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址的往事
法租界貝勒路是一條並不熱鬧的馬路。坐落在望誌路和貝勒路交岔口的那一幢青紅磚相間砌成的石庫門房子，是中共“一大”會址，當年人稱“李公館”——同盟會元老李書城在此居住。
李書城家原本住在離此不遠的三益裏十七號，那裏三樓三底，房子比這裏大。當時李家人口眾多，有李書城的母親王氏，妻子甘世瑜，長女李聲歆，次女李聲韻，次子李聲茂（後來改名李聲宏）。長子李聲華當時在日本留學，但是在暑假裏有時回國探親。弟弟李漢俊也在日本留學，但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孩子李聲簧、李聲馥也住在這裏。此外，還有廚師、保姆（李家稱“娘姨”）。三益裏的房子是泰利洋房的房產。李家人多，所以租的房子也大。
李書城的妻子甘世瑜在1917年患肺病去世。李漢俊的妻子陳氏也於1918年相繼去世。李書城的母親在1920年秋天，要送三個靈柩（李書城的父親李金以及李書城和李漢俊的妻子）回湖北潛江老家安葬，這時李聲簧、李聲茂、李聲歆、李聲韻同去，已經從日本回國的李漢俊也送他們去，李家人口頓減。三益裏十七號的房子大，房租每月要七八十元。李書城看中貝勒路、望誌路樹德裏新建的石庫門房子，便租了二樓二底，即望誌路106號、108號，搬了過去。
望誌路是在1914年以當時上海法國公董局總工程師望誌的名字命名的。
1920年夏秋之際，一位姓陳的老太太出資在望誌路上建造了一排五幢房子。每幢房子一樓一底，獨門出入，黑漆大門，黃銅門環，米色石條門框，門楣上裝飾著礬紅色浮雕，外牆是清水青磚，鑲嵌著紅磚——當時的上海，流行著這種式樣的石庫門民居。這一排石庫門房子，自東向西，門牌分別為望誌路100號、102號、104號、106號、108號。
姓陳的老太太建造了這五幢房子，並不是給自己居住，而是出租，坐收租金。李書城租下106號、108號之後把兩幢房子的隔牆打通，合二為一。
李書城當年的“官兒”不小。他是孫中山的總統府顧問、國務院參議，租下那兩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漢俊從日本留學歸來，住在哥哥家中。
李漢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中共“一大”，便是在李漢俊家中召開，亦即在李書城家中召開。於是，李公館——望誌路106、108號，就成了如今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不過，今日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前的那條馬路，不叫望誌路，而叫興業路。很多人以為，這興業路路名，含“事業興隆”之意，一定是解放後改的。
其實，在1943年1月9日，汪偽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與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簽署了《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從這年8月1日起，上海撤消了租界，由於望誌路是以上海法國公董局總工程師望誌的名字命名的，而日本與法國在當時是敵對國，按照當時的規定，必須廢除，改用新路名。用什麼路名呢？
為了使新的路名能夠不再改來改去，力避政治色彩，上海改用全國省、市、縣的名字命名馬路，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馬路，以縣、市名命名東西走向的馬路。於是，改用廣西東南部的興業縣縣名來命名望誌路，稱為“興業路”。與興業路平行的另一條馬路，便用廣西東北部的興安縣縣名來命名，叫“興安路”。當時是在無意之中，取了“興業路”這樣一個含義深遠的路名，一直沿用至今。
在改為興業路時，門牌號碼重新編過。原望誌路106號、108號，改為興業路76號、78號。
與望誌路相交的貝勒路，是法租界工部局在1906年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貝勒的名字命名的。這名字當然也要改。貝勒路以湖北省黃陂縣縣名命名，改稱“黃陂南路”——因省名有限，用於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馬路；貝勒路雖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縣名命名。
隨李書城一起遷入望誌路新居的，還有一位比他小24歲的小姐。
小姐姓薛名文淑，不是湖北人，而是上海鬆江人氏。
薛、李兩人，本來素不相識。薛家是上海鬆江縣雇農，生活窘迫，薛文淑便以演唱謀生，在廣州偶然邂逅李書城。聽說薛文淑是上海人，李書城便說：“我家在上海。你以後有什麼困難，可以到我家來找我。”
李書城給她留下了家中的地址。
1920年春，14歲的薛文淑來到了上海三益裏。李書城收留了她，讓她寄居在他家。
據薛文淑回憶：“當時黃興的遺孀徐宗漢住在貝勒路的一處房子，請了一位湖南老先生當家庭教師，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從老先生補習功課，準備投考學校。”“不久，我上了民生學校，與邵力子的姨妹王秀鳳同學。邵家住在我們的斜對門。”
遷往望誌路之後，李家隻有4口人，即李書城、李漢俊、李書城9歲的女兒李聲韻和薛文淑。另外，還有一位20多歲的警衛，名叫梁平，一位40多歲的廚師廖師傅以及一位30多歲的安徽娘姨。
薛文淑這時改在博文女校上學，一般上午上課，中午回家吃飯，下午在家複習功課。這時候，來找李漢俊的朋友更多了。隻是薛文淑在三益裏時見到過的兩位小姐不大來了，常來的是一位姓陳的小姐，模樣姣美，跟李漢俊學外語。
1921年春，39歲的李書城和15歲的薛文淑在望誌路結婚。新房設在108號樓上，那裏隔成前後兩間，前麵會客，後麵為臥室。樓下也是兩間，前麵的房間是警衛梁平和廚師廖師傅的臥室，後麵為廚房。前後房中間為過道。
106號樓上，也隔成兩間，前屋為李漢俊臥室兼書房，後屋是李聲韻和娘姨的臥室。樓下前屋為餐廳，放了一張乒乓球桌那麼大的長方大餐桌。那是從三益裏帶過來的。在三益裏時，李家人口眾多，所以要用這麼大的餐桌。樓下後屋是洗澡間，備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
106號和108號內部打通，共用106號的一個斜度較大的樓梯。上樓之後，先走過李漢俊的房間，朝西走，則是李書城的臥室。
新婚不久，李書城帶著警衛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裏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占元的軍務。
這麼一來，望誌路上的李公館內，隻剩下李漢俊、薛文淑、廚師、娘姨和年幼的李聲韻。薛文淑不過15歲，不懂世事。廚師和娘姨不識字，從不過問李漢俊和那些穿長衫、西裝的朋友們高談闊論些什麼。
本來，“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住在博文女校，倘若就在那裏開會，當然方便。不過，兩個外國人進出一所女子學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一旦招惹麻煩，一網打盡，無處遁逃。
“到我家裏開會吧。”李漢俊一提議，馬上得到李達的支持。確實，李公館是一個很合適的開會場所。那裏離博文女校很近，而且是個鬧中取靜的所在。
於是，在1921年7月23日（星期六）晚，穿長衫的，穿對襟紡綢白上衣的，穿西式襯衫結著領帶的，留八字胡的，絡腮胡子的，教授派頭的，學生模樣的，一個又一個走進李公館後門……
國民黨一大比中共一大晚了三年
論曆史，中國國民黨比中國共產黨要早得多，然而，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卻比中共“一大”差不多晚了3年！這是因為中國國民黨走過了曲折的道路。
追溯中國國民黨的起源，不能不回溯它的締造者孫中山的曆史足跡：
1894年11月24日，28歲的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借卑涉銀行經理何寬的寓所，召集20多位僑胞開會，成立了反清組織興中會，通過了孫中山草擬的《興中會章程》。該會的秘密誓詞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這句話精辟地道出了該會的宗旨。
自興中會誕生，各地響應，紛紛成立反清團體。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東京赤阪區本珍彌宅，孫中山主持召開了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中國同盟會是以興中會和華興會為基礎，聯絡光複會部分成員建立的。大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今日人們習慣於稱政府首腦為總理，而彼時孫中山以政黨首腦出任總理。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這一綱領後來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
中國同盟會領導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漫長的封建專製統治。這一年是中國舊曆辛亥年，史稱“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46歲的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12年，也就成了中華民國元年。
1912年8月25日，中國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在北京成立了國民黨，孫中山出任理事長。1992年6月23日中國新聞社北京電訊，報道了北京市有關部門在搶修虎坊路兩側的湖廣會館時，發現並確定了此處乃是國民黨的誕生之地。國民黨在國會中，與袁世凱為首的中國共和黨相對抗，成為當時中國兩大政黨。
翌年11月4日，國民黨被袁世凱勒令解散。1914年7月8日，流亡日本的孫中山在東京築地精養軒成立中華革命黨，出任該黨總理。中華革命黨實際上就是原先的國民黨。
中華革命黨處於秘密活動狀態，外界仍稱之為國民黨。於是，在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又改組中華革命黨，稱中國國民黨——在國民黨之前加了“中國”兩字，以示區別於1912年成立的國民黨。該黨以孫中山為總理，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
如此這般，中國國民黨倘若追溯其源，可從1894年的興中會算起，比起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要悠久得多。不過，倘若僅就中國國民黨正式成立而言，則隻比中國共產黨早2年而已——正因為這樣，中國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反而比中共“一大”遲了近3年。
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不論外界或中國共產黨自己，都用這一簡稱。至於“共黨”，則是後來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的“專有”簡稱——中共自己從不稱“共黨”，雖說“共黨”一詞似乎並不含貶義。
中國國民黨倘若依照“中共”那樣簡稱，那就成了“中國”了，與國家之稱“中國”混為一談。照理，應簡稱為“中民”，但是因為在中國國民黨之前，已有了國民黨，也就習慣地簡稱為國民黨——雖說這一簡稱不甚準確，因為別的國家也有國民黨。
在國民黨內論資曆，蔣介石當然比不上陳其美、胡漢民、廖仲愷那一批元老，不過也不算淺。照理，當選國民黨“一全”代表，蔣介石是夠資格的——他已是入黨17年的老黨員了。然而，長長的代表名單裏，居然沒有“蔣中正”三字。最使蔣介石不悅的是，由孫中山指定的浙江代表杭幸齋，名列浙江6名代表之首，因病缺席（杭幸齋在大會期間，1924年1月26日去世，“一全”大會致電哀悼），寧可空其席位，也未讓蔣介石替補。
坐落在廣州的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被選作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今廣州文明路215號）。這裏原是清代廣東貢院的一部分。這所學校後來與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廣東政法專門學校合並，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自1926年起稱中山大學。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全”大會在這裏隆重開幕。
孫中山選擇1月20日這天開幕，因為“二十”即“雙十”——武昌起義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雙十”。正因為這樣，那天上午九時，孫中山穿著有七顆鈕扣、四個口袋的“中山裝”登上主席台，發表演說，便如此說道：“革命黨推翻滿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雙十日，今天是民國十三年的一月雙十日，所以這個會期同武昌起義的日期，都是民國很大的紀念……”
孫中山發表演說之際，他的身後懸著中國國民黨黨旗——青天白日旗。大會剛開幕，他領著代表們向黨旗三鞠躬。這黨旗是在1894年孫中山創立興中會時，由會員陸皓東設計的。那藍色象征青天，正中為白日，向四周射出叉光。最初，叉光的數目多寡不一，由孫中山定為十二叉光，既象征十二幹支，又表示十二時辰。黃興以為青白兩色之旗不美，後來孫中山建議加上紅色，變成“青天白日滿地紅”，紅、藍、白三色，象征自由、平等、博愛。在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決定用“青天白日滿地紅”之旗作為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旗”後來則定為中國國民黨黨旗。
開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出席大會。代表們對號入座，第39號席上，坐著湖南代表毛澤東，他情緒很好。蔣介石也坐在會場裏。他不是代表，隻是列席會議。他很沮喪。
國共兩黨的大旗，由孫中山、李大釗高擎著。
孫中山在開幕式上，剛剛發表了長篇演講，就按議事日程，討論組織主席團。
第140號代表廖仲愷在會上：“提議主席團人數五人，由總理指派。”
這一建議得到眾多代表附議，孫中山便宣布：“現由本席指定胡君漢民、汪君精衛、林君森、謝君持、李君守常為主席團主席。”
大會以絕大多數票通過。於是，中共領袖“李君守常”——李大釗，坐上了大會主席台。
翌日上午的大會，提到了“毛君澤東”的大名。那天會議是由國民黨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用濃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會19位委員名單，內中提及“毛君澤東”。大會通過之後，毛澤東便成了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
“毛君澤東”是一位活躍的人物。早在大會開幕的那天下午，“39號毛澤東”便就大會第七項議程“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作了發言。此後，這位“39號毛澤東”又多次在大會上發言，顯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周恩來墜馬事件的五種說法
周恩來的右臂，隻能彎曲六十度。在眾多的照片上，周恩來總是曲著右臂。他的右臂骨折，是墜馬所致。墜馬之際，江青在側。
關於周恩來墜馬，傳說頗多，照列於下：其一，“在延安，有一次江青要跟著周恩來出去。一條狗突然從路邊竄出，吠叫著撲過來。
江青驚慌失措，撥馬便逃。那田埂小路又窄又彎，她的馬撞到周恩來的馬上，周恩來一頭摔下來，右臂就摔斷了。在延安醫治無效，黨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莫斯科治療。”
其二，“有一天下午，周恩來要去黨校上課，江青建議毛澤東讓她一塊去。她想騎馬，也想讓聽眾看到她同周恩來一起來，她認識毛澤東之前，在那裏是誰也不注意的普通一兵。兩人騎馬回來時，周恩來和江青沿河岸走，周在前，江在後緊跟。比周恩來小十五歲的江青（應為小十六歲）不像周講了那麼長的課很累，圖痛快，非要快跑不可。江青的馬多挨了鞭子，突然，前蹄踩住了周恩來坐騎的後蹄。周的馬直豎起來，把中國未來的總理摔在硬實的地上，右臂折斷，落了終身的缺陷。”
其三，“有一種說法是，周來找毛，毛有別的事要做，不願那天晚上去中央黨校講馬克思主義。毛讓周代他去，並讓他的夫人江青陪同。在去黨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馬，跑在了前麵。當他們來到一片玉米地時，田邊的小路非常窄，隻能通過一匹馬。突然，江青勒住了馬。這樣，緊隨其後的周，要麼撞上她，要麼踐踏莊稼，要麼也突然勒馬。於是周就緊緊勒住了馬韁，馬的前蹄騰空而起，周摔下馬來，為保護頭部，他伸出右手，於是右臂在地上折斷了。肘部凸出的骨頭清晰可見，鮮血噴湧而出。江青卻裝做什麼也不知道似的回到了延安。周說毛一直不知道這件事與她有關。”
其四，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傳》第二十四章《到蘇聯療傷》載，周恩來墜馬，是到中央黨校去做報告。因為延河水漲，他們就騎馬。途中，周恩來騎的馬受驚，把周恩來摔了下來。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衛人員立刻趕上去，周恩來已經自己站起來，用左手扶著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緊著牙關。警衛人員扶著周恩來步行到黨校會客室。中央衛生處立刻派幾個大夫趕來，給他先作了簡單的包紮。”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傳》這一段記述，是根據當時在場的警衛人員蔣澤民1985年3月20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當時在場的另一警衛人員王來音1979年6月口述材料而寫成的。這一段記述，沒有提及江青。
其五，1992年4月5日，我在延安革命紀念館訪問了該館研究人員米世同。他在此館工作多年，據他回憶，1965年成仿吾回延安時，他曾問及關於周恩來驚馬事。成仿吾的回憶，談及一些重要史實，似乎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周恩來傳》更準確些：
周恩來驚馬，是在1939年7月10日晚。他去中共中央黨校，為的是給“華北聯大”師生送行。
“華北聯大”即華北聯合大學，1939年7月7日在延安宣告成立。該校由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校、工人學校、安吳青訓班等部分師生組成，共約一千五百人，由成仿吾任校長兼黨團書記。中共中央決定，該校到晉察冀根據地辦學。因此，該校一宣告成立，師生們便準備離開延安，前往晉察冀根據地。
7月7日是“七七事變”紀念日，“華北聯大”在1939年7月7日宣告成立，那天毛澤東前去作報告，號召：“深入敵後，動員群眾，堅持抗戰到底。”
7月10日，周恩來前往“華北聯大”作題為《中國抗戰形勢》的報告。“華北聯大”在延安無校址，借用中共中央黨校，那時，中共中央黨校設在延安城西北處小溝坪。毛澤東、江青、周恩來都住在楊家嶺。楊家嶺離小溝坪不遠，中間隔著延河。
那時，延河水漲，周恩來騎馬，江青騎騾，帶著警衛員，過了延河。過河之後，遇一小溝。周恩來在前，江青在後。周恩來的馬已過小溝，江青的騾過溝後，習慣地往前蹦躂一下，正好撞上周恩來的馬屁股。馬受驚，一下子把周恩來摔下。摔下處是石岩，使周恩來右臂骨折。警衛員火速前往中央黨校，一邊派人救護周恩來，一邊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對江青大為惱怒，在電話中責怪江青不慎使周恩來受傷。當夜，江青嚇得不敢回楊家嶺。直至翌日毛澤東氣消，她才敢回去……
成仿吾是重要的當事人。他的回憶，可供參考。他於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來一眼識故人
我曾在原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宣傳委員陳新桂先生離世之前，與他作了一番長談。給我印象極深的是，他談及一則關於周恩來的故事。
這個故事，1985年我在四川成都拜訪民盟四川省主任委員潘大逵先生時，聽他說起過。但是，有些細節他語焉不詳，因為他是從陳新桂那兒聽來的，“原版本”當屬陳新桂。這樣，我在采訪陳新桂先生時，一開始便請他回憶此事，將這段差一點被他“帶走”的珍貴史料記了下來。
那是在1955年左右，民盟中央的宿舍在北京太平胡同原徐世昌公館裏。一天深夜12時，陳新桂正在辦公室裏趕寫一份急稿。在萬籟俱寂之中，有人推門走了進來。陳新桂抬頭一看，原來是民盟上海副主委彭文應先生。他出差來京，住在民盟中央宿舍。
“這麼晚才回來？”陳新桂跟他是老朋友，便問道。“有人請客。”彭文應答了一句。“誰請客？”陳新桂追根究底。這時，彭文應無法回避，才說：“陳老總請我。”陳新桂有些吃驚地追問他跟陳老總有什麼交情，彭文應無奈，隻得擠出一句：“周總理介紹的。”陳新桂越聽越驚訝，要彭文應坐下來，從頭講起。在老朋友的“逼迫”之下，彭文應才說出原委。
那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彭文應正在上海。有天去看望一位朋友，談話間，有一西裝革履的英俊男子進來，見有客人，退至屋外過道，與那位朋友低聲“咬耳朵”。過一會兒，那位朋友進屋，翻箱倒櫃找什麼東西，無奈之下，朋友隻得對彭文應說：“老彭，我急需點錢，可是太太上街了，把鑰匙帶走了，我開不了放錢的抽鬥。”彭文應當即把身邊帶著的錢都掏出交給朋友，朋友把錢交給那位男子，那男子把錢往衣袋裏一塞，朝彭文應點了一下頭就匆匆離去了。後來，彭文應向朋友問起那位男子是誰，朋友笑道：“說出來，會使你嚇一跳！”原來，他便是蔣介石在上海《申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等許多報紙上刊登啟事，懸賞數萬元要緝拿的周恩來。據雲，當時有一位中共地下同誌被捕，周恩來正忙於營救，需用錢打通關節而手頭拮據……
20年過去。新中國成立以後，周恩來視察上海，軍管會主任陳毅召集一個座談會。彭文應也參加了。周恩來十分注意他，彭文應感覺到了，但又以為是自己多心，因為他與周恩來隻不過見了一麵。散會時，彭文應已走到門口，忽地聽見背後喊“彭先生”，回頭一看正是周恩來在喊他。彭文應大為驚訝。周恩來緊握他的手，重提30年代初之事，說道：“彭先生，你幫過我們的忙！”就在這時，陳毅走了過來，周恩來把彭文應介紹給陳毅，說道：“彭先生在我們困難的時候支援過我們，是患難之交。你在上海多多照應彭先生。”這樣，陳毅認得了彭文應。此後，陳毅在上海跟彭文應見過幾次麵。後來陳毅調往北京當副總理，舉行告別會，又見到彭文應。陳毅對他說：“你到北京，一定要找我，一起聊聊。”
這一回，彭文應到北京開會，他試著給陳毅打電話。陳毅一聽，馬上請他去家裏吃飯。那時陳毅住在北京正義路一幢舊的原外國大使館的房子，兩層樓，住兩家，其中一家便是陳毅。吃晚飯時，陳家分兩桌，小桌上是陳毅、張茜和彭文應，大桌上是陳毅的親戚及孩子們。菜很簡單，四個碟子，有魚、肉絲之類。陳毅說他家人口多，好在還有點稿費收入。吃過晚飯，陳毅與他聊天，請他談上海的近況，一聊，就聊到深夜。彭文應告辭，陳毅一定要用車送他回去。
彭文應與周恩來、陳毅的交往，以及20世紀30年代初那件事，平日從來沒有對人提起過，就連在子女麵前也未曾說過，由於陳新桂那天步步追問，而當時彭文應又正值心情興奮，才在老朋友麵前說出了這段故事。
走訪羅章龍
毛澤東一百周年誕辰前夕，我在北京看望了97歲高齡的羅章龍老先生。
在早年，羅章龍與毛澤東有著頗深的友情：早在1915年5月，22歲的毛澤東在長沙司馬裏第一中學貼出“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毛澤東”三字繁體字共28畫），第一個前往應征的，名曰“縱宇一郎”。這“縱宇一郎”便是羅章龍。
我問起羅章龍，這別名“縱宇一郎”的來曆。據告，縱宇一郎乃日本古時候的著名學者。他那時崇拜縱宇一郎，便以這個日本名字作為別名，與“二十八畫生”相對應。
我又問，為什麼要取“縱宇一郎”、“二十八畫生”這樣頗為奇特的名字？他笑道：“那時候的風氣如此，總要取一個與眾不同的名字。”
年事已高的羅章龍，對往事的記憶遠遠勝過近事。好在我所感興趣的正是他的往事。與這位世紀老人長談，我仿佛在曆史中漫遊……
我在1989年9月曾訪問過羅章龍。那時，他正住在北京醫院。這一回，我去他家拜訪。事先給他掛了電話，約定吃過晚飯見麵。可是，我在晚上6點多到了他家，家人卻說他正在睡覺。原來，他的生活習慣與眾不同，吃過晚飯後要睡一會兒，到了10點多反而要起床。
起床後看書，寫信——羅章龍迄今仍能用毛筆親筆回信！我看過他寫的信，那遒勁的字，看不出是年近百歲的老翁所寫。正說著，裏屋的門開了，羅章龍披著一件棉大衣，拄著手杖，戴著一頂羅宋帽，踱了出來。他在客廳的沙發上坐定，跟我慢慢地聊了起來。
羅章龍說他小毛澤東3歲——生於1896年10月20日，湖南瀏陽人。鄉音難改，如今他講話仍是一口湖南腔。
我問起他的身體近況，他不無自豪地說：“我到現在還沒有任何慢性病！”
羅章龍早在1920年便加入了以李大釗為首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亦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雖說他後來走過了曲折的道路，但是現在像他這樣在1920年加入中共的健在者，已是絕無僅有了。
毛澤東在1920年11月25日致羅章龍信中曾寫及：“急應改塗易轍，從各省小組織下手。湖南人便應以湖南一省為全國倡。各省小組織好了，全國總組織不怕他不好。”
後來，翌年7月，“全國總組織”——中共“一大”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全國性組織。
羅章龍跟我說起，前些日子在一次會議上，曾見到易禮容。易禮容也是位健在的曆史老人。1920年7月上旬，毛澤東從上海返回長沙時，途經武漢，便特邀武漢明德大學的易禮容一起去湖南，創辦文化書社……羅章龍建議我去看望易禮容。
羅章龍問起我在采訪中見到哪些曆史老人。我說起了96歲的李達夫人王會悟，91歲的鄭超麟……他顯得很有興味，很詳細地詢問這些他的同時代人的近況。
羅章龍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哲學係，參加過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知道我也畢業於北京大學，忽地問了一句：“你參加五四運動了嗎？”他的話，惹得我大笑。我說：“五四運動的時候，世界上還沒有我！”他聽罷，也大笑起來。在他的眼裏，我當然是晚輩，但是這晚輩晚到什麼地步，他似乎已分不大清楚了——他畢竟是年近百歲的老人了！
羅章龍與毛澤東在早年有過不錯的友誼。毛澤東曾與他互相酬答詩篇。如今收入《毛澤東詩詞選》中的寫於1918年的《送縱宇一郎東行》，就是寫給羅章龍的。在毛澤東早年的書信中，有好多封是寫給羅敖階的。羅敖階便是羅章龍在北京大學時的學名。
不過，後來他和毛澤東分道揚鑣了。1971年夏，毛澤東在視察大江南北時，談及：“我們這個黨已經有50年的曆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毛澤東曆數這十次路線鬥爭，數到了羅章龍。毛澤東說：
“開頭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
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3個多月的立三路線。
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
這樣，毛澤東把羅章龍列為黨內鬥爭的第四個“機會主義頭子”。
羅章龍很風趣，對毛澤東的話作了別出心裁的“注釋”：
“陳獨秀有個‘獨’字，成了第一個‘機會主義頭子’；瞿秋白的‘瞿’字，有雙目，也就成了第二個‘機會主義頭子’；李立三有個‘三’字，成了第三個‘機會主義頭子’；至於我，姓‘羅’，頭上頂著個‘四’字，成了第四個‘機會主義頭子’……”
說笑歸說笑。當羅章龍說及他那次黨內鬥爭，變得嚴肅起來。平日，他很少涉及這一敏感話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李立三是在1930年9月24日至28日於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受到批判，結束了以他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