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柳如是可不是一個滿足於這種生活的平庸女子，她學識不淺，很有見識，憂國憂民之心不亞於大丈夫。在後來國破家亡、新朝建立的嚴峻局勢下，她始終深明大義，堅守氣節，誓不屈服於清廷的異族統治。對於丈夫的貪戀官場、屈膝投降勸說無效，便決然斬斷私情，堅持走自己的路，大氣凜然。對於這一點，錢謙益自愧弗如，對妻子更加看重，遇事百依百順。比如收留黃毓祺並贈銀一事，錢謙益隻怕引火燒身，開始並不樂意；但經不住柳如是一番慷慨激昂的陳說，最後熱情款待了抗清誌士黃毓祺。眼下，黃毓祺被捕，自己牽連入獄隻是個時間問題。錢謙益雖然慌亂，卻並不感到後悔。
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67歲的錢謙益鋃鐺入獄。錢族一門大小包括錢謙益那個生性懦弱的兒子在內，對此無不驚慌失措。惟有柳如是處變不驚，挺身而出，打點起行裝親赴京城，進行營救活動。錢謙益被押到南京後，根據事先與柳如是商定好的對策，一口咬定與黃毓祺從不認識，並強調說：我錢謙益從前也是在中央幹過的，享受到朝廷的隆厚待遇，一直想報答還來不及，怎麼敢有其他二心？再說我已年近七十，夕陽黃昏，連走路都得讓人扶著，那裏還有精力管閑事呢？聽說是盛名儒告發我的，他有什麼人證物證，叫他拿出來好了。
奉旨辦案的是總督馬國柱。他見錢謙益態度強硬，盛名儒不但拿不出鐵證，反而遲遲不敢前來對質，再加上朝裏有人暗中使勁（當然是柳如是活動的結果），也就有心把事情壓下去。他給皇上彙報說：
經臣再三審斷，錢謙益與黃毓祺確實素不相識，且黃毓祺已病死獄中，無法對證。告發人盛名儒既拿不出錢、黃交往的確證，又故意躲避不見，至今不敢上堂對質，顯然心虛怕事，有誣告之嫌。臣又注意到，錢謙益曾任內院大臣，後因病老而歸隱山林，一向並沒有什麼反常表現。他有三個子侄輩最近都分別考取了功名，感到萬分榮幸。看來錢謙益不至於喪心病狂到參加反叛活動。祈聖上明察。
一個多月後，錢謙益無罪釋放。出獄那天，柳夫人親赴獄門迎接。錢謙益感動得老淚縱橫，寫下了“臨行赴難有賢妻”的名句。這場牢獄之災也使他煥發出一股丈夫氣概，從此索性更加積極主動地支持和聲援抗清活動。像著名的抗清誌士姚誌卓、黃宗羲等，都得到他和柳如是的全力支持。錢、柳夫婦一時成為江南抗清的主要資助力量之一。
錢謙益能夠從“黃毓祺詩詞獄”僥幸活命，恐怕還有個原因是當時天下未定，以順治皇帝為代表的統治者忙於在江南用兵，無暇認真對待錢謙益的問題，並沒有去審查他的《初學集》等著作，不然的話，他是在劫難逃的。果然到了天下平定後的乾隆年間，一場文字獄的惡霧還是罩住了他錢謙益。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乾隆皇帝給他母親慶60歲大壽。早就退休在家的內閣學士沈德潛跑到北京祝壽，順便帶著一本自己編寫的《國朝詩別裁集》，呈奉給皇上禦覽。沒想到大觸黴頭。原來他所選的開卷第一篇便是錢謙益的詩。乾隆皇帝冷冰冰地說：“這個錢謙益在明朝時就是大官；國朝鼎立，他又來位列朝班。以此而論，他的人品還能提嗎？快把他的詩撤掉！”
以此為始，乾隆皇上算是盯上了錢謙益。他抽出專門時間，調來錢謙益的全部著作仔細審閱。他在看完《初學集》後，當即題禦製詩一首：
平生談節義，
兩姓事君王。
進退都無據，
文章那有光？
真堪複酒甕，
屢見詠香囊。
末路逃禪去，
原為孟八郎。
這首打油詩譏諷多於批判，口氣還不算嚴厲；變成詔書時就殺氣騰騰了。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六月，乾隆皇帝針對錢謙益專門下諭旨如下：
錢謙益本是一個有才無行之人。他在明朝時就躋身仕林，站立朝班。本朝建立之初，他就在南京率先投降，又做了我們的禮部侍郎。此人大節有虧，實在不足齒於人類！
八年前，沈德潛居然把錢謙益的詩選在《國朝詩別裁集》的開卷位置。朕曾就此明加申斥，並讓把他的詩黜革不錄。為什麼要這樣呢？實在是事關千古綱常名教的原則問題。可惜那時候，朕還沒有見到這個錢謙益的全部作品，隻以為他光有這麼些詩作而已。今天看完他的《初學集》、《有學集》等書，才發現問題的嚴重程度，遠非原先所想。其作品內容荒誕悖謬，攻擊誣蔑本朝的地方滿書皆是，不一而足。
朕以為，假如他錢謙益始終為明朝守節不變，那麼，惡毒攻擊也還在情理之中。可他早就成為本朝臣仆，卻在那裏狂吠不已，太可惡可鄙可恥了！他無非是想借此以遮蓋失節之羞吧？
對於錢謙益，朕本想從嚴懲治，但念他已經死去多年，恐怕連骨頭都朽爛成泥，就從寬免究吧。但對他的所有著作決不能手下留情，必須盡快全部銷毀！傳朕的諭旨給全國各地的總督、巡撫，大量張貼布告，讓天下所有書坊和藏書之家，在兩年的期限內，把錢謙益的一書一字都上交出來，即使是最偏遠荒涼的地方也不例外。另外，錢謙益是江蘇人，他的書版也應該存在那裏；周圍鄰省很可能也有翻刻的版本。注意也要把所有的刻版搜查幹淨，片簡不留，解京銷毀。
朕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為了維護世道人心，對書不對事。你們都要好自體察。
事情這還不算完，又過了7年，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十二月，乾隆皇帝下令纂修《清史》的寫作班子，另外增立《貳臣傳》，給那些“兩姓事君王”的所有降清的明臣，貼上永久的恥辱標簽。他尤其“關照”錢謙益，下令把他列入《貳臣傳乙編》，連《貳臣傳》的正編都上不去。
平心而論，乾隆皇帝這樣貶損錢謙益，不能說沒有道理。就連錢謙益本人活著時，也曾作文自責說：“瀕死不死”“偷生得生”；“一生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不過公正地評價起來，乾隆皇帝因人而廢文，大興文字獄以毀掉錢謙益的全部書籍，那是十足的封建專製，太慘無人道了。
錢謙益是在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五月去世的，享年80歲。他運氣不錯死得早，躲過了一場殺頭之禍；但他卻把生活的厄運帶給了柳如是。
錢謙益屍骨未寒，錢氏家族所代表的那股封建反動勢力便立刻向柳如是襲來，氣勢洶洶，開始了對一個封建社會中“叛逆”女性的總報複。勇敢的柳如是毫不退縮，孤軍迎戰，以壯烈的自殺行動，給自己四十多歲的短促生命劃上一個永留青史的美麗句號。
忠至死不渝 遭文字冤獄
――顧炎武之冤
明朝滅亡，清廷統治中國，這是一個曆史巨變的時期，改朝換代，更張易弦，一方麵是坐上江山的欣喜，而另一方麵卻是國破家亡的痛心，兩者鮮明的對比給曆史的殘酷性作了最有力的注解。
但凡是中國朝代的更迭過程，都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摩擦，這其中文化上的對立可能是最為鮮明和敏感的因素了。一個朝代經過幾十、上百年的人文孕育，必然會產生某種人文上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往大了看可以體現在國家的政治體製上，往細微了看可以是一個老百姓最平凡的日常起居。而現在一種突然的變故使得這一切都要動搖甚至不複存在了，試問傷者幾何！
我們知道，自從漢代獨尊儒術以來，中國的文化一直承襲著儒家的文化體係、道德觀念和人生價值觀，更培育出了一種綱常禮數美德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愚忠，這是個人對於集體、國家的責任。清朝替代明朝，這對於亡明遺孤來說，無異於否定了其存在的理由。況且清朝還是以被中原人視為蠻夷的民族來統治，這為一向以漢家天子為正統世人所不容。
亡明孤臣顧炎武就生逢這個時代，麵對這個物是人非的局麵，他能做些什麼呢？既然身為文人，那麼就以文人的方式來寫些文章，就其身份而言，這些文章中必定會融入肯定明朝、貶損清朝的東西。但清廷對於這些是最忌諱的，你顧炎武既然寫了，結果還會怎樣？就等著坐冤獄吧！
遭遇官司，離家出遊
顧炎武是江蘇昆山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最早名叫顧絳，後改炎武，字寧人，學界稱為亭林先生。他的祖父顧紹芳，官至太常寺左讚善。在縣學裏，他與後來成為大詩人的歸莊很要好。歸莊的曾祖父就是大散文家歸有光。他二人小小年紀，落落有大誌，言行不俗，被人們稱為“歸奇顧怪”。清兵南下時，顧炎武積極參加了蘇州、昆山等地的抗清鬥爭。失敗後回到家裏，繼母王氏諄諄告誡他說：堂堂讀書人，決不能變節投降，二姓事人。這位有骨氣的知識婦女身體力行，以絕食來表達自己誓不降清的決心，直到不屈而死。
鄉裏有個叫葉方恒的財主。當初顧炎武的父親在世時，急著用錢，就把幾頃好地押給葉方恒，得到押銀救緊。到了顧炎武手裏，他想把這些地贖回來。但葉方恒有心吞沒，就一再地推托不談。最後，他想了個一勞永逸的辦法，用一千兩銀子收買了顧家的世仆陸恩，叫陸恩去官府告發顧炎武，就說顧參加過抗清活動，至今還與擁兵反清的鄭成功保持秘密聯係。這可是個足可滿門抄斬的罪名。陸恩果然見利忘義，賣主求榮，告了惡狀。後來不知什麼原因，案子給壓了。顧炎武眼見故鄉難留，便一怒之下處死陸恩，離開故土，開始了長達20多年的周遊天下的“逐客已無家”的豪邁生涯。
母親絕食殉國後，顧炎武離開昆山老家，打扮成商人模樣，開始了第一次漫遊天下的行程。先就在江浙一帶留連，不久來到南京。南明小朝廷已不複存在，物是人非，滄海桑田。顧炎武感慨無限，幾次哭倒在明孝陵前，幹脆就住在神烈山下，自稱為“蔣山傭”。住了一段之後，動身來到山東遊曆，並在一座山下動手開墾了一塊荒地，過起半耕半讀的日子。又從山東北上，直達“天下第一關”——山海關。這可是他久慕之地。登上山海關，他不由憶起它的曆史。此乃明代開國元戎徐達所建，那是在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因為建關設衛在山與海之間，故得名山海關。它北依巍巍燕山，南臨滔滔渤海，地勢極為顯要，是連結東北和華北的咽喉要衝，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向有“兩京鎖鑰無雙地，萬裏長城第一關”之說。我國長城就是始自關南海濱的老龍頭，沿著群山之巔向北蜿蜒而去。
山海關共有四門，東曰“鎮東”，即“天下第一關”，西曰“迎恩”，南曰“望洋”，北曰“威遠”。各門上都修築有城樓，城中心築有鍾鼓樓，城外繞以護城河。鎮東門外修有甕城，外麵繞以東羅城，“天下第一關”城樓雄踞門上。望洋門外老龍頭修有周長一華裏的寧海城，內有澄海樓，稍北有南翼城。山海關與長城的銜接處有奎光閣，東羅城有牧營樓，北麵城牆上有臨閭樓、威遠堂，關北有北翼城。關東二裏的歡喜嶺上有威遠城。關城周圍的烽火台星羅棋布，彼此呼應。山海關與附近的南海口關、南水關、北水關、旱門關、角山關、三道關、寺兒峪關以及城堡、墩台相配合，構成一個堅固的軍事防禦體係，成為威鎮一方的軍事重鎮。
顧炎武麵對這座已曆三百多年風雨的雄關想到它居然沒能擋住清兵入侵，國破家亡，生靈塗炭，又覺悲哀又覺氣憤，一股反清複明的大丈夫氣概充溢胸間，令他久久難以平靜。
遊覽罷山海關，在南返路上，顧炎武又專程來到昌平。他要拜謁明十三陵。十三陵整個陵區四周都有圍牆，正門開在南端，蟒山、虎峪嵯峨兩側，恰似一龍一虎踞守大門，保衛著裏麵的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慶陵、德陵、思陵。過去的皇陵都設有陵衛，如今也沒了，外麵的圍牆也多處倒塌。又勾起顧炎武一番淒涼感慨來。
顧炎武離開北京，取道保定、娘子關，來到山西首府太原，再由軍渡過黃河入陝西，抵達秦北重鎮榆林。考察一番後又過河返回山西，遍遊雁門、五台之地，並且再次住下來開荒種地。初具規模後，他把墾種事務交給門人們去管，自己又抽出身子繼續漫遊，回到了南方。就在這時，一場大禍臨頭。
著文招禍，身入冤獄
這天，他正在整理自己的旅遊筆記，忽然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差把他逮捕起來。罪名是有本題名為《忠節集》的書，是他搜集編章並刊刻發行的，書中的《郭汾陽王考傳》、《黃禦史傳》、《顧推官傳》等文章和詩詞，都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充滿“悖逆”、“反叛”的內容。
此案是薑元衡一手製造的。
薑元衡原來姓黃，叫黃元衡。他的出身低賤，是世代奴仆之後。到他手裏門風一變，居然讀書有成，中進士，點翰林，春風得意。惟有一塊心病：怎麼才能改變一下奴仆出身的名分呢？想著想著就想歪了。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薑元衡忽然發難，向山東巡撫衙門告狀，檢舉說黃培寫有反詩。黃培是誰呢？他曾任明朝錦衣衛都指揮使之職。而薑元衡的先輩曾在黃家多年為仆役。如今黃培無職在家，但他的子侄多人，現任清朝的縣令、推官等。薑元衡完全出自一種變態的報複心理，誣告黃家共有十四人寫有反詩，因為證據不足，案子拖了三年多也沒個了結。
薑元衡繼續加碼。康熙七年正月，他再次告發黃培藏有反動著作《忠節集》，並有鼻子有眼地說，該逆書的編著者就是昆山顧炎武。顧炎武就是這麼被牽連進來的。
顧炎武入獄，朋友們急壞了。萬一把他參加抗清的那些事都扯出來，那可凶多吉少。李因篤、朱彝尊等朋友全力以赴地開展營救工作，到了當年的九月，總算把顧炎武救了出來，戳穿了士林敗類薑元衡的誣陷陰謀。還應提到的是，此案之所以能較快地了斷，與另一起文字獄大有關係。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市麵上出現了這麼一本書：書名《忠義錄》，又名《啟禎集》，陳濟生編章，是吳生作序，書中詩文係黃尊素等人作。黃尊素是明朝著名的禦史，吳姓更是明朝的閣老大臣。光看這兩個名字，就夠嚇人的了。其實，這本書根本不是陳濟生編章的，而是江南的沈天甫、呂中、夏麟奇、葉大等人搞的。他們為何要弄虛作假、借用他人名義呢？原來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
吳生有個兒子叫吳元萊，現任中書之職。這天有幾個人找上門來，亮出《忠義錄》，說這是一本煽動反清複明的逆書，書序係你父吳生所作，肯定會招來滅門之禍。又說如果你吳中書肯出二千兩銀子，我們保證可以把此書全部收回，使你全家免禍無災；否則，便要去告發。
顯然，這是誣陷勒索的行徑。在文字獄興盛的專製時代，一些文痞惡棍趁機作惡，這是很自然很普通的現象。
吳元萊不是等閑之輩，還是有點膽識的。他一看序文，就斷定不是父親的手筆，心知這是一場大訛詐。當即穩住來人，去給巡城禦史報了案。於是，沈天甫等人很快被捕，嚴審之下供出實情。這年閏四月裏，這幾個文痞以偽造逆詩、肆行詐編、大幹法紀的罪名被處以死刑。
這個案子無疑給山東的“《忠節集》案”提供了一種思路，辦案者在顧炎武朋友的提醒下，找來《忠義錄》與《忠節集》加以對照，這下案情大白了。原來薑元衡正是把沈天甫的《忠義錄》加以刪節，把黃培的一個小冊子《十二君唱和序跋》的內容加進去，便拚湊起那個《忠節集》來。審問薑元衡，他對作案過程和動機也供認不諱。顧炎武和黃家多人也才能無罪獲釋。
冤獄重生，死不事清
顧炎武從這場文字獄脫身出來，已經是過了知天命之年的人了。他看出恢複故國已不可能，便轉向學術研究和著書立說，同時繼續那種“以驢馬載書自隨”的漫遊生活。
顧炎武晚歲的遊曆重點仍在華北地區，尤其是秦晉兩地。他來到陝西華陰縣時，說過下麵一段話：
陝西這地方的知識分子，非常喜歡研究經世致用的學問，性情豪爽重感情，很容易交往，而且敢於講真話，堅持真理。這都是其他地方比不上的。華陰縣正處在關河之口這樣的中樞位置。住在這裏用不著跑多遠，就能知道天下發生了什麼事，出現了怎樣的人物。一旦接到什麼警報，很快就可退到山裏據險固守，而要想施展胸中抱負，向外而求得發展，一出潼關便可獲得高屋建瓴之勢。可謂進退自如之地。
從他這段話可以看出，這位反清誌士依然壯心不已，滿懷激烈慷慨之情。
於是，快60歲的人了，他又在華陰縣定居下來，買了五十畝地，領著門下弟子墾種起來，過著自給自足的屯田士兵式的生活。而把山東、山西兩地墾田的收入全部儲存起來，作為一旦舉事時的戰略物資。以華陰為立足點，他又四出遊曆，考察踏勘。據史書記載，他每到一地，凡阨塞海陬，必找來老兵詢問其中的情況。如果與平日所聽到的不合，當即加以檢勘。凡國家典製、郡邑掌故、天文儀像、河漕兵農之屬，無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顧炎武遍覽諸史圖經文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遊西北曆經20年，終於寫成洋洋一百二十卷之巨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而這僅是他一生著述的區區小部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顧炎武學問的淵博。
更值得稱道的是顧炎武的人品。即使到了夕陽晚歲，他依然保持了高風亮節、冰清玉潔。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朝廷為了收買漢族知識分子，開設了“博學鴻儒科”；第二年，又組織大手筆纂修《明史》。趁著這兩個機會，滿朝大臣都爭先恐後地推薦顧炎武，借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不少老朋友也修書寄詩，勸顧炎武脫離那種奔波艱辛的江湖生涯，回到故鄉安度晚年。然而，年近古稀的亭林先生依然是“力辭不赴”。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70歲的顧炎武客死異鄉，病故在山西曲沃，身後留下無數著作而無子嗣，由好義的學生們扶棺歸裏，安葬於出生地昆山。
直言皇家事，罹禍遭殺身
――嚴增之冤
中國文明是以儒家文化精神為基礎的文明範疇，它所推崇的是一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世之道，講究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情懷。對於這一切，中國的文人恐怕是最有發言權的了。中國的文人的人生軌跡，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儒者人生，他們從小便開始接受儒家文化的洗禮和灌輸，研習經史子集，再後來更是把這些當作致仕之途徑。
既然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人們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情懷，那麼他們也會不惜一切地去為之而奮鬥，即使是在今日被我們所不敢恭維的事情。本文這則冤案講的就是乾隆時期一位山西文人因直言不諱皇家之事而罹禍的故事。
果敢固執 投書大人
從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至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是清廷大臣舒赫德人生旅途的最後四年，但也是他一生官場得意的輝煌頂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他被任命為翰林院的掌院學士，成為領導該院的最高行政長官。這個相當了不起的職務，他的祖父徐元夢（在滿族語音中，“舒”與“徐”兩字的發音略同。所以，滿族正白旗出身的徐元夢，便給自己取了個漢人名字，表字善長，還有一個表字蝶園，往往人稱“蝶園徐先生”）也曾經得到過。祖孫二人同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寶座，不能不認為這是舒穆祿氏家族史上的一種殊榮。到了乾隆四十一年的五月，舒赫德因為鎮壓山東農民起義有“功”，得到了一個世襲職務——雲騎尉，同時他的肖像被恩準進入大清王朝前五十名功臣圖像的行列。同年七月，他又兼任了文淵閣的閣領事。這個文淵閣可不簡單，是乾隆皇帝敕建的得意殿宇，位於文華殿之後，是用來專門收藏欽定《四庫全書》的。誰不知道編纂《四庫全書》是乾隆最為得意的一件事？得意的建築，得意的圖書，誰來看管？自然必須是皇上最感得意的大臣了。舒赫德的得寵於此可見一斑。總之，這一連串的浩蕩皇恩，把舒赫德推上了位極人臣的地步。對於這樣的榮耀，他當然不能不倍加珍惜；反過來說，他對於任何損害或可能損害這種榮耀的人和事，都是非常敏感而痛恨的，都是決不會予以容忍的。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七月十七日，剛兼任文淵閣領事沒幾天的舒赫德，興衝衝地早朝歸來，剛端起一杯龍井茶要喝，家人走了進來，雙手捧著一個白紙包，說是吏部送的公文。
舒赫德頓覺奇怪：吏部的公文怎麼會是白色紙包？上寫“送舒大人宅”這幾個字，也不合公文規矩嘛。他放下茶杯，接過白色紙包就拆，裏麵有兩件東西：一封信；一道奏折。其中信上寫道：
我名叫嚴增，原是都察院的一個吏員，任期滿後已經離開了那裏。我早就聽說舒大人您是當朝一位賢名卓著的大臣，向來做事與眾不同，別具一格，不愧是國家社稷的棟梁之臣。我之所以給大人您致函，正是仰望大人您的英名。
我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眼見當今之世英才濟濟，更覺得自己平庸愚昧，難有什麼大的作為。所以，我已無意於功名利祿，在都察院任期屆滿後便回到了故鄉。但是，心裏一下子又很難平靜，畢竟擔任公職20多年了，皇上的恩遇，國家的培養，自己難以報答於萬一，於心不安啊！我經過反複思考，便給皇上寫了一道奏折，內容是請求皇上嚴懲貪官汙吏、不要過分壓迫黎民百姓。但我這樣的身份地位，當然是沒有資格給皇上直接奏事的，所以想請大人您代為轉呈。此事如果有結果，一方麵對國家百姓大有好處，也會使大人您的賢名更為昭著，流傳千古。萬一有什麼意外，我這奏折也無非是請求鎮壓貪官汙吏的內容，算不上什麼罪過，所以對您的名聲也不會有多大妨礙。希望大人您三思，千萬不要過多地考慮眼前利益而謹小慎微，應以國家大事和百姓利益為重。最後，我聲明一點，此事成與不成，我都在住處靜候消息，即便是大禍臨頭，我也決不逃避。
舒赫德看完這封信，不禁大怒。心想哪裏蹦出來這麼一個小人物，竟敢用老大的口氣跟我講話，好大的膽子！他把信和奏折扔過一邊，問家人道：“來人走了嗎？”
家人說：“沒有，還候在大門外，他要等大人收到白色紙包的確信。”
舒赫德厲聲喝道：“放肆！可惡！把他抓進來！”
不一會兒，兩個家人架住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走了進來。這人兩頰深陷，滿臉菜色，但目光灼灼，顯出才智、果敢和固執。舒赫德對其嚴加盤問，結果和信上所說並無二樣。舒赫德又問了一些別的，便讓人把嚴增押下去關在私牢裏聽候發落。他又把嚴增的信看了一遍，把那份奏折也看了一遍，然後踱步沉思，考慮如何處理此事。
一個丟掉了飯碗的九品小官吏，一個出身貧寒的讀書人，既然信上和奏折上沒寫什麼犯法的話，雖說有點無禮，也畢竟說了許多讚美歌功的話。舒赫德是否應該寬大為懷放走嚴增，全當沒有這麼回事兒呢？可他連想都沒這麼想過。在他看來，怎麼能做有損於自己高貴血統和門楣的事兒呢？這樣的漢人，這樣的讀書人，這樣不安分守己的人，怎麼能輕易放過呢？這個嚴增是否有同謀？是否有主使之人？是否有謀反朝廷的計劃？都得一追到底才是。舒赫德想到這裏，便下了決心，在給皇上報告此事之前，自己先要查個水落石出。當下，他就挑選了一批精明強幹的家兵家將，前去嚴增居住的萬春雜貨店進行搜查。
在崇文門外萬春雜貨店裏，從嚴增的住處又搜出下列幾種東西：嚴增自著《瓦石集》書稿一部；奏折底稿二篇；寫給四阿哥（四皇太子）的信一封；謄清的奏折一篇；零星圖書數本。
搜查人員帶走全部搜獲物的同時，也將該店老板山東人韓昌林一起抓走。
當夜，舒赫德在自己家裏私設公堂，先審韓昌林，用意是先探明嚴增來曆、同謀者、指使者等各種線索。結果舒赫德從韓昌林嘴裏也問不出什麼來，就把注意力投向查獲來的文字東西。翻閱完畢後，他對這些東西的評價是什麼呢？在他隨後給皇上的折子裏這樣寫道：
詳加閱看，嚴增所著《瓦石集》，全是一些勸人行善濟世的老生常談；但是他的奏折底稿和謄好的奏折，以及寫給四阿哥的那封信，卻充滿瘋狂荒誕、大逆不道的內容，讀後令人萬分驚駭；其它零星書籍都是些無關大礙的東西。
看來，舒赫德是要從奏底、奏稿和寫給皇太子的信上大做文章了。為了確證以上文字是嚴增所寫，就讓嚴增當堂默寫了一段，以做到一切牢靠。之後，便給皇上動本題奏。他在奏章的最後部分這樣寫道：
臣觀察了一下。罪犯嚴增講話井井有條，頭頭是道，決不是患有瘋癲怪病的人。又經過對證筆跡，證明所有不法文字確係他的手筆。細細地推敲他的種種言論，確實居心險惡，充滿對皇上的仇恨。據此，臣這樣認為，這樣一個役滿去職的書吏，居然敢上書皇上妄論朝政國事，實在是最可恨的奸民！難道他僅僅是因為去職以後，候選無期，冒險投書，以求僥幸地得到任用嗎？沒有這麼簡單。說不定他懷著別的更大的陰謀，想誣陷什麼人，或者幹脆就是有意誣蔑我大清聖朝，這種可能性極大。為此，臣正在不斷思索。當然，還是先向皇上您彙報一下，皇上馬上就會予以神斷的了。
乾隆顯短，龍顏懾宮
那麼，嚴增的奏折等到底寫了什麼樣的內容呢？乾隆看後又是何種反應呢？
乾隆是七月初來到避暑山莊的。對於這座由其祖父康熙開辟的皇家園林，他是十分偏愛的。每年夏天，隻要他沒有南巡，都要來這裏住上個把月，一麵避暑一麵辦公，頗為輕鬆愉快。
這天傍晚，他還留戀在“萬壑鬆風”，久久不忍離去，觸景生情，乾隆不免大為傷感起來，往事如亂雲，百感集心間，不由地又想到自己整十年的鰥居生活……
眾所周知，乾隆是一位喜歡拈花惹草的風流皇帝。但也正因為這一點，使他的婚姻生活極不正常，風波迭起，悲劇連連。他先是與皇後的嫂嫂傅夫人陳倉暗渡，如膠似漆，氣得皇後一命歸西去了。這是乾隆十三年二月裏的事。到了乾隆十五年八月，冊立烏喇那拉氏貴妃娘娘為新皇後，也難以白頭偕老。因他風流成性，居然在秦淮河上嫖妓女，把新皇後氣得發了狂。她尋死覓活把頭上的萬縷青絲一古腦兒剪幹淨（滿族最忌剪發），以示悲憤和抗議。不久，這位烏喇那拉氏皇後也淚盡血枯，命喪黃泉。對於這位自己原本並不喜歡的皇後的幹涉行為，乾隆是十分氣惱的，因此，對於她的死並不在乎。但對她的死因卻不能不注意遮掩，於是下過這麼一道聖旨：
皇後於本月十四日未時甍逝。自從冊立她以來，倒是沒有發現她有多大的過失。隻是去年春天我陪皇太後去江南視察的時候，皇後忽然性情大為改變，言行失常，在太後麵前有失孝道，似乎是患了一種瘋迷病。有鑒於此，當時就送她返回京城調養。不料她天年不永，福分淺薄，醫治無效，竟然去世了。按說，像她這樣的皇後理應廢黜，但我寬大為懷，仍然允許保留她的皇後稱號。不過她的葬禮決不能與孝賢皇後同等待遇，依據皇貴妃的葬禮就可以了。
這件醜聞總算順順當當地遮掩過去，但畢竟成了乾隆的一塊心病。什麼時候想起來，什麼時候不痛快。至今十年過去，也再沒有另立皇後，做了一名鰥夫皇帝。
且說乾隆在“萬壑鬆風”盤桓良久，鬱鬱地回到寢宮，就見到舒赫德的緊急奏章。他不看則已，一看便氣不打一處來。尤其是嚴增奏折裏的這麼一段話，差點兒沒把他氣死：在世人眼裏，那拉氏皇後實在是一位賢惠、美麗、貞節、剛強的好皇後。她是非常愛皇上的。她當時看到皇上已經五十多歲，國事紛繁，日理萬機，夠勞累的了。假若還像以前那樣天天寵幸佳麗，恐非養生之道而隻會傷害聖體。她之所以剪發頂撞，全是為皇上著想啊！……懇請皇上還是盡快冊立一位像那拉氏皇後那樣的正宮娘娘吧。
這個嚴增，真是那壺不開提那壺。俗話講：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皇上老子的隱私是當麵揭得的麼？
不用問，乾隆自然是惱羞成怒，當下提起朱筆，就發下一道“將嚴增審明具奏正法”的聖諭：一個小小狂徒，居然妄議立正宮之事，公然誣蔑我堂堂皇上，令人難以置信，無法容忍，不嚴懲不足以鎮懾頑民而端正世風。事情的嚴重性還不在此。一個小小嚴增，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微賤莠民，他怎麼會知道宮廷中的事情？怎麼知道有那拉氏這麼個姓？這中間肯定另有造謠傳說的人物，不能不徹底查究。朕記得今年正月裏，就有一個山西人去舒赫德家裏投書，內容是反對我去山東巡視。想不到這次的嚴增又是山西人，又去舒赫德那裏，這是偶然的巧合嗎？這不令人奇怪嗎？是不是山西籍的京官中，有人在暗中搞什麼名堂呢？
最叫人吃驚的還有一點，嚴增居然寫信給四阿哥，這是怎麼回事？當然，在諸多皇太子中，現在四阿哥是年齡最大的。但若以辦事能力而論，六阿哥管事最多。為什麼嚴增不寫信給六阿哥而隻寫給四阿哥？很不好理解。有沒有這種可能呢？即嚴增曾給四阿哥投遞過他那奏折。朕看這事得查查。假如有這事，四阿哥當然要受懲罰；就是舒赫德、阿桂（協辦大學士）、英廉（刑部尚書）三人，也有不可推脫的責任，因為舒赫德和阿桂是總諳達，而英廉則是總管阿哥家務者，你們能沒有包庇的罪過嗎？試問你們三位大學士是誰的大學士？難道不是朕讓你們當的大學士嗎？既然是朕的大學士，你們能不怕朕而去包庇縱容四阿哥嗎？要知道你們的一舉一動、一思一想都別想逃過朕的眼睛。你們還是各秉天良地給朕嚴查此案，有什麼就彙報什麼，絕不準有半點過失。對於嚴增這種惡毒攻擊皇上的凶犯，審明之日即可處以極刑。
乾隆的這道密旨，以“五百裏”的傳遞等級發往北京。
接到皇上的嚴旨，舒赫德、阿桂、英廉三人嚇得屁滾尿流，朝北跪在地上，一個勁地直磕響頭，口裏齊呼“臣罪該萬死！臣罪該萬死！”好半天不起來。他們也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這副樣子也實在可憐。
然而，就是這副可憐相，轉臉就變得殺氣騰騰。當即三人聯名給山西巡撫巴彥三發函，以皇上的名義命令說：立即派可靠得力的官員，以最快速度前往高平縣米山鎮，將嚴增父母、妻妾、子女、同胞兄弟子侄、伯叔兄弟子侄等全部逮捕，勿使一人漏網；同時進行抄家，查繳所有文字東西及可疑器物。
高官審訊，嚴刑逼供
山西抓人，北京審訊。
審訊嚴增，當然是三位一品大員同堂開庭，這規格不但破例，而且是最高檔次的了。
問：嚴增，你先不用胡說別的。你在奏折裏公然議論宮廷內的事情，這些話你都是從哪裏知道的？
答：這件事外麵早有傳說！我是乾隆二十五年離開都察院的。回到老家山西高平以後，大約在乾隆三十二年間，就聽鄉間傳說，前年皇上下江南的路上，皇後娘娘得罪了皇上，被皇上先打發回京城去了。一年後，我上京謀差。在北京我才聽到了一些更為詳細的情況。例如，皇後病死，不按皇後的規製安葬，隻以皇貴妃的資格處置。當時的刑部侍郎阿永阿準備參奏此事，又怕獲罪後年邁的母親受到株連，十分猶豫。此時他母親大聲對他說，忠孝豈能兩全！於是阿永阿大膽進諫，果然惹惱了皇上，被發配到黑龍江服苦役。監察禦史李玉明也給皇上題本，請求給皇後行三年的喪禮。同樣惹惱了皇上，充軍到新疆的伊犁。還有不少類似的零星傳說。
問：你這是聽誰說的呢？
答：到處都在議論，隨便聊天就知道了。
問：你都經常與誰聊天？
答：多了，老鄉，熟人、朋友等等。
問：一個人都記不得嗎？
答：這有什麼。譬如錢鋪的夥計梁二，是我的老鄉，就常隨便聊聊天。
問：好。再問你，你給四阿哥寫信這事，是什麼意思？
答：這自然與給皇上的奏折有關係。聽到皇後的遭遇，我心裏覺得不平，再說皇上久不冊立新皇後，對國家來說也不體麵。所以我就想到應該就冊立正宮一事，給皇上反映一些看法。我當時認為，以前的阿侍郎和李禦史，之所以進諫失敗而身遭不幸，可能是他們說話的角度和方式不好才惹惱皇上的。接受他們的教訓，我想少說那拉氏皇後剪發之事，多說些她賢美節烈、一心為皇上好的話頭，也許能打動皇上。我就這樣拿定了主意。
還有一個難題：立不立皇後是皇上的家事。我這折子怎麼能遞給皇上呢？想來想去就想到四阿哥。他在現存的皇太子中年紀最大，肯定要跟皇上時常議事，是否托他遞上奏折？這就是我寫信打算與四阿哥聯係的原因。
問：你這奏折和信是什麼時候寫的？
答：乾隆三十七年。當時我在老家閑住幾年，無所事事。不久，妻子和兩個兒子也相繼去世。我孤苦零仃，心灰意冷，想換個環境生活，便來到北京，經人介紹做了萬春雜貨店的記賬先生。第二年正月裏，人家都過團圓年，我一人客居異鄉，形影相吊，百無聊賴。忽然間就想做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也不枉來人世走一遭。於是就寫下這份《補行頒詔議立正宮》的奏折，還有給四阿哥的信。
問：既然寫成，為什麼壓著不發出去？
答：說來慚愧。那天寫成，已是半夜時分。忽然一陣冷風刮過，把給四阿哥的信吹在硯台上，墨汁頓時把署名和年月日的地方給汙染了。我就心裏發毛，覺得這不是好兆頭，還是不要往出拿吧。想起來還是自己天生凡夫俗子，根本沒有做侍郎、禦史的膽量呀。
問：你既然沒有膽量送出折子和信，怎麼又給舒大人送來另一份奏折？你說貪官汙吏，擾亂黎民，有什麼根據？
答：貪官擾民的事太多了，舉不勝舉。就說我們高平縣的知縣吧，今年因為派協濟牲口的事，他擅自決定每頭牲口要老百姓出二兩或三兩銀子。老百姓們不幹，派出代表去反映情況。這位大老爺不但不聽，反而把代表們打了一頓。像這種多派收牲口錢的事，今年三月在潞安府也發生過，那裏的老百姓不服，用磚頭砸那些出門的官員，事態很嚴重。
我再講一件事。前幾年，高平知縣虔禮寶強迫百姓出銀辦銅礦，凡抗命不交者，一律抓進衙門關起來，飯也不給吃。有位任欽，他的父親就是被關在牢裏又凍又餓死掉的。
還有，縣官們上省城辦事，為了討好上司，鑽營官職，每次都讓百姓出錢出物，作為他們在上麵活動的資本。這種負擔是很重的。聽說有個地方的百姓氣忿不過，跑到省城去告狀，不料在大街上就碰見了他們的縣太爺。這位父母官不問三七二十一，叫衙役用短轎杠當場夾死一人。
山西的官兒如此可惡，外邊的就好些嗎？天下烏鴉一般黑。聽說山東地方的官府向店鋪不斷科派銀兩，誰要不交就封誰的店門。可見整個的官風多麼敗壞。
以上嚴增所說的各種情況，顯然是真情實話。但三位審案大人並不以此為滿足，在他們看來，像嚴增這樣的大案要犯，不用酷刑焉肯實招？再說，即便嚴增所說屬實，別無隱瞞，他們也不敢一審定案，那樣豈不顯得簡單了事，不夠嚴肅？隻有一審再審，刑訊逼供，反複折騰，才好給皇上交代。至於嚴增要受多少痛苦折磨，他們是連想也不想的。
重刑之下，結果如何呢？這位嚴增雖說是個讓人可憐的小人物，卻是一條硬漢子，不管怎樣嚴刑拷打，打得他皮開肉綻，死去活來，就是不再翻口。至於新的交待，隻有這麼兩件事：其一，他說關於那拉氏皇後的事情，他在都察院工作時就知道了，是從《邸報》上看到的，跟梁二無關；其二，他說他在乾隆三十七年上京的路上，還寫過兩副對聯，頭一副是“臣道艱難利祿條條焉能事事行公正；乾綱不易將相濟濟那能個個辨賢愚。”第二副是“忠孝節義果能行雖然貧賤理宜起敬；奸淫邪盜若有犯即使富貴法難寬容。”
舒赫德三人看看不會再打出什麼東西了，便計議一番，給皇上寫表彙報，請示下一步的指示。
“好人” 嚴增，終死刀下
這幾天，乾隆冷靜下來了。他畢竟是位有見識有頭腦的人；再說年紀也近古稀，火氣應該不是很大的了；還有避暑山莊這幽靜美麗的天然風光，都會叫人很快平靜下來，反思回味一些事情。
他對四天前發出的那道聖旨有些後悔，太嚴厲了，太失常了，何必那樣呢？分明是給氣糊塗了。首先，對舒赫德、阿桂、英廉三位大臣是否責備過分了？是有點過分了。這三位滿族大臣可是自己的心腹人物，頂梁柱，不能連他們都懷疑吧。何況此案就是由舒赫德告發出來的，也足見他的忠心可勉。倘若他懷有異誌，什麼事情都隱匿不報，你又有什麼辦法？還有，對四皇子的話也不該那麼去說的。現如今他們一個個都是中年人了，都有自己的地盤和權力，過分束縛他們有什麼用？漢族人不是有句俗話說，好老子不管三十歲的兒。再說，四阿哥一向對自己也忠孝兩全，以他們的才氣膽識也不會有什麼野心和陰謀。嚴增寫給他的信，他是一定沒見過的，否則，他不會不給自己報告這件事。考慮到他們皇哥兒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很融洽，自己以後說話還是要慎之又慎才好……
乾隆這麼思來想去的結果，是兩天連著發出兩道聖諭，指示審訊官不要把事情看得太過嚴重。
按照皇上的旨意，在審定一幹同案犯後，舒赫德等便給皇上寫了定案的奏折，對嚴增的判決是：“淩遲處死”！這個最嚴厲的千刀萬剮的處決。
這幾天，乾隆的心情在繼續好轉。他在如意洲北麵的青蓮島上遊玩時，興致很濃，就是在這種心境下，收到關於處決嚴增的奏折的。他瀏覽一遍，略一思忖，提起朱筆作了三條訓示。
其一：嚴增可以不必淩遲處死，改為立即斬首示眾也就行了。
其二：嚴增的家屬子女親朋好友以及同案各犯，可以不必追究了。
其三：嚴增關於貪官汙吏擾民害民的說法，不管他本人身犯何罪，也應引起我們的關注。不妨就此在全國各省查一查，假若真有貪官汙吏，要徹底追究。
這三條諭旨，充分顯示了“聖意難猜”的皇帝派頭。
奴才並不好當。舒赫德、阿桂、英廉三位辦事大臣接到皇上的新旨，知道皇上又變樣了，於是跟著也趕緊變樣兒。問題是皇上要變是一句話，可他們這些做奴才的要變並不簡單。
首先，他們先大拍馬屁把上頭安頓住，緊接著就得安頓下頭。因為早就給山西巡撫巴彥三發出嚴令，叫他抄家抓人大折騰，如今得趕快阻止，不然也是抗旨的罪過。於是，三位奴才又給巴彥三這個小奴才發出新的嚴令：
根據皇上聖旨，罪犯嚴增已由原擬之淩遲處分，改為斬立決；他一人犯罪，與其親屬並無牽連，再者他的父母妻子都已死去，所以不必逮捕法辦。這都是皇上的英明決斷。巴彥三你要很好領會聖意，立即停止抓人行動。
至於要不要抄嚴增的家，皇上沒有明確指示。不過我們以為，像嚴增這樣敢於誣蔑皇上的欽犯，平日一定不會安守本分，肯定還有其他不法字跡和犯法書物等存留於老家。為此，你還是速派布政使黃檢，立即前往澤州高平縣米山鎮，徹底抄查嚴增的家，將所有可疑字跡物品一概封存帶回，並迅速送交給我們。對敢於阻止搜查或代為藏匿物品的親族人等，不能客氣，要一起捉拿，解回太原嚴辦。
高平縣距省城太原620華裏。早在接到上次要抓人抄家的嚴令後，布政使黃檢就日夜兼程，用不到三天的時間趕到高平。隨他同去的有代理太原知府周克開、澤州知府範樹禮。米山鎮在高平縣城東麵20裏處。去米山鎮時，高平縣知縣王藏寶自然得小心陪送上麵來的大員。
黃檢辦事效率高手段狠。他不但抓起上麵提到要抓的人，還把沒提到要抓的梁二也給抓起來，並且先審梁二，試圖有所意外收獲，便於立功邀寵。但這梁二一口咬定沒給嚴增說過那拉氏皇後的事，說那是嚴增有意害他。因為他在北京做買賣時，嚴增曾向他借錢，要去捐官，他沒有答應，所以嚴增就報複他。黃檢自然不信，正要動用大刑審訊，忽然接到新的指令，不讓株連其他人，隻進行抄家就行了。黃檢有些失望，但也不敢不遵聖旨，便放脫了梁二等被抓的人，開始抄嚴增的家。
這個嚴增，說來可憐。父母早亡，毫無遺產。他又從小讀書，後來去北京做事，收入菲薄，竟沒有治下一點房產田地。妻子兒女在世時，也是賃房居住，他們一死，這個落腳處也用不著了。嚴增在家時，就住在胞弟嚴浦的閑房裏。
嚴浦的妻子李氏、兒子履安、兒媳婦王氏、孫子嚴會全，是完好的一大家人。時間長了，對寄居的嚴增免不了生厭。嚴增自命清高，又很愛麵子，忍受不了冷言冷語，也斷不了發火爭吵。後來再也忍不下去，才又去了北京。臨走前，除隨身行李物品要帶走外，遺留的全部東西也不過一個大木櫃就裝下了，放在弟弟嚴浦家裏。如今要搜，就打開吧。
木櫃的鐵鎖已經鏽跡斑斑。砸開後，內裝都察院供事木牌一個；任職屆滿的證明信一封；《洗冤錄》等書數本；婦女幼兒破舊衣物若幹。
這就是嚴增來到這個世界上一場，居然還在皇家的都察院當了二十多年九品京官，所積攢的全部財產嗎？人們不禁瞠目結舌。這時嚴增在北京已被殺頭。他的靈魂若回歸故裏，目睹自己遺留於世的這個大木櫃，不知將作何感想？
對這個貧窮一生、迂闊可憐、最後慘然而死的小小農村讀書人，鄉親百姓無不掬一汪同情之淚，他們向官府聯名作保，說嚴增從小到大都是一個好人。
禁煙圖國強，反遭發邊陲
――林則徐之冤
19世紀40年代，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在封建製度的束縛下，在閉關鎖國、妄自尊大中，不思進取，致使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悠久之邦仍處於封建製度下，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此時的清王朝已走過了它的強盛時代而步入末路，吏治腐敗，賄賂公行，貪汙成風，老百姓民不聊生，以致於農民起義在各地頻頻繁的爆發。起義沉重地打擊了清政府的統治。在清政府搖搖欲墜之際，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侵略爪牙指向了中國。
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進行了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及隨後的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得到長足發展。伴隨這一發展，是在世界各地尋找殖民地。16世紀初，以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為首，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美國、沙俄等一係列資本主義列強都把殖民矛頭指向中國，先是以“互市”貿易為借口，為彌補貿易上的逆差，竟無恥地將鴉片輸入到中國。從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到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各列強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為四千至五千箱，至嘉慶二十年（公元1815年）到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則年平均輸入高達三萬五千箱以上。清政府因購買鴉片而付出的白銀，從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開始，每年都在一千萬元以上，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竟達兩千多萬元。更為嚴重的是，吸食鴉片使人體力日衰，意誌萎靡，甚至喪失生命。西方列強在中國利用鴉片製造一批批的“東亞病夫”。
正所謂世不平有人管，身處中華民族的危難之中，一些有誌之士自然會義無反顧地擔當起救國圖強的曆史重任，林則徐就是其中的一位。提到林則徐，人們很容易會想起“虎門銷煙”大快國人心的場景，林則徐的禁煙行為值得人們尊敬。然而，林則徐的義舉顯然是“悖逆”了當時的時局，苟合洋人的清政府是不會允許這種破壞其與洋人“親善”關係的行為，聖旨一下，斷腸人在天涯，林則徐的冤屈也隻有與天涯明月傾訴了。
上書皇帝，敦促戒煙
林則徐（公元1785～1850年），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埃村老人、埃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沙白鎮）人，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進士。林則徐小時就聰明機敏，4歲起接受私塾的啟蒙教育，12歲時通過縣試，並取得了府試第一名。第二年，林則徐參加科試，中秀才，之後進入當時福建的最高學府——鼇峰書院讀書，年輕時就十分注意經世致用之學。
林則徐初入仕途便顯示了非凡的才智和實幹精神。在杭嘉湖道任上時，“修海塘，興水利”；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在江蘇按察使任上時，“治獄嚴明”；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七月任江寧布政使；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十月被提升為河東河道總督，治理黃河；第二年調為江蘇巡撫，賑饑濟民，奏免賦稅，撫恤黎民。林則徐每任政績都非常卓絕。
然而，林則徐一生中最光輝的業績則是禁煙抗英。禁煙運動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的偉大壯舉，也使林則徐成為中國曆史上抗擊外國侵略的先驅。
清廷內部在鴉片問題上分成弛禁與嚴禁兩派，爭吵不休。以鴻臚寺卿黃爵滋為首主張嚴禁鴉片。麵對煙毒泛濫，白銀外流，清政府財政日窘的狀況，黃爵滋指出：“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臣不知什麼時候才是個頭。”為此，“必先重治吸食”。而以直隸總督琦善為首的弛禁派卻強烈反對禁煙，認為此法不可行。
林則徐堅決支持黃爵滋的主張，認為鴉片流毒於中國，紋銀潛耗於外洋，凡是作臣子的，誰不切齒……今鴉片貽害於內地，如病人經絡之間，久為外邪纏擾……。指出衙門中吸食的最多，而且還極力包庇販賣之人，同時，自鴉片猖獗以來，曆年來沒有聽說懲治過一人，辦過一件案子，就如同虛設一般。
為敦請道光帝早日做出最後決策，林則徐毅然密奏道光帝以陳述利害，並告誡道光皇帝：此禍不除，十年之後，不僅沒有可籌之餉，而且連可用的兵也會沒有了。道光皇帝被林則徐的話深深打動，於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元1838年11月9日）命林則徐覲見商議對策，先後召見十九次。林則徐的禁煙建議得到道光帝的支持。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元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授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加兵部尚書、右都禦史銜，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所有廣東水師兼歸節製。
力行禁煙，成效顯著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公元1839年3月10日），林則徐抵達廣州。為擺脫當時官場中的腐敗現象，林則徐手書一則告示，將其懸於轅門之上，以儆世人：“本部堂奉命來粵，現駐紮省垣。公館一切食用，均予自行買備，不收地方供應。所買物件，概照民間時價，發給現錢，不準勒索賒欠。公館前後不準設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門，乘坐小轎，亦予隨時雇用，不必派人侍候。如有借故影射擾民者，許被擾之人控告，即予嚴辦，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寥寥數語，道出了林則徐一身凜然正氣，表明了林則徐的遠見卓識。當時鴉片受賄公行，上自朝廷，下至吏胥、兵弁，以致水師有費，巡船有費，營訊有費，差保有費，窯口有費，自總督衙門以及關口司事者，無不有費。林則徐這種潔身自好的做法與當時的腐敗之風形成強烈的對比。為表明禁煙決心，林則徐曉諭官民：“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
林則徐的遠見卓識還表現在他預見到禁煙可能導致戰爭，從而加強了海防的各項措施。林則徐認識到：欲絕鴉片，必須整頓海口。為剿夷而不謀船炮水軍，就是在自取滅亡。到廣州後，林則徐知人善任，用水師提督關天培整兵嚴備。同時，著手建立一支可與英國等西方列強匹敵的海軍，並建設一整套海防防禦措施。林則徐要求製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達到有船有炮，水軍駕駛，往來海中，追奔逐北，對方所能到的地方，我軍也能到。在此種認識下，林則徐一方麵派人翻譯外文書報，並親自主持編譯《四洲誌》，加深對西方情況的了解；一方麵購買西方的軍艦大炮。同時，注重發掘自身潛力，組織製造或仿造外國先進的武器設備，從而努力接近或達到西方列強的軍事技術裝備水平。
林則徐針對廣東海防線長的狀況，采取有重點的、有針對性的海防措施。地處珠江口的虎門是進出廣州的咽喉要地。為此，林則徐從虎門至廣州共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在沙角和大角東西對峙的兩山之間；第二道，在橫檔和南山之間；第三道，在大虎山和小虎山之間。沿防線設築炮台，並在第二道防線設攔江木排、鐵鏈兩道。三道防線如銅牆鐵壁，即使當時的英國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認防禦設施堅固。
防禦措施中最為重要的是軍隊的素質問題。林則徐與關天培不僅重視清軍水師的訓練，提高正規軍的戰鬥力，而且積極招募民間壯勇，“籍壯軍威，而助兵力”。招募告示一經貼出，苦力成千成萬群湧而來。林則徐通過嚴格的挑選，量才錄用，使其成為一支重要的禦敵力量。
林則徐到任後，在加強海防建設的同時，對禁煙也采取了積極的措施。
首先是驅逐列強的販毒頭子。林則徐到廣州後，通過調查核實，下令驅逐英國販煙慣犯。
其次是懲治民族敗類，嚴令吸食鴉片者戒煙。早在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時，就對鴉片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認識，並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對吸食鴉片者隨時認真訪查，力拿嚴懲。並采集戒煙良方在民間推廣，禁令種植、販售鴉片。在至廣州上任途中，林則徐就掌握了一些販毒“漢奸”的具體情況，到任後即令拘拿。同時，令查緝的兵丁逐戶搜查。禁煙的成果顯著。
再次就是收繳鴉片，對藏匿或拒不出繳鴉片的外國商館采取圍困的辦法，以期杜絕後患。限令列強販毒分子三日內交出全部鴉片，並保證以後的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在林則徐的強烈措施下，英美等國煙販被迫交出了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計二百三十七萬六千多斤鴉片。林則徐命將這些鴉片堆積在虎門外海灘上。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四月二十二日，聞名於世的虎門銷煙開始了。沸騰的石灰水將一箱箱鴉片銷解，然後放水衝入大海。虎門銷煙曆時二十多天，表現了林則徐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表現了中國人民不可侮的民族尊嚴和反抗侵略的堅強意誌。
遭遇誣陷，流放伊犁
林則徐的禁煙措施得到廣東人民的熱烈歡迎和支持，致使一人之癮，眾人幫助其斷絕吸食。而英美等西方列強卻對林則徐禁煙運動深恨於心，在虎門銷煙後，蓄意發動侵華戰爭。
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是蓄意侵華的主要策劃者。林則徐到粵禁煙的消息傳到廣州，猶如晴天霹靂，使英美等國販毒分子目瞪口呆，驚恐萬狀。販毒分子驚懼之餘，商議對策。義律是阻撓禁煙的首謀，他指使販毒分子們采取了一係列阻撓禁煙的伎倆：
首先是曲意應付，命各國煙販交出微不足道的幾箱鴉片，企圖敷衍過關。林則徐識破其用心，義正詞嚴地傳達口諭，如不按期繳出鴉片，嚴懲不赦。
其次是威脅與挑釁並舉，以此向林則徐施加壓力。義律命英船開到香港，置於英艦保護下，同時致信質問鄧廷楨：“現在特以本國國王的名義質詢貴總督，是否想同在中國的英國人和英國船隻作戰？”並確信堅決的語調和態度將會抑製廣東省當局輕舉妄動的氣焰。還借索食為名，以貨船載兵犯九龍山炮台，被守軍擊退。
再次是義律包庇販毒分子，拖延繳煙期限。對此，林則徐給出了強硬的製裁措施。
在黔驢技窮的情況下，義律宣稱：“以不列顛女王陛下政府的名義並代表政府，責令在廣州的所有女王陛下的臣民，為了效忠女王政府，將他們各自掌管的鴉片即行繳出……英商財產的證明以及照本通知樂於繳出的一切英國人的鴉片的價值，將由女王陛下政府隨後規定原則及辦法，予以決定”。
義律表麵繳煙，實則用心險惡，意在把中國禁煙擴大為中英兩國政府間的問題。義律寫信給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顛倒黑白地誣稱“用最近這樣方式強迫繳出英國人的財產就是一種侵略”，要求英國政府“應該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擊，事先連一個字的照會都不用給”。英國國內的資產階級分子也極力策劃並孰請英國政府發動武裝侵略。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四月七日，英國國會下院經過三天的激烈辯論，以二百七十一票對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對華用兵軍費案和“英商在中國的損失，須達到滿足的賠償”的決議，並任命義律和懿律為侵華全權代表。同年六月，一支擁有四十多艘戰船、約四千人的第一批英軍從印度到達中國，英國殖民者發動的鴉片戰爭開始了。
虎門銷煙後，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公元1840年1月5日）林則徐被任命為兩廣總督，鄧廷楨調任閩浙總督。為抗擊英國的侵略，林則徐與鄧廷楨、關天培等籌劃抗擊英國侵略事宜。林則徐將英軍進犯的消息發往閩、浙、江蘇、山東、直隸各省，飭屬嚴查海口，協力籌防。並令沿海官兵森嚴壁壘，嚴陣以待。同時張貼安民告示：“如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
英艦封鎖珠江口，欲進而破壞江麵的防禦工事。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元1839年9月4日），英國軍艦在九龍山海麵挑釁，挑起九龍炮戰。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公元1839年11月3日）英軍又挑起穿鼻洋海戰，後又六攻官湧山，均被廣東守軍擊退。英國侵略者見廣東海防嚴密，遂大舉北上。
然而，清政府以道光皇帝為首，對英軍的進犯不以為然，自認為“天朝聲威”可以“懾服蠻夷”，對林則徐奏報敵艦北上仍持主客之勢已定，你能有什麼作為的蔑視態度，並下令停止中英貿易，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公元1939年12月6日）遵旨停止中英貿易。在英軍攻陷定海後，清政府仍滿不在乎，尚認為“此等醜類，不過小試其技，阻撓禁令，仍要借勢售私，他能幹什麼！”“待到計窮勢蹙，自然會返棹入洋，無所希冀”。直到英軍兵臨白河口後，才感到事態嚴重，詔告直隸總督琦善：“一旦有洋船駛至海口，不要立即就開槍開炮，如果投書，即收受馳奏”。
真正的戰事還未開始，清政府的態度即已轉變，從妄自尊大改為妥協退讓。對此，林則徐上疏道光帝，密陳兵事不可中止。他指出：“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不能打掉他們的威風，恐怕會後患無窮，而且如果別的國家也爭相效尤的話，那就更不可不慮了。”建議鼓勵將士，同仇敵愾，收複失地。可是，此時的道光帝在弛禁派的圍說下，開始對林則徐禁煙持疑慮態度，在接到林則徐奏報後，認為林則徐所言無理、可惡、一派胡言。
道光帝對鴉片的態度，本來就是遊移於嚴禁與弛禁之間的，隻是由於鴉片的輸入威脅到清政府的財政來源和統治根基，才在禁煙問題上加重了一點砝碼，並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禁煙的。所以，道光帝原本並未對禁煙寄予太大的希望。一旦英國借口禁煙發動侵略戰爭，直接威脅到清政府的統治根基時，道光帝的禁煙態度便急轉直下，由勉強的禁煙而為妥協投降了。在琦善等主和派的慫恿下，下令嚴查林則徐等人，並將英國侵略帶來的失敗歸於林則徐的禁煙措施。
為討好英國，道光帝不惜以重治林則徐作為換取英軍退兵的條件。道光二十年九月八日（公元1840年10月3日），道光帝以“誤國病民，辦理不善”罪名，將林則徐、鄧廷楨革職，留粵查問。林則徐被罷免後，由琦善接任兩廣總督。道光帝下旨琦善曉諭義律：“上年林則徐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署失當。茲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聞，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現已派欽差大臣馳至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申冤抑。該統帥義律等，著即返棹南返，聽候辦理可也”。同時申斥林則徐：“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拿犯法，亦不能淨……不但終無實濟，返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對於林則徐奏報抗英的請求更是嚴切指責。
琦善在英國人麵前卑躬屈膝，致使“宦局旋更”，“夷務改換局麵”，並於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與義律私訂《穿鼻草約》，其中規定中國割讓香港、賠償英國六百萬元、開放黃埔貿易等。
林則徐在革職留粵查問後的二百餘天中仍念念不忘與英戰事。他說服廣東巡撫怡良，上書揭露琦善投降賣國的種種事實。最終，琦善於道光二十一年二月被革職鎖拿進京。然而，抗英戰事江河日下。英軍攻陷虎門，廣州告急。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道光帝匆匆指派靖逆將軍奕山赴粵主持戰事。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詔命林則徐以四品卿銜赴浙聽候諭旨。林則徐於四月二十一日抵達浙江鎮海後，便察看山海形勢，積極鑄炮，籌辦抗英事務。
雖然林則徐仍欲有所作為，但道光帝對處置林則徐已經是急不可耐了。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日，道光帝以廣東戰敗為由，將林則徐以“辦理殊未妥協”和“廢弛營務”的罪名，革去林則徐的四品卿銜，與鄧廷楨“均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命，即由各該處起解”。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民族英雄，就是這樣因功被黜、革職罷官並發配邊疆而蒙受不白之冤的。
弛禁派在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禁煙伊始，就百般阻撓。清政府指定的壟斷對外貿易的官商十三行洋商，以伍紹榮為首，與義律、顛地等外國煙販沆瀣一氣，串通起來設置重重障礙。伍紹榮甚至為販毒分子出謀劃策，抗拒繳煙。沿海諸省在弛禁派把持下，對林則徐英軍北上的通報置若罔聞，或飾詞應付。在定海失陷後，弛禁派卻將失利嫁禍於林則徐。林則徐雖然十分憤慨，但由於弛禁派逐漸占據上風，林則徐也隻有“惟待罪而已”。
在英軍的進攻麵前由弛禁派變為主和派、以琦善為首的一夥人對林則徐更是極盡誣陷。琦善在道光帝麵前強調英軍“船堅炮利”，中國斷難取勝，且本年即經擊退，明年仍可再來，邊恤一開，兵結莫釋。甚至據義律信中所言“廣東燒煙之釁，起自則徐及鄧廷楨二人”，將英軍侵略歸罪於林則徐。
林則徐沒有被英軍的炮艦打敗，卻因皇帝的軟弱及主和派的讒言而被黜。然而，他的功績是不因他蒙受不白之冤而湮沒的。林則徐被革職赴京聽候查處，愛國士紳、商人和百姓紛紛為之送行，並贈送林則徐頌牌達五十餘個，上有“煙銷瘴海”、“威懾重洋”、“勳留東粵，澤遍天下”、“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公忠體國”、“清正宜民”等褒美之詞，表明百姓對林則徐禁煙運動的支持及對他無端被黜的同情和惋惜。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公元1842年8月11日），林則徐在流放途中，在西安與家人和其他送行人員依依惜別。
林則徐堅信自己所做的禁煙抗英是正確的，並為此不計個人的生死禍福。然而，對於投降派的喪權辱國，林則徐又無可奈何。“青史憑誰定是非”？他將禁煙抗英的是非功罪付之於曆史的判決。曆史永遠是公正的。
腐朽的清政府在戰敗後，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元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麵的英艦“漢華麗”號上與英國簽訂了賣國的《南京條約》，而此時的林則徐正在流放伊犁的途中。
林則徐得知《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痛心疾首，泣不成聲……
紅顏“小白菜” 薄命淚汪汪
――楊乃武和民女秀姑之冤
清朝曆經康乾百年盛世之後，頹象漸顯，因循之風大行，百業頓敝；更不幸道光、鹹豐年間，列強戰艦競發，逼迫清政府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至同治末年，更是內外交困，一籌莫展了。
國事如此，百姓生計也就每況愈下，更添官吏凶殘，一時不免有水深火熱之感；而官吏愈以為民弱可欺，遂至官官相護，武斷鄉曲，以致在江南釀成了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千古奇冤。
真實冤案 絕非虛烏
楊乃武和小白菜這則冤案並非是子虛烏有的虛構、人為藝術的捏造，它是真實的存在於曆史上的。
這是一起“京控”案件（上訴到北京清王朝都察院、刑部的案件），整個審理經過，都有檔案可查，而且“京報”（又稱邸報，當時清王朝的政府公報）也刊載過這一消息。
中國第一家報紙——《申報》於1872年在上海出版。這件案子正好發生在《申報》創刊之時，被作為典型的社會新聞連續加以報道，引起了朝野上下、中外人士的關注。例如葛畢氏（即小白菜）翻供的消息，就是由該報首先披露出來的。
在清朝的史稿中，也曾多處提到這件案子，它是非常受清廷重視的。
其中一處說：楊昌溶“坐餘杭葛畢氏案褫職”。楊昌濬屬於湘軍係統，是左宗棠部下的能員，當時任浙江巡撫，是省級地方官。僅僅因為辦錯了此案，就被革職，足以說明清廷對此案重視的程度。
另一處說：“剛毅，字子良，滿洲鑲藍旗人，以筆帖式累遷刑部郎中，諳悉例案，承審浙江餘杭縣民婦葛畢氏案，獲平反，按律定擬，得旨嘉獎。”此人在任刑部郎中時，負責預審此案，能夠審出真情，圓滿結案，既說明他對辦案確有一些能耐，同時也說明清廷對此案的重視。按照慣例，對於純屬民間的一件小小刑事案件，辦得再好，也很難被傳旨嘉獎。此案之受重視，自然另有原因。剛毅承辦此案受到嘉獎，但在十多年後卻因支持義和團的活動成為庚子之役的罪魁禍首之一，如果不是先已病死，就有被處死刑的可能。
“羊吃白菜” 謠言四起
“小白菜”是一個姑娘的綽號。她姓畢，小名秀姑。她生得十分秀麗，亭亭玉立，在做家務的時候，常常穿綠衣，紮白圍腰，上綠下白，好像一棵小白菜。她聰明能幹，秀外慧中，在鄰裏中顯得非常出色。大家戲稱她為“小白菜”，隻是一種昵稱，表示親切，並無惡意。這個姑娘的遭遇非常不幸。她原籍浙江慈溪，幼年時（太平天國時期）因為兵荒馬亂，與父母失散，投奔住在餘杭的叔叔。叔叔家貧，在叔叔病死後，她隻好賣身葬叔，來到同縣的葛家當了童養媳。葛家也是窮人，隻有母子兩個，以幫工為生。兒子叫葛品蓮，是豆腐作坊的夥計；母則在同縣楊家當女傭。
楊家是書香之家，略有家產，人口很少，隻有姐弟兩人。姐名楊淑英；弟名楊乃武，當時是個生員。因為婆母在楊家幫工，秀姑就和楊氏姐弟相識。秀姑聰慧，乃武教她讀書識字，進步很快。秀姑覺得乃武溫文爾雅，自己的未婚夫葛品蓮非常粗俗，遠不能與之相比；乃武也覺得秀姑聰明秀麗，頗有愛意。兩人雖然互相愛慕，但並無越軌行為。這時如果沒有外來的幹擾，他們的關係發展下去隻有兩種可能。一是礙於封建禮法，互相之間忍痛割愛；二是爭取衝破阻礙，以合情合理的解決辦法結合。不論結果如何，都不至於產生悲劇，造成冤獄。
不幸的是“小白菜”的美貌驚動了一個被人稱為“衙內”的混世魔王、餘杭縣令劉錫彤的兒子劉子和。“衙內”這個綽號來自《水滸傳》中高俅之子高衙內，就說明劉子和的為人也和高衙內差不多，整天吃喝玩樂，不務正業，到處漁色，惹事生非。那高衙內居然敢去撩撥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北宋中央軍的高級軍事教官）林衝的老婆；這劉子和要想奪取作為城市貧民的“小白菜”，自然不在話下。秀姑一旦被劉子和看上了，也就難逃厄運。
劉子和作為一個小縣城裏的“衙內”，自然會有一些幫閑人物替他出壞主意。他們認為：要奪“小白菜”必先破壞她的名譽，破壞她和楊乃武的關係。在他們的授意之下，小縣城裏一時傳遍了“羊（暗指楊乃武）吃白菜”的流言。楊乃武當時即將中舉，流言的傳播對他非常不利。其姐楊淑英摸清了流言的來源，就和葛品蓮之母商量，讓秀姑這個童養媳早日和葛品蓮完婚，以堵塞說閑話者之嘴。在這種形勢之下，秀姑隻好和楊乃武斬斷情絲，含淚與葛品蓮完婚，自歎命苦，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楊乃武雖然深愛秀姑，但也無法可想，隻好承認事實，另找對象。大家都想在這樣安排之後，能夠杜絕麻煩，過上太平日子。
水滸翻版 故事重演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不把秀姑弄到手，劉子和是不肯善罷甘休的。秀姑雖已完婚，劉子和還是千方百計打她的主意，一再安排圈套來套她，最後汙辱了她。這中間的經過說法不一。幫助劉子和設圈套的人是誰？一共有七八種不同的說法。劉子和對秀姑究竟是汙辱了一次還是幾次，也有多種說法。隻要那種尷尬的局麵不改變，劉子和必然會一直糾纏下去，不肯收手。不論是強奸還是被逼通奸，秀姑都是受害人，劉子和都是犯罪者。
葛品蓮是個老實巴交的人。劉子和根本沒有把他放在眼裏，在汙辱秀姑的時候也都不避耳目。葛品蓮知道了這些令人難以容忍的醜事，多次帶了利刃想和劉子和算賬，可是劉子和的黨羽不少，一再保護劉子和脫險，葛品蓮也就屢次吃虧。後來葛品蓮抑鬱成疾，不久病死，於是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劉子和一再汙辱秀姑，甚至和葛品蓮發生衝突，這些醜事已經盡人皆知。葛品蓮不死，大家不過在背後指指戳戳，還不想站出來說話；葛品蓮一死，要想打抱不平的人就更多了。大家支持葛品蓮的族弟出麵控告，說是奸夫淫婦謀殺親夫。其實大家明知秀姑是受害者，但是隻有用這種告法，才能把劉子和拉出來。大家真正痛恨的是花花太歲劉子和。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可以說是《水滸傳》裏武大郎故事的重演。正因為這種巧合，更加引起大家對此案的關注。於是乎小小一個餘杭縣城一時沸沸揚揚，全城爭說“小白菜”，逼得縣令劉錫彤不得不親自出麵審理此案。
“謀殺親夫” 炮製內幕
劉子和是個什麼角色，做老子的劉錫彤本來心中有數。不過他雖然知道劉子和終日在外胡作非為，但是胡作非為到什麼程度，有哪些具體事實，卻未必件件清楚。經過對“謀殺親夫”案主犯畢秀姑的三拷兩問，他竟然發現，這個案子的“奸夫”正是自己的兒子劉子和。他不禁大驚失色，隻好暫停審訊，召集手下的一班師爺在密室裏商量對策。
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將錯就錯，順水推舟，把秀姑納為劉家兒媳，反正葛品蓮已死，無人反對。這樣就把過去的一些醜事完全掩蓋了。但是後來又覺得這個方案不妥，因為此事已經鬧得人人皆知，很難掩蓋得住；如果掩蓋不了，查出真相，就會影響劉縣令的前程。不如嚴刑拷問，逼迫畢秀姑咬出一個“奸夫”來，一起判成死刑，以絕後患。讓誰來當“奸夫”呢？能當“奸夫”的，隻有劉子和與楊乃武兩人，對那些全無交往的人，當然攀扯不上。了解內情的人，知道這是劉子和造的孽；不大了解內情的人受到“羊吃白菜”之類流言的影響，對楊乃武也有懷疑。正好這時在調查中又發現了一件事，是楊乃武略懂中醫，葛品蓮病重時，曾經吃過楊乃武代他買的一副藥。有此一事，就可以誣陷楊乃武下藥毒死葛品蓮。而且，楊乃武為人正直敢言，好打抱不平，曾經對包括劉錫彤在內的餘杭縣一些官員貪汙劣跡提過意見，得罪了不少人。這時如能把他扳倒，正好公報私仇，一舉兩得。
於是由劉錫彤一手炮製的“謀殺親夫”的大冤案正式出爐。劉錫彤對畢秀姑日夜連軸審問，用盡酷刑，在她已被折磨得神誌不清的時候再加以誘導，告訴她隻要招出了楊乃武，就可以保她不死，逼她畫供。同時又指使藥店老板錢寶生寫一份檢舉材料，說是楊乃武曾經於某月某日在藥店買過砒霜，以坐實楊乃武幫助秀姑謀殺親夫的罪名。在如此精心布置之後，劉錫彤才逮捕楊乃武，革掉他的舉人頭銜；日夜嚴刑拷打，逼他認罪。但是楊乃武嚴詞駁斥，不僅不認罪，還指出這是劉錫彤對他的有意陷害。雖然楊乃武拒不認罪，劉錫彤還是根據許多偽證，對畢秀姑、楊乃武判了死刑，上報杭州府。他認為，隻要死刑批準，殺了畢、楊兩人，他自己的前程可保，他兒子劉子和的罪行可以掩蓋，案子一結，全無後患，至於天理、國法、良心，那就管不了了。
官官相護 官場醜態
此案從餘杭縣上報到杭州府，知府陳魯受了劉錫彤的重賄，在提審時雖然看出了其中的某些破綻，但是“得人錢財，為人消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走個過場，仍然維持原判。這種官官相護、暗無天日的惡劣官風激怒了不少地方上的正直人士。大家一致支持楊乃武之姐楊淑英到北京去“京控”，要求重審。不久，北京下令給浙江巡撫楊昌濬，要他重審此案。他就調來紹興知府龔嘉俊、湖州知府錫光會同重審。這次會審，有了重大收獲。畢秀姑在堂上開始翻供。經過多次審問，她自知案情重大，如不查出真相，死罪難逃。她最感到痛心的，是自己受劉錫彤的威脅與引誘，誣陷了平生最敬愛的人楊乃武。為了保全楊乃武，她終於舍死忘生，在大堂上揭破了劉縣令的陰謀詭計。她說：以前所招的口供，是劉大老爺叫婦人一口咬定楊乃武，便可免我死罪。現在婦人自知無生理，何苦害人以結來世冤仇，是以翻供。
畢秀姑的翻供，引起極大的震動。這不僅對查清案情有利，而且是對官官相護的官場黑幕的一次大揭露。1875年4月4日的《申報》不失時機地報道了這一新聞，引起了舉國上下極大的關注，北京的清廷刑部也看到了這份報紙。可是顢頇的官場真是麻木不仁，無可救藥。浙江巡撫楊昌濬與最後欽派審理此案的學政胡瑞瀾仍然堅持維持原判。上海《申報》專為此事發表一文，“警告”胡欽差（即胡瑞瀾）勿徇私情，應該把此案真相全部揭露。胡瑞瀾因為自己的嶽丈與此案頗有牽連，所以全力加以掩蓋，一保到底，對《申報》的警告，清廷的關注，一概置之不理。
冤案平反 大快人心
浙江地方官的官官相護，徇情枉法，不僅激怒了舉國上下的正直人士，也激怒了刑部的官員。在地方父老與輿論的支持之下，楊淑英與楊乃武之妻楊詹氏千裏迢迢，再度“京控”。刑部官員接見了她們，並根據此案的真情寫出奏章請旨定奪。當時的光緒帝年幼，清廷由兩宮皇太後（東太後為慈安皇太後、西太後為慈禧皇太後）垂簾聽政。她們決定下詔給楊昌濬，要他把全部人犯、證人統統解來北京，由刑部重新審理。由於官場辦事拖拉，詔旨雖下，到一年後全部人犯、證人才解到北京，由刑部郎中剛毅進行預審。
當時有個傳聞，說是刑部官員為了摸清此案真情，故意安排畢秀姑與楊乃武於深夜裏在刑部大牢中見麵。兩人相見，恍如隔世。他們互相愛慕已久，如果不是劉子和從中胡攪一番，他們原有走到一起的可能。後來遭此橫禍，雙雙被捕，受盡酷刑。乃武十分堅定，不管幾拷幾問，絕不誣服；秀姑雖然在劉縣令的引誘之下，一度順從，供出了乃武是“奸夫”，但是不久就深深自責，在大堂上翻供，還乃武一個清白。兩人之間雖然相愛已深，卻從來沒有非禮的行為。這時候他們生死未卜，如果仍判死刑，則畢命隻在朝夕之間。此生雖然不能相聚，卻能做到同年同月同日死，相愛相聚，隻待來生。這次相會，他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盡量傾訴衷情。刑部官員在竊聽時能夠盡知本案真相，畢、楊兩人也得到一次難得的機會，糾正自己的供詞，以後在刑部大堂上的供詞，當然完全一致，給庭審帶來很大的方便。
刑部在庭審之前已經作好了充分準備，理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惟一要做的事，就是對葛品蓮開棺驗屍，看他究竟是病死的還是被毒死的。驗屍的結果，葛品蓮是病死的，並不是被砒霜毒死的。一切“謀害親夫”、“買砒霜下毒”的說法，一掃而空。劉錫彤炮製冤案與官官相護的內幕，一起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人心大快。刑部尚書桑春榮承旨（得到清廷的批準）判決，主要內容如下：畢秀姑、楊乃武兩人無罪釋放。浙江巡撫楊昌濬、學政胡瑞瀾溺職褫革；主犯劉錫彤發配黑龍江充軍；主犯劉子和已死免議；浙江的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縣，以及縣吏、衙役等人因行賄受賄、徇情賣法被判罪者多達一百餘人。在公文層層下達之時，有人為懼牢獄之苦，先已畏罪自殺。藥店老板錢寶生礙於情麵，幫劉縣令作了一回偽證（證明楊乃武在他店裏買過砒霜），這時知道罪責難逃，害怕刑訊與入獄，上吊身亡。
這一冤案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和《水滸傳》中高衙內同樣的人物，劉縣令之子劉子和。他本來是應該遊街、殺頭的，可惜他已先死，逃避了懲罰。他是怎麼死的，說法不一：有的說法是在家病死的；有的說法是染了時疫，客死他鄉；有的說法是死於海星號輪船的海難。他的先死，沒有接受終審判決而被殺頭，使得許多人感到遺憾。
冤案雖然平反，受害人的一生幸福還是被斷送了。在那時候，能夠讓你恢複名譽，已經是大恩大德，你的損失，誰也不會給半點補償。楊乃武因受過重刑，關押太久，出獄後已經不能行動。後經長期治療，雖然能夠走動，但已是不良於行。傳說他後來曾到《申報》館去工作，實際上並無其事，隻不過給《申報》寫過一些通訊稿而已。他很年輕就考中舉人，本是個很有才氣的人物，經過這次冤案的打擊，身心都受到重大摧殘，後來也就無所作為，抑鬱而終。
秀姑出獄以後，萬念俱灰，竟然到準提庵削發為尼，法號慧定，青燈黃卷，了此一生。她圓寂後，由她的傳人妙性為她修建了墓塔。塔的兩側，刻有她的《自述詩》兩首。
第一首是：
自幼持齋願守貞，
此身本不戀紅塵；
冤緣強合皆前定，
奇禍橫加幾莫伸。
縱幸白雲重見日，
幾經萬苦與千辛；
略將往事從頭溯，
靜坐蒲團對碧筠。
第二首是：
頂禮空皇了此身，
嘵嘵悔作不平鳴；
奇冤幾彌終昭雪，
積恨全消免覆盆。
涇渭從來原有別，
是非誰謂竟無憑；
老尼自此真離脫，
白水湯湯永結盟。
秀姑小時候並沒有讀過書，在認識楊乃武之後才由楊乃武教她識字，後來竟能賦詩自訴衷曲，足見聰明過人。詩中雖有微疵（例如錯用“浮雲蔽日”的典故），已是大不容易。她如不遭此奇禍，而能與乃武相結合，則安知其不為才華絕代之女詩人。
真正原因 殺雞嚇猴
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案終於得到平反，這真是個奇跡。僅從上述的經過來看，我們也會想到此案之能平反，實在是千難萬難。在清王朝200多年中間所辦的千千萬萬的刑事案件之中，能夠讓朝廷如此重視，一追到底，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的，這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一件。按照慣例，與官方無涉的純粹是民間的刑事案件，在府、縣兩級就解決了。在那種“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時代，地方官大都是“千裏為官隻為錢”，“三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老百姓一旦沾上官司，就是羊入虎口，任憑宰割，或者傾家蕩產，或者家破人亡。稍有良心的府縣官，可謂難逢難遇；判得不錯不冤的案子，自然少之又少。一旦定案，就又官官相護，很難推翻。各級衙門所用的紹興師爺互相通氣，不管你告到哪兒去，都翻不了案。老百姓自然是有苦難訴，有冤難伸。
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如果不是楊淑英兩次“京控”，如果不是《申報》一再加以揭露，就不會引起清廷的注意，也就不可能出現以後的平反。隻能是人頭落地，冤沉海底。不過，引起清廷的注意是一回事，清廷管不管又是一回事。在一般情況下，這麼一樁小事，清廷就是知道了也不會管；即或過問一下，也不會一管到底。清廷為什麼如此重視這一冤案，這個問題實在引人深思。
在君主專製時代，“朝廷”不見得就是一個統治集團，或是一群人；能夠代表“朝廷”的往往是一個人，一個大獨裁者。在畢、楊冤案發生的時候，這個大獨裁者就是慈禧太後。當時的光緒帝隻不過是個傀儡，垂簾聽政的慈禧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國家大事都要由她拍板定案。如果換上一個比較開明的皇帝，在心情比較好的時候，也許還會關心一下民瘼，過問一下處理得太不像話的冤案；但就慈禧而言，她就絕對不會這樣做。她的眼光、氣魄雖然遠不及武則天，但是陰險狠毒絕不在武則天之下。通過辛酉政變抓到了大權之後，她做了不少的荒唐事，不僅害苦了老百姓，也危及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她隻顧自己作威作福，為所欲為，連江山都不顧了，哪裏還會管老百姓的死活！更糟糕的是她特別鄙視漢人，仇視漢人，在國家風雨飄搖之時，甚至公開喊出“寧贈外人（把江山送給外國人），不予家奴（稱漢人為家奴）”這樣惡毒的口號，決心與幾億漢人為敵。想她來關心一個漢人弱女子畢秀姑的冤案，那是與虎謀皮，癡人說夢。
慈禧為什麼會關心這件冤案，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特殊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她想殺雞嚇猴子，打擊一下江南的地方勢力。在過去，兵權總是掌握在滿人手裏。清廷鎮壓太平天國主要是依靠漢人武裝——湘軍。太平天國失敗以後，江南各地（包括江浙、皖、贛等省）成了湘軍的勢力範圍。雖然曾國藩早就自請解除兵權，但是江南各地的實權已入漢人手中，地方督、撫駐軍將領都以湖南人居多（浙江巡撫楊昌溶就是湖南人）。慈禧視為心腹之患，時時想找機會加以鏟除。慈禧過問這個冤案，真正的目的是拈過拿錯，鏟除已由漢人當權的江南地方勢力，為老百姓平反冤案不過是個漂亮的借口而已。
次要的原因是她要和英國人賭一口氣。鴉片戰爭，清廷戰敗，除了割地賠款之外，英國還以清廷司法製度落後為借口，訂立了不平等條約，取得了領事裁判權。畢、楊冤案發生之時，正值上海由英商投資的《申報》創刊，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家公開發行的報紙。為了吸引讀者，打開局麵，他們很想多發為群眾感興趣的社會新聞。對畢、楊冤案的報道，恰好起了這樣的作用，所以《申報》一直追蹤報道，直到平反為止。英國人嘲笑清廷司法腐敗，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正是慈禧的心病之一。為了堵英國人的嘴，慈禧也想把此案徹底查清。
真是危乎險哉！如果沒有以上這兩個原因，慈禧根本就不會理睬這一件冤案。你有冤枉，關她什麼事？不給你平反，她照樣當她的權，聽她的政，照樣威風十足，照樣萬壽無疆，她又何必操這份心，勞這份神！
看來，無錢無勢的老百姓的日子真不好過。蒙冤受屈、有苦難言的事情隨時可以遇到，或者是“無事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或者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有時候是“惹不起，躲得起”，更多的時候是“禍事找上你，躲也躲不起”。在已經蒙冤、受屈或者罹難之後，要想平反，那就千難萬難，其可能性不過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千萬分之一，或者就是可望而不可及。蒙冤受屈是家常便飯，伸冤平反則是一種奢望，常常要等待天上掉餡餅。也就是說，遇上了有能耐的人或是某種力量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去改變某種現狀，機緣巧合，讓你連帶受惠，實現了平反。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你認為“蒼天有眼”，“善惡有報”，受了冤屈總會平反，那就想得太天真了。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政治腐敗、司法腐敗的問題，平反了一個冤案的同時，又產生了千百個冤案。平反的工作做得完嗎！
紅顏伴光緒，慈禧打鴛鴦
――珍妃之冤
我們都知道，清朝末年的光緒皇帝一生命運多舛，他曾經有所作為，主持了曆史上有名的“戊戌變法”，以期通過國家體製的變革來達到振興中華的目的，雖然後來以失敗而告終，但他銳意進取的精神還是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光緒皇帝的失意或者說是失敗原因其實並不在他，在當時的局麵下，積弊難返的大清國運已經不是能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的了，作為這時的君主，他的命運注定是一場悲劇。但令光緒欣慰的是，他的這場悲劇因為就是因為一個人，才不至於悲憫無依，這個人就是他一生最值得驕傲的，她就是珍妃。
在光緒眼裏，珍妃就是他的紅顏知己，在光緒失意的時候，珍妃就是他的精神支柱。就是這樣一位奇女子，最終還是沒有能夠逃脫慈禧的魔掌，含冤而死。
被選入宮，得寵光緒
光緒帝7歲的時候，他的老師翁同和告訴他，廣東有一位女孩，很喜歡火車玩具，而且自己會拆卸裝修，還說她長大了要自己製造火車、輪船。從那以後，光緒皇帝就把這個同自己誌趣相投的人引為知己，想像她一定是個聰明、美麗的姑娘；可是，他後來娶的皇後，看過姑娘成群的皇妃候選人，都個個呆若木雞，同他心中想像的廣東姑娘毫無共通之處。這使他非常失望。
在光緒帝選妃的時候，正好廣州將軍長敘帶著兩個女兒到京議事。翁同和與長敘是朋友，聞信即前往拜訪。來到長敘官邸，翁同和看見院中有兩位姑娘在玩照相。一個胖一點，著旗袍，穿木底鞋，一身標準的滿族少女打扮。另一個身材苗條，皮膚白裏透紅，一雙眼睛清澈而機靈，露出智慧而溫柔的光彩；身著西服，烏黑油亮的長發像黑緞一樣披在背後，十分蕭灑。她們就是長敘的兩個閨女，大的十七，小的十五。幾年前翁同和對光緒帝提過的正是這兩人裏麵的一個。喝茶的時候，翁同和得知，姊妹倆跟江西才子文廷式讀書，學業不錯，特別是二姑娘，讀了不少介紹西方國家情況的書籍，有富國強兵的理想。長敘歎息說，可是她是一個女子，如果是男孩，也許將來會做一番事業的。
回宮以後，翁同和說廣東的那個姑娘來京城了。光緒皇帝一聽真是喜出望外，但他又想，他的命運掌在慈禧手裏，即使自己中意，又有什麼用呢？不覺深深歎息了一聲。
後來。翁同和托熟人向慈禧吹風，說長敘的女兒可作皇妃候選人，慈禧果然同意“親眼看一看”。
慈禧在太監、宮女的族擁下來到養心殿，坐定之後，內府官員便領著姐妹倆款款而來。大殿上下的眼光，一下被兩位姑娘聚集起來；光緒帝的兩眼眨也不眨地盯著二姑娘：隻見她落落大方，步履輕盈，沒有絲毫造作之態，她簡直就是美和智慧的化身，這就是他多年想像中的人！他見過成千上萬的美人，不曾有一個像這個女子讓他一見傾心。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光明和美好，如同一個窮漢忽然獲得了一個寶庫。
看過之後，慈禧問皇帝、皇後意下如何？皇後看出光緒皇帝中意的是妹妹。她想，如果選中她，皇帝定會被她完全占有，便故意說姐姐不錯。光緒帝說他喜歡妹妹。慈禧從他兩人的表情中已經明白他們各自的真意，便做了一個照顧雙方情緒的決定：“將姐妹倆都納為妃子，共同侍候皇帝。”同時封姐姐為瑾妃，封妹妹為珍妃。
第一夜，光緒帝宣召珍妃侍寢。宮女們將一條毛毯鋪在她床上，讓她脫去衣服，等太監來背她去皇帝寢宮。
“為什麼侍寢要脫去衣服，讓人背去？”珍妃問。
宮女們告訴她，因為前朝有個皇帝被宮人刺殺，以後便定下這個規矩。
珍妃一聽，變色說道：“既然不相信我們這些人，為什麼又讓我們去侍寢？”但她心想，既是舊例，自己也不好破，再說自己是愛皇上的，雖然有氣，還是照辦了。朝廷有規定，妃子侍寢，到了一定時候就得離去，不能整夜呆在皇帝身邊。皇後派出的包打聽卻報告說，珍妃一夜沒離皇帝寢宮。之後，不僅整夜，而且連續幾夜都同光緒帝廝守在一起。皇後妒火中燒，不僅每天拿嘴臉給珍妃看，而且挑撥瑾妃同妹妹的矛盾。瑾妃是個沒有心眼的人，加上被冷遇所產生的怨恨，果真對妹妹也淡漠起來，有時同皇後一起，在慈禧麵前一唱一和，說妹妹的不是。
珍妃自己對這一切並不在意，但她怕給皇上帶來麻煩，光緒帝卻勸她不必擔心，他一國之君難道一個愛妃也保不住嗎？珍妃深情地說：“隻要皇上永遠愛奴婢如今日，那奴婢什麼也不怕了。”
女中英才，心懷社稷
珍妃把全部愛都獻給了光緒帝，使他感到無限幸福。她還為他分擔政事上的憂愁，成了光緒帝難以離開的助手。
有一天，翁同和報告光緒帝，說英、俄兩國軍隊侵占了新疆以西的帕米爾地區，光緒帝立即去頤和園謁見慈禧。光緒帝離宮，珍妃緊鎖愁眉，坐立不安地等待著他，設想他可能遭遇的種種情況。她話也不說，晚飯無心吃，等呀等，光緒帝終於回來了。她趕緊走上前去迎接光緒，發現他情緒激動，便小心地問他有什麼事。光緒帝說：“我們新疆以西的帕米爾被英、俄侵占，太後都說什麼不毛之地讓人家占去算了，一句話就丟了大片國土。”珍妃聽了感到又驚又氣，但她擔心光緒帝氣壞了身子，便寬解說：“皇上光生氣也無用，隻有讓國家強盛起來，列強不敢欺侮，才是根本。”光緒帝問國家如何才能強盛起來呢？珍妃答，效法外國開礦山和工廠，辦海軍，練新兵。
“這不是前人辦洋務的老路子嗎？”
“是，但李鴻章他們是虛張聲勢，並沒有認真興辦，要是皇上腳踏實地，認真興辦，是一定會見效果的。”
“那銀子從哪裏來？現在李鴻章訓練水師，還正伸手向我要錢呢！”
“皇上不必發愁，大清國地廣物博，隻要開源節流，是會有錢的。”接著，她拿過一個瓷罐，把自己身上的銀子、龍洋都裝了進去，並取過案上的筆，寫了一張“富國強兵儲蓄罐”的條子，貼在罐上，然後笑眯眯地望著光緒帝。光緒帝高興地點了點頭。珍妃說，從今天起，她每天從俸銀中節省十塊錢放進去，不久就會有不少。
光緒帝激動地撫摸瓷罐，說：“愛妃的精神可嘉，但是這點錢能頂什麼用呢？”
“皇上不要小看這點錢，古人說，涓流成海，聚沙成塔。”
正在這時，王商報告說翁同和求見。隨著一聲“請”，翁同和拿著工部一份奏折進來，上麵說，修複頤和園尚缺三千多萬兩銀子，同李鴻章商妥，由海軍經費中開支。
光緒帝沒有看完，就一拳擊案，氣憤地說道：“不顧國家危亡，一味討好太後，太可惡了！我立刻駁回去！”他抓起奏折踅進內宮，準備批駁。珍妃同皇上有相同的心情。她說：“是該駁回；不過，要是太後生氣怎麼辦呢？”一句話點到了光緒帝的痛處，他頹然落坐在龍椅上。
“奴婢倒有個想法。”
光緒帝以期待的目光注視著珍妃。她告訴他，可采取一個既可保護海軍銀兩，又可以向慈禧交待的批法，說海軍軍費專款專用，不便挪用，修複頤和園不足經費著戶部另行籌撥。光緒認為很好，就照此批了。
慈禧看了皇帝的批語大為光火，罵道：“現成的銀子不讓我花，讓我去花沒有影兒的。哼，我還在，他們就這樣克我！”拿起筆把朱批幾筆勾掉，改批為：“修複頤和園所需的錢，仍由海軍經遇中照撥，毋庸再議。”
慈禧的改批，把光緒帝氣得怒火萬丈，但又不敢公開發泄，走到寢宮，看到珍妃的儲金罐，不禁無名火起，一掌打去，儲金罐飛落地上碎成幾瓣，裏麵的龍洋撒得遍地都是。珍妃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委屈地看著光緒帝。光緒帝像怒罵又像解釋地說：“成千上萬的銀子，他們任意揮霍，咱們這樣辛辛苦苦地積讚有什麼用！”
“皇上，這一點奴婢也想過，但是加一點總比少一點好，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何愁國家不富？”
珍妃說得這樣懇切和沉痛，光緒帝感到在她麵前這樣發作太不應該。他躬身撿起一塊罐片撫摸著，望著珍妃那近乎哀求的神情，一股熱淚奪眶而出，哽咽地說：“愛妃，要是朝廷內外有一半人像你這樣以國家為念，那大清朝就絕不會是現在的局麵了！”
內憂外患，弄得光緒帝寢食難安。珍妃獻計說：“治天下之道，莫大於用人，選賢任能是當務之急。”而且她認為科舉考試難以發現真才，要廣開才路，如請有識之士推薦等。接著，她推薦了飽學多才的文廷式。
光緒帝十分欣賞珍妃的意見，積極物色有膽有識之人，尋覓維新之路。但是，他看到，從太後到王公大臣，都一味謀權爭勢，耽於享樂之中，毫不以江山社稷為念。日本侵略軍已打進東北，他們仍麻木不仁，執迷不悟。珍妃對光緒帝說：“問題的症結在太後，皇上應當勸她以國事為重，不要再這樣下去了！”
“那隻能是虎口拔牙，徒自取傷害！”光緒帝歎息說。珍妃不忍同他爭辯，卻自己決心冒死進諫慈禧，為挽回局勢出一點力。
剛好，慈禧要珍妃等前去頤和園陪她看戲。珍妃覺得這是個好機會，便不顧光緒帝勸阻，毅然去了。那天演出的是《哪吒鬧海》。慈禧看得正起勁，忽然李蓮英來報告，清軍在平壤吃了敗仗；一會兒又報告，日軍擊沉了清軍四艘艦船。慈禧聽得發煩，就嚷嚷說：不要為這種小事來幹擾她看戲。站在一旁的珍妃猶如萬箭穿心，頭發被熱血衝得簡直要直立起來。她頓覺雙眼一黑，便趕緊抓住慈禧的坐椅。慈禧不高興地問：“怎麼哪？”珍妃趁此機會，跪下說：“奴婢有幾句話想稟太後，不知當講不當講？”
“說吧。”
“太後，眼下國難當頭，奴婢希望太後停止遊樂，縮小祝壽規模，減少慶典開銷，發動全國官民協力抗擊倭寇。奴婢以為，這才是對太後萬壽誕的最好慶賀。”
慈禧聽了，本想大發雷霆，但心想珍妃的話並沒有說錯，要是發作反顯得自不占理，便強壓下怒火，應付說：“說得有理，回去告訴皇帝照辦。”這個結果，大出珍妃意料。不久，光緒帝果然得到懿旨，說因為打仗花錢，原定在頤和園舉行慶典改在皇宮內進行，以便節省從皇宮到頤和園沿途的開支。
囚禁慈寧 維新致強
抗戰接連失敗，引起全國震驚，紛紛要求懲辦消極抗戰的李鴻章。文廷式和珍妃的哥哥誌銳大膽上書指責李鴻章和慈禧。慈禧看罷奏折，一下摔到地上，把戰敗的責任一下推到主戰的光緒帝頭上。事先，她還聽皇後、李蓮英說，珍妃也參與其事，以往對珍妃的恨一下發泄出來，叫李蓮英把珍妃姐妹立即找來。慈禧厲聲罵道：“你這兩個狐狸精，平時迷惑皇上不說，現在公然出來幹預朝政。”
珍妃辯道：“奴婢按規矩陪伴皇上，從來不幹預朝政。”
“你還敢強辯，快拿棍子來！”慈禧大吼。
光緒帝嚇得連忙叩頭，說她們實在沒有做什麼錯事。
“哼，平時蠱惑皇帝，現在又慫恿你對日開戰。她倆為何自己不去臨陣退敵？”
珍妃實在聽不下慈禧的讒言，凜然地說：“倭寇來犯，朝廷是戰是和，奴婢從未插過嘴；不過奴婢蠢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即使上書言戰，恐怕也不算什麼過錯！”
慈禧氣得臉色鐵青，狂叫道：“來人！將這個狐狸精扒掉衣服，重打四十！”同時狠狠指責皇帝把她寵壞了，限他下令把她們姊妹降為貴人，幽禁三個月，不準召幸。光緒帝不敢吭聲，一一答應下來。
珍妃被關在景仁宮，有兩個貼身宮女陪同。光緒帝從慈禧那裏出來，直奔景仁宮探望珍妃。她已經被打得趴在床上動彈不得了。一見光緒帝，她拚命掙紮起來，委屈的淚水奪眶而出，但她嘴上問的卻是：“眼下戰勢如何？”
光緒帝輕輕擦著她的眼淚，說：“敗局已定。日寇仍在進犯，太後讓我忍辱求和。”
“又要割地賠款了！”珍妃難過地哀歎道。
珍妃忙勸慰說：“失敗乃成功之母，皇上不要灰心，隻要選賢任能，圖維新致強之道，中國總會有富強的那一天！”
三個月之後，李鴻章奉慈禧之命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這項割地賠款的賣國條約，激起了全國圖存救亡的浪潮。這時，對珍妃的禁令已經解除，光緒帝又把她召到身邊共商大事。接著，光緒帝起用了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實行變法維新。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迫於表麵讚同，背後卻大肆抵製破壞，隨時準備廢掉光緒帝。
後來，因為袁世凱的出賣，光緒帝擬對慈禧實行“兵諫”的計劃敗露。慈禧決定先捕殺康有為等主張變法的人。動手之前，她以陪她“遊園”為名把光緒帝、珍妃騙到頤和園軟禁起來，割斷他們同變法派的聯係。珍妃知情以後，建議光緒帝寫一密詔，叫康有為等火速離京避禍。但他們被慈禧拉著“遊園”，脫身不得。為了贏得行動的時間，慈禧在“遊園”之後，又留下光緒帝和珍妃在排雲殿“教他們雕葫蘆”。估計時間差不多了，慈禧遣散了其他人，單留下光緒帝和珍妃、李蓮英。
慈禧突然厲聲說道：“今有一人大逆不道，要毀我江山社稷，我要你立即革職拿辦！”
光緒帝一聽大驚，忙問：“誰呀？”
“康有為！”慈禧指著光緒帝說：“你馬上親寫一道密令，蓋上玉璽，叫部兵統領急速捉拿康有為，交我親自治罪！”
光緒帝不覺打了一個冷戰，但他見珍妃點了一下頭，便答應道：“是！”
慈禧拿到密令，吩咐光緒帝、珍妃在原地等候，她去辦件事就回來。光緒帝知道她是發令去了。
慈禧剛跨出門，珍妃要光緒帝把給康有為的密詔給她。她剛拿過藏好，李蓮英就回來了。珍妃迎上去微笑著說：“李總管，你看皇上的衣服全濕了，快去取件幹的來換換。”
“這個——”李蓮英想賴著不走。
“快去，你沒看見我冷得發抖嗎？”光緒帝喝道。
李蓮英鬥不過，隻得去找王商。李蓮英一出門，珍妃迅速用雕刀把葫蘆切開一個三角口，把密詔封好裝進去，再封好。這時王商跟著李蓮英進來。
“王商，皇上衣服濕了，快去玉瀾堂取幹衣服來換。”
王商轉身要走，珍妃又讓他把太後賜的葫蘆帶回，她回去要好好練雕葫蘆。王商接過葫蘆、刻刀出門，李蓮英想跟上去檢查，珍妃卻叫他去給皇上拿鮮藕。慈禧不在，他不敢公開對抗皇上，隻好去拿。
王商察覺到光緒表情很緊張，便琢磨著珍妃讓他帶葫蘆的含意。他仔細檢查了一遍，發現了三角口，於是揭開，取出密詔，立即送給在東宮門等候皇上接見的林旭。林旭知道事急，不及多問就馳回京城的南海會館。康有為得詔，馬上趕乘去天津的火車，第二天坐英國輪船重慶號去了上海，再由上海逃到了香港。等李鴻章奉了慈禧的密令趕到南海會館時，康有為、梁啟超都已經走了。
慈禧帶人從頤和園回到皇宮，一見光緒帝就破口大罵。侍立在一旁的珍妃看到事情已經發展到難以挽回的地步，毅然跪下說：“太後，皇上並無罪過，即使有，也懇求明白指出，不應任意辱罵。”
“閉嘴，沒有你說話的份兒；罵？我還要廢掉他！”
“皇上是天下人的君主，不是太後私有，豈能隨便廢黜！”
珍妃理直氣壯的頂撞，氣得慈禧暴跳起來，她撲向珍妃，揪住她的頭發，拳打腳踢，口裏罵道：“混帳東西，老娘還沒有同你算賬，你倒教訓起老娘來了！”
珍妃直挺挺地跪在地上，任慈禧打罵，不動，不吭。
慈禧打罵累了，叫喊道：“把這妖精關進黑屋，嚴加看管。”
幾個衛士抓起珍妃就走，珍妃掙紮著，不斷回頭呼喊：“皇上，要保重……”
慈禧第三次垂廉聽政，光緒帝被囚禁在慈寧宮旁的偏殿裏，後來又囚在瀛台。維新派的人物遭到了殘酷鎮壓。
聯軍破城，珍妃被殺
珍妃在景仁宮關了一段時間，慈禧想進一步親自折磨她，看著她在肉體、精神上受苦，便令珍妃去“伺候”她。每天給她端茶送水，鋪床疊被，抹桌擦地，如同奴仆。還不時斥責辱罵。為了保護光緒帝平安，這一切她都忍耐著，有時被太後打得昏死過去，也一聲不吭。
不久，珍妃被重新禁閉在“北五所”。這裏原來是藥房，長期棄置不用，破舊荒涼，院內蓬蒿叢生，鼠兔出沒，珍妃的住房陰暗潮濕，黴氣薰人；床上隻有單薄的被褥。她穿的是破爛衣裳，吃的是粗糙飯菜。李蓮英每天還奉慈禧的旨意來對著麵數落她的“罪行”，詈罵淩辱她。這一切她並不在意，她最揪心的是光緒帝和國家的安危。
囚在瀛台的光緒帝當然也在為珍妃擔心，但一水之阻，如在天涯。後來，他從王商口裏得知珍妃囚在“北五所”，就托王商以瑾妃的名義給珍妃送糖果。珍妃見糖果的商標是英文，知道這一定是皇上送來的。她打開糖盒，果然看見光緒寫的一封信：“朕住瀛台，一切均好，萬望愛妃保重！”珍妃頓時熱血沸騰，淚下如雨。看守珍妃的老太監同情珍妃的不幸遭遇，便同王商一起為他們暗通信息。
通了消息雖然給光緒帝和珍妃帶來了無限的欣慰，卻更使他們渴望見麵。在一個夜靜燈闌的黑夜，王商終於弄到一支船，載著光緒帝渡南海去會見珍妃。兩人一見，抱頭痛哭。
“愛妃，是朕連累你遭難，看你現在形容枯槁，真叫朕心如刀割！”
珍妃連連搖頭，叫光緒帝別那樣說。她告訴他，隻要他健康活著，有朝一日重振朝綱，富國強兵，她就是死了也感到幸福。
光緒帝緊緊抱住珍妃，深情地說：“‘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這就是朕對愛妃生命不諭的誓言。”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這是奴婢對皇上的一腔情思。”
深沉的傾訴，不覺已送走了大半夜時光。王商在房外輕音地催促。房內兩人為分離痛徹心肝。珍妃把光緒帝的手按在自己的心口，說：“皇上，奴婢這顆心是為你跳動的！”然後她輕輕推開他，要他快走，萬一被巡邏的人發現就不好了。光緒帝依依難舍，慢慢走了。
八國聯軍進犯，慈禧驚惶萬狀，決定化裝西逃，同時裹協皇帝、皇後一起逃走。一切準備做好了，她吩咐李蓮英把珍妃帶來。
事前，珍妃曾同光緒帝約定，國難當頭，絕不為了自身安危而棄國出走。但是，當她看到李蓮英帶著幸災樂禍的奸笑來到她麵前時，便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後關頭。她莊重叱退了李蓮英，換了一身幹淨衣服，對著塵封的破鏡理了理散亂的頭發。兩年的冷宮生活就要永遠結束了。進宮前後的生活在她腦際一一閃過。她最難割舍的是光緒帝，最擔憂的是國家受外侮的猖虐。自己的生死已經置之度外，但她覺得應該給皇上留點什麼。她走到案前，提筆寫了一首陸遊的詩：“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寫畢斟酌了一下，將“乃翁”二字改成“亡靈”。她感到自己滿腹的話語，都被這首詩表達出來了，不覺產生了一種輕鬆的心情，長歎了一聲，迅速走出冷宮，徑向樂壽堂走去，李蓮英慌忙跟在後麵。
到了慈禧麵前，她立即明白她要逃跑了。慈禧看了看珍妃那鄙視的眼神，解嘲地問道：“我這身打扮，你覺得好笑嗎？”
“不，沒有什麼好笑的，弄到國破家亡，化裝逃跑，奴婢隻感到可悲！”
慈禧像是被抽了一鞭，戰栗了一下，接著她說：“洋兵已經打進北京，不能不走。可是皇上硬要留在北京，你去勸勸他。”
“皇上本不應該走，他是一國之主，外敵人侵之際，他豈能置祖宗基業和老百姓於不顧，而隻圖個人逃命呢？”
“你知道洋鬼子進來會無惡不作的！”
“奴婢早已知道，所以才支持抵抗外侮。現在奴婢願以死報國，決不苟安偷生！”
慈禧吩咐李蓮英：“把她押到景祺閣去等我。”
景祺閣北麵小院裏有一口水井，平時蓋著石蓋。珍妃到後不久，慈禧隨後也到了。她看了珍妃一眼，說：“你不願走，我也不強迫。但你這樣的花容月貌，洋鬼子決不會放過你。為了免遭汙辱，你就在這裏死去吧。”她指著那口井，並對李蓮英說：“把井蓋打開！”
麵對死亡，珍妃多年來積壓在胸中的怒火燃燒起來，她逼視著化裝成村婦的慈禧說：“你用大清的權力，來強逼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去死，這算什麼威風？有本事，為什麼不去抵抗那些殺人放火的強盜？”
“你，死到臨頭也不怕……”
“怕？我早知你容不得我活下去，可惜我隻活了25年！不過這25年中，我活得正直、清白、問心無愧！太後，你想想你自己，你一生的所作所為，對得起誰？能問心無愧嗎？”
慈禧氣得全身發抖，大叫：“把她推到井裏！”
“住手，我自己去！”珍妃擋開想動手的李蓮英，轉臉對慈禧說：“太後，奴婢就要遵照你的旨意去死了。此時奴婢有句忠告，望你做點好事，把朝政歸還皇上，讓他把國家治理好。你不為大清朝著想，也該想想你自己死後的名聲，不要做國賊和民族的罪人，讓後世唾罵，遺臭萬年……”
慈禧跳起來，聲嘶力竭地吼叫：“快把她推下去！”
“太後！”珍妃高聲喊道：“兒媳同皇上夫妻恩愛一場，在永別的時候，願你看在皇帝麵上，讓奴婢見皇上一麵！”
慈禧什麼也聽不進去，一個勁兒地狂叫：“把她推下去！”
李蓮英搶步上前，抓起珍妃，投入井中……
“蓋上井蓋！”慈禧感到有點昏眩，但她沒有忘記殺死珍妃的最後一道手續。
一年零四個月之後，慈禧又帶著光緒帝回到京城，因怕珍妃事件引起麻煩，便暗令李蓮英把珍妃的屍體打撈起來，裝棺收殮，葬於西直門外的田村。據說，珍妃屍體完好，一點也沒有腐爛，好像安祥地睡著。此後，慈禧夜夜驚恐；夢中常夢見珍妃持劍向她刺來。為掩人耳目，慈禧降旨，追封珍妃為“恪順皇貴妃”。
變法強國運，迫害成冤魂
――譚嗣同之冤
大清王朝到光緒帝時期，康乾時期的太平盛世景象，到這時已蕩然無存，日益深重的內憂外患卻接踵而來，從士紳到百姓，他們都感到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經曆了兩次列強大規模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之後，創深痛巨的中國士紳對世界仍然一無所知。他們還不知曉，在19世紀上半葉，英國等列強，陸續完成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巨大成果不僅產生了使用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大工廠，而且，他們把根本改變生產手段的蒸氣機裝在了用於海外殖民的軍艦上，用當時最先進的技術生產的後膛裝彈的來複槍裝備了殖民軍隊。在工商業資本家瘋狂的慫恿下，列強憑著堅船利炮，開辟了一片又一片的殖民地，不斷地掠奪殖民地的財富，又不斷地向殖民地傾銷商品。從1840年起，中國成為列強重要的侵略和掠奪對象。屈辱悲憤的曆史便從此開始：割地、賠款、開辟通商口岸和租界、領事裁判權和片麵的最惠國待遇、準許通商口岸停靠外國軍艦、允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並建造教堂。列強的侵略使清王朝本來就已經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愈益加劇：天災人禍頻仍，全國各地的災民人數在急劇增加；洋布滾滾而來，使原來以紡織為業的人失去了生活來源；為了支付數額巨大的賠款和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開支，清政府不斷增加捐稅種類，提高稅額；與此同時，各級官吏肆意欺詐百姓，巧取豪奪……?清王朝的殘暴統治迫使貧困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反抗清政府專製統治的鬥爭在這一時期此伏彼起。
麵對國難當頭的局麵，一些有誌之士當仁不讓地走上時代的前沿，他們大聲疾呼時代變革的重要性，倡議學習西方的先進科技，發展中國的工業，以此來增強國力，抵抗外辱，複興中華。於是，光緒帝在公元1898年實行了維新運動，史稱“戊戌變法”。但不幸的是，新政剛剛推行了103天，就在西太後慈禧的陰謀迫害下夭折了，一批誌士也慘遭殺害，未能實現為國為民的宏願，含冤而終。譚嗣同便是其中的一位。
年少壯誌，洞悉國運
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他的祖輩從明朝末年起定居湖南瀏陽，世代為官。祖父譚學琴，是清朝最高學府——國子監的學生。父親譚繼洵在進士考試中遙遙領先，獲得一甲第二名（榜眼），因此擔任了戶部主事，後升任戶部郎中。父親37歲那年（公元1865年），譚嗣同出生在北京宣武門外斕眠胡同一座大宅第中。這個小生命的誕生，給譚家帶來了無限的歡樂。
然而，譚嗣同卻生不逢時，少年時期的譚嗣同聰穎好學。5歲時，他在北京開始讀書。時間不長，他就能準確地分辨四聲，與人應對作詩。他不用教師督促，自覺地把所學的內容全都背誦下來。8歲那年，由於疲勞過度，嗓子不能發出聲音，像撕肝裂膽一樣疼痛難忍。可是，他依然如故，起早貪黑地讀書。母親從瀏陽老家歸來聽說了這件事，既心疼孩子，又為孩子的作為感到欣慰。她笑著對家人說：“這個孩子倔強，能自立自強，我死了以後，可以不必擔憂了。”
10歲時，譚嗣同拜歐陽中鵠為師，學習中國的文化典籍。歐陽教師不僅有淵博的知識，而且還具有憂國憂民、改革時政的進步思想，這些對譚嗣同的成長起了重要的作用。和所有的官宦家庭一樣，父親希望嗣同能夠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然而，譚嗣同的誌向卻不在這裏，他在課本上寫了“豈有此理”4個字，並且批評科舉考試對國計民生沒有任何幫助，反而使人皓首於八股文。在歐陽教師的熏陶下，他好學深思，善於從先秦經學、諸子、宋明理學和清代諸家的學說中吸收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內容。他向往能經國濟世、學以致用的學問。明朝末年王夫之、黃宗羲對儒家思想和封建製度的批判精神和清朝中期龔自珍、魏源所倡導的經世致用思想對譚嗣同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他如饑似渴地鑽研他們的著作，希望有一天能實現改造中國的宏偉誌向。要一展宏圖，必須要有勇猛頑強的精神和技藝超群的武藝。譚嗣同專門請蜚聲京內外的武林高手大刀王五傳授擊劍術。大刀王五早年曾在直隸（河北）、河南、陝西和甘肅一帶殺富濟貧、扶弱鋤強，人們稱他是“義俠”。譚嗣同欽佩大刀王五為民解難的仗義之舉，決意為了國事而練武強身。
12歲那年，北京城內外流行瘟疫。譚嗣同的母親、姐姐和哥哥3人相繼去世。他自己也被傳染，一直昏死3天才醒來。經過這場災難，譚嗣同痛失3位親人，他忍受了骨肉離別的痛苦。然而，母親屍骨未寒，譚嗣同又遭受了庶母的歧視和虐待。他痛苦萬分，走投無路，幾次被推到死亡的邊緣。處於這樣艱難困苦的生活中，他感悟到生命是那樣的微小，不過是具軀殼。但是，除了讓這一軀殼為了別人而存在之外，又有什麼可惜的呢？他崇拜墨子的“兼愛”、“任俠”和“摩頂放踵”的精神境界，要不分親疏遠近地愛別人，用自己的力量舍死忘生地去幫助別人，隻要對大多數人有利，即使自己全身從頭到腳被消磨掉也心甘情願地去做。
1883年，譚嗣同跟隨父親赴蘭州任所。在西北邊寨廣袤的原野上和層巒疊嶂的山峰中，他盡情地躍馬馳騁。壯麗的河山開闊了他的胸懷，更激起了他對祖國錦鏽山河的熱愛。各地的風土人情和人民的疾苦使他加深了對社會的了解和認識。第二年，法國軍隊侵犯滇閩，中法戰爭爆發，清政府在戰場和外交上首鼠兩端。對此，譚嗣同不能理解，感到十分困惑。為了探索一條改變中國現狀，而能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並駕齊驅的途徑，他開始漫遊各地，結交同誌，訪求民情。在長達十年的漫長旅途中，他的足跡遍及直隸、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台灣等省，耳聞目睹了民不聊生，路有餓殍的慘景。因而，譚嗣同發出了“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部猶是，人民複非”的哀歎。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但是，清政府一意妥協投降，致使中國軍隊遭到慘敗。聽到這一噩耗，譚嗣同奮筆寫了憤怒的詩篇：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卷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這首詩的大意是：人們說“春愁最愁人”，可是當前的民族危機，就是最大的春愁。它給我增加了無限的痛苦，這痛苦折磨著我，我應該向著蒼天，痛哭一場，一泄我久積在胸中的憤懣。這不隻是我一人這樣，民族危亡，使四萬萬中國人都一齊流下悲痛的淚水，我遙望天邊，痛苦地思索：理想的中國在哪裏呀？
1895年3月，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中國被迫賠償軍費2億兩白銀，將台灣、遼東半島、澎湖列島及附屬島嶼割讓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舉國哀痛。從愛國士紳到普通民眾都切齒扼腕，痛恨賣國賊把民族國家的利益視同兒戲，一些在北京的台灣省籍人不禁失聲痛哭。時在瀏陽的譚嗣同，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一人獨自在房內彷徨，痛定思痛。
當時，正值全國各地的舉人在北京參加進士考試。廣東舉人康有為邀集應試的1300名舉人，聯名上書皇帝，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因舉人進京考試乘坐公家提供的車馬，所以稱這次上書為“公車上書”。雖然，都察院以《馬關條約》已簽為由，拒絕接受“公車上書”，但上書被廣泛傳抄和刊印，從此揭開了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的序幕。這時遠在湖南的譚嗣同，雖然還沒有機會與康有為會麵，然而他的思想卻與康有為等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麵不謀而合。在艱難的探索中，譚嗣同形成了自己改造中國的思想體係，找出了一條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針對朝廷內外死抱“祖宗之法不能變”的頑固勢力對維新事業的扼殺，譚嗣同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明確地指出：“當今清政府所實行的不但不是儒家學說所倡導的治國之策，而實際上是暴虐的秦朝所實行，並導致中國兩千多年社會動蕩不安、黑暗腐朽統治的製度和法律法令。實行這樣的製度和法律法令還不如沒有製度和法律法令，尚且如此還說這樣的製度和法律法令不應該變嗎？即使是在今天全部地采用周公所製訂的盡善盡美的製度和法律法令，也不會有任何實效，因為時勢已經不同了。”“在今天，借鑒外國的製度和法律法令，而彌補中國所無，這是中國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由之路，是大勢所趨。”
譚嗣同批評一些官僚隻從外國引進機器技術不過是揀了芝麻而丟了西瓜，而學習西方的根本則是學習他們卓有成效的製度和法律法令。接著，他提出了係統的改革方案：改變官吏和民眾的衣冠式樣，遷都中原，皇帝除舊布新、開辟新的局麵，改革水路糧運，開發水利，廢除科舉製度。創辦各類學校，興辦鐵路、礦業，改用鈔票等。為了使改革方案得到順利實施，他提出了保障改革成功的4項措施：籌集變法經費，創造變法的條件，樹立變法的權威，招攬變法人才。
譚嗣同變法思想的核心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製度為模式，改造中國的封建專製製度，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進步思想不僅揭示了時代發展的方向，預示著中國封建專製製度將麵臨著前所未有危機，而且標誌著譚嗣同開始了一個嶄新的奮鬥曆程。
湖南新政 振興工商
1896年春，譚嗣同隨父親北上到達北京，爾後又到天津考察工業設施的發展狀況，但此行卻令他看到了許多民生淒慘的場麵，從此他萌生了發展工商業的念頭。去天津考察不久，譚嗣同的父親為他捐官（用交納捐款的辦法取得官職），為候補知府，分司浙江。在臨上任前，他拜訪了光緒皇帝的教師翁同龢。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譚嗣同“通曉洋務”。6月底，譚嗣同到達南京任所。他到任後，目睹了官場的黑暗和官吏的貪婪。他特立獨行（指有見識、品行端正，不隨波逐流），不與貪官汙吏同流合汙。譚嗣同雖身居南京，但振興祖國工商業的抱負使他時刻關懷著湖南的興衰，並與湖南的朋友頻繁聯係，商討興革大事。
剛剛就職的湖南巡撫（省級地方政府長官）陳寶箴，受到譚嗣同愛國思想的感染，接受譚嗣同實業救國的方案。於1895年11月，奏請清政府設立湖南礦務總局。不久，為了商談創辦礦業的具體辦法，譚嗣同離開南京，赴湖南麵見陳寶箴。恰巧這時歐陽中鵠也來到長沙，做陳寶箴的幕僚（官府中輔佐行政的人）。他對辦礦有一定經驗。譚嗣同萬分喜悅，立即和他的老師進行商量。他們打算先從開采煤礦入手，運進機器，物色礦師，以期事半功倍。師生二人，情投意合，談得十分熱烈，一直到深夜，才把開礦事宜設計得滴水不漏，非常周詳。
湖南礦務局成立後，譚嗣同與歐陽中鵠、唐才常、劉淞芙等人共同籌建湘礦。與唐才常、劉善涵開始在瀏陽東鄉開采“安的摩尼”（即銻）礦石，礦石經過化驗，證明是質量優良的稀有礦。於是唐才常籌劃在瀏陽西鄉躍龍市創辦煤井。譚嗣同並為已於1896年由官辦改為商辦的漢冶萍公司采辦煉焦用煤，等等。
在與一些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人物的交往中，譚嗣同更深入地了解了他們的願望和要求，產生了強烈的願望：新興的資產階級必須擺脫封建勢力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爭取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並分享一部分政權，然後才可能衝破封建經濟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限製和幹擾，而使資本主義獲得順利的發展。所以他一方麵希望封建地主投資於新式企業，並設立學校，講求科學技術，培養專門人才，以便有計劃、有步驟地把工業和農業納入機器生產的道路；另一方麵希望統治者改變壓製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借鑒西方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允許“官民”自由地興辦工礦企業，不但“予以自主之權”，不加“禁阻”，而且“鼓舞其氣”。減輕捐稅，如果厘金暫時不能廢除，也應“以學會及商會中人辦理厘金之事”，使資產階級擁有參與理財的權利，從而杜絕征收厘金的種種弊端，然後逐漸代以印花稅，這樣才能使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發展，才有可能與列強並駕齊驅。為此，就必須要實行政治上的變革。
湖南是變法維新運動中最有成效的一個省。而在其中扮演推動和領導角色的人物，應當首推譚嗣同。
1897年10月，譚嗣同應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從南京回到湖南。與湖南學政江標、按察使（主管地方司法刑獄和官吏考核的官員）黃遵憲以及熊希齡、皮錫瑞、唐才常等人，一同開始了推行湖南新政的工作。
倡導、興辦學會是湖南新政中一項重要內容。追溯中國曆史，中國古代並沒有學會這種事物，學會的產生是近代以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覺醒的標誌，是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組織成立的。維新人士認為，近代中國屢屢被列強打敗，是因為全國4億人形同散沙，大家沒有為民族和國家利益奮爭的凝聚力。因此，要使中國擺脫危亡，就必須“合群”（結成團體，協同一心，共紓國難），養成公德。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借助學會，開發民智，培養民德。
1895年，康有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強學會（由擁護光緒皇帝的官員文廷式出麵組織，會長由戶部郎中陳熾擔任），這是維新派成立最早的具有政治團體性質的組織。強學會以挽救時局為宗旨，每10天集會一次，大講“中國自強之學”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強學會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教師翁同龢的支持，曾一度吸引了許多官員和士大夫。會員數千人。強學會成為傳播變法思想、積蓄維新力量的陣地。然而在1896年初，北京強學會遭到朝廷封禁。譚嗣同聽到強學會被清政府封禁的消息後，極為憤概。原本並未參加強學會的譚嗣同，偏偏在強學會被封禁之後，立即在漢口著手建立湖南強學分會。經過多方努力，強學分會雖然沒有建成，但卻表現了譚嗣同與封建勢力勇敢抗爭的精神。
1897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帝國主義日益加緊瓜分中國的步伐。康有為在上海聞訊後，急速赴北京。第五次上書光緒皇帝，指出：瓜分大禍，迫在眉睫，必須當機立斷，迅速維新變法，否則“皇上與大臣想在都城做一個平民百姓都做不成了”。光緒皇帝讀後深為感動，表示不甘做亡國之君，隨即準備親自召見康有為。恭親王奕忻和一些守舊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見”為借口，從中阻攔。光緒帝改令康有為上遞條陳。
這時，譚嗣同、唐才常等人“思保湖南之獨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因而籌議組織南學會。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南學會於1898年2月成立。組織南學會，本是想從湖南一省做起，逐步把南方各省仁人誌士聯合起來，共同探討愛國之理，尋找救亡之法。南學會在長沙設立總會，由陳寶箴選派本省10位士紳擔任總會長，再由這10人聯絡會友。會友分三類，一是議事會友，由南學會創辦人譚嗣同、唐才常充任，職責是議定會中事務章程；二是講論會友，定期講學，隨時答問，公推皮錫瑞主講學術，黃遵憲主講政教，譚嗣同主講天文，鄒代鈞主講地理；三是通訊會友，承擔回複谘詢的工作。南學會規定每周開一次大會，或公議地方的事情，或由譚嗣同等人發表演講。聽眾十分踴躍，每次都有近千人參加。
譚嗣同演說時，常常揮動有力的手臂，氣勢激昂，他的觀點明晰，語言犀利，深深地打動了聽眾的心。在南學會，譚嗣同發表的第一次演講題目是《中國情形危急》。他沉痛分析了中國被帝國主義侵略而麵臨著的被瓜分的危險。在《論今日西學皆中國古學派所有》的演講中，他熱情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進代論和天賦人權論的思想，猛烈抨擊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君主專製。
譚嗣同希望通過南學會來團結維新人士，開導風氣，並不隻是著眼於湖南，而是以湖南為基礎，將變法成果擴及全國，力圖掀起全國性的變法維新運動。同時，譚嗣同還寄希望南學會在一定程度上擔當起“議院”的作用。譚嗣同以南學會為活動中心，團結了一部分迫切地要求革新的維新人士，並得到陳寶箴的支持，他對湖南的興革事宜多資策劃，從而促使湖南的的維新運動迅速地開展起來。
在南學會的影響下，湖南各府州縣紛紛組織學會，培養改造社會的人才，對於削弱陳腐守舊的頑固勢力，傳播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推動維新運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南學會積極參與推行新政，倡導設立課吏堂，以培訓新式官吏。在南學會的倡導下，湖南仿照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形式，設立了一個由官紳合辦的維持市區秩序的機構——保衛局。譚嗣同建議保衛局，不僅要能夠抵禦帝國主義的蹂躪和屠殺，而且要附屬設立遷善所，拘留有流氓、拐騙、盜竊等行為的人，強製他們勞動、學習技藝，使他們在被釋放以後，能夠棄惡從善，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不僅如此，譚嗣同等維新誌士在積極創辦學會以外，還致力於移風易俗的工作，使得社會風氣和社會習俗方麵也有了明顯的變化。
為培養國家有用的人才，必須廢除陳腐的教育製度興建學校。而教育賢才，又應當以學習算學、物理、化學為主。1895年，譚嗣同與好友唐才常、劉善涵等商量，準備在瀏陽設立算學館。譚嗣同上書歐陽中鵠和湖南學政江標，請求將瀏陽南台學院改為算學館。譚嗣同又擬定了算學館《開創章程》和《經常章程》，除規定時間學習算法外，其餘時間溫習儒家經典、曆史，閱覽外國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學、物理、化學、等書籍及各種報刊。譚嗣同的主張，得到他的教師歐陽中鵠及唐才常等人的支持，但是他們的行動卻遭到頑固派的激烈反對。那時，瀏陽災情嚴重，所以算學館的興建被迫擱淺。在這種情況下，譚嗣同邀集16人，組織了一個小型的算學學社，自己出資，購買書籍，聘請教師，開展活動。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在1897年初建成了瀏陽算學館，邁出了舉辦新政的第一步。
時務學堂，是湖南新政中一個重要的成果，也是培養維新變法人才的基地。譚嗣同為了它的創立和發展，花費了很多的心血。在時務學堂的影響下，湖南的一些開明士紳請求更改書院章程，嶽州府士紳郭鵬、方付鸞等請求嶽陽書院設置經學、史學、時務、地理、數學、詩歌散文六門課程。寶慶府武岡州擬將鼇山、觀瀾、峽江三書院的課程一律改為實學。時務學堂的設立對湖南學風影響巨大。
譚嗣同在湖南推行新政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創辦《湘報》（日刊）。《湘報》由譚嗣同、唐才常創辦於1898年3月7日，在長沙出版，每天一張。唐長常、熊希齡主編。主要內容有社論、奏疏、聖旨、本省及國內外政治、經濟、軍事新聞等。在此之前，湖南曾刊行《湘學報》旬刊，曾不遺餘力地鼓吹維新變法。但是，譚嗣同考慮到，列強紛紛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因而要使民眾更快地知曉國內外的局勢，知曉中國所處的困境；而且新聞的時效性很強，今天是新聞，到明天已不能算新，何況10日呢？因此，要體現“每天都有新的內容和思想的追求”“並將這種風氣傳播到其他省”的精神，所以重新創立《湘學》日刊。
《湘報》是維新派宣傳新思想和變法主張的喉舌，它所發表的論說文章一針見血，不僅有很強的感染力，令人精神振奮，同時具有深刻的說理性，讓人從中受到民主思想的熏淘。譚嗣同先後在《湘報》上發表20多篇文筆犀利的宣傳維新變法的文章。此後在《湘報》上便很少見到譚嗣同的文章，這無疑說明張之洞對譚嗣同等人宣傳維新的思想的壓製，而譚嗣同等人那一篇篇像投槍一樣的文章也的確使舊封建的頑固勢力膽戰心驚。《湘報》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學說，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製度的介紹，對維新變法思想的鼓吹和宣傳，對湖南以及各地維新運動的支持和介紹，推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增強了人們救亡圖存、維新變法的自覺性。
赴湯蹈火 推動變法
為了變法的成功，譚嗣同已經隨時做好了赴湯蹈火流血犧牲的準備。當時，譚嗣同等維新派在湖南推行的變法工作，遭到破壞，幾乎全部停頓。麵對朝野內外強大的頑固勢力對維新事業的阻撓和扼殺，譚嗣同感受到在中國實行變法的艱巨性和必要性，因而在進行和平改革遇到破壞時，他又開始尋求用武裝鬥爭的手段改造中國的途徑。
哥老會是清朝具有反清性質的秘密團體，成員來自手工業工人、破產農民、退伍軍人和遊民，他們的首領稱“袍哥”。據記載，湖南是哥老會組織的重點活動地區，約有12萬會員，他們崇尚剛正俠義，經常襲擊劫奪豪強及貪官汙吏的不義之財，而相約不侵擾平民。哥老會組織的特點及其反清宗旨，使譚嗣同為之向往。因此，譚嗣同與唐才常決定按照畢永年提供的線索，聯絡大江南北的哥老會與散兵遊勇，在其內部設立自立會，作為哥老會的領導核心，準備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使這支反清力量發揮作用。並準備在京結納有誌之士，作為接應。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頌布“定國是詔”，決定變法。此後，侍讀學士徐致靖於6月13日上奏折向光緒皇帝推薦譚嗣同與康有為、張元濟等。認為譚嗣同具有超絕的天才和無可比擬的學識，忠心愛國，勇於擔當重大的事情，不躲避艱難，不畏懼別人的攻擊和懷疑，在朝廷中可以任命為參謀之官，在地方可以為皇上衝鋒陷陣製敵取勝。如果譚嗣同等被皇上重用，以備皇上谘詢參與新政或在學堂工作，使他們任教，或開辦譯書局，讓他們從事翻譯工作，一定能做得恰如其分，輕而易舉，很快地顯見出實效來。奏折當天上奏。光緒皇帝當天就有上諭令“送部引見”。譚嗣同接到上諭後，感到光緒皇帝決意變法維新，中國的改革有了希望，國事大有可為，自己的理想就要付諸實現了。他興奮得徹夜未眠。但這時的譚嗣同頭腦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光緒皇帝宣布變法，隻是表明變法的開始，今後的道路會更艱難，將麵臨更大的阻力和考驗。離行前，他再三囑咐妻子李閏，要“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在給時務學堂學生的留言中，他引用佛經上“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意，寫下了“我不病，誰當病者”的話，從而表明譚嗣同時刻準備為變法獻身的勇敢精神。
在湖南新政蓬勃發展的時候，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鼓吹變法維新思想，闡發改革主張，勸說光緒皇帝讚同變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在1896年至1897年初，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知識分子為了“去塞求通”，有助於發現和鏟除社會弊端，創辦了一係列報刊，這些報刊成為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和主張，批判並回擊封建頑固派的陣地。比較著名的有徐勤等主編的上海強學會機關報《強學報》（上海），梁啟超任主筆、汪康年任總經理的《時務報》（上海），章太炎任撰述的《經世報》（杭州），章太炎主筆的《譯書公會報》（上海），夏曾佑創辦的《國聞報》（天津）。這些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問世，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
與報刊相呼應的是譚嗣同主持的南學會、時務學堂等全國各地的學會、學堂。在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維新誌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出現的學會和報刊，不但打破了清朝統治者對結社的禁令，在城市知識分子和士紳中初步形成建立民主性團體的風氣，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程度上宣揚了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精神，傳播了西方社會政治理論和自然科學的新知識，培植了平等、自由的思想，從而為變法維新運動擴大了社會基礎。維新派自己創辦的學會和報刊，聯係了一批具有民主意識和變革誌向的知識分子，這是中國國內最早形成的一支自覺的民主力量。在這支力量的帶動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已經形成，封建的傳統思想和頑固守舊的社會風氣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呈遞了《應詔統籌全局折》（上光緒皇帝第六書），請求光緒皇帝正式確定維新變法政策，選拔人才，改革中央政權機構。在這次上書中，康有為再次申述變法的重要性，批駁頑固派對變法維新的種種責難。光緒皇帝對這個奏折非常滿意，把這個奏折放在禦案上，每天都要瀏覽，對於世界各國勝敗興衰的原因更加明了。光緒皇帝實行變法的誌向更加堅定。
康有為除給光緒皇帝上書外，又於4月在北京發起組織以救亡圖存為號召的保國會。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在北京、上海設立總會，各省、府、縣設立分會。在保國會的影響下，保浙會、保川會、保滇會相繼成立。保國會的出現，為後來的百日維新作了直接準備。
自1895年公車上書以來，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得到廣泛傳播，維新派的力量不斷壯大。北京、上海、湖南、天津以及廣東等地的維新運動普遍高漲，維新派已創辦了3000多所學會、學堂、報館、書局，從而為百日維新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到1898年春夏之交，變法與反變法，以及與此密切關聯的帝黨與後黨之爭日趨激烈。處於無權地位的光緒皇帝，不願做亡國之君，頗想有所作為。
光緒皇帝，即愛新覺羅·載湉，是道光皇帝的孫子，同治皇帝的從弟。同治皇帝早夭無子，慈禧太後為了繼續垂簾聽政，於1874年擇立年僅4歲的載湉入繼大統，是為光緒皇帝。光緒皇帝在位期間，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在皇帝和慈禧太後周圍逐漸形成兩股勢力，產生了帝黨和後黨的權力之爭。
1889年，19歲的光緒皇帝舉行“大婚典禮”，按照清代製度，此後皇帝應該“親政”，慈禧太後不得不宣布“歸政”，退居頤和園，但要政還須請示她。她仍掌握著清政府的內外大權。光緒皇帝經曆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和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感觸很深。他在甲午戰爭時是主戰的，本想藉對日戰爭的勝利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料中國遭到慘敗，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戰後財政非常困難，北洋海軍全軍覆滅，淮軍所剩無幾。而人民的反抗，如西北的回民，四川餘棟臣和山東、湘贛的會黨（大刀會、哥老會）的武裝暴動，給予清政府嚴重的威脅。加上帝國主義掀起的瓜分危機，都使光緒皇帝十分憂懼。為了鞏固清朝的統治權，必須重練海軍，重理財政，這就使他傾向於改革，通過改革從慈禧太後手中奪得實權，改變國家衰弱的局麵。經過康有為等人多次上奏書催促，加上帝黨官員與維新派的積極活動，光緒皇帝決定利用不斷高漲的維新運動來實施變法。
譚嗣同接旨赴京，途經湖北時，突然生病，不能立即赴京。光緒皇帝電催“迅速來京，毋稍遲延”。於是，譚嗣同抱病動身，於8月21日到達北京，住進宣武門外的瀏陽會館。瀏陽會館與康有為住的南海會館相隔不遠，二人常常相互蹉商、研究如何推進變法運動。
9月5日，譚嗣同覲見光緒皇帝，表達了自己的政見。光緒帝對他很欣賞。光緒皇帝在特許康有為專折奏事並任命他任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後，於譚嗣同覲見的當天便下令破格授予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為四品卿衙，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
第二天，光緒皇帝召見譚嗣同，皇帝表示，他早就要圖謀富強，不願別人罵他是“昏君”，“沒有辦法，太後不允許變法，又有滿洲各大臣總是說要守祖宗之成法”，他“自己的確束手無策”。又叮囑譚嗣同，凡“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他“必依從”。
譚嗣同等軍機四卿的具體工作是閱覽全國臣民的奏折、上書，並擬出處理辦法，“凡事關新政者，每令擬旨，大軍機不與聞”，譚嗣同等也不向他們通告。軍機處是清政府的中樞決策機構，一切國家的重大決策，包括人事任免，都由該處官員參與製訂和決定。譚嗣同等成了光緒皇帝推行新政的心腹參謀。
為了報答光緒皇帝的信賴，也為了實現自己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抱負，譚嗣同悉心盡力地工作。譚嗣同考慮到康有為提出的變法措施（包括替別人所寫奏折中提出的）還必須補充更為切合現實的新內容，所以他在9月12日為光緒皇帝擬了一道值得注意的諭旨，指出目前所進行的各方麵改革並不是“崇尚新奇”，而是為了使“赤子”得到“康樂和親”。中國處於“各國環處，陵迫為憂的局麵，不吸取西人的長處，便不能發展我們已有的長處”，而“不肖之官吏，與守舊之士大夫”卻不明了這個道理，“相互鼓勵謠言，使百姓疑惑而驚恐”，必須切實糾正，“以成新政，以強中國”。在這裏，譚嗣同強調變法主要是“為民立政”（他所說的民，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必須認真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學說中汲取那些經濟上和文比上能充分體現“民”的利益的東西，從而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侵淩，進而躋於富強國家之列。這表現了他比較鮮明的資產階級民主觀和愛國思想。
從6月到9月，康有為本人或代其他官員起草的變法奏折50多件，大部分被光緒皇帝采納，並以上諭形式發布全國。
“明官國是” 變法失敗
變法觸犯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廢除八股取士，使舉國守舊迂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業，自是日夜相聚，陰謀與新政為敵。撤並政府機構和裁汰冗員，將使大小官僚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令旗人自謀生計，更引起慣於寄生生活的八旗子弟及守舊勢力的仇視。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封建頑固勢力，從變法法令下達之日起，就極力進行阻撓和破壞。對光緒皇帝的一係列關於變法和新政的詔諭，除了手無實權的某些開明帝黨官員表示支持，湖南巡撫陳寶箴能認真執行，湖北巡撫曾鑠也比較熱心之外，其他各省督撫則觀望敷衍，甚至抵製。如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廣總督譚鍾麟，對諭令籌辦之事，竟無一字複奏，經電旨催問，劉坤一聲稱“部文未到”，譚鍾麟則置若罔聞。光緒皇帝雖然也諭令獎勵陳寶箴，斥責劉坤一和譚鍾麟，但新政在絕大多數省份仍然不能推行。因此，光緒皇帝關於變法的許多詔諭，大都成了一紙空文。而陰險狡詐的慈禧太後集團，從新政一開始，就加緊布置，準備反撲。
“明官國是”詔書頒布後4天，即6月15日，慈禧太後迫使光緒皇帝在一天之內連發3道諭旨：第一道是下令免去光緒帝師傅翁同龢的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等職務，驅逐回籍。翁同龢本係支持變法的帝黨首領，他的被革職，無疑是對光緒皇帝和變法運動的沉重打擊。第二道諭旨規定，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官員，必須到皇太後麵前謝恩。已經“歸政”的慈禧太後，照例不再召見大臣。這一違反常規的舉動無疑是要重新控製光緒皇帝，抓住朝廷用人大權，阻塞光緒皇帝與破格重用維新派和支持變法的帝黨官員的渠道。第三道諭旨是任命慈禧太後的親信榮祿署理直隸總督。不久又實授榮祿統帥北洋三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誠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並加文淵閣大學士銜（軍機大臣及內外名官之資望特重者，授大學士作為榮典）。於是榮身兼將相，權傾舉朝。同時，慈禧太後又廣布心腹，把北京城內外和頤和園的警衛權牢牢抓到自己手裏。
麵對慈禧太後的一連串打擊，9月4日，光緒皇帝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六人全部革職。同時授王照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9月5日，光緒皇帝又破格任命譚嗣同等係機四卿，加緊推行新法。9月7日，把阻撓新政的李鴻章等人逐出總理衙門。
光緒帝的這些反擊措施，更加激起了慈禧太後的惱恨，下決心撲滅新政，於是不斷派人去天津與榮祿密謀策劃。京津一帶盛傳10月間慈禧偕光緒皇帝去天津閱兵時發動政變，廢掉光緒。
9月14日，光緒皇帝決定開懋勤殿，計劃任命李瑞棻、徐致靖、康有為、楊深秀、康廣仁、梁啟超、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為顧問，谘詢改革官製等方案。光緒帝為了避免慈禧太後和守舊大臣的指責，就讓譚嗣同根據內監拿出的康熙、乾隆、鹹豐三朝“聖訓”，擬寫“詔諭”，然後請命於慈禧太後。譚嗣同從這件事，看出了光緒皇帝確實無權，而受製於慈禧太後；同時想到天津閱兵的時間迫在眉睫，將要出現非常激烈的鬥爭，而維新派雖然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取得了草擬諭旨和閱覽奏章的權力，但沒有掌握軍隊權，也就無法來保障變法運動的推行和防禦頑固派的迫害。
在這種情況下，譚嗣同考慮到如何利用光緒皇帝的關係結納擁有重兵的將帥為援。究竟召哪一部分“外兵”最合適？譚嗣同和康有為研究後，認為曾加入強學會並握有7000人武裝的袁世凱可為已用。於是派遣徐致靖的侄子徐仁錄去天津小站探視袁世凱的虛實。見麵時，袁假意恭維維新派。與此同時，譚嗣同密薦袁世凱有“將才”，要光緒帝“先發製人”，把頑固派所依靠的慈禧太後“監禁在頤和園，以期製止頑固派對於維新的一切障礙”。光緒帝看了譚嗣同的密折，立即采納，招令袁世凱入京覲見。光緒皇帝於9月16日召見了袁世凱，誇獎他練兵有功，並提升他為侍郎，叫他專辦練兵事務，以保新政。
9月中旬，政變風聲四緊，光緒皇帝在驚惶失措之中，於14日黎明時召見楊銳，問他是否可想一良策，既可排除維新變法的阻力，除舊布新，使中國轉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並泣涕商量保全之策。楊銳原是張之洞的門生，以新進官僚表示支持維新而得到光緒帝的信任。但此時他畏懼推辭，於是光緒帝寫一道密詔，說自己“位且不保”，要楊銳和康有為、譚嗣同等商量，趕緊設法“相救”。楊銳接受密詔後，驚惶無策，數日隱匿不敢出門。
光緒帝召見袁世凱的當天，前往頤和園向慈禧太後問安，了解到陰謀政變的危急情況，就於次日回宮後，寫第二道密詔約林旭帶出，要康有為迅速出京，留著性命以便今後為他出力。之後，光緒帝又召見袁世凱，向袁世凱授意：回天津後，“即帶兵入京師”，“以免意外之變”。
袁世凱本是李鴻章提拔的洋務派官僚，雖曾參加過康有為倡辦的強學會，隻是籍此沽名釣譽，根本沒有一點要求變法的思想。此時他正心懷鬼胎，表麵應付，而內心是不願冒險地與掌握軍政大權的後黨為敵。所以他在光緒帝召見後，就謁見剛毅、王文韶、裕祿等屬於後黨的大臣，揚言自己無功受祿，一定力辭，籍以試探這些權貴的口氣，並企圖表白自己雖被光緒帝所提拔，但並沒有絲毫與後黨為敵的意思。
頑固派得知光緒帝召見並提拔袁世凱後，榮祿立刻密謀製造了英俄在海參崴開戰的謠言，借機調動聶士誠的武毅軍移駐天津陳家溝一帶，守住北京至小站的過道，以防袁世凱的軍隊西行；又調動董福祥的甘軍移駐北京南麵的長辛店，準備對帝黨和維新派進行鎮壓。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布置政變，已呈劍拔弩張之勢，而光緒帝的第一次密詔，直到9月18日早晨，楊銳才交給林旭。林旭馬上將兩道密詔分別帶給譚嗣同和康有為。康有為、譚嗣同看了光緒帝的密詔後，相對痛哭，束手無策，除拉攏袁世凱之外，又幻想取得英、日帝國主義的支持，挽救敗局。
英、日帝國主義為了和沙俄爭奪在華霸權，曾表示願意幫助中國變法。維新派輕信了他們的諾言，稱讚英、日帝國主義是“救人之國”，並奏請光緒皇帝聯合英、日對抗頑固勢力。英、日帝國主義也密切注視中國政局的發展。9月14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到北京。他原想博取光緒皇帝和維新派的信任，操縱中國政治，但當他發現維新派的敗局已定，便無意支持光緒皇帝的維新變法，隻對光緒帝和維新派虛表“同情”。康有為等人也曾到外國駐華使館要求支持，但毫無結果。
9月18日，譚嗣同急電唐才常：“速偕同誌，來京相助”。晚上，譚嗣同獨自一人急赴袁世凱在北京的住地法華寺。他不等通報即闖入袁宅，他開門見山地問袁世凱：“榮祿他們準備趁皇上到天津閱兵的機會，陰謀廢掉皇上，你聽說了嗎？”袁世凱回答：“嗯，我聽到一點傳聞”。譚嗣同接著說：
“現在皇上大難臨頭了，隻有你一個人能夠救他，你如果願意救，就救他；不願意救，就請你到頤和園慈禧太後那裏去告密，殺了我，你就可以享榮華富貴了！”袁世凱看到譚嗣同聲色俱厲，腰間隆起，好像攜帶著利刃，知道他不達目的，是不會輕易走的。便假惺惺地說：“你把我袁某當成什麼人了？你我都是受過皇上特殊恩典的人，救護皇上，不但是你的責任，也是我的責任。有什麼，你就盡管吩咐，我袁某一定萬死不辭！”
聽了袁世凱的話，譚嗣同以為袁世凱已被說動，連忙拿出光緒帝的密詔，激動地說：“你如果真心救皇上，就立刻回天津，殺死榮祿，然後率兵進京，一半兵力包圍頤和園，一半兵力守皇宮保衛皇上。”並告訴袁世凱，他自己已雇有好漢數十人，並電告湖南召集良將多人，很快就到，他將率領這支武裝力量除掉慈禧太後這個老朽。
袁世凱聽了這番話，左右推托，經譚嗣同再三催促後，袁世凱才表示：“如果皇上在閱兵時，迅速跑到我的大營裏，傳令殺奸賊，我袁某一定拚死去幹”。譚嗣同說：“榮祿可不是等閑之輩，恐怕不那麼好對付吧？”袁世凱拍著胸脯滿口答應：“如果皇上在我軍營裏，隻要命令我下手，那麼殺一個榮祿就像殺一條狗那樣容易！”譚嗣同提醒道：“恐怕等不到10月，就會發生變亂，勢甚迫急，必須早做準備。”
袁世凱借口事機緊迫，必須立即回天津部署。袁世凱騙走譚嗣同後，反複籌思，如癡如病。他感到光緒皇帝既沒有實權，又沒有軍隊；維新派也是空談書生；慈禧太後掌權多年，根深蒂固，投身光緒，自身難保；投靠慈禧，可升官發財。
9月20日，袁世凱向光緒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忠心”。傍晚，他急忙趕回天津，到總督衙門向榮祿告密，同時策劃鎮壓維新派。當夜，榮祿急忙入京，向慈禧太後報告。次日淩晨，慈禧太後決定發動政變。經過周密布置，立即回宮，命太監收了光緒帝的璽綬，隨即將光緒幽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宣布“訓政”。同時下令搜捕維新派。殺氣騰騰地要殺盡維新派，剿滅維新變法的思想。
在政變前一天，康有為按照光緒皇帝的旨意離京赴滬，在英國人的保護下逃往香港。梁啟超則在政變當天躲入日本公使館，後在日本人的掩護下，喬裝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從6月11日至9月21日，為時103天的“新政”便宣告終結。
變法而死，死得其所
1898年9月21日，政變發生後的當天中午，譚嗣同正在自己的寓所裏同梁啟超商議對策。二人對坐床上，苦心焦慮。忽然有人報告朝廷派人來南海會館搜捕康有為，又聽說慈禧宣布垂簾訓政，兩個人大驚失色，深深地擔憂康有為的安危，痛惜維新變法事業慘遭夭折。譚嗣同從容地對梁啟超說：
“過去我們籌劃救皇上，現在已不能救了，今天我們想救康有為也了無辦法。我已無事可辦，隻是等待就義的那一天了！雖然這樣，我們知道天下事並非盡如人意，你可以試入日本使館，謁見伊藤博文，請他致電日本駐上海領事在那兒救護康先生。”
這天晚上，梁啟超按照譚嗣同的主意赴日本使館，而譚嗣同卻終日不出門，等待著唐才常率哥老會“健兒”的到來，以求從瀛台救出光緒皇帝。但是，事情正值千鈞一發之際，容不得更多地等待，他立即與大刀王五商議劫出光緒皇帝的計劃。不料，自從政變發生後，紫禁城外每一處崗哨，就增至
20人，往來巡查，日夜不息，而且各土門戒備森嚴。這樣，劫救光緒皇帝的計劃不得不放棄。
為了保存維新力量，以圖再舉，大刀王五苦勸譚嗣同暫作躲避，並願意做譚嗣同的保鏢，護送他出京。但是，譚嗣同堅決不同意。他把心愛的“鳳矩”寶劍贈給大刀王五，以作紀念。這時，譚嗣同已做好了流血犧牲的準備。
9月23日，譚嗣同已經知道犧牲在所不免，但他不顧自己的安危，毅然去日本大使館，勸說在那裏避難的梁啟超，東赴日本，以待來日。他對梁啟超說：“沒有暫避時艱的人，便無法尋機再舉；沒有為事業而犧牲的人，就不能激勵後來的人”。之後，譚嗣同和梁啟超一同去會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商討劫救光緒皇帝的辦法，決定由容閎去見美國公使，梁啟超去見日本公使，李提摩太去見英國公使，請他們設法保護光緒皇帝。但那時這幾個外國公使均不在，因而這一設想又落空了。
在與梁啟超告別時，譚嗣同把自己所著的詩文辭稿本數冊和一箱家書托咐給梁啟超，在生死離別之時，譚嗣同和梁啟超緊緊地抱在一起。
從使館回到寓所，譚嗣同仍與幾位誌士謀劃營救之事，一直到入獄。一天，日本使館派人來到寓所，提出可以設法保護，讓譚嗣同安全出京。來者苦勸，譚嗣同慷慨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9月24日，譚嗣同在寓所——瀏陽會館的“莽蒼蒼齋”被清政府逮捕。譚嗣同入獄後，被囚禁於刑部監獄。大刀王五為了使譚嗣同少遭獄吏的折磨，專門給獄吏送去錢。譚嗣同在獄中視死如歸，慷慨激昂地在囚室中壁上寫下了：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他想到漢朝的張儉和杜根不畏權貴，勇敢地勸諫太後歸勸皇帝而遭到殘害，到處流浪，曆盡人間的苦難，可是他們卻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愛戴，死後而流芳千古。譚嗣同感慨變法事業雖然遭到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的扼殺，但是改造中國的事業決不會就此而停止，這一次夭折必然喚起更多的誌士為之而奮鬥。在反動統治者的屠刀麵前，譚嗣同大義凜然，視死如歸。他又想到康有為，並寄望康有為繼續承擔起維新變法大業，“他的去和我的留，都是肝膽相照，像巍然屹立的昆侖山一樣的巨人”。
譚嗣同等維新誌士被囚禁後，封建頑固勢力更加猖狂。兵部掌印給事中（掌管國家軍事力量部門中的官員）高燮曾和福建道監察禦史（掌監察百官的官員）黃桂鋆上奏，主張早日處決譚嗣同等人。刑部尚書趙舒翹在慈禧太後召見時，惡毒地說：“這些無父無君的禽獸，殺無赦”，是不必訊問的。這些話都說到了慈禧的心坎上，她無不為斬盡殺絕維新誌士而後快，但是慈禧太後的殘酷屠殺，便預示著這一統治的危機將更快地到來。
9月28日，是北京最暗的一天。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上，臨時豎起六根木柱、木柱前綁著六個維新誌士。他們是譚嗣同、楊銳、劉先軍、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刑場上聚集了很多人。隻見譚嗣同正氣凜然地對監斬官剛毅喝道：“你過來，我有話講！”剛毅不敢正視，倉皇示意劊子手，立即行刑。譚嗣同對圍觀的群眾大聲說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譚嗣同麵對屠刀毫無懼色，英勇就義。
這一年他才33歲。譚嗣同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了國家的強盛，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大刀王五滿懷悲哀地為這位誌士收斂了屍體。第二年，譚嗣同的骨骸被運回湖南瀏陽原籍。在城外石山下建造了誌士的陵墓。
戊戌政變後，維新變法運動宣告失敗。譚嗣同的家鄉——湖南，陳寶箴被革職，新上任的巡撫俞廉三，在慈禧後麵亦步亦趨，全部摧毀了湖南新政時期創辦經營的各種事業，囚禁、罷黜或放逐支持或讚同維新變法的人，經過血腥的鎮壓之後，光緒皇帝所頒布的變法措施除京師大學堂和保甲製度被保留下來以外，其他全被取消。
在這場資產階級革命封建政治製度，推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開創新式文化教育事業的運動中，譚嗣同是一個核心人物。他的思想閃耀著追求民主政治理想、深刻批判封建的專製製度及其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勇往直前無私無畏精神的光輝。他的愛國思想、對傳統的批判精神激勵著後人為民族的振興和國家的強盛而執著地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