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畫生”的來曆
1917年，就在《新青年》雜誌推出一篇又一篇炳彪時代的雄文之際，在4月號上卻登出了一篇名為《體育之研究》的普通文章。
此文作者的名字，是讀者所陌生的，“二十八畫生”！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筆名。作者不願透露真姓實名。
陳獨秀從一大堆來稿中，看到這篇寄自湖南的《體育之研究》。雖說文筆尚嫩，但是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何況《新青年》雜誌的文章很少涉及體育，便把此文發排了。
推算起來，這是“二十八畫生”頭一回跟陳獨秀結下文字之交。
當時，這位“二十八畫生”，還隻是一個二十四歲的湖南小夥子。直到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笑談“二十八畫生”的來曆時，人們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數一數，總共多少筆畫？”
哦，“毛澤東”——整整二十八畫！（注：按照毛澤東三字的繁體字筆畫計算）
《體育之研究》是迄今發現的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說，毛澤東的“處女作”是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
寫《體育之研究》時，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其實，早在1915年，毛澤東便用過“二十八畫生”這筆名。
那是羅章龍19歲那年的秋天，他在長沙第一聯合中學讀書。有一天他在學校會客室外，見到牆上貼著一張《征友啟事》。“啟事是用八裁湘紙油印的，古典文體，書法挺秀。”啟事大意是要征求誌同道合的朋友，“啟事引句為《詩經》語：‘願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
這一啟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畫生”，通訊處是“第一師範附屬學校陳章甫轉交”。陳章甫即陳昌，當時在一師附屬學校任教員。
羅章龍看了之後，給“二十八畫生”用文言文寫了一封回信，照啟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願見一麵。信末，也署了個化名，叫“縱宇一郎”。
信扔進郵局，約莫過了三四天，羅章龍收到了“二十八畫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莊子》上的兩句話：“空穀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畫生”約這位“縱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圖書館見麵，以手持報紙為互識標誌。
那時的羅章龍叫羅階。他拉了一個同班姓陳的同學一起去。
據羅章龍在《椿園載記》一書中回憶：
我們見到了毛澤東同誌。他站在走廊上，見到我們後，便走到院子門口對我們說：我們到裏麵談談。我們在院子裏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坐在石頭上，這時陳同學就到閱覽室看書去了。院子裏沒有別人，我們上午9點開始直到圖書館12點休息，整整談了三個小時。臨分手他對我說：我們談得很好，‘願結管鮑之誼’，以後要常見麵。就這樣，羅章龍成了“二十八畫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記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把自己的學習筆記給他看。他們一次次地交談，談治學、談人生、談社會、談國家。他們一起尋訪長沙古跡，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1918年，羅章龍要去日本留學，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寫下《送縱宇一郎東行》一詩。
遊擊戰“十六字訣”的由來
1958年，在古巴的密林中，一個穿緊身衣的阿根廷人，正在給古巴遊擊隊員們講述遊擊戰術。他的講課內容，用這樣一句口訣概括：“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這位“遊擊戰專家”，叫格瓦拉。1952年他參加了反對阿根廷庇隆政府的暴動。1954年，他在墨西哥和卡斯特羅相識，便投身於反對古巴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鬥爭。他在古巴開展遊擊戰爭。
格瓦拉著有《遊擊戰》等書。古巴建立了卡斯特羅新政權之後，他辭去在古巴的一切職務，到非洲的紮伊爾、拉丁美洲的玻利維亞開展遊擊戰爭。1967年死於玻利維亞遊擊戰，時年39歲。
格瓦拉對那“十六字訣”推崇備至，奉為遊擊戰爭的經典。他說，這“經典”來自中國，來自毛澤東。
“十六字訣”的發明者確是毛澤東。他是在井岡山創立了他的遊擊理論。
毛澤東原本是個文人。“激揚文字，指點江山”，他行。可是，“時勢”逼著他，非成為一員武將不可。
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湖南特委派來的特派員周魯，批評毛澤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宣布取消前敵委員會，等於撤了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之職。更令人震驚的是，周魯居然宣布開除毛澤東的黨籍。
當時毛澤東蒙受打擊，被“開除黨籍”，不能當師委書記，隻能當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毛澤東曾十分感歎說過這麼一番話：“軍旅之事，未知學也，我不是個武人，文人隻能運筆杆子，不能動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當師長有點玄乎。”
雖說“有點玄乎”，毛澤東畢竟還是學會了“軍旅之事”，而且後來居然博得了“無產階級軍事家、戰略家”的美譽。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在遊泳中學會遊泳”。
據毛澤東當年的警衛員回憶，毛澤東在井岡山上最珍貴的“家產”，是兩個竹編的書簍。不論他走到哪裏，總讓警衛員帶著這兩個書簍。在書簍之中，他最常看的是兩本書，一本是《共產黨宣言》，另一本則是《孫子兵法》。
1928年5月，毛澤東的書簍裏多了一套他愛不釋手的書。那時毛澤東的部隊攻打井岡山附近茶陵縣的高隴圩，闖進譚延闓的老家。譚延闓曾是清末進士，後來出任湖南省都督、湘軍總司令。在譚家的藏書中，毛澤東得到了一套《三國演義》。雖說他早年多次讀過《三國演義》，眼下再讀，卻別有新意，從中可以學習許多作戰的經驗。所以，毛澤東曾言：“這真是撥開雲霧見青天，快樂不可言。”《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成了毛澤東自學軍事的“課本”。
沒有帶過兵，沒有打過仗，往往不知天高地厚，頭腦容易發熱，動不動就來個“一省或數省勝利”。當時，那麼多中國共產黨人迷醉於在大城市舉行暴動，無非是想照搬蘇俄模式——1917年，列寧便是在彼得格勒舉行武裝暴動，攻下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一舉奪得了全國政權。
毛澤東在秋收暴動前夕，也曾說過“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1917年”之類的話，擬定過進攻長沙的計劃，並企望過由此“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打了幾仗之後，毛澤東在嚴酷的現實中，認清了真正的形勢，即“敵強我弱，敵多我少”。他不能不把戰略的基點放在如何“以弱勝強”、“以少勝多”之上。
毛澤東十分看中“山大王”們的經驗。毛澤東說，“山大王”王佐的力量比紅軍小得多，“山大王”能夠在井岡山存在那麼多年，我們為什麼不能在井岡山上站穩腳跟呢？
毛澤東在與“山大王”王佐的攀談中，聽說了王佐的“師傅”朱聾子一句“名言”：“不要會打仗，隻要會打圈。”朱聾子的意思說，打仗本事的好壞是次要的，要緊的是會“打圈”。所謂“打圈”，那就是“官軍”上山時，他們往密林中一鑽，沿著山繞幾個圈圈，就把“官軍”甩掉了。
朱聾子的話，給了毛澤東莫大的啟示。毛澤東把朱聾子的“名言”改了兩個字：“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
不久，毛澤東又進一步加以發展：“打圈是個好經驗。打圈是為了避實就虛，殲滅敵人，使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強敵來了，先領它兜圈子，等它的弱點暴露出來，就要抓得準，打得狠，要打得幹淨利落，要繳到槍，抓到人。”
毛澤東依據《孫子兵法》上“走為上策”，作如此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幹，這就是我們的戰術。”毛澤東這樣的總結，既生動，又形象，很快就被他的部下所接受。
不過，“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還隻是規定了“打”和“走”的戰略。“打”畢竟是主要的。“走”是為了“打”。怎麼“打”呢？選擇什麼樣的敵人“打”？
井岡山地處兩省交界，東為江西，西為湖南。那裏流傳一句話：“沒江西人不成買賣，沒湖南人不成軍隊。”毛澤東加以解釋道，這表明江西人善賈，湖南人善戰。湖南兵強，而江西兵弱，多是“客家兵”。毛澤東主張“雷公打豆腐——揀軟的欺”，最初把“打”的目標指向江西，打遂川，先是“吃”掉民團三四百人，接著又“吃”掉敵人一個正規營和一個靖衛團，初戰告捷，士氣大振。這樣，在1928年1月5日，占領了遂川縣城。
就在這時，江西的“國民革命軍”奉朱培德之命，派一個營攻占了寧岡縣新城，本想牽製進攻遂川的毛澤東部隊。毛澤東運用“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戰術，組織暴動隊、赤衛隊日夜搔擾新城之敵，使敵人一日數驚，寢食不安。後來，毛澤東率主力從遂川回寧岡，一舉攻克新城。毛澤東把新城之戰，稱為“敵駐我擾”。
這樣，1928年1月中旬，當前敵委員會在江西遂川縣城五華書院召開遂川、萬縣縣委聯席會議時，毛澤東首次提出了遊擊戰的“十二字訣”：“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
跟毛澤東會師之前，朱德也正在研究遊擊戰術。自從南昌起義以來，朱德率部經過多次激戰。他已從中得出教訓，不能跟強敵硬拚。因此，他在犁鋪頭整訓部隊時，寫下《步兵操典》和《陣中勤務》兩本教材，講述了遊擊戰術。這樣，當朱德和毛澤東會師，也就一起切磋起遊擊戰術。
1928年5月中旬，毛澤東在前委擴大會議上，作戰略報告時，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1929年4月5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信》，第一次用文字表達了他的一整套遊擊戰術：
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遊擊戰術，大要說來，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如此這般，毛澤東從“軍旅之事，未知學也”，到朱聾子的“打圈”秘訣，從“十六字訣”，到一整套遊擊戰術，成了一位軍事家。
轟動山城的《沁園春·雪》
1945年8月，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飛往重慶進行談判。就在談判期間，重慶《新民報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譚》，首次刊載了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轟動了山城。
1944年，柳亞子遷居重慶。毛澤東前來重慶，柳亞子自然歡欣鼓舞。9月2日清早，柳亞子應毛澤東之約，前往紅岩見麵。如同柳亞子後來所憶：“握手惘然，不勝陵穀滄桑之感。”頗為感慨的柳亞子，寫下了《贈毛潤之老友》一詩：
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彌天大勇誠堪格，遍地勞民亂倘休。
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史歸同舟。
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笑昆侖頂上頭。
內中的“中山”，當指孫中山；“卡爾”，即“卡爾·馬克思”。
這首詩，隨即被重慶《新華日報》發表。
柳亞子那時正在完成亡友林庚白的遺願，編一本《民國詩選》，希望收入毛澤東的一首詩。那時，毛澤東已寫了幾十首詩，但在國統區公開流傳的隻有一首，即斯諾所著《西行漫記》一書中，引用的《七律·長征》。由於在傳抄中，有幾處明顯的錯字，柳亞子抄了一份，請毛澤東親自改正，以收入《民國詩選》。
10月7日，毛澤東卻抄了一首《沁園春·雪》，給柳亞子。他在給柳亞子的信中寫道：“初到陝北看見大雪時，填過一首詞，似於先生詩格略近，錄呈審正。”
也許是考慮到正在重慶談判，而《七律·長征》有著明顯的反蔣意味——正是蔣介石第五次圍剿迫使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於是，毛澤東改寄《沁園春·雪》給柳亞子：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毛澤東的這首詞，據考證，是1936年2月7日，在東征途中，寫於陝北清澗縣袁家溝白治民家的窯洞裏。
柳亞子深為毛澤東這首詞的磅礴氣勢所感染，依毛澤東原韻，和了一首《沁園春》。
10月25日，柳亞子和畫家尹瘦石在重慶黃家埡口中蘇文化協會大廳，舉辦《柳詩尹畫聯展》，展出柳亞子的《沁園春》。柳亞子的《沁園春》既是和毛澤東的《沁園春》，順理成章，也就公開展出了毛澤東的原作。這下子，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引起參觀者莫大興趣，傳抄者甚眾。
11月11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柳亞子的《沁園春》，但沒有發表毛澤東的原作。
三天後，重慶《新民報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譚》，首次刊載了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引起了轟動。許多國統區讀者，原先隻知“毛匪”，這才頭一回得悉，原來毛澤東寫得一手好詩！這“土匪”，原來是“白麵書生”呢！
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乃是《西方夜譚》編者吳祖光的主意。那時，他從王昆侖那裏，抄得毛澤東的詞，便決定發表，用了《毛詞·沁園春》為標題，隻說是“毛潤之”之作。
中國古有《毛詩》，相傳乃西漢毛亨、毛萇所傳。眼下，毛澤東的“毛詩”，一時間在山城廣為流傳。
蔣介石見毛澤東此詞，問陳布雷：“照你看，真的是毛澤東寫的？”
陳布雷沉默不語。
蔣介石明白，陳布雷這一表情，表明他確認那《沁園春·雪》是毛澤東手筆——陳布雷可以說是國民黨方麵讀毛澤東文章最多、最細心的一個，深知毛澤東的文學功底。
“毛詩”，隻不過一首《沁園春》而已，便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論武，蔣介石可跟毛澤東較量一番；論文，蔣介石不能不略輸一籌。
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的廣泛影響，使蔣介石惱怒不已。他發動了對“毛詩”的圍剿。
一時間，和詩之風大盛。《中央日報》、《和平日報》（即原《掃蕩報》）等，接連刊登詞，詞牌皆用《沁園春》，總是標明“步和潤之兄”、“次毛韻”，或者幹脆標上“和毛澤東韻”。
現照列號稱“三湘詞人”易君左的《再譜〈沁園春〉》：
異說紛紜，民命仍懸，國本仍飄。痛青春不再，人生落落；黃流已決，天浪滔滔。邀得鄰翁，重聯杯酒，鬥角鉤心意氣高。剛停戰，任開誠布信，難製妖嬈。
朱門繡戶藏嬌，令瘦影婆娑弄午腰。欲乍長羽毛，便思撲蹴；欠貪廩粟，猶肆牢騷。放下屠刀，歸還完璧，朽木何曾不可雕。吾老矣，祝諸君“前進”，一品當朝。
除了刊登易君左這樣“反其意而和之”的許多《沁園春》之外，還組織了一批批判“毛詩”的文章——火力集中於毛澤東《沁園春·雪》中的“帝王思想”。
直至1984年，從台灣出版的新書中，又透露了鮮為人知的當年秘聞：
國民黨曾暗中通知各地、各級組織，要求會寫詩填詞的國民黨黨員，每人“次毛韻”填一首或幾首《沁園春》，以便從中選拔優秀之作，署以國民黨高級領導人的名字發表，以求把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比下去！
國民黨出此下策，實在是迫於無奈。蔣介石手下武夫多，卻選不出能與毛澤東匹敵的詩才。
將近40年後，台南神學院孟絕子從一位當年參與跟毛澤東“賽詩”的國民黨要員那裏得知內情，便寫入他的《狗頭·狗頭·狗頭稅》一書。此書列入李敖主編的《萬歲評論》叢書，於1984年出版。
走筆至此，順便提一句，蔣介石其實也能寫詩，雖說“蔣詩”極為罕見。1979年，宋美齡在和美國《天下事》旬刊《人物誌》專欄作者哈妮談話時，說及蔣介石曾經寫過許多詩。宋美齡透露，在1950年到1957年，蔣介石曾寫了舊體詩詞43首、新詩1首、自嘲打油詩2首。當蔣介石在1975年病逝之後，宋美齡曾想出版這些“蔣詩”，但蔣經國閱後，以為：“父親的詩作，雖然製作精巧，但大都品位不高，使人閱後很容易聯想起南唐亡國之君李後主……”宋美齡以為言之有理，遂把這些“蔣詩”付之一炬。至於這些“蔣詩”是否尚有抄本在世，就不得而知，因此眼下也就難以將“蔣詩”與“毛詩”加以比較了。
毛澤東的筆
1992年12月7日，上海《文彙報》載於光遠先生的《筆》，內中提及：“就我見到的毛澤東的手跡來說，他寫字不是用毛筆就是用鉛筆，很少用鋼筆。”正巧，我剛從北京回滬，在京采訪了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羅光祿，他談及了毛澤東的筆。
羅光祿說，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15個年頭。據他回憶，毛澤東在延安時大體上用毛筆。進北京之後，重要的信件、題詞以及書寫詩詞，用毛筆寫，平常大都用鉛筆。這主要是鉛筆用起來方便，省事，省時。我也訪問了中央檔案館手稿科科長鄭淑蘭，她負責保管毛澤東手稿。她說的情況跟羅光祿一致。
我見到一些毛澤東手跡，差不多都是寫在宣紙上。即便是用鉛筆寫，也寫在宣紙上。他的字寫得很大，寫得無拘無束——他不喜歡印著格子、條子的紙。
在遵義，我參觀毛澤東住所時，見筆筒裏插著毛筆、鉛筆。那鉛筆據說是德國貨，什麼牌子不知道，是從國民黨部隊繳來的戰利品。這一回訪問羅光祿，他倒是記得——“施德樓鉛筆”。
我請教了上海鉛筆廠廠誌辦公室宣史豪先生，得知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世界鉛筆名牌貨有兩種，一是德國的施德樓牌，二是美國的維納斯牌。施德樓牌鉛筆筆杆上，印著天平商標。毛澤東喜歡用6B的施德樓鉛筆，書寫流暢，字跡清晰。
我訪問過毛澤東的另一位機要秘書高智。20世紀50年代初，高智曾在中共中央辦公廳會議科工作。他說，每逢中央政治局開會前，他要削好一大把鉛筆，放在會議桌上，不光是毛澤東喜歡用鉛筆，別的中央領導同誌也愛用鉛筆。
從1954年起，中國不再進口德國鉛筆。上海的中國鉛筆一廠（前身為中國標準鉛筆廠）接到來自北京的特別任務，要他們仿照“施德樓”，生產專供中央領導使用的鉛筆。於是，該廠把這種特供鉛筆，稱為“中央定牌鉛筆”。這種鉛筆的筆杆做成六角形，握筆時不易滑動；有3B、6B的，也有7B、8B的；毛澤東愛用7B、8B，這種筆芯黑而軟，筆芯做得粗，最適合於寫大字，而他正是喜歡寫大字。這種鉛筆筆杆，漆成天藍色，跟“施德樓”相近，但沒有商標——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字樣，後來也有印“人民大會堂”字樣。每一回，生產一萬枝左右，可以用幾年。用光了，北京又來人定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