頭。他們更把我和我朋友隔開，施行他偵查的職務。那個法偵探首先問我懂英語不懂？我說略懂。他問我從那裏來？我說是由廣州來。他問我懂北京話不懂？我說了懂。那個偵探更問我在什麼時候來中國？他的發問，我知道這位先生是神經過敏，有點誤會，我於是老實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並且是廣州人，這次攜眷來遊西湖，路經上海，少不免要遨遊幾日，並且問他為什麼要來搜查，這樣嚴重的搜查。那個偵探才告訴我，他實在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裏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他搜查之後，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隻好通融辦理……”其餘以下的話，都是用訓戒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走了，然後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別。自此之後便有一兩個人在我背後跟蹤……
陳公博在文章中還寫及：
這次旅行，最使我終身不忘的，就是大東旅社的謀殺案。我到上海住在大東旅社四十一號，那謀殺案就在隔壁四十二號發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點多鍾，我睡夢中忽聽有一聲很尖厲的槍聲，繼續便聞有一女子銳厲悲慘的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