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考量，從源頭上追述，深入探求晉商的文化品位與精神境界，是該書的又一個獨有的特性。在全書的壓軸篇章中，作者深刻而辯證地論述了晉商與文化的依存關係。他明晰而精當地指出：“在晉商從孕育到形成再到崛起的整個過程中，文化的浸潤與滋養作用、引領與驅動功能、激勵與提升動力都是強烈、巨大而持久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或可認為：沒有文化，就沒有晉商。”從作者的大量列舉和精當的論述中，我們不僅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西悠久而豐厚的商業文化，對晉商形成與崛起所產生的積極效應和巨大影響，而且也能夠明晰地感知到晉商自身對傳統文化精神、文化智慧、文化倫理與文化道德的高度崇敬、自覺接受，並在實踐中不斷弘揚，不斷創新。特別應當指出的是，在長期實踐過程中形成和創立的“利以義製”的理念，是晉商文化中最值得重視的核心觀念。這一理念不但消解了“利”和“義”的矛盾，實現了“利”與“義”的統一，而且化解了“儒”與“商”的歧義，促成了“商”與“儒”的合璧。由此便形成了一個由“義”、“商”、“利”三位一體所組成的晉商精神與商業經營邏輯鏈條和因果關係。這個邏輯鏈條和因果關係的確立，不僅是儒家文化的典型體現，更是晉商文化的靈魂之韻。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濃墨重彩詳盡記述了這一中國獨有的商業文化現象後強調指出：“把‘義’和‘利’結合起來，並形成一種以義製利、以利弘義的邏輯鏈條與因果關係，是晉商文化的最大特征和至高創意，也是晉商在創造巨大物質利益與貨幣財富的同時而做出的另一重大貢獻。”作者接著還強調指出：“晉商文化不僅對晉商的形成與發展起了引領、促動、淳化和升華的作用，而且也為中國商業文化和世界商業文化的建構、完善、創新與發展，起到了啟發和示範作用。”書中的這些精當論述，對我們研究探討晉商文化的思想走向與精神內涵及其在社會實踐與時代發展中所產生的深刻而廣泛的影響，無疑會起到畫龍點睛的啟示與引領作用。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一部著作的社會價值不完全在於其部頭的大小。隻要論述精當，思想深刻，立意新穎，見地獨到，對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起到理論上的引領作用和實踐上的推動作用，就是一部益世惠民的好書。艾斐先生的《晉商》，正是這樣一部極具社會功能與學術價值的精美著作。尤其是在新晉商大軍蓬勃興起的當今，這部佳著的出版可以說是生逢其時！
（原載《山西日報》，2009年12月14日。
作者單位是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