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林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誌，中國農村進入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過去20多年中，我國農村改革取得了一係列重大的突破：突破了人民公社製度，突破了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模式，突破了單一的集體經濟的所有製結構，突破了“以糧為綱”的單一的農村經濟結構。這些根本性改革，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帶來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的曆史性巨變。中國農村的改革始終是按照鄧小平同誌的構想展開的。小平同誌關於農業的論述十分豐富，認真研讀和領會他的有關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農業經濟思想具有比較完整的理論體係、豐富的內涵和科學的方法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突破和發展。正如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所指出的：農村改革的成功是鄧小平理論的偉大勝利。始終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是農村改革成功最根本的經驗。
在跨入新世紀之際，中國農業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既麵臨著難得的發展機遇，也麵臨著嚴峻挑戰。雖然近年來一些農產品供給出現相對過剩，但農業基礎地位還比較脆弱。從長期看，我國農業發展既麵臨著耕地和水資源緊缺的嚴重製約，又麵臨著人口增加和消費水平提高對農產品需求的壓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即，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國內農產品市場不斷開放的背景下，如何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提高農業的競爭力，的確是一個重大問題，需要得到高度重視。更值得關注的是，在農產品供給全麵好轉的形勢下，近年來農民收入的增長卻處於緩慢狀態。從1997年開始，農民收入增速已連續4年下降。農民從農業得到的收入對純收入增長的貢獻自1998年以來連續3年為負值。而且農戶收入越低，增收越難。這種情況是改革以來未曾有過的。與此同時，城鄉差距顯著擴大，使形勢變得更加令人擔憂。改革初期，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一度縮小，但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形勢逆轉，二者的差距呈現出逐漸擴大的趨勢。如果考慮到城市居民享有多方麵的福利，那麼真實的差距肯定還會更大一些。這種情勢，直接的結果是導致農民消費增長非常緩慢，整個農村市場難以啟動。
經過20多年的探索，農村已初步構築起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新經濟體製的框架，但我們應清醒地看到，在法律上對農民土地使用權的保護力度還不夠；農民負擔重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農民一家一戶的小規模分散生產勢單力薄，在交替出現的“買難”和“賣難”中，往往要遭受巨大的利益損失；農村金融創新嚴重滯後；政府對農業的支持能力還很有限；城鄉分割體製依然沒有徹底衝破等。這些問題說明，農村改革依然任重道遠。我個人感受最深的是，要解決新階段的“三農”問題，首先需要我們從戰略高度充分認識“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小平同誌作為務實的政治家始終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總是把“三農”問題放在黨的工作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位置。他多次強調，農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他認為，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小平同誌還多次諄諄告誡全黨：“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農業問題要始終抓得很緊”。可以說，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是鄧小平農業經濟思想最基礎的內容。重溫小平同誌的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它對指導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前不久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明確要求，必須充分認識發展農業的重要性、艱巨性，始終把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保證農業在提高整體素質和效益的基礎上持續、穩定發展。這是小平同誌重視“三農”思想在新時期的直接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