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飛
艾斐先生的新著《晉商》一書，雖然隻有十餘萬字，但立意高遠，內涵厚重，文字激揚，時代氣息濃鬱，是一部論述晉商的精當之作、上乘之作、新銳之作。該書從撰著到出版，隻用了兩個月的時間，但卻在原創性和創新性的雙重抬升中達到了思想的升華和認知的飛躍，為晉商文化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
拜讀《晉商》，感受良多，最突出的是耳目一新。晉商是山西極其重要的曆史文化遺產，對晉商研究是一個宏大的課題。近年來有關晉商的著述可謂不少，而這部《晉商》卻有著自己獨有的視野，獨有的思考，獨有的體悟，從而呈現出了許許多多新的亮點。
改變鋪陳過多、提煉過少的做法，以現代化的視覺和富有曆史感的人文考證，從深度發掘和高度概括中探尋晉商的精神“質”點和思想“亮”點，是該書最突出的獨有特性。在全書的五個篇章中，僅有三、四兩篇是具體記述晉商自身發展的史料，其餘三篇都是以探尋的眼光，通過對晉商精神內涵進行高層次和全方位的提煉，著力於實現新的發掘和新的發現，並在這個基礎上鞭辟入裏地洞徹了晉商在其544年發展變化中所呈現出的內在法則和基本規律。作者在書中，不是就晉商論晉商，就曆史說曆史，而是把充分占有資料作為研究工作的手段，把研究工作的重心和聚焦點始終投放在通過對資料的審視、分析，而不斷地從中發現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並將之淬煉成新的觀點和概念，進而上升到兼具曆史感與時代性的理論高度，用以指導和促進現實社會變革與發展。這種論述的思路和創新的做法，無疑是走向精神聖界和學術佳境的新路與蹊徑。人貴識見，書貴明達。這樣做，便使得曆史的研究和學術的研究充滿了生機，富有了活力。如果說：“曆史事件雖然都會變老，而由曆史所創造和積澱而成的經驗和精神，則會永遠年輕”的話，那麼，艾斐先生的《晉商》，便是對這一曆史哲理的實踐驗證。正如申維辰同誌在該書的序言中所言：“任何曆史的價值，都唯在於它能夠以自身的經驗或者教訓而對現實有所啟發、有所幫助和有所促進。”可以說，本書最重要的社會價值正在於此。
拓寬學術視野，延展研究領域，從多學科的綜合考察和全方位的周密分析中，著力發掘潛藏於表麵現象和具體事件背後的曆史精粹與精神內涵，是本書的又一個獨有的特性。該書把晉商崛起的條件與動因，放到曆史的大格局中去分析，從資源打下基礎、政策帶來機遇、時勢造成條件、自身萌生動力等四個方麵，令人信服地論述了晉商興起的必定和必然。作者以大量鮮為人知的事實說明，曆史上的晉商並不隻局限在如今的晉中一帶，而是遍及山西全省。當時的平陽、河東、澤州、潞州、汾州、太原縣（現晉源區）等地，都不僅是晉商較早的發祥地之一，也是實力派晉商的萃聚地。特別是作者用一個整篇的篇幅，從太原的區位優勢和太原作為山西“撫署”所在地的製導地位，以及太原對全省晉商發揮的輻射、護佑、引導和促進作用等方麵，論證了“太原自然、必須和必定是晉商的基地、源頭與中心，並由此而形成和奠立了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社會職能與曆史地位”。可以說，“晉商之都”新論的提出，篤定是為以後晉商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更應該一提的是，通過對晉商興起的客觀“時勢”分析，作者把視野和筆鋒延展到全球經濟發展的總格局與大走勢之中，首次提出與論證了晉商在世界商業經濟與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及其對唯物主義理論的實踐支撐與實物資證。他指出，晉商的發軔和發展，基本上與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的形成是處於同一曆史時空之中的。在當時，晉商不僅充當了商品交流與金融彙通的主體，而且還以其具體行動建立了手工工場，實現了勞資連體分工製，深化完善了典當行，提升或首創了錢莊、賬局和票號。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在中國封建政體中的肇始、萌動與成功演示。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講，晉商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及其體現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路徑與特點。這一理論發現，對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