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不能被割斷的，《變遷》很好地體現了這條原則。一方麵，該書既“瞻前”，又“顧後”，雖冠名以“40年的變遷”，但書中的內容早已跨越了這個時限。首先，該書在第一編“土地改革”中以大量篇幅講述全國土改前的農村狀況和各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其時間上限可達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的二三十年代。然而，該編記述新中國成立以後土改在全國完成的內容隻占該編篇幅的1/10.有了前麵的鋪墊，讀者就不難理解後麵這段曆史，而且會深切感到土地改革是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其次，該書最後一編“家庭經營”所講述內容的時限未超過1989年，但作者重點闡述的幾個問題，如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工業化（第二十一章）、農業管理體製的轉換（第二十二章）和農村人口的非農化趨勢（第二十三章），不僅是這段時期農村變化很大的幾個方麵，而且也會對以後的農村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是幾個方向性的問題。另一方麵，該書在講述時並沒有局限於農村，而是將它們置於全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大背景之下，從而突出了二者的緊密關係，例如，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聯產承包製的實行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全國形勢。
《變遷》的另一個特色是它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它所擷取的史料空間跨度相當大，上至中央的決策層，如中央內部當年關於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冒進”與反“冒進”的爭論，公開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讀者可以從中了解當時的決策過程；下至各省（區）及有關部門對當時農村情況的反映，如在合作化、人民公社運動中農民的表現及運動的後果，甚至對推行高級社時農民的心態都有所引證（250頁）。因此，該書是建立在充分、翔實的史料上的，但它又不是史料的簡單堆砌，對農村中出現的許多現象或爭論的焦點問題，作者在必要的地方都做了概括和簡明扼要的評論，尤其是第五編，它們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最後，《變遷》不僅充分描述了新中國成立40年間農村經濟發展的巨大變化，而且還描繪了農村的社會狀況，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前和實行聯產承包製後的農村社會，分別為書首的第一章和書尾的第二十四章，主要集中於描繪和分析農村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傳統的農村社會結構的破壞開始，以新型的農村社會結構的重整結束，從而使全書勾畫出一幅40年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變遷的全景畫卷。
（原載《中國農村經濟》，1994年第1期。
作者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