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誌榮
杜學文先生的《追思文化大師》（山西經濟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一書是積多年研究心得而成的一部學術著作，該書從多種視角對諸如魯迅、胡適等人進行了審視，使我們對於這些文人有了更加立體的全麵的認識。站在我們的時代，來看待20世紀風雲際會的文化名人，眾說紛紜，觀點各異，該書有許多獨到之處，對於我們頗有啟迪。
魯迅被譽為中國文化大師、思想家、革命家和新文化的旗手。尤其在新中國成立後受到了極高的讚譽和推崇。而與他同時代的文化人，命運各不一樣，有許多人一生不得誌，甚至受到了種種不公正的待遇。時移世易，多少年過去了，社會風氣也變了。人們對於20世紀的文化事件重新進行反思，許多被顛倒的重新糾正過來，自然物極必反，有些人對於魯迅也從以前的崇拜到極力的否定。
到底魯迅是不是一個與人格格不入、不合群的人呢？是不是一個睚眥必報、從不寬恕別人的人呢？該書用事實給出了答案，糾正了一些人的誤解。照理說，從特定的時代走過來的人都經曆過，那時的課本裏選的魯迅的文章可謂不少，又是重點。給我印象最深的恐怕是《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魯迅的對於某種人的不遺餘力的批判，辛辣的諷刺，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是極為嚴厲的，我記得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罵梁實秋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說真的，憑此語再加上後來人們關於魯迅的一個也不能饒恕的種種指責，我認為魯迅是“刻薄”的，與人格格不入的。然而，恰恰是該書開篇的文章連續談到了魯迅的“寬容”問題，使我對於魯迅有了新的理解。作者寫道，周作人寫了《老人的胡鬧》、《關於命運》等文章對於魯迅進行批判攻擊。魯迅正好寫了反駁廢名的《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文章，裏邊也對周作人進行了反駁和諷刺，但是最終念兄弟之情予以寬恕，決計不發表該文。又如魏建功寫了《不敢盲從》對於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進行反駁，並從生理缺陷上進行嘲諷，魯迅作了《聲明》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後來與魏建功交往，感到是暫時的誤解，編選雜文集時不予收錄，而且魏建功創辦了黎明中學請魯迅代課，魯迅雖然身體不好卻“沒有遊移，滿口應允”，左聯作家馮乃超從日本回國後批評魯迅是“缺乏革命激情的隱遁主義”，之後批評魯迅的文章接踵而至，甚至罵魯迅為“恐怖病者”等，但是，後來馮乃超拜訪魯迅時，魯迅卻隻字不提。又如，傅東華任《文學》月刊編輯時，著文批評魯迅拜訪蕭伯納而沒有去拜訪美國黑人作家休士，挖苦魯迅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魯迅非常傷心，寫信解釋並宣布退出《文學》月刊社。而後來該雜誌受到政府壓製，魯迅又站出來支持並撰稿。由這些事例，我們才明白了魯迅既是一個鬥士，文章是“匕首和投槍”，對於論敵“決不寬恕”的人，也是一個“最能原諒別人的人”，“隱藏在魯迅內心深處的大慈和大愛被人們忽略了”，他的一個都不放過和決不饒恕有具體的情況，不能一概論之。
魯迅是豐富的、多樣化的，不是那種刻板的、單一的教科書上的或我們印象中的“橫眉冷對千夫指”。多少年裏人們談論魯迅，又誤解魯迅。他的人格具有多重性，生活也是多彩的。該書從種種方麵論及魯迅，給我們的是一個血肉豐滿的魯迅，既是一個文化戰士，又是一個有情感有生活情趣的人。1936年魯迅患病時，一天北方呼嘯，天氣寒冷，周建人去看望魯迅，離魯迅家不遠的地方有個三輪車夫光著腳拉車被玻璃渣子劃破腳，鮮血淋漓，魯迅知道後從家裏出來幫車夫用硼酸水洗淨傷口並包紮好，又掏錢送給車夫。要知道當時魯迅患病身體虛弱，卻能為一個不相識的車夫專門從家裏出來包紮傷口，這是難能可貴的。在魯迅嚴峻的外表下還藏著一顆熱騰騰的心。魯迅在上海時，以前一個在廈門大學跟隨過魯迅的學生帶著女朋友和女朋友的哥哥來到魯迅的家裏住下，之後這個學生的哥哥也來到了魯迅家裏，魯迅隻好為他們租房子住，並幫助找工作，這一家人一下子就住了幾個月，吃住全靠魯迅，臨走時還向魯迅要錢。魯迅是嚴謹的人，然而又是一個不修邊幅十分節儉的人。該書寫道，許廣平見魯迅時，“手腕上、衣身上的許多補丁，炫著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製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丁”；夏丏尊回憶說，魯迅一件廉價的長衫從端午節一直穿到重陽節。由於不講究衣著，常常被人當做做苦力的人。魯迅還是一個注重實際的人，他是一個最為堅強的戰士，不過也絕對不是一個盲目蠻幹和極端主義者，正如他在《空談》中所講：“改革自然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人生的要義第一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杜力夫參加勞動大學的學生進步活動被驅逐出校，決定參加革命，魯迅勸他“大學失業日子長了也不是個辦法”。李立三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說魯迅是名人，請魯迅帶隊，並且要發給魯迅一支槍，魯迅說：“我沒有打過槍，要我打槍打不到敵人，肯定會打了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