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春秋秦漢多戰亂，多少冤魂風雨中
夏朝，中國開始了“家天下”的君位傳承製，王權開始有意識地被無限擴大，以致於催生出王權暴力政治。專製製度和人治因素處於主導地位，法製因素極其淡薄，“以權代法”滋生，為冤案的產生提供了豐腴的土壤。
春秋時期就是中國曆史上一個較為典型的動蕩期，這時正值中國曆史上由分封建製製度到君主集權專製製度的過渡期。這時周室衰微，群雄紛爭，戰火彌漫中華大地，各個諸侯國逐漸擺脫了周天子的轄製，興兵舉政以圖自強，從而稱雄稱霸。這一時期硝煙彌漫、疆場浴血，不擇手段的離間計謀、暗懷妒忌的朝臣相誣、兔死狗烹般的君不容臣，為冤案的產生埋下了伏筆，隻等你踏入雷區，苦果自食！
離騷憂國民 怒沉汩羅江
――屈原之冤
我國曆史上的戰國社會末期，是席卷整個中國大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戰亂。當時，由於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社會生產力大大提高，從而推動和促進了生產關係的變革，新興的地主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日益要求參與變革和掌握國家政權。而腐朽的奴隸主貴族勢力仍頑固地維護反動落後的政治統治。這種實質性的鬥爭具體表現為：七個強大的諸侯國家——齊、楚、燕、趙、韓、魏、秦，都積極任用革新派人物，在本國實行變法，富國強兵。同時互相進行激烈的拚殺征戰，企圖以自己為主統一中國。
七國之中位於西方的秦國，原來經濟、文化都很落後，但由於在秦孝公時重用了衛國人公孫鞅（因仕秦有功，封於商地，號商鞅）實行變法，並取得了較為徹底的勝利，所以到戰國中期竟後來居上，一躍而成為七國中最強大的國家。秦強大之後，立即對其它六國展開強大的攻伐，給山東六國（因六國均位於秦以東的崤山之東）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當時的山東六國中，最有可能與秦抗衡的便是——楚國。楚國是戰國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國家。它的國界北至中原，與韓、魏、齊等國為鄰，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坐郡（四川巫山），與巴蜀和秦為鄰，南到蒼梧（湖南九嶷山），東達海濱。楚國的建國和開發雖不及北方黃河流域曆史久遠，但由於南方江漢流域富庶的自然條件和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經濟、文化發展很快，到春秋中期，楚國政治、軍事上都已達到鼎盛時期，當時的國君楚莊王繼齊桓公、晉文公之後成為中原又一霸主，成為史稱的“春秋五霸”之一。戰國時期，楚國國力更加強大，生產力發展水平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
但到戰國中後期，楚國的政治、軍事狀況和實力卻日益腐朽和衰落。這是由於楚國的奴隸主貴族腐朽勢力十分頑固和強大，他們在楚王周圍形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集團，千方百計阻止和破壞一切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改革措施。戰國初期，楚悼王曾任用衛國人吳起為丞相，製定了一整套抑製奴隸主貴族勢力、富國強兵的變法措施。一度使楚“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但是，由於楚國舊貴族勢力的處處對抗，使吳起的政治主張難以徹底貫徹實行。支持變法的楚悼王在世時，楚的貴族舊勢力就企圖殺害吳起，等楚悼王一死，甚至屍骨未寒，吳起便立即被殺，他製定的新法也隨之廢除。這種倒行逆施的結果，使得楚國實力逐漸衰落，到楚懷王即位時，楚國表麵上雖然還很強大，但實際上軍事實力和政治聲望都已遠遠落後於秦國。楚懷王也清楚地看到了這種局勢，曾哀歎道：“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麵對當時這種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局勢，楚國和山東六國中的其它五國都十分清楚地感到秦的威脅。同時也產生了聯合抗秦的要求。從公元前334年開始，山東六國相繼接受了洛陽策士蘇秦關於聯合抗秦的主張，委他掛六國相印，由南到北組成一條縱線抗擊秦國，這就是曆史上的“合縱”政策。在“合縱”過程中，楚國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一度居“長”的地位。與此同時，秦國也在公元前328年，用魏國人張儀為丞相，采取分化瓦解，遠交近攻的策略對六國進行各個擊破，史稱“連橫”。“合縱”和“連橫”兩種勢力鬥爭的結果，也就決定著秦和山東六國生死存亡的命運。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屈原步履蹣跚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胸有大才，生不逢時
提起屈原，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他的名字和民間節日端午節聯係在一起。正是由於屈原是農曆五月初五投入汨羅江，於是這一天便成了人們紀念這位偉人的日子。這一天，滔滔湘江，浩浩洞庭，千帆競渡，百舸爭流，萬眾呼喚：
“魂兮，歸來，三閭大夫——”
“魂兮，歸來，三閭大夫——”
屈原，湖北省秭歸縣人，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出生在楚國一個破落了的舊貴族家庭。他的家族曾是楚國的貴族，其祖先與楚王同姓，因此他與楚王是同一始祖的子孫，這個始祖就是古代傳說中的高陽顓頊氏。相傳，顓頊興起於高陽地方，他有一支叫做季連的六代孫開始姓芊，楚國就是他的後代。周文王時，季連的後裔鬻熊的曾孫熊繹因祖上有功，被封在楚，住丹陽（今湖北省秭歸縣）。這就是楚國建國的開始，而熊繹便是楚國的第一代國君。可見，楚國本應該姓芊，到鬻熊以後姓熊。屈原與楚王同姓，則也應姓芊或熊，到春秋初年，屈原的祖先、楚武王熊通的兒子瑕受封於屈地為卿，才把“屈”作為氏的稱號，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姓氏逐漸不分，屈原祖先的氏號“屈”便被作為他家的本姓而流傳下來。
因為屈原家族是楚國的王族，所以他的許多先人都曾擔任過楚國的重要官職，發揮過重要作用。如屈重、屈完、屈建等。據史書記載，他們或是善於辭令的外交家，或是統領千軍萬馬的將軍，曾給屈氏家族帶來過極大的榮譽。但到戰國時期，屈氏家族開始衰落下來，在政治上雖仍能夠保持貴族身份，但經濟上已經十分貧寒了。
在戰亂而複雜的年代中成長起來的屈原，高貴的家族出身使他從小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超群的才華和非凡的抱負。他比一般的楚國人更關心楚國的命運和前途。
幕僚傾軋，首遭放逐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次年由其子熊槐即位，是為楚懷王。楚懷王統治時期，還是很有一番作為的，對內發布限製舊貴族的法令，對外出兵打敗魏國。年輕的屈原看到楚懷王有變法圖強的要求，便於懷王十年（公元前319年），懷著崇高的理想和一腔愛國熱忱之心，從家鄉秭歸來到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開始，屈原擔任文學侍臣。他利用在工作上的便利，以自己淵博的知識，明於治亂的本領和善於辭令的特長，和楚懷王高談闊論。從遠古怎樣開頭，到天地怎樣形成，從吳起變法的失敗，到商鞅變法成功，從秦楚兩國的對比，說到變法的必要，終於贏得了楚懷王的信任。
懷王十一年，屈原由文學侍臣被擢升為左徒。左徒在當時的楚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官職，地位僅次於令尹（宰相），能參與商討國家大事，負責發布命令，接待各國使節，處理外交事務。這一年，屈原才22歲。他躊躇滿誌，決心像伊尹、呂望輔佐商湯、周文王那樣去輔佐懷王，解決當時楚國在內政外交上麵臨的問題。
楚國當時在外交上沒有確定的策略。楚懷王缺乏政治遠見，自恃武力強大，不時攻打周圍鄰國，結果使自己陷於孤立。屈原明白楚國的有利條件，但他也正視秦強於楚的客觀事實。他向懷王分析了形勢後，提出楚國在外交上必須采取合縱政策，最重要的是聯齊抗秦。楚懷王聽了屈原對各國形勢的分析，覺得很有道理，決定在外交上實行聯齊抗秦的政策，即派屈原出使齊國，談判兩國聯盟的事宜。當時齊國的國君是齊宣王，由於齊國以前不斷受到楚國的進攻，他開始時對楚懷王要求與齊聯盟表示懷疑。但在屈原的說服下，終於同意簽訂盟約。之後，楚齊等山東六國在楚都郢開會，結成合縱聯盟，並推舉楚懷王為“縱約長”，聯合攻秦。聯軍雖在軍事上沒有什麼結果，但也給秦國以很大威脅，使其不敢再輕視楚國。
隨著楚國地位的提高，楚懷王感到屈原主張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功，因此對他更加信任和器重。於是決定采納屈原的建議，修明法度，在內政方麵實行改革，並任命屈原秘密著手起草一部《憲令》，待將來公布實行。
正如任何革新和進步都無一例外地會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一樣，屈原的政治措施也很快成為楚王周圍盤根錯節的奴隸主貴族勢力詆毀和攻擊的目標。
首先向屈原發難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他和懷王少子子蘭都是楚懷王的親信近臣，他們互相勾結利用，形成懷王身邊的一個腐朽反動集團。看到懷王重用屈原，他們心中自然不滿。
一次，屈原接受懷王的命令，草擬了一份新的政策法令，稿子還沒有寫定，心懷叵測的靳尚就要強行搶來按自己的意思改動。屈原為保守國家機密，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堅決不把草稿交出去。這樣就惹怒了靳尚，他便到懷王麵前去告屈原的狀，並煞有介事地說：“現在外麵的人都在私下議論大王讓屈原起草《憲令》的事！這件事除了屈原以外，還有誰會泄露出去呢？他還對別人說在楚國除了他，別人是訂不出來的。連大王您也幹不了……”一向妄自尊大、自以為是的楚懷王聽了靳尚的讒言，不僅認為屈原泄露了國家秘密，更使他惱怒的是，屈原連他這個大王也不放在眼裏。回宮後，又聽寵姬鄭袖添油加醋地說了屈原的一些壞話，不禁對屈原厭惡起來。
正當屈原廢寢忘食地伏案起草《憲令》，立誌報效國家的時候，突然傳來了楚懷王的命令，免除了他的左徒官職，降為三閭大夫，屈原從高級領導集團中趕了出來。事後，屈原一次次地向楚懷王表示自己的忠貞，但奏章根本到不了懷王手裏。
當時的七國形勢，秦雖然已十分強大，但也一直害怕山東六國的聯合抗擊，特別擔心地域最大的楚國和財力最雄厚的齊國的聯合。為了破壞這種聯合，楚懷王十六年，秦派“連橫”的代表人物張儀到楚國遊說。張儀用重金買通了靳尚等人，並誘騙楚懷王說：“秦國最憎恨的是齊國。楚國如果能斷絕與齊國的聯合，秦國願把商於地方的六百裏土地作為禮物送給楚國。你們如同意這樣做，則既削弱了齊國，又和好了秦國，同時還使自己增加了土地，這樣一舉三得的好事，大王何樂而不為呢？”貪圖小利的懷王果然聽信了張儀的話，答應斷絕與齊國聯合的要求，還馬上拜張儀為相國，連著幾天擺起慶賀的酒宴，樂不可支地宣布：“我們要收回商於地方了。”
屈原此時正出使齊國，得知消息後，趕回楚國，極力阻止，但為時已晚。屈原埋怨頭腦簡單的楚懷王，痛恨裏通外國的靳尚之流，更擔心楚國的前途。看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實現，留在郢都已無益，屈原便回到秭歸，處理王族中的事務，並密切關注著楚國事態的發展。
楚懷王斷絕了與齊國的結好聯盟後，派人到秦國去接受六百裏封地。當楚國的受地使者來到秦國時，張儀卻謊稱酒後摔傷，不能見客，閉門三個月不露麵。楚使沒有辦法，隻好回去報告了懷王。懷王不但不醒悟，反而猜想是秦國認為他和齊國的關係斷絕的不堅決。於是又派人到齊國，當著齊王的麵將齊辱罵了一番，齊王又氣又惱，竟轉而與秦國結好。這樣，張儀破壞楚齊聯盟的目的已達到，便將六百裏的許諾變為六裏。楚懷王這時才發覺自己上了秦國的當，一怒之下，發兵討伐秦國。公元前312年春，楚與秦在丹陽交戰，結果楚軍大敗，將士死傷八萬人，許多將領被俘，還損失了漢中一帶六百裏的土地，懷王損兵折將，更加惱羞成怒，傾全國兵力第二次伐秦，兩軍在藍田大戰，楚又遭到慘重的失敗。這時，韓、魏也乘機出兵襲擊楚的後方，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懷王隻得忍氣退兵。
受了秦的愚弄欺騙，又接連吃了兩次敗仗，楚懷王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後悔不該對齊那樣背信棄義，孤立了自己。於是便把一直主張聯齊的屈原召回，派他前往齊國去尋求諒解，以圖再度聯合。屈原毫不計較個人的恩怨，於懷王十八年，受命第三次出使齊國。
正當屈原前往齊國作再度聯齊的說服工作時，秦國又在窺測時機，玩弄新的權術了。他們派人到楚國求和，還發誓願將剛奪到手的原楚漢中一帶六百裏土地分一半給楚。懷王懷恨未消，說：“我隻要張儀的腦袋，不要什麼土地。”胸有成竹，對楚內部情況了如指掌的張儀也果真自願赴楚。靠著用重金買通的上官大夫靳尚和楚王寵姬鄭袖的幫助，他不但毫毛未損，反向與楚達成了“叛縱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的協議，然後凱旋而歸。
張儀剛走，屈原風塵仆仆地從齊國回來了，他聽到了張儀來楚的經過，又氣又急，力勸懷王說：“為什麼不殺掉他呢？”但是當懷王再次後悔，派人去追趕時，張儀早已跑掉了，就這樣，楚國再次失信於齊國而投入秦國的懷抱，屈原聯齊的成果輕易被葬送了。不久，重用張儀的秦惠王死了，張儀逃到魏國，很快也死在那裏。這之後，齊又曾寫信給楚國，爭取懷王聯合抗秦，而楚也一度與齊、韓聯合。但是，當秦昭王即位後。又開始拉攏楚國。剛愎自用、反複無常的楚懷王也就再度聽從秦的擺布，於公元前304年與秦正式聯盟，並作了秦國的女婿。
屈原竭力地反對懷王親秦背齊，一再苦諫。靳尚、子蘭恐怕屈原破壞了他們背齊親秦的政策，也不斷地在懷王麵前詆毀屈原，並威脅懷王說：“秦最恨親齊的屈原，現在秦楚已結盟，可屈原還在攻擊秦國，萬一秦國怪罪下來，那楚國不就要大禍臨頭了嗎？以臣等之見，應該將屈原論罪，以示守信於秦。”
昏庸的懷王聽信了靳尚、子蘭的讒言，便於懷王二十五年，將屈原治罪，定為流刑，驅出郢都，放逐到漢北（漢水上遊，今湖北鄖、襄一帶）。漢北是楚國的邊陲，緊靠已被秦奪去的土地。來到這裏，屈原觸景生情，感慨萬千，寫下了他的不朽的詩篇——《離騷》，表達了他憂國憂民的感情和為理想而英勇獻身的精神。
嫉才妒能，再度流放
在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期間，秦曾幾次發兵伐楚，使楚遭到很大的損失。懷王又感到了秦的凶狠，有心與齊重修舊好。於是，他派太子熊橫作人質住到齊國，又下令召回了被放逐漢北的屈原，準備通過屈原的遊說調解恢複楚齊聯盟。這樣，懷王三十年，放逐了五年之久的屈原重回郢都。
就在這一年，秦軍在攻陷了楚的八座城池，軍事上占了對楚的絕對優勢之後，派人送書信給懷王，要求與懷王在武關（今陝西商縣東）會麵結盟。麵對這封吉凶莫測的來信，懷王感到左右為難，前往武關吧，又怕再次上當，不去吧，又擔心惹惱了秦國。這時，屈原極力勸阻懷王不要前往，他說：“秦乃虎狼之國，毫無信義，楚國已多次被秦所騙，大王千萬不可自投羅網！”靳尚則說：“不然，楚不能敵秦，因而屢次兵敗將死，國土日削。現在秦欲與楚複好，如果拒絕了他，秦王必震怒，定會增兵伐楚。以臣之見，大王切不可得罪於秦。”懷王猶豫不決，就問少子子蘭。子蘭娶秦女為妻，以為婚姻右恃，力勸懷王赴會，他說：“秦楚之女，互相嫁娶，親莫於此。秦以兵相加，還要求和，今歡然相會，怎可不去？上官大夫所言極是，大王不可不聽。”
懷王昏聵，心本懼秦，又被子蘭、靳尚二人攛掇不過，遂答應秦王赴會，在一幫親秦派官員的簇擁下去了武關。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懷王剛入關，就被秦軟禁。秦以割取楚巫、黔等郡的條件相要挾，懷王不肯。懷王悲憤交加，哀歎道：“悔不聽屈原之言，至有今日。靳尚、子蘭誤我！”最後懷王被秦長期扣留，最後落了個客死秦邦為天下笑的下場。
楚懷王的死，是屈原政治生命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懷王在世時，屈原就同舊貴族集團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雙方都是以爭取懷王的支持為主要手段，而懷王在早年的確還有一點改革楚國政治、富國強兵的念頭，所以屈原雖屢次被疏遠，但他在內政外交方麵的一些主張還能夠被懷王接受，他本人還不時受到重用。
公元前298年，楚懷王的兒子熊橫即位，是為頃襄王。他即位之初，就徹底地跪在了秦的腳下，忍辱投降，對內更是荒淫腐朽。人民對屈原的敬仰，引起了他的嫉恨，就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96年，再次將屈原逐出郢都，流放江南。
屈原從郢都出發，沿長江北岸東行，在起初的三年中，他還抱有朝廷將他召回的幻想。後見無望，才向南渡過大江和洞庭湖，輾轉進入湘西地區。這裏是荒僻之地，到處是深山野穀。林中陰深昏暗，不見天日；四處猿猴嘶叫，令人毛骨聳然。在這極其惡劣的環境裏，屈原與世隔絕，跋山涉水，遍嚐了漂泊困頓的苦楚，產生過各種各樣複雜的想法。但不管環境多麼險惡，十幾年的漫長歲月過去了，他對祖國的複興的信念一直沒有泯滅。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下郢都，楚王東遷陳城（今河南淮陽）的消息傳來，處於孤寂淒苦境地中的屈原受到了致命的一擊。國都是國家的象征，國都淪陷，意味著亡國在即。屈原為複興楚國奮鬥了一生，至此，他的追求和希望完全破滅了。
長年的放逐生活和希望理想的破滅，屈原已被折磨得麵色憔悴，形同枯槁。他經常在湘水旁徘徊獨吟，以發泄心中的憂怨。一次，有位漁翁在江邊遇到他，驚奇地問道：“你不是三閭大夫嗎？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屈原憤然地說：“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所以我被放逐了。”漁翁又問道：“世人皆濁，何不攪其爛泥湯揚其汙水？世人皆醉，何不食其酒糟而啜其餘湯？為什麼要表現得那樣清高，而使自己招致放逐呢？”屈原卻搖頭說：“我聽說，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那正是為了不讓幹淨的身體遭受髒物的玷汙，我寧可跳進江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怎麼能使自身的皓皓之白，蒙上世俗的塵埃呢？”
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農曆三、四月間，屈原來到長沙附近，他再也不想流浪下去了，決定以身殉國。五月初五，62歲的屈原自沉於汨羅江。在這裏，他內心雖然悲愴和痛苦，但為堅持崇高的理想而死，他的胸懷又是坦蕩的。所以在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留給人世的最後詩篇《懷沙》中，就不再過多地流露出憂思愁苦、悲愴淒切的感情，而是分析黑暗的社會現實，清醒地總結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變法立功高 性命比紙薄
――商鞅之冤
秦國的統治者是西周在後期扶植起來的一個小貴族。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護送周平王向東遷到洛陽有功，才列為諸侯。到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在位）時，曾多次插手晉國的事務，企圖東向爭霸中原。秦穆公十四年（公元前645）秦國曾經襲擊晉國，大敗晉軍，並俘虜了晉惠公（公元前650～前636年在位）。後來，雙方訂盟，晉國把河西（陝西省黃河以西）之地獻給秦國，秦國的領土東至黃河。十幾年以後，晉國在崤山（今河南澠池西）大破秦軍，阻塞了秦國東向的道路。於是，秦穆公轉而向西發展，吞並了許多小國，開拓了大片國土，成為西方的一霸。但是，同中原各國相比，秦國還是落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很遲緩，社會變革也比較晚。
戰國初期，變法後的中原各國都瞧不起秦國，不約它參與中原各國的會盟，把它作為落後的國家看待。孔子曾到處遊說，卻偏偏“西行不到秦”。可見，連孔子也不曾把秦國放在眼裏。
在商鞅變法以前，秦國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十分激烈。自秦躁公（公元前442～前429年在位）以後，宗室貴族操縱了秦國的政權，少數庶長甚至可以決定國君的廢立，爭奪君位的鬥爭經常發生，造成“數易君，君臣乖亂”的局麵。公元前415年，秦靈公死後，靈公的叔父發動宮廷政變，篡奪了君位，他就是秦簡公（公元前414～前400年在位）。靈公的兒子公子連被迫在魏國流亡了21年。
在秦簡公的統治時期，秦國經常受到魏國的進攻。公元前413年（魏文侯三十三年，秦簡公二年），魏軍在鄭（今陝西華縣）大敗秦軍；第二年又包圍了黃河邊的繁龐（今陝西韓城東），趕走了秦國的居民。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三十七年，秦簡公六年），魏文侯派吳起再次伐秦，魏軍在兩年內先後攻占了秦國的臨晉（今陝西大荔）、元裏（今陝西澄城南）、洛陰（今陝西大荔西北）、邰陽（今陝西合陽）等地。這樣，秦國的河西之地全部喪失，被迫退到洛水，並修築了重泉（今陝西蒲城東南）城。魏國卻設立了西河郡，由吳起擔任郡守。
秦國之所以遭此慘敗，丟城失地，是同政治腐敗、國力虛弱分不開的。秦國無法同變法後的魏國相匹敵。麵對著這種“國內多憂，未遑外事”的局麵，秦國統治者迫於形勢，也開始進行社會改革。公元前408年，秦簡公宣布實行“初租禾”，改變剝削方式，根據土地麵積向田主征收租稅。盡管這比魯國實行“初稅畝”晚了將近二百年，但是它標誌著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被合法承認。
公元前385年，一個庶長發動宮廷政變，迎立了公子連。公子連從魏國回到秦國，奪取了秦國的統治權，他就是秦獻公（公元前384年～前362年在位）。秦獻公即位以後，為了改變內憂外困的局麵，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在同奴隸主貴族的鬥爭中，迫切需要尋求一定的政治力量的支持。這時，新興地主階級也日益發展了自己的力量。於是，新興地主階級，積極推行社會改革。獻公即位的那一年，就宣布“止從死”，廢除了奴隸製的殉葬製度。那時候，隨著商業的發展，集市的繁榮。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經濟也迅速發展起來。在這種情況下，舊的宗族關係已難以維持。於是，在公元前375年，秦獻公又實行了“戶籍相伍”製，把五家編為一伍。這是新的基層行政單位，有利於加強國君的權力。在軍事上，也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公元前383年，秦獻公修築了櫟陽（今陝西臨潼東北）城。次年，又改櫟陽為縣。秦國失去河西地區以後，櫟陽便成了東方的前哨。
秦獻公修築櫟陽城，並在櫟陽設縣，顯然是為東征作準備。在對外戰爭中，秦國也取得了一些勝利。公元前366年，秦國在洛陰、邰陽打敗了韓、魏聯軍。兩年以後，又在石門（今陝西三原）大敗魏軍，斬首六萬。公元前362年。秦國又趁韓、趙、魏相互攻戰的機會，進攻魏國的少梁（今陝西韓城南），並俘虜了魏將公孫痤，收複了繁龐。第二年，魏國便把國都從安邑（今山西夏縣北）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
秦獻公的這些措施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秦國的力量也有所增強，為秦孝公時的商鞅變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商鞅入秦，首推新法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衛國人，複姓公孫，名鞅，亦稱衛鞅。
商鞅和吳起同是衛國人，但年輩要比吳起晚一些。年輕時，商鞅就熱心學習李悝、吳起這一派法家學說。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35年在位）初年，商鞅曾在魏相公叔痤的門下任中庶子。
公叔痤很推崇吳起變法的成效。公元前362年，公叔痤率領魏軍在澮水（今山西翼城東南）以北大敗韓、趙兩國聯軍，俘虜了趙將樂祚。魏惠王很高興，親自出城迎接，要賞給公叔痤百萬良田，公叔痤不敢領受，認為這次打了勝仗，是得益於吳起。對於商鞅的才能，公叔痤也十分賞識。後來公叔痤得了重病，魏惠王親自去探望他，病危中的公叔痤便向魏惠王推薦了商鞅。
由於商鞅年紀輕，資曆淺，又沒有什麼名望，所以魏惠王看不起他。公叔痤死後，商鞅得不到賞識和重用，便想離開魏國。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即位，很快頒布了招賢令，起用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人才。招賢令一下，商鞅使帶著李悝寫的《法經》很快到了秦國，並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到了秦孝公。在一次又一次地反複宣傳自己的變法主張後，商鞅受到秦孝公的歡迎和重視。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製定了變法令，準備變法。
在變法令公布之前，商鞅恐怕人們不相信，便在國都市場的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並定下賞格，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去，就賞給他十金。人們都很懷疑，沒有人敢動。於是又宣布：“誰能搬走，賞五十金。”有一個人真的把木頭搬走了。商鞅便立即賞了他五十金，以表示決不相欺。人們爭相傳頌，謂商鞅說到做到，可以信賴。接著，便陸續頒布了變法令。
這次變法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是廢除舊的世卿世祿製度，用獎勵軍功的辦法，建立地主階級的官僚等級製度。這樣，凡是拚死為國家效力並立有軍功的，就可以得到官祿，享受各種政治、經濟特權。即使農民斬得敵人甲士的首級，也可以進入官吏的行列，或者成為地主。這就扶植了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勢力，打擊、限製了宗室貴族，使地主階級的封建等級製度很快形成。
其次是重農抑商，發展生產。重農政策在客觀上有利於奴隸解放，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抑商政策是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它限製了工商業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同時也防止商人、高利貸者兼並土地，這都是對封建地主階級有利的。商鞅鼓勵人們努力從事農業生產，奮力為國家打仗，以此得到富貴；下令改變秦國落後的習俗，扭轉“父子無別，同室而居”的狀態，鼓勵分家，各自獨立為生，這樣做對確立和發展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經濟，對提高勞動生產率，對增殖人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再次是編製戶籍，實行什伍連坐。商鞅在秦獻公“戶籍相伍”的基礎上，整頓、編製戶籍。並把五家編為一伍，十家編為一什，實行什伍連坐。在什伍之內，各家要相互監督、糾察。如果有一家作奸犯法，同一什伍的其他各家必須檢舉、告發，否則與犯人同罪。戶籍製和什伍連坐的實行，主要是為了維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這種製度使擺脫了奴隸主奴役的農民直接成為國君的農戶，客觀上是有進步意義的。同時，這種按地區管理的形式，為以後的普遍設縣創造了條件。但是，隨著封建製的確立，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什伍連坐就成了地方階級血腥統治農民的工具。
末次是焚燒詩書，禁止遊學遊仕。商鞅下令燒掉儒家的詩、書，禁止到處遊說、求官，禁止私門請托，禁止私通外國，限製自由遷徙。同時，把李悝的《法經》改為法律，想做官的，就要學習法律，以官吏為師。
當時，破壞新法、詛咒新法的人，天天都在大肆活動，僅京都一地，叫嚷新法“不便”的人就數以千計。以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公孫賈為首的保守勢力，唆使年幼的太子駟故意犯法。
商鞅主張刑罰不分等級，即使是卿、相、大夫，觸犯了國法也要與庶民同罪。這是對“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種學說的批判。當時，在鎮壓奴隸主的複辟活動方麵，這種主張是進步的。商鞅對秦孝公說：“新法不能推行，是由於貴戚搗亂。您要想實行新法，就必須先從太子開始。太子不能判刑，就要判他師傅的刑。”於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幕後指使者公子虔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公孫賈被處以黥刑。
在商鞅的嚴厲打擊下，保守派失敗了。新法很快推行開來，人們都按照新法辦事。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那些叫嚷新法“不便”的人，隻好改變手法，裝出一副擁護新法的樣子，紛紛講新法的好話了。但是，商鞅不受欺騙，把他們統統遷到邊遠地區，剝奪了他們的土地、房產和特權。商鞅對奴隸主階級的鎮壓，保證了第一次變法的成功。
再次變法，強秦東擴
在第一次變法的基礎上，商鞅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開始了第二次變法，陸續公布了變法令，把政治、經濟上的改革進一步推向深入。
這次變法的主要內容：
首先是廢井田，開阡陌。商鞅宣布廢除井田製，鏟除舊的疆界，承認土地的私有權，國家對土地實行按畝征稅的辦法。同時，獎勵開荒，土地也可以自由買賣。這樣，土地私有製受到封建法律的保障。有利於新興地主階級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有利於提高自耕農、佃農的生產積極性。廢井田，開阡陌，加速了奴隸製的崩潰，促進了封建製的建立和發展。但是，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為地主階級大量兼並土地創造了條件，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造成貧富懸殊的情況。
其次是廢分封，設郡縣。為了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商鞅把秦國的鄉、邑（小城市）、聚（村落）合並成41縣（一說31縣），每縣設縣令、縣丞等官吏，掌管全縣事務。縣令、縣丞由國君任命或罷免，受國君直接統轄，而且不再是世襲的。這些官吏，由國家按等級發給一定數量的穀物作為俸祿。商鞅普遍推行縣製，同什伍製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新的官僚行政製度，這樣從政治上、組織上打擊了舊貴族的勢力，把政權集中到國君手裏，使秦國走上了地主階級中央集權的道路。另外，商鞅還統一了秦國的度量衡，建立了統一的賦稅和俸祿標準，促進了各地的經濟交流。
再次是遷都鹹陽。遷都以後，在政治上加強了對秦國各地的控製，在經濟上有利於溝通物資交流，在軍事上為日後的東征做好了準備。所以，遷都也是一項重大的積極措施。
商鞅的第二次變法同樣遭到了奴隸主貴族的激烈反對。公子虔更是明目張膽地加以阻撓，再次觸犯新法，被商鞅處以割鼻的重刑。宗室貴族中很多人都懷恨在心，怨恨商鞅。
為了維護新生的封建製，商鞅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鎮壓，狠狠地打擊了他們的反動氣焰，充分表現了新興地主階級在同奴隸主鬥爭中的革命作用。商鞅處死了舊貴族祝歡，並在渭水邊一天就殺掉了七百多個舊貴族。
在我國社會由奴隸製向封建製轉化的時期，商鞅變法是比較全麵、比較徹底的一次。變法以前，秦國比中原各國落後。但是，由於秦孝公和商鞅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兩人協調一致，推行新法的決心很大，措施也比較得力，所以商鞅變法成效顯著，行之久遠。這是其他各國無法比擬的。據史書記載，商鞅變法後“秦民大悅”，“家給人足”，“鄉邑大治”；秦國“兵革強大，諸侯畏懼。”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國由弱變強，由落後到先進的偉大轉折。
用獎勵耕戰促成國家的統一，是法家一貫的進步主張。在獎勵耕戰，奮發圖強的基礎上，秦國開始東征。
自從秦簡公時失去河西之地以後，魏國大兵壓境，對秦國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早在秦獻公時，就曾舉行過東征，但沒有實現收複全部失地的願望。秦孝公即位以後，他為完成秦國的統一事業采取了一係列軍事行動。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秦國趁魏、韓交戰的機會，派兵進攻魏國，在元裏大敗魏軍，斬首七千，並攻占了少梁。兩年後，商鞅剛剛升任大良造，便親自統率秦軍，打過黃河，直搗魏國的舊都安邑，並一度迫使安邑投降。接著，秦軍又圍攻魏國的固陽（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附近），魏軍被迫投降。
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著名的馬陵之戰發生了。這一年，魏國進攻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於是，齊國派田忌為將軍，孫臏為軍師，統率大軍攻魏救韓。魏國也派名將龐涓和太子申帶兵十萬迎擊齊軍。孫臏采用退兵減灶的策略，誘敵深入。齊軍在撤退的第一天造了十萬個灶，第二天減到五萬，第三天減到三萬，以迷惑魏軍。龐涓接連追趕了三天，見齊軍灶數越來越少，以為齊軍傷亡過半，便丟下步兵，隻帶一部分精銳部隊輕裝前進，兼程追趕。孫臏計算了魏軍的行程，在馬陵（今山東鄄城東北）設下埋伏。馬陵道路狹窄，澗深穀險，當魏軍夜間到達時，齊軍萬箭齊發，全殲魏軍。結果，龐涓自殺，太子申被俘。從此，魏國開始衰落下去。
第二年，商鞅向秦孝公分析了形勢，認為秦、魏兩國勢不兩立，魏國有高山險阻，同秦以黃河為界，而且占據了中條山以東的地形優勢。對它有利時，可以向西侵略秦國；對它不利時，可以向東發展。現在秦國已經富強起來了，魏國卻新敗於齊，諸侯也背叛了它，正好趁機伐魏。魏國抵擋不住秦國的進攻，一定會向東遷移；魏國東遷，秦國就占據了黃河天塹和中條山的險要地勢，得以控製東方各國。
秦孝公認為商鞅的分析很對，便派他率領秦軍，向東進攻魏國。魏國派公子印為將，統率魏軍迎擊秦軍。結果，公子印被俘，魏軍潰敗。經遺這次失敗，魏國國庫空虛，力量削弱，不得不派使節把一部分河西地區歸還秦國，並向秦國講和。梁惠王想到公叔痤生前向他推薦商鞅的事，便很感慨地說：“我不該不聽公叔痤的話呀！”但是，後悔已經晚了。
商鞅大敗魏軍，凱旋後，秦孝公把商、於（今陝西商縣西）等十五個邑封給了他。
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秦國繼續攻魏，並渡過黃河，在岸門（今山西河津南）擊敗魏軍，俘虜了魏將魏錯。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國力空前強大起來，很快成為戰國七雄中最強大的國家。後來秦始皇能夠統一中國，這與商鞅變法是密切相關的。
朝廷易主，車裂之禍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死。秦孝公死前不久，一個名叫趙良的人去見商鞅。
開始時，趙良吞吞吐吐，轉彎抹角。後來，他就左一個“孔子”，右一個“堯舜”，以這些“先王先聖”的“遺訓”作法寶，指責商鞅違背了“堯舜之道”，不準他們講話。並且，以古非今，反對商鞅的變法。
趙良對商鞅說：“你不循舊製，用不正當的手段建立集權，變革法製，這些都是不足以教化人民的。”“《書經》上說：‘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已經像早晨的露水一樣，危在旦夕，難道還想延年益壽嗎？何不把封給你的十五個邑交回去，到偏僻的地方去種種地，澆澆花，勸秦王起用隱居山林的人。”最後，他警告商鞅道：“秦王一旦死了，秦國要收拾你的人難道會少嗎？你的末日快到了！”
趙良的這段話說明舊貴族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趙良打出“為民請命”的旗號，抓住秦孝公病重的決心，迫使他放棄變法。但是，趙良的建議被商鞅拒絕了，商鞅決心要將新法貫徹到底。
秦孝公死後，太子駟即位，這就是秦惠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不久，商鞅告退。
舊貴族以為複辟的大好時機已到，他們紛紛聚集在公子虔的旗幟之下，掀起一股反對商鞅變法的逆流。公子虔的黨徒們大肆活動，他們有的誣告商鞅謀反，有的向秦惠王煽風點火，別有用心對秦惠王說：“現在連秦國的婦女、兒童都隻知道商鞅之法，卻沒有人說是大王之法。這樣，商鞅反成了主，大王卻成了臣。何況商鞅本來就是大王的仇人。希望大王早早除掉他。”
秦惠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逃到邊鏡的一個關口，沒有過夜的地方。他想逃往魏國，魏國守將又不準商鞅入魏。商鞅便趕到於商，發動兵變，準備起兵反抗。結果，商鞅失敗被俘。秦惠王用最殘酷的刑罰把商鞅車裂示眾，還殺害了商鞅的全家，並恫嚇說：“沒有人再敢像商鞅那樣造反了吧。”在古代，車裂是一種極為殘酷的刑罰，民間也俗稱五馬分屍。其方法是，將犯人的四肢和頭係在馬車上，同時朝不同方向拉，將人體分解而死。
商鞅一生致力於地主階級的社會改革，並為推翻奴隸製、建立封建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正如漢代著名法家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所說，商鞅“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但是，商鞅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必然打上剝削階級的烙印，擺脫不了剝削階級的局限性和軟弱性。他的變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根本不可能依靠人民群眾，組織人民群眾。就是對於新興地主階級，他也沒有把他們的力量廣泛動員起來。因此，秦孝公一死，他就失去了支持者，沒有力量抵擋舊貴族的反撲，最後竟被車裂而死。
商鞅雖死，“秦法未敗”。秦國從秦孝公到秦始皇，相傳六代，基本上都沿用了商鞅的法製，新興地主階級的勢力日益強大，奴隸主貴族的勢力日益削弱。而當時的中原各國卻法製不定，內亂頻繁。各國之間爾虞我詐，互相攻打。三晉人民紛紛入秦，更增加了秦國的力量。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秦國“沃野千裏，蓄積饒多”，號稱“天下之雄國”。在這個基礎上，秦始皇終於陸續消滅六國，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奠定了我國兩千多年封建中央集權的局麵。
高才遭讒言 含冤死於秦
――韓非之冤
經過春秋時期的兼並戰爭，到戰國時形成為幾個大國爭雄的局麵。爭雄的基礎在於經濟實力的增長，為達到這一目的，各國統治者相繼開展了一係列的變法運動，對舊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進行改造，以鞏固和加強地主階級專政。
到戰國後期，秦國無論是從政治、經濟還是軍事實力上，都已經大大優於其他國家，其統一六國已是大勢所趨。在和當時的時局相並行的意識形態領域裏，其宣揚“天下歸一”的政治思想這時也被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韓非的政治思想無疑是這一時期最卓越的。韓非以超越的目光審視了一個時代所應該具有的進步性，人類發展所應該具有的變革性和自新的能力，韓非是一個行走在曆史間的智者。然而，大智之士卻往往不善謀其身，這種悖論在中國千年史中可謂屢見不鮮，“合理”地存在於曆史隱晦的角落中，令人扼腕和無奈，韓非即為此中一例。
天降大任，舍我其誰
韓非（公元前280～前233年），貴族出身，是繼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戰國早期變法運動倡導者之後，戰國後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韓非為人口吃，不善說道，而善於著書立作。韓非與李斯俱從師於荀卿，在學業和思想上，李斯自以為不如韓非。
到戰國後期，秦國逐漸強大，統一成為曆史發展的總趨勢。在這種形勢下，韓非在繼承法家提出的具有發展進化因素的曆史觀，力圖論證戰國時期政治、經濟地位的變動和財富權力的轉移是合理的、進步的，批判儒家守舊不變的觀點的基礎上加以發展。他認為，曆史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生活和政治製度也要隨著發生變化，複古倒退是行不通的。基於這種認識，韓非得出結論說：“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他的這種思想體現出新興地主階級改革舊製度的進取精神。
鑒於曆史必然是結束諸侯割據而走向統一的曆史總趨勢，韓非主張建立“法”、“術”、“勢”結合的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政治體製。商鞅注重“法”，即成文法令；申不害注重“術”，即國君操縱臣下的手段；慎到注重“勢”，即國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勢。韓非則集三者之大成，主張把“法”、“術”、“勢”結合起來，以此作為加強中央集權的工具。對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韓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這些主張，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
韓非致力於國家的統一。他雖身處韓國，但由於韓王安的昏庸，他的政治抱負得不到施展。秦國因政治改革而逐漸強大，加之秦王贏政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使韓非對秦國兼並六國、結束割據寄托了很大希望。“韓非毫無疑問是有心於秦的”。韓非曾在文作中寫道：“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而從當時的曆史背景來看，其“亡徵之君”顯然是指昏聵的韓王安一類的國君，而“兼天下不難矣”的“萬乘之主”也隻能是指虎視六國的秦王贏政。
韓非不僅發展了法家的思想，而且對人口問題也提出了有悖於前人且非常獨到的觀點。其基本的人口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五蠹》篇中。他說：“古代的人，即使男人不去耕作，草木之實也足以養活人；婦人不織，禽獸之皮也足以使人有衣可穿。不出力而生活充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所以萬民不爭，所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所以人民眾而貨財寡，出力多而供養薄，所以人民就群起紛爭，雖然這樣會付出生命的代價，然而這種事情卻不見終止。”雖然韓非把“民爭”與社會“不免於亂”歸之於“人民眾”，但他在當時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情況下，能夠充分認識到“人民眾而貨財寡，出力多而供養薄”的矛盾給社會發展帶來的沉重負擔。這種不墨守成規、勇於打破以往觀念的思想是中國古代人口思想的一個新的突破。
為解決這一矛盾，韓非提出了解決的辦法。他認為，應以農為本：“有道之君……其治人事也務本”，“富國以農，拒敵恃卒”。同時指出，發展農業，要製定長期穩定的、適合農業生產發展的政策，這樣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在以農為本的同時，韓非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而且注意用自然力、手工技術和科學管理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以生產更多的社會財富，這樣才能富國強兵。
著書立說，遊說列國
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改革。申不害是戰國早期的代表，他建立了“循功勞、視次第”的因功行賞製度。他強調“術”的作用，即君主任免、考核、賞罰各級官吏的辦法，從而加強了韓國的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申不害相韓十多年中，“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然而，申不害死後，韓國逐漸衰弱，先是秦攻占了韓的宜陽（今河南洛陽西南），後又逢旱災。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韓昭侯被迫加強城池的建設，築起了一座高大的城門。楚大夫屈宜臼分析說：“韓昭侯出不了這座城門，什麼原因呢？因為時運不宜。申不害為相時，韓昭侯不建造高大的城門。去年，秦國攻占了韓國的宜陽，今年國中大旱，韓昭侯不在這個時候安撫人民的疾苦，反而更加奢侈，這就叫做‘時絀舉贏’（在衰敝的時候卻去做奢侈的事情）。”等城門築成，韓昭侯也死了，他果真未出去這座城門。
韓非目睹韓國的衰弱，曾屢次上書規諫韓王，卻都沒有被采納。於是，韓非從內心抱怨國君治國不能講求法製，不能用權勢來統禦臣下；不能使國家富強，軍事強大；也不能切實地任用賢能的人，反而舉用一些浮誇淫亂的人，以為他們是有能力有貢獻的人。韓非還認為，儒者常常用文詞來擾亂法術，“俠義”的人又常常用武力來幹犯禁忌。法寬就恩寵到那些名譽之士，法嚴就要起用那些穿甲胄的武士。平日所培養的人，都不是所要用的人，而一些所要用的人又都不是平日所培養的人。他還悲傷那些清廉正直的臣子，不被邪曲枉亂之臣所容。體察古來國君得失之變異，最悲傷的，可能就是韓非自己。所以，韓非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尤其是《說難》篇甚為完備，闡述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怎樣做才能得到君主的歡悅，進而提出自己的建議才能被采納，從而收到實效。《說難》這樣論述：
“凡遊說之難，不在於將我所知道的向對方來遊說為難；也不在於能了解我的意思以說之為難；又不是本人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自己之情為難。凡遊說之難，在於如何深知國君的心意，然後用你所說的去打動他，暗與國君之心意相合，這才是最難的一件事。”
“你所遊說的國君，如欲建立很高的名望，說臣乃陳述以厚利，這是下策，國君不能領會，所以一定認為你卑賤而遠斥你。你遊說的國君，如果其意本在於厚利，而說臣乃陳述以名高之節，那麼這是說者無心，遠離於君意，一定沒有成效。你所遊說的國君，如果是實為厚利，而表麵裝作欲為名高之節，而說臣以名高之節說之，那麼國君一定表麵接受你的意見，而實際上會疏遠你。如果國君實好厚利而表麵裝作名高之節，而說臣也陳述以厚利，這時國君會在背後用你的說教，但表麵上會疏遠你。這一點是說臣不能不知道的。”
“天下之事，以能保密才能成功，一旦泄密就會失敗。然而這種泄密不一定是我們有意去泄漏，隻是天下之事大多相同，當我們說到相同之事時，別人便會覺悟，從而導致泄露，這樣我們就會身遭危禍。國君有過失之事，說臣偏引用一些美善之議來推論國君之惡，這樣也會身遭危禍。如果臣子對主上的恩德不深，也即關係不深時，臣子若以知心之語遊說國君，其說得以遂行而且有功，那麼國君不以為德，其說不能遂行而且失敗，那麼就會被懷疑，如此就會身遭不測。至於國君先得其計，而且要據為己功，這時臣子如果也預知這件事，也會身遭危禍。國君顯然已有主見，並欲有所作為，這時臣子如果預知其計，也會身遭危亡。國君不欲有為，而說者強令為之；國君已有所為，而說者強止之，也會身遭危亡。所以說，隨便去談論國君的短處，那麼國君就會以為你是在譏刺他；說臣隨便舉薦細微之人，那麼便會被認為是在挾詐而弄權。如果你論說國君之愛行，那麼國君就會以為你是在利用他；如果你論說他所憎惡之行，那麼便會被認為是在試探國君。如果你話說得太少，那麼你會被認為是無知而被瞧不起。如果你話說得太多，那麼君主又會嫌你迂縱而無當。如果你順著國君之意來陳述事情，那麼你會被認為是怯懦而不能盡事。如果你考慮太多，廣為陳詞，那麼你會被認為是鄙陋而倨傲侮慢。以上這些都是遊說中最困難的事，也是說臣不能不知道的。”
“凡遊說最重要的事，在於知道國君所敬之事，要時時以言辭文飾之。對於國君所避諱認為醜陋之事，要滅其事端不言；國君自知失誤之事，說者就不要再以此失誤之事來諷刺他；國君自認為是勇敢的決斷，說臣就不要再以己意來攻擊他，以免招致譴怒；國君自認為是在表現他的能力，說臣就不要以困難之事來拒阻他；如果國君與某人同計，或與某人有同行，說臣要規勸他或讚譽他，要文飾其詞而不是去中傷他。又若國君讚譽與其一同有過失的人，那麼說臣可以明飾其沒有過失。忠義之諫，國君起初不從，那麼說臣應暫且退止，待國君歡悅時再諫，不可拂逆於君；忠義之辭，本意於安人興化，國君善而樂從，而後周澤沾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這是親近君上不被懷疑的方法，也是臣子盡知事上之道最難的地方。君臣之道既合，而又能曠日持久，君之澤渥能周浹於臣，魚水相需，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如此就能明計國之利害而致其功，直指其非，任爵祿終身，以此君臣相執持，這樣的遊說之道才算是成功的。”
“伊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百裏奚以媵侍秦穆姬，這都是他們以求親近君上之道。所以，這兩個人都是聖人，卻仍不免要勞役其身。用如此低下之道涉世，這不是求仕之人的所行之道。”
“宋國一富裕之家，因下雨毀壞了牆壁。其子說：‘如果不趕快修補好，將會招小偷。’其鄰居有個人也這麼說。結果到了第二天時，家裏果然丟失了財物。他的家人沒有懷疑自己的兒子，反去懷疑鄰居的那個人。從前，鄭武公想要去攻打胡國，於是先以其女兒嫁之，後問群臣：‘我想要用兵，哪一國可以攻打？’關其思說：‘可以攻打胡國。’鄭武公聽後殺了關其思，並說：‘胡國是我們的兄弟之國，你怎麼能說可以去攻打呢？’胡國國君聽到這件事，便放鬆了防備。後來，鄭國攻打胡國，輕而易舉地占領了胡國。這兩件事情，他們的推斷都是對的。然而，嚴重的要被殺，輕微的要被懷疑。可見，要了解一件事情並不難，倒是如何去處理和對待才是困難的。”
“以前，彌子瑕被衛國國君所寵愛。按衛國的法令，私自駕馭君車的人要受到砍去手腳的懲罰。有一次，彌子瑕的母親生病，彌子瑕聞知，就擅自駕著君車出去了，衛國國君聽了反而讚美彌子瑕：‘多麼孝順啊！為了母親的病，居然不顧砍去手腳的懲罰。’還有一次，彌子瑕與衛國國君到果園去賞玩，彌子瑕發現樹上結的桃子很甜美，索性吃了起來，最後才將吃剩下的拿來敬奉君王，衛國國君還說：‘彌子瑕還是忠於我的，在吃桃子時會忘掉甜美而想到我。’可是，等到彌子瑕容色衰退時，衛國國君的寵愛也逐漸消減。後來，彌子瑕得罪了衛國國君，衛國國君就說：‘彌子瑕曾經擅自駕著我的車子，又曾經把吃剩下的桃子送給我吃。’而實際上，彌子瑕的德行一直都沒有改變，但是衛國國君對其看法卻前後有別，那是衛國國君的愛憎有所改變了。所以說，如果得到國君的歡心，那麼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而且會更加被寵信。如果被國君所憎惡，那麼你所做的一切就一無是處，甚至會被疏遠。所以，喜歡諫說的臣子，不能不明察國君對你的愛憎情形，然後再予以遊說。”
“談到龍這種蟲類，你可以把它馴順從而靠近並去騎它，但是在它的喉嚨下端長有大約一尺長的逆麟，人們如果故意去觸摸它的逆麟，那麼它就會咬人。現在的國君也都長有逆鱗，遊說之人如能不去冒犯國君的逆麟，那就差不多可以說是善於諫說了。”
韓非深刻揭示了封建專製主義製度下賢臣難以施展才能並時刻有危害加身的種種情形，雖有著那個時代的糟粕，卻也有著深刻的曆史背景，不乏淋漓盡致之處。尤其是當他聯想到自己屢諫而不被采納反遭排擠的經曆，不免更是感慨萬千。雖然《說難》對遊說之難可謂麵麵俱到，到頭來連他自己也不能自圓其說，而終死於遊說。
遭遇讒言，飲鴆他鄉
韓非的文章傳入秦國，欲完成統一大業的秦王贏政看到後，對韓非的見解和才能大加稱讚，並說：“我若能見到這個人並且與他交往，死而無憾！”而這時在秦王身邊的韓非的同學李斯進言說：“這幾篇文章是韓非寫的。”秦王為得到韓非，便加緊進攻韓國，韓王無奈隻得派韓非出使秦國以緩解秦國的進攻。可是，韓非到秦國後還未受到任用，等待他的卻是他的同學、自認“才能不如韓非”的李斯以及姚賈的陷害，並最終含冤而死。
這裏不妨看看李斯其人。史書中是這樣寫李斯的：“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比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在李斯欲投奔秦王而辭別老師荀卿時曾說：“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可見，李斯是個卑微曠利、胸襟狹隘之人。
一次，李斯在外當官的兒子回家探親，文武百官到李斯家前來祝賀，來往於李斯家門前的車馬竟有好幾千。其實，這些人是以探望李斯之子為借口來討好李斯的。李斯也知道這一點，並為此不禁長歎說：“唉！我曾聽荀卿說過：‘富貴權勢不宜享受得太過分。’我李斯隻不過是上蔡布衣，民間一個普通的百姓而已。皇帝實在不知道我是一個沒有才能的人，竟把我提拔到這樣高的地位。現在朝廷中的眾臣地位沒有一個人是在我之上的，可以說我的富貴達到極點了。事物發展到盡頭必然要衰微下來，真不知道我將來的結局是福還是禍呢！”李斯原為楚國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西南）人，跟隨荀卿學成後，鑒於當時大國爭雄的局勢，思量回楚國是不足以成就什麼事業的，所以最後選擇並投奔了秦國。其政治用心不言自明，其結局也正如他自己所說並不比韓非強。這種結果也足以讓人回味吧！
李斯在與韓非同學於荀卿時就“自以為不如非”。秦王一見韓非的文章便發出“我若能見到這個人並且與他交往，死而無憾！”的歎息，這種極欲見韓非的心情更加劇了李斯的妒忌心理。韓非一入秦，李斯便急不可耐地奏了一本：“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大王要兼並諸侯，韓非最終為韓不為秦……不如以過法誅之。”生怕夜長夢多而被韓非取代了自己的位置。後世之人也說：“李斯與韓非都師從於荀卿，李斯自知其才不如韓非，如果韓非一旦掌了大權，其措施規劃必大異於自己，所以李斯與姚賈合謀排擠韓非為下吏，又唯恐秦始皇有朝一日反悔而赦免了韓非，所以就下藥殺韓非於雲陽”。李斯一反自己所寫的《諫逐客書》中所言“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的說法，竟讒陷韓非“終為韓不為秦”，而竟忘了自己也並非秦人。可見，李斯欲置韓非於死地已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最終派人給韓非送上毒藥，令韓非自殺。待秦王後悔，派人去赦免韓非的罪過的時候，韓非已經死於非命了。
築長城禦外 豈知宮廷變
――蒙恬之冤
秦始皇滅六國後，先後五次大規模地出巡。秦王政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他最後一次東巡，至雲夢、丹陽、錢唐，登會稽山，祭大禹。始皇出巡的地區集中在東方，特別是燕、齊、楚舊地。這表明，出巡的目的之一，是鎮服六國貴族，鞏固統治，而不是簡單的遊觀。這是因為燕、齊、楚比韓、趙、魏滅亡得晚，距離鹹陽又遠，反抗的力量也較大，政治上、軍事上都有一再出巡這些地區的必要。行罷天子之儀，始皇隨後登上西還之路，經臨淄（今山東淄博市東北），抵平原（今山東平原南）。
車駕到達平原津時，正是盛夏季節，始皇突然患病。但這位封建皇帝特別怕死，厭惡言及“死”字，群臣更是“莫敢言死事”，以致病情日益惡化。始皇無可奈何，隻得為璽書給遠在上郡的長子扶蘇，要他迅速“與喪令鹹陽而葬”。書已封，卻被代管皇帝符璽的中車府令趙高劫持在手，未派人送走。
七月丙寅，始皇死於沙丘平台（今河北平鄉東北）。
秦始皇死後，左丞相李斯、宦官趙高和始皇次子胡亥密不發喪，計立胡亥為帝，另為偽書給被他們視為心腹大患的太子扶蘇、大將蒙恬，誣其“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逼迫扶蘇自殺，蒙恬被囚。這就是給秦朝統治帶來了嚴重惡果的沙丘之變。
趙高、胡亥、李斯的沙丘陰謀得逞後，隨即從這裏北上，經井陘（今河北井陘西北），抵九原（今內蒙包頭市西北），然後沿直道入關中。抵鹹陽後，便為始皇發喪。胡亥以太子的名義襲帝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於驪山。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為了消滅異己，維持篡奪到手的政權，趙高、二世繼逼死蒙恬。這蒙恬本是秦朝著名的大將。秦始皇統一全國後，他受命率兵北擊匈奴，繼而修築長城，為秦王朝的鞏固和疆域的奠定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然而卻是一張假詔卻讓這位功勳卓著的大將蒙冤而死。
駐邊守疆，功績赫赫
蒙恬的祖先是戰國時期齊國人，祖父蒙驁在秦昭襄王贏稷時投奔秦國。從他祖父起，祖孫三代都是秦國名將。由於出身將門，蒙恬不僅學過獄法，做過獄官，掌管過文書，而且率兵征戰也是好手。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1年），蒙恬率兵攻打齊國，這是秦統一的最後一個目標，最後取得全勝，凱旋而歸。戰後，蒙恬因功高當上了管轄京城鹹陽的最高行政長官——內史。就在這一年，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秦王朝建立了。
秦王朝建立之後，秦始皇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鞏固統一。其中經略邊疆，北防匈奴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匈奴是我國北方草原上的一個古老的民族，逐水草而居，過著遊牧生活。戰國中後期，匈奴經常對內地進行侵擾和掠奪，一再與秦、趙、燕三國發生戰爭。三國相繼修築長城，防備匈奴進犯。秦滅六國時，匈奴乘機侵入黃河河套以南的地區。秦統一全國後，為解除匈奴騷擾之患，保障邊境地區和中原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鞏固其封建中央集權統治，於公元前215年委派蒙恬為大將軍，率領三十萬將士北擊匈奴，很快就收複了河套地區，接著又率軍渡過黃河，尋找匈奴主力作戰。匈奴首領單於感到自己不是蒙恬的對手，便率兵北退七百多裏。蒙恬乘勢奪回了黃河以北直至陰山一帶廣大地區，在那裏建立了數十個縣。
匈奴雖被趕走，但秦始皇擔心他們會卷土重來，為解除後顧之憂，秦始皇親自巡視北部邊境，最後確定以築長城為萬全之策。他任命蒙恬為總管，到邊界指揮修築長城，後來又命長子扶蘇當蒙恬的監軍。這一次築長城，除了把原來趙、燕、秦三國的長城連接和加固外，還補築一些新的長城地段千餘裏。為了使長城能發揮防禦匈奴的作用，做到一勞永逸，蒙恬組織善於築城的能工巧匠，巧妙地利用山勢和河川的走向，進行多次實地勘測，取曆代築城之長，進行精心設計。絕大多數地方是以山脈為基礎，隨著山勢的高低起伏而變化，有的地段建在距地麵千餘米的高山上，在山勢陡峭的地段，就利用山脊作基礎築牆，既控製了險要，又便於施工；在河岸和深穀，就利用原來的陡坎和山崖築城，從外麵看起來，非常險峻，在較平緩的丘陵地，牆身則築得寬厚高大，使人馬不能攀登翻越；在一些不便於築城的地方，則因地製宜，采取多種築城形式，設置烽燧、堡障等報警和防衛設施。經過五年的修築，一條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遼東（今遼寧遼陽），綿延萬餘裏的長城宛如一條巨龍，屹立在中國北方的大地上，成為匈奴進犯的重大障礙。
蒙恬駐軍上郡多年，威懾匈奴，為秦朝北方邊境的安定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戍守長城的過程中，蒙恬和秦始皇的長子扶蘇結成了不同尋常的親密關係，這也給蒙恬的命運埋下了禍端。
蒙恬威懾匈奴，深得秦始皇的信任，其家族也因此受到尊寵。蒙恬有一個弟弟蒙毅，被秦始皇視為親信，位居上卿。在朝時，蒙毅侍從皇帝身旁，經常為國家出謀劃策，出巡時，蒙毅坐在皇帝車內，作為貼身護衛。蒙恬兄弟二人，一個在外，一個在內，對秦朝忠心耿耿。
蒙毅因執法上的分歧，卻與秦始皇的另一親信趙高結下了怨仇。趙高是宦官，秦始皇聽說他力氣大，而且通曉獄法律令，便提拔他做了中車府令，掌管皇帝的車馬。趙高善於體察人意，發現秦始皇對小兒子胡亥分外疼愛，於是，他便有意識地利用一切機會接近胡亥，並教他獄法，不久便成了胡亥的心腹。一次，趙高犯了大罪，秦始皇讓蒙毅依法懲治，蒙毅不敢枉屈法律，實事求是地削了趙高的官職，並判以死罪。後來，秦始皇顧念趙高平時辦事認真，不僅下令赦免了他，而且還官複原職。這裏麵，深得秦始皇喜愛的少子胡亥起了一定的作用。趙高雖官複原職，但內心深處卻恨透了蒙毅，也恨上了蒙恬。
小人得勢，淪為街囚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始皇出巡，同行的有左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以及他最喜愛的小兒子胡亥。十一月，秦始皇來到了雲夢澤，在九疑山祭祀了舜。然後浩浩蕩蕩沿江東下，到了紹興，登上會稽山祭祀禹，並為自己此番出遊立碑紀念。
在回來的途中，走到平原郡時，秦始皇得了病。病勢日漸沉重，隨行的大臣們感到情況嚴重，可是，因為秦始皇平日最忌諱說死字，所以大臣們誰也不敢提醒他準備身後的事。秦始皇三十八年七月，當行至沙丘（今河北廣宗縣西北）時，秦始皇病情惡化，生命垂危。但此地離京城鹹陽尚有二千裏之遙。這時，秦始皇才感到死神的逼近，自歎將要撒手人寰，隻得盡力支撐著虛弱的病體，令趙高草擬遺書。他叫趙高替他給在上郡監軍的大兒子扶蘇寫信，信中說：“把軍隊交給大將蒙恬，速返鹹陽為我舉行葬禮。”秦始皇死前獨賜遺書給長子扶蘇，而不賜其他諸子，其意是讓扶蘇繼承皇位。遺書已封好，但還沒有發出去，秦始皇就突然死去了，終年50歲。
左丞相李斯因為秦始皇死於巡遊途中，生前沒有立太子，擔心秦始皇的兒子們爭權奪位，又怕消息傳出天下大亂，於是，同胡亥、趙高核計，暫時封鎖消息，把秦始皇的棺材裝在他的座車裏，讓親信的太監趕車，到吃飯時候，照樣遘上飯菜；群臣有事，照樣稟報。讓一個太監坐在車裏，批閱、答複大臣們的奏章。因為時值七月，天氣酷熱，屍體腐爛發臭，於是李斯命令同車載上一石鮑魚，以腥亂臭。就這樣，將秦始皇的死訊瞞住了，除了胡亥、李斯、趙高和五、六個心腹太監知道，其他隨行百官對秦始皇的死，概無所聞。這也給趙高提供了機會大耍政治陰謀。
趙高詭計多端，仗著掌握了玉璽和遺書，想扶胡亥當皇帝，以便操縱政權。他先說服了胡亥，由他繼承皇位，隨後又與丞相李斯密謀。趙高先對李斯說：“皇帝死了，給大公子留下一封遺書，要他到鹹陽參加葬禮，繼承皇位。這封信沒有發出去，皇帝死了，沒有別人知道這件事。皇帝留給大公子的信及玉璽都在公子胡亥那裏。確立誰是太子，繼承皇位，全在於丞相您和我的一句話了！這事怎麼辦吧？”李斯一本正經地說：“你怎麼能說出這種亡國的話來？由誰來當太子，這事不是當臣下的你我應該議論的！”趙高卻微微一笑，慢條斯理地說：“丞相，你自己掂量一下，論才能，你比得上蒙恬嗎？論功績，你能高過蒙恬嗎？論謀略，你能趕得上蒙恬嗎？論對百姓的好處，你能超過蒙恬嗎？論與大公子的關係以及獲得大公子信任的程度，丞相，您同蒙恬相比，誰又占上風呢？”
李斯沉吟了一下，說道：“這五點我都比不上蒙恬，可是您為什麼這樣苛求於我呢？”趙高接著又說：“皇帝有二十多個兒子，想必丞相對他們都了解，大公子扶蘇剛毅武勇，威望很高，他即位後一定會用蒙恬作丞相。那時，丞相您可就不能佩戴著侯爵印信回故鄉了，這不是很顯而易見的嗎！我受先帝委派，教給胡亥法律，已經好幾年了，從沒發現他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公子胡亥為人老實厚道，輕視財物，敬重讀書人，思想敏捷，不輕易表態，禮賢下士。秦國所有的公子沒有一個能趕得上他！胡亥是最有資格繼承皇位。”接著趙高又告誡李斯，隻要聽從安排，就能長保爵祿，世代富貴。否則便會禍及子孫，結局悲慘。最後李斯仰天長歎道：“上蒼啊！我為什麼偏偏遭遇這亂世啊！我既然不能以死報答先帝，那我的歸宿又該寄托在何處呢？”就這樣，李斯在趙高的威脅和利誘下，隻好俯首聽命。
於是，趙高、胡亥、李斯三人共同策劃，把秦始皇寫給扶蘇的信毀掉，偽造了一道秦始皇在沙丘留給丞相的遺詔，遺詔上說應立胡亥為太子；同時還偽造了秦始皇讓扶蘇、蒙恬自盡的命令，命令中說：“我巡視天下，向名山、諸神禱告，以便降福延長壽命。現在，扶蘇與將軍蒙恬領兵數十萬駐守邊疆，已經十多年了。不能開疆拓土，卻花費很大，沒有立下一點功勞，反而三番五次上書，肆無忌憚地攻擊我的一切行動，而且還因為不能回京當太子，日夜埋怨。扶蘇作為兒子很不孝順，現在賞他一口寶劍，讓他自己處置自己！將軍蒙恬與扶蘇一道駐守邊疆，既不能改正扶蘇的錯誤，顯然有意如此。蒙恬作為臣下不忠，命令他自殺！兵權交付副將王離。”這封假詔由胡亥的一個親信送到上郡交給扶蘇。
胡亥的使者到了上郡，當著扶蘇的麵，宣讀了所謂的秦始皇的信。扶蘇聽後，禁不住失聲痛哭。他的確想不到父親會無緣無故地置自己於死地，但是封建倫理道德要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況且扶蘇是一個仁厚的人，自知蒙冤也不敢違背父命，於是走入內宅，準備揮劍自殺。蒙恬勸阻他道：“皇帝陛下一直未立太子，派我率三十萬大軍駐守邊疆，又命公子您來作監軍，這是關係到國家的安危啊！現在，就憑一個使者來念了一封信，公子您就要自殺，又怎麼能知道這裏麵沒有假呢？您寫奏章再請示一番，如果上邊的答複仍然是讓您死，那時再死也不遲。”
使者在外邊一迭聲地催促扶蘇按照皇帝信裏的意思辦。扶蘇為人忠厚仁義，他對蒙恬說：“父親命令兒子死，何必重新請示！”就完，就自殺了。蒙恬卻不然，他不肯自殺。使者就把蒙恬交給了當地的官吏，將他囚禁在陽周城（今陝西子長）。
使者回來，一一向胡亥作了彙報。胡亥、李斯、趙高聽說扶蘇已死，都感到登上皇位的威脅減輕了，便想赦免蒙恬。這時，蒙恬的弟弟蒙毅也從會稽山禱告山川回來。如果昔日蒙毅沒有得罪趙高，事情可能就此結束，但現在不行。趙高一方麵怨恨蒙氏兄弟，另一方麵又懼怕他們日後得勢，對自己不利，便編造謠言對胡亥說：“我聽說先帝因您賢能，早想立您為太子，可蒙毅卻從中阻攔，他因知您賢能而反對，這就是蠱惑君主，是為臣不忠的行為！依我的意見，應當殺了他。”胡亥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聽了趙高的這番話，就把蒙毅囚禁在代郡（今河北尉縣西南），蒙恬也因此沒有受赦免。
再遭陷害，英魂歸天
胡亥回到鹹陽後，順利地登上了皇位，是為秦二世。沙丘陰謀的策劃者趙高獲得最大的好處，被封為郎中令，全麵負責宮廷的警衛，而實際的權力卻遠遠超過郎中令，他成了胡亥身邊最親信的決策人物。
趙高獨攬大權後，並未就此罷休，因為他十分清楚，想真正掌握權力，必須除掉朝中舊臣及秦始皇的其他兒子，否則陰謀敗露時就是他的死期。於是他又在策劃新的陰謀。
有一次，秦二世問趙高，一個君主怎樣做才能既保江山，又能盡情享樂。趙高覺得實施第二個陰謀的機會來了，於是挑唆說：“臣不敢回避斧鉞罪誅，就讓臣說給陛下聽聽，但願陛下能夠考慮，說到沙丘篡位的密謀，諸位公子以及朝中大臣都在懷疑。現在陛下剛剛即位，他們總是不服氣，隻怕他們要造反了。臣可真是心驚膽戰，就怕沒有好下場，陛下又哪裏能盡情享受這種快樂呢？”秦二世讓趙高這麼一說，心裏不免著慌，忙問該怎麼辦。趙高見二世麵有懼色，覺得掃除自己弄權障礙的時機來了，便陰狠地說：“實行嚴厲的法律，一人犯罪，誅滅九族。要盡除先帝的舊臣，換上您的親信大臣。這樣陛下才能高枕無憂，盡享歡樂。”秦二世對趙高的話十分相信，讓趙高全權處理這事。於是趙高就操起了屠刀，大開殺戒，凡是他覺得不順眼的，堅決除掉。
趙高第一個想除掉的便是蒙氏兄弟，但蒙氏兄弟盡忠於秦王朝是眾所公認的，連秦二世的侄子子嬰也竭力替他們辯解。子嬰說：“我聽說以前趙王遷殺良臣李牧而改用顏聚，齊王建殺數世忠臣而用後勝，最後終於亡國。蒙氏一家人都是秦朝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卻打算一次鏟除，我私下認為不可以。我聽說考慮不周的人不能治理國家，不納眾言的人不能保全君位。殺忠臣而用沒有品德的人，對內不能取信於群臣，對外將使軍心渙散，我私下認為不可以這樣。”
但是秦二世根本不聽這些勸告，他派禦史曲宮乘驛車去代郡傳達對蒙毅的詔令。詔令說：“先主要立太子，而你加以阻攔。現在丞相以為你不忠，判你滅家之罪，我不忍心你這樣，隻讓你一個人自殺吧。”蒙毅分辯道：“如要說我不能得到先主的歡心，那麼我從青年時做官，順從先主的旨意而得到寵幸直到先主去世，總可以稱得上能知先主的旨意吧。如果說我不知太子的賢能，可是太子獨自跟隨先主周遊天下，遠遠超過各位公子，我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先主選立太子是考慮多年的結果，我還有什麼話敢硝阻，還有什麼計謀敢策劃呢？這並不是我巧言辯解來逃避死罪，而是怕損害先主的聲譽，希望大夫加以考慮，讓我死得其所。”
說完這些話後，蒙毅又舉出曆史上某些君主，由於使忠誠賢臣慘遭冤死，因而受到天下人指責，視為昏君的事實。曲宮知道胡亥、趙高的心意，不聽蒙毅的話，照樣殺了他。蒙毅至死也不明白，真正的禍端是自己以前種下的，因為他執法得罪趙高，當趙高能左右至高無上的皇帝時，他是逃脫不了這一命運的。
殺了蒙毅之後，趙高便把屠刀指向了蒙恬。胡亥的使者來到陽周，宣判蒙恬死罪，並帶來了皇帝賜的毒酒。詔令的大意是這樣的：你的過錯太多了，而你的弟弟蒙毅現在又有大罪，依法要牽連到你。蒙恬對秦朝忠心耿耿，自問並無過錯，出於一種對國家前途憂慮的動機，他在臨死前要向皇帝進一番忠言。他對使者說：“自我先人，直到子孫，對秦國累積大功，建立威信已有三代了。現在我統率三十萬大軍，雖然身遭囚禁，也有足夠背叛的實力，但我知道，作為一名將士，應該守義而死，我之所以要這樣，完全在於不敢辜負先人的教誨，不敢忘記先主的恩惠啊。”
蒙恬表白自己有反叛力量，卻決不反叛，意思是讓秦二世放心。接著蒙恬又講了一段周初的曆史，以求秦二世有錯必改。他說：“當年周成王剛即位時，還是個幼兒。周公旦便背著他接受群臣的朝見，以至最後穩定了天下。在成王有病危險時，周公旦曾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禱告說：‘君主年幼無知，都由我代為行事，若有罪過殃禍，便由我來承受懲罰。’還把這些話記錄下來，收藏在檔案館裏，可以說是盡忠了。然而當成王能夠處理國事時，卻有奸臣造謠說：‘周公想要作亂已經很久了，君主如果不防備，會危及社稷安全。’周成王不加分辨，逼得周公旦逃到楚國去避難。後來周成王發現了周公旦的禱告詞，才明白真相。於是殺了造謠的人，請回了周公旦。因此《周書》上說‘國君做事一定要多方考慮，反複審查。’現在我蒙氏家族，世代忠於朝廷沒有二心，而最後的結果卻這樣，這一定是有人叛逆作亂的緣故。周成王犯了過失可以改正，聽從規勸可以覺醒。有事多向群臣百官谘詢查問，這才是聖君治國的法則。”蒙恬再三聲明，他所說的話，並不是請求免罪，而是臨死前的忠誠規勸。希望秦二世多替百姓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