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主繼位，奸臣當道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鎮守遼東主將吳三桂降清並引清兵入關，在擊敗農民軍後占領北京。麵對明王朝覆滅的命運，地主階級不甘心，地主階級中一些開明之士、報國之臣如史可法等對此也是不能坐視忍受的。崇禎皇帝已死，由誰來主持朝綱？對這一問題，遺存的統治階級上層中發生了分歧。大臣張慎言、呂大器、薑日廣等人主張立潞王朱常淓，雖然其為神宗侄兒，但因其“賢明當立”。福王朱由崧，雖然其為神宗嫡孫，倫序當立，但“品行不端”。
史可法同意並支持立潞王朱常淓。以鳳陽總督馬士英等為首主張立福王以竊取權柄。福王在李自成起義軍攻克洛陽後逃到淮安，被馬士英接住鳳陽。馬士英見福王昏庸可恃，有利可圖，決意立之。當馬士英詢問史可法欲尊誰為帝時，史可法則認為福王昏庸而不可立。在兩派觀點不合的情況下，馬士英先發製人，率黔軍搶先將福王護送至南京，並勾結擁有兵權的高傑、劉澤清，勳戚內侍劉孔昭、韓讚國等迎立福王，強迫史可法等接受既成事實。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史可法等為顧全大局，最終被迫認可。這種妥協的態度是導致史可法悲劇的重要原因。
福王於五月十五日即位，年號弘光，是為弘光帝，從而建立了南明第一個政權。福王既立，召眾臣舉薦閣臣，眾人推薦史可法、高弘圖、薑日廣。而勳戚內侍劉孔昭自薦入閣，被眾臣以明朝沒有勳戚入閣慣例製止。劉孔昭勃然大怒，說：“既然我不行，馬士英為什麼也不可以入閣？”這樣，馬士英被任命為東閣大學士、都察院右副都禦史，與史可法及戶部尚書高弘圖同時入閣。史可法仍舊掌管兵部事，馬士英仍總督鳳陽軍隊。
馬士英為人貪鄙無遠略，入掌中樞後，結黨營私，排擠忠良，獨握大權，內用宦官，外結勳戚，以致朝政濁亂，賄賂公行。
馬士英入掌中樞後，首先密以“品行不端”書呈上。結果，五月十五日福王即位，第二天馬士英入閣，十九日史可法即被排擠出南京，督師揚州。然而，福王昏庸，不思振作，馬士英等奸臣愈發猖獗。隨後，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一些正派的大臣如呂大器、薑日廣、高弘圖等被一一排擠出朝廷，而閹黨餘孽如阮大铖、張捷、楊維垣等卻被重用。
這個腐敗的政府一成立，不但不發兵抗清，反派使臣攜金帶銀酬謝清軍“助剿”，還將吳三桂封為侯。史可法麵對殘酷的現實，仍抱有幻想，上書勸諫弘光帝勵精圖治，這真有些“對牛彈琴”之意味了。當此時，不知史可法對自身被排擠作何感想，對奸臣當權、公行無道有何感觸。史可法對這些全然不顧，仍竭盡全力，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以“忠君報國”。
史可法督師揚州，所轄晚明史上的“江北四鎮”的藩鎮首領各有其特點。
被封為興平伯的高傑綽號“翻山鷂”，原是李自成手下的將領，因與李自成之妻邢氏私通事發而攜本部人馬投降了明朝。李自成由河南攻陝西，高傑抵擋不住，率部下四萬多人馬由陝西、山西、河南直奔富庶的揚州。在“江北四鎮”中，高傑所部實力最強。
被封為靖南侯的黃得功綽號“黃闖子”，是明軍的一員宿將，但粗猛不通文義，因在江淮之間與張獻忠等農民軍的作戰中立有戰功，所部雖不及高傑部強大，但眼中卻瞧不起高傑這個“降賊”，也想領兵搶占揚州。
被封為東平伯的劉澤清狡詐凶殘，其人在將略方麵沒用所長，惟獨喜愛聲色貨利。
被封為廣昌伯的劉良佐綽號“花馬劉”，其人貪財好色，目不識丁。
劉澤清與劉良佐二人雖然實力不濟，但仰仗有馬士英做後盾，也在打揚州的主意。
史可法到揚州後，根據“江北四鎮”軍紀敗壞、火拚仇殺、將士失和的狀況，往來談和，曉以大義，調節矛盾，暫時安定了軍心，緩和了百姓與官軍的矛盾。同時開禮賢館，招納四方才智之士。
寧死不屈，大義赴死
隨著清軍的逐步南下，史可法感到北方戰事已告急，討伐闖王失利。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八月，史可法接到清攝政王多爾袞的勸降書。在勸降書中，多爾袞把清軍占領北京說成是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國，且是給明朝“代為雪恥”。如果南明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若不歸附，清軍便與李自成聯手消滅南明。同時，多爾袞以吳三桂為例子，用高爵厚祿誘降史可法。可以說，多爾袞的勸降書極盡縱橫捭闔之能事。對此，史可法表現了鮮明的愛國立場和不卑不亢的民族氣節，指出明朝才是正統相承的。
史可法既駁斥了多爾袞的說教，又於情於理，義正詞嚴地拒絕了多爾袞的誘降陰謀，表明了自己要“鞠躬盡瘁，光複神州”的堅定決心。然而，史可法最憂慮的還是南明政權的腐敗。他認為，當前形勢即使嚐膽臥薪，聚才智之精神，集合各州之物力破釜沉舟，還恐怕無濟於事，更何況防備不力，人心不一，威令不行，而且軍政廢弛呢！他一再勸諫弘光帝“念祖宗之鴻業，懷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選將練兵，滅“賊”禦敵。然而，由於馬士英等奸臣從中作梗，史可法的奏疏多被押而不奏。
繼多爾袞誘降史可法後不久，南明派去與清廷議和的正使左懋第被清廷扣留，議和副使陳洪範隻身狼狽回到南京。同時，清軍步步緊逼，南明軍隊與清軍在黃河南北對峙。
清世宗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一日，清定都北京，同時大舉發兵南下。為抗擊清軍，史可法率軍北征，收複了如宿遷（在今江蘇淮陰西北）等失地，在邳州（今江蘇邳縣西北舊邳縣）與清軍相持半月，迫使清軍後退。而馬士英看了史可法送來的戰報卻“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馬士英說：“你以為真有此事嗎？那隻不過是史可法使用的伎倆而已。一年快到頭了，防河將吏應該表表功，耗費的軍資也該清算了，這是在敘功、清算哪！”一邊是在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出生入死，一邊是在盡情享樂又百般掣肘，多麼鮮明而又淋漓盡致的對照！馬士英一向忌妒史可法的威望，為牽製、監視史可法，馬士英將阿諛自己的衛胤文安插在史可法部下做兵部右侍郎，這樣既奪了史可法的權力，又使史可法無法施展能力。
馬士英等奸臣的倒行逆施引起朝中有正義感的大臣們的極大憤慨，於是紛紛上奏參劾馬士英，然而這時的弘光帝仍然安慰並挽留馬士英。其昏聵至此，南明不滅亡豈不是怪事了。
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正月，南明軍隊內訌又起。史可法督管的揚州“江北四鎮”中惟一抗清的將領高傑為叛將所殺，部下為爭奪領導權，混亂不堪。史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為矣。”
史可法剛剛將此安撫妥當，南明朝內又鬧起了“大悲案”、“崇禎太子案”和“弘光童妃案”。一時間烏煙瘴氣，人心惶惶。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四月二十日，清軍兵臨揚州城下。明降將李遇春到城下勸降史可法，對史可法喊道：“先生忠義名揚華夏，卻不見信於朝，這樣死了，不是太不值得了嗎？”史可法憤怒至極，彎弓射之。對清軍所下勸降書，史可法連封都不啟，接到後即付之一炬。二十四日，清軍開炮攻城，明軍雖拚死抵抗，無奈寡不敵眾。史可法見大勢已去，拔刀自刎，血染衣袂卻未絕，被清軍抓獲。
清豫親王多鐸對史可法肅然起敬，待之以禮，勸降說：“今忠義既成，先生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報。”史可法答詞擲地有聲：“吾為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做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多鐸說：“君不見洪承疇嗎？降則富貴。”史可法更是斬釘截鐵：“我怎肯效其所為！”多鐸拔刀欲砍，史可法迎刃而上。多鐸連退數步，口稱“好男子！”終知史可法誌不可奪，乃說：“既為忠臣，當全其名。”史可法厲聲說道：“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碎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城百萬生靈不可屠戮。”隨後慨然授命，年僅43歲。史可法死後被肢解。
為紀念這位民族英雄，揚州人民在揚州城外梅花嶺上為史可法築起衣冠塚。史可法的曆史悲劇，悲得慘烈，悲得壯麗。
忠心輔幼主，墓毀屍鞭冤
――多爾袞之冤
多爾袞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清太宗皇太極的弟弟。崇德八年（公元1644年）八月初9，正當進取中原的準備工作順利進行時，皇太極病逝。經過五天的激烈爭鬥，睿親王多爾袞提議立皇九子福臨繼位，自己與鄭親王濟爾哈朗輔政，禮親王代善等王公讚同，六齡幼童福臨便於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篤恭殿寶座，成為大清國新皇上。
多爾袞既是順治帝的叔父，又是攝政王，是清入關前後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為清王朝的建立和鞏固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他的權勢遭到順治帝的不滿和許多大臣的嫉妒，所以多爾袞死後僅兩個月，就以謀逆罪被剝奪爵位，毀墓鞭屍，其親屬也大多被殺被貶。
輔佐太極 鞏固後方
多爾袞（公元1612～1651年）在努爾哈赤諸子中較有才能，深受努爾哈赤喜愛。他的生母是烏拉納喇氏，阿濟格和多鐸是他的同母兄弟。
後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努爾哈赤死去，多爾袞的生母被逼殉葬。接著，努爾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極即位，即清太宗。當時多爾袞年僅15歲，被封為貝勒（貴族封爵）。因按年齡序列第九，故稱九貝勒。
天聰二年（公元1628年）二月，17歲的多爾袞隨同皇太極進軍蒙古察哈爾多羅特部。因其作戰英勇有功，深得皇太極賞識，被賜以美號“聰明王”。從此，謀略過人的多爾袞逐漸成為後金軍的主要統帥之一。
多爾袞幾乎是每戰必出征，而且每次都表現得非常英勇。天聰三年，他隨皇太極自龍井關趨通州，直逼北京城下，敗袁崇煥、祖大壽的援兵於廣渠門外，又破山海關援兵於薊州，次年始還。也就是在這次戰役中，他和皇太極使用反間計，使崇禎帝處死了名將袁崇煥，從而使明王朝在遼東的防務更加敗壞。天聰五年，他隨皇太極攻明於遼西。大淩河之戰中，他親自衝鋒陷陣。攻錦州時，他又一馬當先。祖大壽從錦州城頭向南發炮，洪承疇軍由南向北發炮，多爾袞被夾在中間，幾乎被擊斃。以後祖大壽投降，多爾袞曾向他談到當時的危險情形。祖大壽惶恐不安地說：“果有此事！如彼時炮中王馬，為之奈何！”多爾袞則坦然說：“彼時兩仇相敵，唯恐不中。大壽言不由衷，誠為可笑！”此事表明，多爾袞不僅作戰英勇，而且頗有胸懷。
由於多爾袞在軍事、政治上已經成熟和可以信賴，在天聰五年皇太極設立六部時，命他掌吏部事，更全麵地參與軍政大事。
多爾袞不負皇太極的厚望。天聰七年六月，皇太極與諸貝勒、大臣探討進一步興國的大計。多爾袞以敏銳的目光，直抒了他的戰略思想。他從奪取全國的目標出發，力主以征明為先。他說：“宜整兵馬，乘穀熟時，入邊圍燕京，截其援兵，毀其屯堡，為久駐計，可坐待其敝。”這種深入內地，蹂躪明朝土地人民，消耗明朝國力，然後再與之決戰的戰略，深得皇太極的讚同，以後的幾次征明，基本上都是照著這個方針行事的。天聰八年五月多爾袞從皇太極征明，克保安，略朔州。次年，在招撫蒙古察哈爾的歸途中，多爾袞自山西侵入明邊，在山西、宣大一帶，又搗毀了明朝的寧武關，騷擾和攻略了代州、忻州、崞縣、黑峰口及應州等地，俘獲人畜七萬餘。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將左翼，嶽托將右翼，自董家口等地毀明邊牆而入，越過明都至涿州，分兵八路，西掠至山西，南至保定，擊破明總督盧象升。又南下臨清，渡運河，破濟南。北還時複掠天津、遷安等地，出青山關而還。此役，縱橫豕突數千裏，蹂躪城池四十餘座，擄掠人口二十五萬有餘，奪取財物更是不計其數，給明朝以沉重的打擊，給山西、河北、山東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多爾袞因為此役功大，被皇太極賜馬五匹，銀二萬兩。
對察哈爾和朝鮮，多爾袞全力貫徹皇太極“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方針，使統一全國的後顧之憂得以早日解決。
在順利地解決了蒙古和朝鮮的問題之後，多爾袞便集中力量協助皇太極，和明朝在遼西地區進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較量。
崇德三年，為進軍明朝作準備，多爾袞又監督修治了盛京至遼河的大道。隨後，清兵自董家口侵入明境，先後到達山西、河北、山東大片地方，崇德四年方回。為奪取明朝在山海關外的地方，崇德五年，多爾袞屯田義州，並不斷向錦州、鬆山、杏山等城進攻。由於進展遲緩，受到皇太極的責備，被降為郡王，罰銀萬兩，奪二年祿。受處分後，多爾袞更加兢兢業業，並在鬆錦之戰中，俘獲明朝統帥洪承疇，迫使明朝大將祖大壽最後投降。鬆錦戰役使明朝受到巨大的打擊，多爾袞威望大著，被恢複親王。這時，皇太極已抱病在身，軍國大事便經常委托濟爾哈朗和多爾袞這兩個親王共同處理。
在清軍入關前，多爾袞追隨皇太極轉戰南北，為清朝統一東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重大貢獻，使清廷有了一個鞏固的後方，這使他成為清廷的核心人物。
擁立新君，率兵入關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極突發暴疾死去。由於他生前未立儲君，所以皇位繼承問題就引發了滿洲貴族尖銳的矛盾。
清入關以前，繼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諸王議立。皇太極死前，諸王已漸漸分成兩派：一派以多爾袞為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為首，早已露出了爭立的苗頭。皇太極剛死，雙方的擁立者立即展開了活動。皇太極自領的正黃、鑲黃兩旗及豪格主管的正藍旗，誓立豪格。圖爾格、索尼、圖賴、鞏阿岱、鼇拜、譚泰、塔瞻等大臣齊往豪格家，策劃立豪格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願死生一處”。豪格又派人去探尋鄭親王濟爾哈朗的意向。濟爾哈朗是努爾哈赤的侄子，當時頗有影響，他也傾向於立豪格為君。但是又主張要與多爾袞商議。
另一方麵，多爾袞和多鐸所統率的正白、鑲白兩旗，則主張立多爾袞為君。多爾袞的兩個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濟格、豫郡王多鐸和一些貝勒大臣，都堅決支持多爾袞。雙方各不相讓，形勢極為緊張，清政權處於嚴重危機之中，隨時有發生混戰的可能。
皇太極死後第五日，多爾袞采取主動，他召集諸王大臣會議，議立嗣君。這一天，氣氛緊張到了頂點。天剛亮，兩黃旗大臣就盟誓於大清門，並令兩旗的巴牙喇兵（精銳親兵）張弓箭，環立宮殿，擺出兵戎相見之勢。正式開會之前，多爾袞還在試探黃旗大臣索尼的態度，索尼冷冷地說：“先帝有兒子在，必須立其中的一個，我就是這個意見，沒有別的可說。”會議開始，索尼等人就搶先發言，力主立皇子。阿濟格、多鐸則針鋒相對，勸多爾袞即帝位。這時，兩黃旗的將領們都佩劍上前說：“吾屬食於帝（皇太極），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多爾袞看到，自己與豪格相比並不占優勢，在這種情勢下，如果多爾袞強自為帝，必將引火燒身。於是，多爾袞提出一個折衷方案：立皇太極第九子6歲的福臨為帝，由濟爾哈朗和他輔政，等福臨年長之後，當即歸政。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為雙方所接受。這樣，既排除了他的政敵豪格，又可使他實際上享有帝王之權。
在達成協議兩天之後，又有兩人圖謀推翻成議，勸多爾袞自立。多爾袞從大局出發，揭發了這一亂國陰謀，並忍痛將他們誅殺。至此，清廷的政局才算穩定下來。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五日，6歲的福臨即位，改明年為順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袞和鄭親王濟爾哈朗同輔政，繼而稱攝政王。但濟爾哈朗僅管“出兵等事”，實際大權控製在多爾袞手中。
不論多爾袞主觀上如何打算，他擁立福臨這一行動，在客觀上避免了滿洲貴族的公開分裂和混戰，並且爭取了兩黃旗一部分大臣。這對奪取全國政權是很重要的。
多爾袞輔政以後，采取了一係列限製旗主、加強集權的措施。
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以“盈庭聚訟，紛紛不決，反誤國家政務”為由，與濟爾哈朗定議“罷諸王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諸王貝勒的權力，隻讓貝子、公等管理部務。而貝子、公要向攝政王負責。同時，又向各部尚書、侍郎和都察院分別發布諭令，要他們“克矢公忠”，聽命於攝政王，否則決不寬容；又傳諭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諸王貝勒的行動，有事應糾參者，必須據實奏聞，不許瞻循隱匿。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又定：“嗣後凡外國饋送諸王貝勒禮物，永行禁止。”進一步限製了諸王貝勒同外界的聯係，從而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攝政王手中。不久，濟爾哈朗宣布：“嗣後凡各衙門辦理事務，或有應白於我二王者，或有記檔者，皆先啟知睿親王，檔子書名亦宜先書睿親王名。”濟爾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這當然不是他慷慨讓賢，而是多爾袞巧妙地運用計謀取得的。這樣，諸王預政的權力既被削弱，濟爾哈朗也已在多爾袞之下。這時，禮部也議定，攝政王居內及出獵行軍的儀禮，諸王不得平起平坐，這使多爾袞幾乎享有了帝王的尊榮。
多爾袞在爭得攝政王首位之後，即著手打擊政敵豪格。順治元年四月初一日，原來支持豪格的固山額真何洛會，告發豪格有怨言，語侵多爾袞，圖謀不軌。借此，多爾袞以“言詞悖妄”、“罪過多端”為由，要置豪格於死地。隻是由於福臨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罰銀五千兩，廢為庶人。同時，以“附王為亂”的罪名，處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圖、揚善、伊成格、羅碩等。
至此，多爾袞便集大權於一身。這在客觀上對清政權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使得清的軍政大權得以集中，指揮得以統一，為清兵入關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攻占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明朝滅亡，全國處於混亂之中。
在這之前，正月二十六日，多爾袞曾以“大清國皇帝”的名義致書大順軍諸帥，要和李自成聯合反明，“並取中原”，但信並未送到李自成手中。四月初，多爾袞在沈陽作了伐明的緊急軍事動員，征調滿洲、蒙古軍的三分之二，以及漢軍的全部。四月九日，他被任命為“奉命大將軍”，以“便宜行事”的大權，率領阿濟格、多鐸以及歸降的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向山海關進擊。
四月十三日，清軍抵達遼河。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遣人至清軍，報告農民軍攻陷北京的消息，並向清軍乞援，當此形勢突變之時，多爾袞顯示了驚人的應變能力。他沒有絲毫遲疑，而是立刻改變策略，接受了臨行前大學士範文程的建議，把農民軍當成主要敵人。他又征詢洪承疇的意見，洪承疇除同意範文程的建議之外，還著重指出，應派先遣官宣布，這次進軍的目的，就是為了掃除逆亂、消滅農民軍，有作內應及立大功者，將破格封賞。為了爭取時間，應計算裏程，精兵在前，輜重在後，限以時日，直趨北京。
十九日，清軍到達翁後，吳三桂再次派遣副將楊坤致書多爾袞。多爾袞正式複信吳三桂，表示對“崇禎帝慘亡，不勝發指”，聲稱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必滅賊，出民水火。”並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與民休息而已”。明確表示要統一中國才肯罷休。同時又拉攏吳三桂說：“伯（吳的爵位）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勿因向守遼東與我為敵，尚複懷疑。……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國仇可報，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儼然以全國最高統治者自居。以這封信為標誌，清政權徹底改變了打擊目標，由反明改為進攻李自成農民軍。
四月2一日，清軍一晝夜行軍二百裏，至昏黑時在距山海關15裏處安營。當天，李自成親率二十餘萬大軍到達山海關，將吳三桂部包圍於關城之內，並開始了奪關激戰。吳三桂自知不敵，屢屢遣使向清軍告急。多爾袞與多鐸、阿濟格計議後，仍不敢輕信吳三桂，故當夜清軍“披甲戒嚴，夜半移陣”。李自成與吳三桂激戰的隆隆炮聲徹夜不止。
二十二日淩晨，清軍進迫吳門五裏許，吳三桂見清軍至，遂炮轟大順軍，率諸將十餘員直馳清營，拜見多爾袞。多爾袞在軍前將吳三桂晉爵為平西王，樹立了一個給明朝降將加官晉爵的樣板。多爾袞令吳三桂先行，開關迎降，多鐸與阿濟格分率勁兵一時馳入關門，多爾袞自統大軍繼入。複以吳三桂作右翼先發，出關敵李自成。李自成自知邊兵強勁，成敗在此一舉，揮軍與吳三桂死戰，但清軍卻蓄銳不發。及午，多爾袞見吳三桂不支，乃命三吹角，三呐喊，派多鐸、阿濟格率鐵騎數萬從三桂陣右出，直衝敵陣，發矢數巡後，但見刀光閃爍。是時狂風大作，一陣黃埃自近而遠，直撲大順軍陣，農民軍敗潰。僅一食之頃，戰場空虛，積屍相枕，彌滿大野。是役，劉宗敏負重傷，李自成收敗兵急忙退回北京。
在李自成的大軍被擊潰之後，多爾袞下令關內軍民皆剃發。並諭令全軍，“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又在進軍途中四處張貼安民文告：“義兵之來為爾等複君父仇，非殺爾百姓，今所誅者唯闖賊。官來歸者，複其官；民來歸者，複其業。”這就完全改變了以往清軍數度入關到處燒殺搶掠的野蠻做法，使得關內的官兵百姓紛紛歸順。這樣，清兵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裏，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一日便到了通州。在這前一天，李自成已滿載輜重，放棄北京，向西撤去。
五月二日，明朝的舊官出北京朝陽門外五裏，以帝王之禮迎接多爾袞。多爾袞升座武英殿，正式接受明朝降官降將的拜謁。
進入北京之後，多爾袞的同母兄阿濟格提出，“初得遼東，不行殺戮，故清人多被遼民所殺。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這個建議遭到了多爾袞的斷然拒絕。多爾袞繼續采納漢官範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建議，不失時機地采取了一係列籠絡明朝士人的措施，為崇禎帝發喪，以帝禮葬之。同時將周後、袁貴妃、熹宗張後、神宗劉貴妃等，“喪葬如製”。改變對明王室的態度，規定“故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有一個明廷宗室來投誠，受到歡迎，後來還讓他作了保定知府。表彰明朝“殉難”諸臣，照舊錄用故明各衙門官員，對一些有影響的人還加以重用，如馮銓、陳名夏等明朝降官，都任命為大學士或尚書，對降官穿戴明朝衣冠也暫不加限製。七月，山東巡撫朱朗嶸向他請示，新補官吏能不能仍以紗帽圓領的明朝官服“臨民蒞事”，多爾袞說，目前軍事方殷，衣冠禮樂未遑製定，近簡各官，姑依明式。對明陵采取保護措施。八月，派大學士馮銓“祭故明太祖及諸帝”，又“以故明太祖牌入曆代帝王廟”，還規定“明國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員戶”。申嚴軍紀，取悅百姓。
當時，多爾袞把多數清軍留在城外，“凡軍兵出入城門者，有九王標旗方得出入”。規定“軍兵出入民家者，論以斬律”。對於清軍中一些違反禁令者，則“悉置重典”。所有這些做法，都是為了收買人心，即範文程說的：“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事實證明，這些辦法確實起到了籠絡明朝士大夫和安定民心的作用。當時隨清軍入關的朝鮮人就指出，“九王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這對清朝統一中國有著很大的影響。
清軍入關後，對於清朝應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統一中國等問題，在滿洲貴族內部有著激烈的爭論。當時，由於到處是戰火，漕運不通，北京一帶“公私儲積，蕩然無餘，芻糧俱乏，人馬饑餒”。而這時的關外則是“禾稼頗登”。因此，八旗官兵“皆安土重遷”，對於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在這內外交困的同時，5、六月間又謠言四起，“有訛傳七、八月間清兵東遷者”，“將縱東兵肆掠，盡殺老壯，止存孩赤”。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的同母兄八王阿濟格就主張，將諸王留下來鎮守北京，而大兵或者還守沈陽，或者退保山海關，這樣才無後患。對於這樣一個直接關係到清朝命運的戰略問題，多爾袞非常堅定，他駁斥說：既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中原，統一中國。特別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況下，更不可棄而東還，動搖人心。他堅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於此而又欲東移？”
為了安定民心，六月間多爾袞明確宣布建都北京，並派遣輔國公屯齊喀、和托、固山額真何洛會等，去迎接幼主福臨。他還反複宣諭說：“民乃國之本，爾曹既誠心歸服，複以何罪而戮之？爾曹試思，今上（福臨）攜將士家屬不下億萬，與之俱來者何故？為安燕京軍民也。昨將東來各官內，命十餘員為督、撫、司、道等官者何故？為統一天下也。已將盛京帑銀取至百餘萬，後又轉運不絕者何故？為供爾京城內外兵民之用也。”這既是對京師人民而發，也是對八旗內部的軍民而發。他以破釜沉舟的決心，決計建都北京，以統一中國。這對中國以後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九月，福臨入山海關，多爾袞率諸王群臣迎於通州。福臨到北京後，馬上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並為他“建碑紀績”。多爾袞的同母兄阿濟格、弟多鐸也都升為親王。濟爾哈朗則僅被封為“信義輔政叔王”。至此，攝政王隻有多爾袞一人。
十月一日，福臨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綏中國”，“表正萬邦”。從此，清王朝把統治中心從關外轉移到關內，在統一全國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在這個曆史大轉折的關頭，多爾袞是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和決策人。
興利除弊，統一全國
清朝定鼎北京後，多爾袞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麵，又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以緩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鞏固清王朝的統治。
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數目之多，已為明朝政府正常賦稅的數倍，實是明末最大的苛政。這種無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處於貧困交迫之中，人民對加派恨之入骨。清軍入關後，有人建議清朝也按明末的數字進行加派，遭到多爾袞的反對。他在順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餉及正稅之外的一切加派。於是，每年賦稅減少了數百萬兩，窮困已極的人民得以緩一口氣。這是清入關後最得民心的一條措施。
多爾袞另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反對賄賂。多爾袞對明末廣行賄賂的惡劣作風嚴加斥責。順治元年六月，他在《諭眾官民》中說，“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亦不得見用”，“亂政壞國，皆始於此，罪亦莫大於此”。因此，他責令：“今內外官吏，如盡洗從前婪肺腸，殫盡效力，則俸祿充給，永享富貴；如或仍前不悛，行賄營私，國法俱在，必不輕處，定行梟首。”因此，當時的一些漢官都認為，“王上（多爾袞）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錢糧，嚴禁賄賂，皆是服人心處”。這使得清初的吏治比較清明。
明末太監勢力極為猖獗，除操縱朝政外，對一般百姓迫害亦甚。當時宮廷中的宮女多達九千人，內監更多至十萬人。清入關後，太監的勢力仍然很大。當年七月，太監要照舊例到京郊各皇莊去催征錢糧。多爾袞認為這樣“必致擾民”，沒同意這樣做。八月正式下令，不準太監下去征收，而改為地方官征收。這是對太監勢力的第一次打擊。對太監的第二次打擊是，禁止太監朝參。本來，明熹宗以後，每值上朝，太監也要著朝服參加。清政府遷北京後，這種製度並無改變，每遇朝參，太監總行禮在文武諸臣之前。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多爾袞批準禮部的奏請，規定上朝時“內監人員概不許朝參，亦不必排列伺候”。經過這兩次打擊，太監在宮廷政治和經濟上的勢力大為收斂。
剃發問題也是清入關後的一個大問題，它是清朝統治者執行的民族政策之一。早在努爾哈赤時，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滿洲的，都要以剃發作為標誌。清兵入京後，多爾袞仍以剃發與否“以別順逆”。但他很快發現，“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於是，在進京的當月，多爾袞就改變前令，宣布“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在剃發問題上作了暫時讓步，這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頒剃發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同北方漢族人民的矛盾。
另外，多爾袞對當時北方農民軍和各地人民的反抗，采取大力招撫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撫農民軍將士定各官之功勞。對投降的農民軍將士，則委以不同的官職。順治元年六月，順天巡撫柳東寅見“流賊偽官一概錄用”，認為很不妥當，主張“慎加選擇”一番。多爾袞則說，“經綸之始，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可苛求”。多爾袞這個政策對於瓦解農民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東、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撫平定，使剛入關的清政權有了一個較為穩定的後方。
以武力統一全國是多爾袞既定的方針。然而，當時李自成的大順軍和張獻忠的大西軍都很強大。明福王朱由崧剛剛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集合江淮以南各鎮的兵力，仍有五十萬之眾，並且雄踞長江天險。而清軍入關時，滿洲、蒙古、漢軍八旗，總共不過二十萬人。清軍要在遼闊的中國腹地同諸多對手作戰，兵力不足，並且會顧此失彼，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
多爾袞審時度勢，根據柳寅東的建議，製訂了統一全國的作戰部署，先懷柔南明政權，集中力量攻擊李自成農民軍。這樣做可以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第一，證明多爾袞宣稱的清得天下於“流賊”的口號，正付諸軍事行動，以便得到漢族地主階級的廣泛支持。第二，便於清軍集中主力各個擊破敵人，避免兩麵同時作戰，從而取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主動地位。
確定了作戰布署之後，多爾袞命英王阿濟格經土默特、鄂爾多斯，由綏德攻擊西安；命豫王多鐸在攻打江南之前，也順道追擊大順軍。
與此同時，多爾袞實施對南明的迷惑工作。他傳檄江淮等地說：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攻“賊”，共保江左者，也在情理之中，我不禁止你們。但是應當通和講好，不負我朝，要永記我們替你們複仇滅寇之恩，共同發展睦鄰之誼。這就給弘光政權造成一種錯覺，好像清朝準備同南明搞南北分治，隻打農軍民，而不再進攻江南。南明果然放鬆了對清的警惕，不但不抵抗清兵，反而派出使臣，攜帶大量金銀絹緞，到北京與清談判，幻想效法宋朝故事，以每歲貢銀十萬兩為條件，向清求和。福王還幻想聯合清軍，共同鎮壓農民軍。
隨著軍事上不斷取得進展，北京日趨穩固，多爾袞便對南明亮出了自己的真麵目。順治元年七月，他在致南明大學士史可法的信中，令福王“削號歸藩”。他說：“如果不削號，那便是天有二日，就是我大清的勁敵。這樣，我將撥出西征的精銳部隊，轉旗東征。現在是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的安危在此一舉。”這是威脅弘光政權投降。十月，又發布檄文，嚴申“擅立福王”是“王法所不赦”，定將問罪征討。同月，南明使臣陳洪範、左懋第、馬紹瑜抵達北京。多爾袞有意貶低他們，下令說：“陳洪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讓他自備盤費。”清廷收納陳洪範等所帶銀十萬兩、金千兩，蟒緞二千六百匹，而待之以藩屬朝覲之禮，將福王的“禦書”視為“進貢文書”。大學士剛林奉多爾袞之命嚴詢南明使臣：“爾福王奉何人之命僭位？”當堂朗讀檄令，曆數“擅立福王之罪”，宣布“旦夕發兵討罪”。在壓力下，陳洪範變節，將江南的實情泄露給清。十一月，陳洪範請回江南策反南明諸將降清，並請扣留另外兩名使臣。多爾袞依計而行，立刻遣人將這一新情況告知帶兵在外的多鐸。
順治元年十二月，多鐸率清軍在潼關與大順軍激戰近月，重創大順軍。順治二年正月十八日，清軍攻占西安。二月，多爾袞接到多鐸“克定全省”的捷報，立刻命令他，“初曾密諭爾等往取南京，今既破流寇，大業已成，可將彼處事宜，交與靖遠大將軍英親王等，爾等相機即遵前命，趨往南京”。又責成阿濟格率吳三桂等，追擊大順軍。五月底，阿濟格追擊大順軍於湖北通山縣，李自成在九宮山遇害。順治二年四月，張獻忠在四川鳳凰山與豪格率領的清軍相遇時，不幸犧牲。此後，大順軍、大西軍餘部繼續抗清。
順治二年四月十五日，多鐸率大軍抵達揚州，明大學士史可法死守。二十五日城破，史可法死於難。揚州城經曆了空前浩劫，清軍大肆屠戮，史稱“揚州十日”。五月六日清軍渡江，弘光政權軍隊不戰而潰。十四日，清軍占領南京，福王逃往太平，很快被俘，弘光政權的大批文武官員及二十餘萬軍隊投降。於是清軍繼續向南方各省進軍。
清軍占領南京，很快把自己的統治擴展到長江中下遊地區。但是，由於當時清軍再度強迫人民剃發，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清軍繼續統一南方的行動受到挫折。在這個緊要關頭，多爾袞又靈活地改變了策略。順治二年七月間，他以“大兵日久勞苦”為名，把南方人民最恨的多鐸召回北京，而改派福建籍的大學士洪承疇“招撫”江南。他要利用洪承疇在南方漢族地主階級中的影響，來“節製”南京、江西、湖廣等地區，進一步消滅剛剛建立的唐王政權和魯王政權。在洪承疇臨行前，多爾袞稱他為自己“心愛之人”，鼓勵他“此行須用心做事”，並特鑄“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印”，授權他“便宜行事”。
多爾袞采取的這套以漢人治理漢人的辦法，在關鍵時刻收到了實效。洪承疇坐鎮南京後，很快扭轉了清軍在江南的被動局麵，組織了對唐、魯兩個小朝廷的軍事進攻。洪承疇先後招降了兩政權中執掌大權的方國安和鄭芝龍，乘唐、魯互爭之時，輕易地攻下浙江。隨後長驅入福建，消滅了唐王政權。這樣，清朝統治階級就在多爾袞的領導下，在很短的時間內消滅了南明的大部分勢力。到順治五年，便是“天下一統，大業已成”，除了東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國的統治。
製訂綱紀，鞏固政權
滿族是個人口不多的少數民族，要統治偌大的中國實非易事。多爾袞在清初立綱陳紀，對鞏固清王朝的統治做出了巨大貢獻。
滿洲統治者是剛從奴隸製貴族轉化為封建製貴族的統治集團，許多人還沒有完全擺脫某些落後生產方式的影響。按照什麼思想和模式建國，將直接關係清王朝的前途。多爾袞的思想較為開通，接受漢人的影響較多，在建國過程中，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接受了範文程、洪承疇等人的建議。中央與地方的官製，大體上仿照明朝，沒什麼變化，所不同的隻是兼用滿漢二族罷了。賦役的征收製度，完全按照明朝萬曆年間的會計錄進行。順治三年製訂的《賦役全書》，是“悉複萬曆之舊”。鹽法也是“大率因明製而損益之”，“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征收”。在未製訂清朝的法律以前，“問刑準依明律”。順治三年頒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官吏的選拔，也是“向沿明製，實行科舉”。科舉的做法也是“承明製，用八股文”。這一切，給人以無易代之感。
多爾袞深知“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故帝王圖治，必勞於求賢”。所以，他頗自負地對人說：“別的聰明我不能，這用人一事，我也頗下功夫。”他除了用科舉、招撫等各種手段盡力收羅漢族知識分子參加清政權外，還經常讓身邊的漢官隨時推舉各地的賢才。順治二年六月，清軍下江南後，多爾袞問大學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學士們說：“地方廣大，定有賢才”。多爾袞說：“不是泛論地方賢才，隻是先生們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學士們又對：“錢謙益是江南人望。”多爾袞問：“如今在否？”大學士們對：“昨‘歸文冊’上有，現在。”多爾袞這才放下心來。
由於多爾袞重視搜求漢族統治人材，網羅名士，使大批漢族士大夫紛紛歸附。多爾袞把他們當中一些最有統治才能的，安排在內院、六部等中央重要機構中，使他們能有效地發揮治理國家的作用。
多爾袞作為滿州貴族的代表，始終把滿洲貴族集團作為維護清朝統治的基本力量。為此，清朝剛一建立，他就明確規定了王公貴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享有的種種特權。但是，多爾袞有遠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維護滿洲貴族的尊嚴和特權，並不完全等於依靠他們治理國家事務。所以，多爾袞在從根本上維護滿洲貴族特權的同時，不斷限製諸王、貝勒個人的勢力，尤其是削弱、打擊自己的政敵，使他們無法利用特權幹涉國家重大決策和事務。
入關之前，多爾袞就取消了諸王、貝勒在皇太極時代兼管部院事務的職權。入關後的一個長時間內，多爾袞接連派多鐸、阿濟格、豪格、濟爾哈朗等親王率領大批滿族貴族，輪流到各地出征，使他們遠離了統治中心，無法幹涉國政。順治四年二月，多爾袞以“府第逾製”的罪名，罷濟爾哈朗輔政。順治五年三月，又舊賬重提，以當初皇太極死時，在繼嗣問題上不揭發豪格為由，革去濟爾哈朗親王爵，降他為郡王。順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後回到北京，多爾袞立即羅織罪名，把他逮捕下獄，三月便折磨致死。這兩個事件還牽連了額亦都、費英東、楊古利等勳臣的不少子侄，使和多爾袞對立的滿族貴族勢力大受削弱。就在這年十一月，多爾袞由“叔父攝政王”被尊封為“皇父攝政王”。
多爾袞在打擊滿州貴族政敵的同時，給漢官以更多的參政機會。原來，由滿洲貴族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是重要的決策機構。自多爾袞執政以後，這個機構的作用大大受到限製，它隻能討論和處理滿洲貴族內部的一些升降、賞罰等事。多爾袞把更多的權力賦予了多由漢人擔任大學士的內院。順治元年五月，多爾袞同意了大學士洪承疇、馮銓的建議，首先改變了內院過去對一些重大事務不得與聞的地位。順治二年三月，又進一步下令，“凡條陳政事，或外國機密，或奇物謀略，此等本章，俱赴內院轉奏”。使內院成了參與國家重大決策的重要機構。多爾袞還讓大學士“於國家事務，當不時條奏為是”。這些大學士日隨多爾袞左右，應對顧問，處理政務，頗得重用。
內院之外，六部和都察院也是當時統治中樞的組成部分。不過在順治五年以前，這些部的正職都由滿人擔任，漢人隻能擔任副手。順治五年，多爾袞又設立了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都禦史，提高了漢官在這些重要機構中的地位和職權。
多爾袞為了使漢官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還嚴禁滿洲貴族欺壓侮辱漢官，違者要受到處罰。順治元年，宣府巡撫李鑒劾奏赤城道朱壽黎貪酷不法，多爾袞下令議察。朱賄囑滿臣綽書泰求阿濟格說情，阿濟格途經宣府時，便派綽書泰和總兵劉芳名脅迫李鑒釋其罪。多爾袞聞知這種不法行為後，立刻將綽書泰同朱壽黎等人梟首棄市，將劉芳名奪職入旗，將阿濟格降為郡王，罰銀五千兩。阿濟格是比較有實力的親王，又是多爾袞的同母兄，在滿洲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中，是忠於多爾袞的。多爾袞對他們任意欺壓漢官的行為做出嚴肅處理，說明多爾袞在處理滿漢矛盾上，還是比較開明和公正的。
多爾袞接受範文程等人的建議，尊孔讀經，提倡忠義。清入關前已開始祭孔，但未成定例。占領北京後的第二個月，多爾袞即派人祭孔，以後每年的二、八月都派大學士致祭，成為整個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順治二年，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六月，多爾袞親“謁先師孔子廟，行禮”。同時把儒家著作四書五經奉為經典，列為士子必讀之書，科舉考試以此命題。又提倡忠孝節義，把關羽作為忠君的最高典範來崇拜。自順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就“遣官祭關聖帝君”。
多爾袞還鼓勵滿漢人民通婚。多爾袞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為了緩和滿漢間的民族矛盾，曾主張滿漢人民通婚。順治五年，他以順治帝名義諭禮部：“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親睦，莫若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過了幾天，又諭戶部：“凡滿洲官員之女，欲與漢人為婚者，須先呈明爾部。……至漢官之女欲與滿洲為婚者，亦行報部；無職者，聽其自便，不必報部；其滿洲官民娶漢人之女實係為妻者，方準其娶。”多爾袞“滿漢一家”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較之清朝其他統治者確實高出一籌。
多爾袞也能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多爾袞剛到北京，耶穌會士湯若望即向多爾袞報告教堂的情況，並報告他曾用西洋新法厘正舊曆，製有測量日月星晷定時考驗諸器，以及本年八月初一日京師將要出現日食的分秒時限等等。多爾袞看到這個奏折非常高興，當即指出，西洋新法推算詳審，遂命他修正曆法。七月，清廷決定采用湯若望按西洋法所修之曆，定名“時憲曆”，命自順治二年開始，頒行天下。八月初一日日食，多爾袞命馮銓同湯若望攜望遠鏡等儀器，率有關人員齊赴觀象台測驗，結果唯新法所推時刻方位吻合，大統、回回二法均有誤差，多爾袞因而益信湯若望及其西法可行。十一月，命湯若望掌欽天監監印。順治二年底，湯若望又將新著、舊著共一百零三卷，合編成《西洋新法曆書》，進呈多爾袞。多爾袞以其“創立新法，勤勞懋著”，加他以太常寺少卿銜。在對待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這一點上，多爾袞確實表現得較為開明。
應該指出的是，多爾袞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滿漢地主政權的利益，也推行過一些落後的、消極的政策。
多爾袞在進入北京的前一日，即諭令剃發，進京的第二天又諭令：“凡投誠官吏軍民皆著剃發，衣冠悉遵本朝製度”，不剃發者便被視為有狐疑觀望之意，“定行問罪”。由於受到漢族人民的激烈反抗，22天後，多爾袞被迫取消了剃發令。但順治二年六月，當南京弘光政權滅亡後，卻又重申剃發令，宣布，京城內外及各省地方，從部文到日，限十天“盡令剃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縣奉到本府限期剃發的火票後，官吏“遍曆村莊，細加嚴查”，“違旨蓄發，罪在必誅”。當時是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因而士民大憤，紛紛起兵反抗。
多爾袞攝政期間，還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裏內進行大規模圈地。順治元年十二月，正式頒布圈地令。在實行執行過程中，由於滿洲貴族堅持“務使滿漢界限分明”，滿漢土地要“互相兌換”的“圈地”政策，致使許多漢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以後在順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又大規模地圈占兩次。這種政策使很多農民“田地被占，婦子流離，哭聲滿路”。在北京城內盡圈東城、西城、中城為八旗營地，隻留南城，北城為民居，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幾次圈地累計達二十萬頃左右。
隨著大規模的圈地，使得喪失土地的大批漢族農民被迫依附滿族統治者，投旗為奴。多爾袞又多次下令：“聽民人投充旗下為奴。”於是，投充問題更加突出了。開始時，投充僅限於貧窮小民，後來也有帶地投充的。而一些莊頭，更“將各州縣莊屯之人，逼勒投充，不願者即以言語恐嚇，威勢迫脅。各色工匠，盡行搜索，務令投充”。還有一些無賴惡棍，本身無地，卻以他人土地冒充，而去投充，然後借旗人的保護，再危害鄉裏。
為防止那些強迫為奴的漢人逃亡，多爾袞又下令製定了嚴厲的“逃人法”。逃人法的重點是懲治“窩主”。凡逃人被獲，或鞭責，或刺字，而後歸還原主，窩主則處死，家產籍沒並株連鄰裏，而獎賞告密者。因而一些地方無賴往往勾結旗下奸人，冒充逃人，誣指平民為窩主來進行敲榨勒索，危害甚大。
在推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多爾袞逐漸發現弊端甚多，故曾多次下令修改這些法令，或停止執行，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追殲流寇，撫定疆陲
在明清鼎革之際，由於順治皇帝年幼，多爾袞身為攝政王，是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多爾袞位寵功高，有時擅權過甚。豪格雖然鎮壓張獻忠有功，但因在繼嗣問題上和他有爭，終於被他置之死地。濟爾哈朗原和多爾袞同居輔政，被多爾袞逐漸排擠，終被罷其輔政。在排除異己的同時，對他的同母兄弟阿濟格、多鐸則予重用。入朝時，“諸臣跪迎”，儼如真皇帝。
多爾袞身材細瘦，虯須，素患風疾，入關後由於日夜操勞，病情日重，常常“頭昏目脹，體中時複不快”。剛到北京時，又複一度“為疾頗劇”，順治四年以後，由於風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時感“幾務日繁，疲於應裁”，因而煩躁憤懣，易於動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據說就是達官顯貴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說話，要趁他外出過路時借便謁見。但他始終以全副精神經營清王朝的“大業”，牢牢控製著軍國重務。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須擇切要者以聞”，要求文字簡明扼要，不允許有浮泛無據之辭，以免徒費精神。據多爾袞自己說，他之體弱神疲，是由於鬆山之戰時親自披堅執銳，勞心焦思種下的病根。
滿洲貴族酷好放鷹圍獵，多爾袞亦如此。禮部定有攝政王出獵的儀禮。順治二年，有幾個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獵時的盛大場麵，鷹就有上千隻。順治七年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古北口外，可能墜馬受傷，膝創甚，塗以涼膏。太醫傅胤祖認為用錯了藥。十二月初九日死於喀喇城，年僅39歲。
多爾袞無子，以豫親王多鐸子多爾博為嗣子。
由於多爾袞生前一直處在滿洲貴族內部明爭暗鬥的中心，樹敵頗多。他死後僅兩個月，其近侍、剛被提升為議政大臣的蘇克薩哈、詹岱，即首告多爾袞曾“謀篡大位”。於是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為首，合詞追論其罪，說他“僭妄不可枚舉，臣等從前畏威吞聲，今冒死奏明”。順治帝遂下詔，削去多爾袞官爵，籍沒其家產入官，並平毀墓葬。有的記載說，“他們把屍體挖出來，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後砍掉腦袋，暴屍示眾。他的雄偉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座落在明南宮的睿王府同時被廢。其親信多人先後被處死或被貶革。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乾隆帝認為，多爾袞“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製規模，皆所經劃。尋即奉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被“誣告以謀逆”，構成冤案，下詔為其昭雪，複睿親王爵，由多爾袞五世孫淳穎襲爵，並配享太廟，重修塋墓，又修建新睿王府。而這已是多爾袞死後一百多年以後的事了。
避塵入佛門，《變紀》生罹禍
――函可之冤
自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人定都北京之後，江南即建立了南明政權與之對抗。各地反清複明的火把時常閃現，寓有貶清深意的史書、詩文也相繼出世。凡此種種，均出於漢人之手。於是乎滿洲人在戎馬倥傯之際，從滿、漢民族矛盾這角度，去“發掘”文字褒貶的政治意義了。首先是記述明代及南明事跡的史案，因為記載南明史實，必會揭露清兵南下的暴行，而寫明史，也會觸及滿洲人先祖不體麵的往事的。這樣，軍事上勝利了的滿洲人，率先向史學家開刀，於是無故地製造了許多冤案。順治朝的僧人函可《變紀》書稿冤案就是其中的一例。
逃避紅塵，出家為僧
順治四年（即公元1647年），距離清兵鐵蹄踐踏江南已有兩年多時間，江寧（清兵占領後將南京改為江寧府）城內，除城門各口仍設滿洲駐防兵把守外，一切秩序似乎恢複到正常狀態。十月的一天，有位中年僧人想離開江寧南下，在熙熙攘攘的城門口接受度牒檢查。城守兵發現，這個和尚竟然持有欽命招撫江南各省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大學士洪承疇發給的護行印牌，立即警覺起來，仔細遍查其行裝，從存放經卷的竹簍裏找出南明福王答阮大铖的信件和自撰《變紀》一書，於是立即將他扣押。
這個僧人到底何許人也呢？為什麼憑幾頁書稿就要被抓起來呢？
原來這個僧人法名函可（公元1612～1660年），本姓韓，名宗騋，字祖心，廣東惠州博羅縣人。其父韓日纘，原為明崇禎年間禮部尚書。韓宗騋出身官胄顯貴，自幼聰穎過人，成年以後，廣交名士，砥礪名節，“有康濟天下之誌”，且性格好義，豪快疏闊，愛打抱不平，所以“聲名傾動一時，海內名人以不獲交韓長公（子）騋為恥”。
韓宗騋早年生活，正處於明王朝根基搖晃、大廈將傾的大動亂時期。不少讀書人，目睹朝政腐敗，內憂外患接連而至，既不屑同流合汙，又無力挽狂瀾於既倒，因而憤懣叢生，普遍表現為恃才傲物，厭世嫉俗，終日置身於水榭樓台，熱衷於詩酒牢騷之中，對活生生現實采取消沉回避態度。據記載：當時韓宗騋等，“頗絕意進取，日羅聲色，嗜飲酒，前堂置賓客，後帳列伎女，任使慷慨，交遊姘闐，戶外履相錯，時人慕之為豪士”。其人簡直放蕩不羈，近乎荒唐。
明崇禎九年，其父病死京城。親人辭世，家道零落，使他“閉門絕交遊，悒悒無生人趣”，覺得“人間半點也靠不住”，萬念俱灰，於是有超脫凡塵、遁入空門的強烈願望。經過三年悟性，他終於下定決心，撇下慈母妻妾弟妹家人，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29歲時，偕摯友同登江西匡山（即今廬山）削發，皈依佛祖，取法名函可，“以世度滄桑，號剩人”。
心懷天下，《變紀》憤世
但是，具有正直士子憂國憂民稟性的函可，不可能六根除淨，血性消匿。崇禎十七年李自成農民軍攻破北京城，明皇帝上吊於煤山壽皇亭海棠樹。甲申之變噩耗傳到南方，南京明朝兵部尚書史可法尚且呼天號地，以頭觸柱，血流至踵，更何況像函可這樣的臣民。他雖身處禪堂，地僻南疆，木魚鍾聲相伴，然而改天換地階級搏鬥的消息與終未泯滅的凡根相衝撞，掀起心靈滾滾激浪，使他難於入定，“悲慟形於辭色”。不久清兵入關，李自成敗退西安，滿洲貴族在北京建立清王朝中央政權。君父遭難，故國淪喪，異族入主中原，所有這一切對當時尚未被征服的南方漢族知識分子來說，無異於“天崩地解”。函可感到渺茫、惶惑無所措。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在南京建立了以福王朱由崧為首的南明弘光王朝，這消息像茫茫黑夜的一線晨曦，給予函可以極大慰藉，他充滿希望憧憬，仿佛看到大明帝國在地平線上升起。第二年春天，他借“請藏經”為名，親臨南京，去分享重建故國的喜悅。
函可在南京期間，寄宿好友顧夢遊家。詩人顧夢遊，字與治，南京人，明官宦世家子弟，少稱神童，10歲作荷花賦，高風亮節，以出汙泥而不染自喻。他血氣方剛，“見國事日非”，相結四方賢豪，以文會友，或醉舟秦淮，或詩吟鍾山。函可與他結為方外莫逆交，正是他們思想情操以至於政治態度互為一致的原故。
然而好景不長，函可居南京近三個月，對南明新朝還未有所了解，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以清君側為由舉兵造反，陷九江，下安慶，內戰驟起，弘光朝一片混亂。清豫親王多鐸率大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自河南長驅而下，破徐州，渡淮河，揚州十日，鎮江開鑰，五月便進入南京。弘光小朝廷巢傾卵覆，朱由崧竄逃蕪湖又被捉了回來。有大臣如錢謙益等捧輿圖冊籍於城外跪降；有大臣如馬士英等挾太後作政治資本出奔；有大臣如史可法等堅持抵抗流盡最後一滴血；有大臣如方倬等無力回天又不甘屈服而自裁殉死。函可親曆其間，這“甲申之變”慘狀的再現，又一次國破色變對他打擊太大，再也按捺不住了。明朝正統觀與民族大義感融合成不可壓抑的精神力量，他揮筆疾書，把目睹耳聞之死事，一樁樁一件件記錄下來，彙成書稿，書名叫《變紀》。
《變紀》因為是手稿，且被清兵沒收，難逃被銷毀之厄運，其詳細內容現已無法查明。但作者站在南明立場，用滿腔激情，記述了弘光朝仁人誌士不甘亡國悲壯獻身的事跡，這是可以肯定的。據函可的師兄函星回憶：書中“聞某遇難某自裁，皆有挽，過情傷時，人多危之，師（即函可）為之自若”。可見，書中哀挽頌揚那些死者，是為抗清或自絕於清朝而犧牲的，對於清統治者來說，當然要犯忌諱。但該書隻記死事，沒有詆毀或號召反清之言辭，且為一文稿，並未刻印，尚無任何影響。如果想息事寧人，把它看作文人雅士喜歡擺弄筆墨習氣，也未嚐不可。
《變紀》案發，流放沈陽
其實，《變紀》案發，背景十分複雜，直接牽涉到江寧軍政首腦洪承疇與巴山的矛盾。
江南重鎮南京雖被清軍占領，弘光朝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實力幾乎全部覆沒。但各地抗清鬥爭此伏彼起，使清兵馬不卸鞍，寢食無定，難以建立有效統治。於是，順治二年閏六月，攝政王多爾袞采用剿撫方略，命老謀深算的大學士洪承疇到江寧，招撫南方各省，總督軍務，兼理糧餉。鑄“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印，“賜敕便宜行事”。不久，又命昂邦章京巴山總管江寧駐防滿洲兵，張大猷為提督江南總兵官，總管漢軍及綠旗兵。洪承疇到任後，僅半年時間，就招撫了江南寧國、徽州、江西南昌、九江等十三府，攻破抗清義軍據點江南績溪、婺源。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洪承疇與巴山通力合作，剿撫並舉，連續五次用兵，鎮壓了江寧及周圍地區的抗清鬥爭。
當時睿親王多爾袞以為自己慧眼識英雄，啟用洪承疇收拾多鐸留下的難以穩定的江南局勢，十分得意。但洪承疇畢竟是漢人，與明朝關係很厚，南京曾是明開國京城，那裏聚集著大批故明遺臣，多爾袞也覺得不太放心。所以他把守衛江寧的重擔專交巴山負責。巴山，瓜爾佳爾氏，滿洲鑲黃旗人，從清太宗皇太極南征北討，立下汗馬功勞。進關後參與擊敗李自成大順軍戰役，然後鎮守江寧。巴山被派駐江寧的目的，除了他是一名能征善戰的驍將，藉以保證滿洲兵在江南地區實力外，也是為了牽製和監視洪承疇。雖然給洪“便宜行事”，但也不讓你為所欲為。這樣，他們在鎮壓抗清鬥爭的問題上是一致的，在使用各自的權力上卻存在著矛盾。
例如，順治四年初，因抗清死難的故明左通政侯峒曾，其子侯元靜曾派密使謝文堯，與在浙江海上繼續抗清的魯王朱以海聯絡。謝文堯在返回江寧途中，被清軍抓獲，搜出魯王敕書，封洪承疇為國公，土國寶（江寧巡撫）為侯，並有魯王將領黃斌卿致洪、土密信，說：“內伏承疇，殺巴、張（指張大猷）二將；外托國寶，靖除地方。”並說“承疇所具本章，已為轉奏”。巴山如獲至寶，迅速密報清廷。洪承疇得知巴山告密消息，立即上疏攝政王，以驚聞父喪和眼疾加劇為由請求解職守製。其實他的父親早於崇禎十六年九月去世，已經好幾年了。至於眼病，還不至於要皇上、皇叔父“特賜憐憫”。可見洪承疇的奏疏，暗示已知巴山給他潑髒水，要求澄清，以正視聽，有點要挾的意思。多爾袞認為洪承疇對清朝的忠誠還是主要的，然而洪承疇的社會關係複雜，難免有瓜葛之事。五月傳帝諭洪承疇、土國寶，明確表示“卿等皆我朝效力大臣，故反間以圖明陷，朕豈墮此小人之計耶”？望他們忠誠勤謹，以報國恩，“勿以此介意”，給洪承疇吃了定心丸。與此同時，又傳諭巴山、張大猷，稱讚他們“遇有亂萌及奸細往來，嚴密拿解，俱見爾等公忠盡職”，表揚巴山幹得好。既平息了這場糾紛，又繼續保持矛盾。七月間，因鎮守江寧滿洲兵多為驍騎，攜帶十二馬群以充軍備。為此需要在附近開辟牧草場。然而江寧乃江南都市，人口稠密，土地缺少，且多為民間種植田畝，無法建立草場。洪承疇反對這樣做，上疏請求免建草場，給巴山一個悶棍，這樣更加劇了雙方的矛盾。
所以，函可案發，無疑為巴山提供一顆打擊洪承疇的炮彈。因為函可的通行證是洪承疇親自頒發的，持此通行證的人卻藏有“逆書”，豈不是洪承疇真與抗清有聯係。巴山急不可待地將此案秘密上報朝廷，同時懷疑還有徒黨，煞有介事地動員駐防軍進行全城搜捕，“拷掠至數百”。將函可單獨押在軍中，不同洪承疇磋商，就秘密進行審訊。函可始終承認《變紀》是他一人私撰的，與他人無涉。於是用酷刑，使木棍夾雙足，“夾木再折，血淋沒趾，無二語”。巴山一無所得，又把函可用鐵鏈繞項脖三圈，送軍營禁閉等候再審。他“兩足重傷走二十裏如平時”，江寧圍觀百姓都知道函可是無辜的，“為之含淚而不發一語”。
那位為函可提供寫作條件的顧夢遊，也被牽連受審。但這位肝膽相照的朋友，“白刃交頸，人鬼呼吸，無變色，無悔詞”，堅定而不吐一字。他在《送祖心還嶺南》詩中，早就有“心事兩年同下淚，鶯聲明日獨憑樓”的絕句，可見他們兩人意氣相通的深厚情誼。函可被流放沈陽後，寫給顧夢遊一首詩，其中二句是這樣的：“一卷詩書動甲兵，鳥飛魚逝海天驚。許多人士欣同死，費盡精神荷再生。”表達了對顧夢遊沒有出賣朋友，為了共同信仰視死如歸氣概的敬慕。
這個小小案件被巴山人為地擴大，從上到下牽涉了不少人，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洪承疇。幾個月前洪承疇就被巴山告了一狀，這次又來一家夥，使他如坐針氈，十分被動。他審時度勢，馬上向朝廷引咎上疏：“犯僧函可，係臣會試房師、故明禮部尚書韓日纘之子。”到江寧印刷藏經，念及世誼，“臣給印牌令回廣東，因出城門盤驗，經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書稿，又有《變紀》一書，幹預時事。函可自取愆尤，臣有世誼，理應避嫌”。至於“臣之情罪輕重，乞敕部察議”。洪承疇真不愧為一個足智多謀、有權力鬥爭經驗的老手。他以因世誼發給印牌說明與案情無直接關係，並高姿態地回避參與處置此案，暗指由巴山單獨審理有偏狹之嫌，將球踢給朝廷。
攝政王多爾袞不願洪承疇、巴山的矛盾激化，否則定要影響江南穩定這個大局，便命將函可械送北京，由刑部審理定罪。對於洪承疇，吏部以“私發護身印牌”瀆職罪，奏議應予革職。順治五年四月十八日得旨：“洪承疇素受眷養，奉命江南，勞績可嘉，姑從寬宥。”給他一個體麵的警告。巴山在一年內連續兩次告密洪承疇參與謀逆，成為當時轟動朝野的兩起大案，洪承疇感到寒心，實在無法再在江寧呆下去。他再次以父喪和眼病懇請回京，清政府無奈，不久將他召回，仍任職內三院。而巴山結怨洪承疇，雖未獲罪，卻影響了升遷。
函可羈押在北京，經刑部審理，判決將他及其徒法緯等四人流放沈陽。順治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函可等到達戍所，開始了他的詩歌大創作時期。流放四年後，函可才知道廣東老家因抗清，多數親友都死於非難。“幾載望鄉音，音來卻畏真。舉家數百口，一弟獨為人。”最後連這個弟弟也被迫害死。國亡家破親絕集於函可一人之身。他悲痛：“我有兩行淚，十年不得幹。”他呐喊：“不知是血複是魂，化作吳刀切心髓。”他自勉：“努力事前路，勿為兒女悲。”
流放期間，函可倡立了“冰天詩社”，有當時被流放的名士、謫官及隱逸、僧道共三十多人參加。函可創作了大量詩篇，至今留傳還有近一千五百首。順治十六年冬（公元1660年），他病死於沈陽，年49歲。康熙十二年，函可的弟子搜集他的詩作，彙成《千山詩集》付刻印行。乾隆四十年，即函可死後116年，在查禁書大興文字獄災動期間，抄出了《千山詩集》。乾隆帝“恐無識之徒目為流淄高品，並恐沈陽地方或奉以為開山祖席，於世道人心甚有關係”。命地方官“查明具實複奏”。於是，凡函可住過的寺廟及雙峰寺所遺碑塔，盡行拆毀，連《盛京通誌》中所載事跡也逐一刪除。所著《千山詩集》、《千山語錄》被列入禁書。這位清朝文字獄第一個罹難者，在其死後一百多年，又遭受另一次文字獄的迫害。
滿清入中原，不容毀之詞
――莊氏《明史》之冤
明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五月，年僅6歲的清順治皇帝在北京坐了龍廷，大權落在皇叔父多爾袞手中。丟了江山的明代宗室自然不願就此罷休，於是就幾乎在順治皇帝坐龍廷的同時，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城也坐上了南明小朝廷的皇位。他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孫子、福王朱常洵的兒子。早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時，他就逃到了淮安。現在在南京做了弘光皇帝，召鳳陽總督馬士英入閣，分淮陽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四將率領，又以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江北，進封左良玉為寧南侯，準備與南下的清兵決一死戰。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麵對異族的侵入，奮起抵抗的決不隻是前朝的宗室力量，而是整個的民族力量，其代表人物便是民族的精華——有血性的文人學士。明末抗清的事實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明朝知名的文人學士，別看平日裏詩酒結社，歌舞笑談，縱情聲色，然而一旦國難當頭，便壯懷激烈，投筆從戎，義無反顧，相繼起義，還有大批的誌士仁人或參加鄭成功的海上義師，或投入李定國的大西農民軍，或追隨明宗室後裔的抗清活動。總之，他們都表現了文人學士共赴國難的英武氣概。
麵對這樣的抵抗局麵，清政府采取兩種手段來對付士大夫們：一是軟辦法，以高官厚祿收買，連年開科考試，用八股文把大批讀書人的手腳套住；二是硬辦法，對堅持參加抗清反清者則嚴厲鎮壓，格殺勿論。這軟硬兩手很是奏效，大約到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左右，江南各地的大規模抗清鬥爭就被鎮壓下去了，大多數讀書人也剃發易服，臣服了新的朝廷。但清政府心裏清楚：這些前朝的文人學士並不會完全割舍故國之思，更有不少死硬分子或隱匿山林，或暫入空門，或暗中結社活動，或公開進行反抗……總之是一支需要認真對付的力量，比對付幾個南明小朝廷要麻煩得多，必須時刻瞪大眼睛注意他們的一舉一動，並及時予以鎮壓。
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浙江南潯鎮上發生了一場血光之災——莊氏《明史》冤獄。
《明史》脫稿，埋下禍根
當時的南潯鎮上，莊家最為富有。當家的名叫莊允城，字君維。這莊氏的老家在江蘇吳江縣的陸家港，到莊允城這一代才遷來南潯鎮定居，成了浙江省的子民。莊氏一門不但有錢，而且還出才子，時稱有“九龍”，即莊允城、弟莊允堦、堂弟莊允坤、子莊廷鑨、莊廷鉞、莊允堦子莊廷鑣、莊廷鎏、莊廷鏡、莊廷鍾。這兩代九人或為貢生，或為庠生，都是斯文一脈，對經史子集博覽精通，吟詩作畫也都有幾分風雅。
事情就出在莊廷鑨身上。
莊廷鑨，字子相，從小文采出眾，胸有大誌。15歲這年，他以優異成績從縣學裏選拔出來，進了當時的最高學府——設在北京的國子監。誰知美如彩霞的前途剛剛在他麵前展現的時候，他卻在一場大病過後雙目失明了。然而這個性格堅強的少年郎沒有氣餒和沉淪，他決心以左丘明目盲作《國語》為榜樣著書立說，爭取名留史冊。可是去寫什麼呢？他動開了腦筋。就在他苦無門路的時候，有個意想不到的機會成全了他。
南潯鎮可是個人傑地靈的地方，曆代都出過很有名氣的人物。明代天啟年間，這裏出過一位宰相，就是朱國禎。他生於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字文寧，號平極，別號虯庵居士。明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他32歲，中了進士，此後官運亨通，直升為文淵閣大學士，成了明熹宗的輔臣。他的政績雖然平平，但文才還是挺高的。他所寫的《湧幢小品》極富人生哲理，生動活潑，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
其實，朱國禎的才華主要還在治史上。他後來為朝中奸人所劾，對官場心灰意冷，幹脆托病辭官，回到故鄉南潯鎮，專心撰寫史書。寫有明《大事記》、《大政論》、《大訓記》，當時已經刊印發行。又寫有《明史》一部，仿照二十一史的體例寫成，但還沒有刊刻。
朱相國死後，子孫不肖，家道急劇中落，到順治年間時，已經可憐得隻有靠拍賣家產度日了。朱家子孫也委實可氣，竟將朱老相國心血澆鑄的《明史》書稿拿來換錢。雙目失明的莊廷鑨聽說朱家要出賣一部《明史》書稿，索價一千兩銀子，於是不假思索就買下了朱國禎的遺稿，準備以此為基礎，好好地撰寫一部《明史》。
由於朱氏遺稿的基礎並不怎麼好，再加之朱國禎死於明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所以他的《明史》書稿也不可能記載崇禎朝的事情，還得予以補充。這樣，莊廷鑨麵臨的修史任務就變得繁重而艱難了。
作為盲人的莊廷鑨，知道單靠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是難以完成的，應該組織起一個寫作班子，靠集體的智慧寫好《明史》。於是，經過幾天的籌劃，他終於拿出了一份名單，上麵列著十八位他所仰慕的文人學士，有潮州府歸安縣的茅元銘、吳之銘、吳之鎔、李礽燾；湖州府烏程縣的吳楚、吳心一（一說是茅次萊）、嚴雲、唐元樓、蔣麟征、韋全佑、韋全祉；江蘇吳江縣的張雋、董二酉、吳炎、潘檉章；仁和縣的陸圻；海寧縣的查繼佐、範驤。擬聘請他們作為“參訂”，幫助他共同完成《明史》的撰寫工作。
順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臘月的一天，在莊家的客廳裏，十一二位頗負才名的才子擁爐而坐，高談闊論，話題集中在最近發生的兩件大事上。一件是陳名夏叫清廷殺了頭，一件是鄭成功率領抗清義軍，攻占了漳州和泉州。
陳名夏是江蘇溧陽人，明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中進士，官至翰林院修撰兼兵部和戶部的都給事中。後來，歸順了李自成的起義軍。但清兵入關南下時，他又投降了清政府，繼續做自己的大官。前不久因為官場內部的勾心鬥角，被政敵寧完我參劾，終於被順治皇帝處死。這是今年三月裏的事。對於陳名夏的死，這夥滿懷抗清意識的文人自然是拍手稱快，罵他是反複無常的小人，投敵叛國的叛徒，給文人丟臉敗興的渣滓，早就該死，死有餘辜。
談論起鄭成功來，這夥人的情緒就大不一樣了。頭年冬天，順治皇帝敕賜鄭成功為靖海將軍，派人送去海澄公印，想讓他歸降大清。但遭到鄭成功的嚴厲拒絕，並當即發兵進攻，意欲收複大明朝的失地。前不久攻克了漳州泉州，軍威大振。對此，這夥崇尚氣節的文人自然擊節稱快，歡欣鼓舞，躍躍欲試。有人當即提議，在未來的《明史》稿中，要特別寫好延平王鄭成功。當下博得一片讚同聲。
大家正在暢談時，年輕的蔣麟征也不免激動起來，他大聲發問說，既然時局這麼鼓舞人心，我們還坐等什麼？快動手寫吧！寫他個激昂慷慨！
莊廷鑨一聽，笑了笑說，西宿老弟不用急，再等兩位朋友。他們一來咱們就動手。
大家問是不是要等陸圻和查繼佐？莊廷錢說：陸、查二位，還有範驤，恐怕請不動。反正把他們三位的大名列入“參訂”名單就是了。現在要等的是吳炎兄和潘檉章兄。
一聽吳炎和潘檉章也參加編寫，大家情緒為之一振。因為這吳、潘二人的名氣太大了，可以說是如雷貫耳。
江蘇的吳江縣有個吳炎，還有個潘檉章，都是了不起的高才。國難當頭時，他們才都二十多歲，寧可丟掉功名不取，以詩文來抒發懷念故國、反抗滿清的豪情壯誌。後來他們又說：光寫這些空洞的詩文有什麼用？應該繼承司馬遷和班固的傳統，好好寫出一部《明史》，那多麼有價值！於是，他倆廣泛搜購各種實錄、文集、奏疏等各種各樣的寶貴資料，開始了撰寫工作。真是懷紙吮筆，早夜相繼，寫下的書稿堆滿了床頭，裝滿了箱子。依他倆的才華是肯定可以成功的。……這兩位學子都住在水鄉農村。
的確，在莊廷錢請到的這些名士中，論人品學問道德文章，吳炎和潘檉章可算是佼佼者。
杜工部的名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真是道盡天下無數誌士仁人壯誌難酬的遺恨與悲痛。這個莊廷鑨，也真叫命運不濟，多災多難。就在他安排好大家開始編寫《明史》不久，突然得了一場大病，醫治無效，竟撒手而去。他臨死也沒閉上眼睛，盡管那雙眼睛什麼也看不見。
遭受打擊最大的，莫過於他的老父莊允城。這位明代的貢生、“複社”的積極參加者，此時已經60多歲。白發人送黑發人，令他老淚縱橫，痛不欲生。但他畢竟是一位久曆人間風雨的老人，終於堅強地挺住了。他含著淚對兒子的亡靈發誓說：廷鑨兒，你放心地去吧。編寫《明史》的千斤重擔，有老父一力承擔！你九泉有知，就等著這一天吧！
莊允城放下手頭一切活路，打迭起精神，領著寫作班子繼續寫書。他又不辭辛苦地從同鄉茅瑞征家借來參考書《五芝紀事》和《明末啟禎遺事》等書；還跑到湖州城裏，請當過南明禮部侍郎的李令皙為即將編成的書作序文。這樣經過大約一年的努力，宏篇巨製的一部新編《明史》終於脫稿了。
產生於改朝換代時期的一部書，又出自一群充滿抗清複明意識的江南名士之手，它的政治烙印是十分清楚的。可惜的是，今天已見不到這部《明史》的全貌，隻能從它遺留的殘篇和一些古人的筆記中略知一斑。從清政府的眼光看，它至少有以下幾處的“悖逆文字”。
其一，膽敢直呼清室先世的名字而不加尊稱。比如：不稱開國皇帝努爾哈赤的祖父為景祖翼皇帝，而直呼其名曰黨昌安；不稱努爾哈赤的父親為顯祖宣皇帝，而直呼其名曰塔克世；等等。
其二，把大清天朝的應天而生不寫成“龍興”，卻誣蔑為異族的“茲患”，稱天朝大軍為“賊”為“夷”。
其三，不用清之年號為正朔。該書紀年自明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至崇禎十六年癸未，都一字不提清在關外的年號，即天命、天聰、崇德；就是在清廷已穩坐北京、君臨中原之後，該書仍堅持不用清年號紀年，而隻用南明小朝廷的年號，隆武、永曆等。
其四，對明朝的敗亡充滿惋惜和同情。像“惜也……以故複沒。迄今讀稗官所記，猶令人拊髀捶胸，泣數行下。”等等這樣露骨的文字，散見於該書的《杜鬆傳》、《李如柏傳》、《李化龍傳》、《熊明迂傳》中。同時大罵孔有德、耿精忠、吳三桂等為叛臣，不一而足。
在清政府看來，這樣的書當然是百分之百的逆書。但在寫書人看來，就難有清政府這種切膚之痛了，甚至覺得還遠未解氣，寫得太冷靜客觀了點。
這就種下了禍根。
且說莊允城見新書編成，一副重擔落了地。他送走了諸位名士以後，不敢稍歇，又為刊印的事張羅起來。他請來當地最好的刻工湯達甫，最好的刷匠李祥甫，在南潯鎮北頭的圓通庵裏收拾出兩間靜室，開始了工程浩大的刻版印刷工作。即使按最快的速度計算，也得四五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不管怎樣，莊允城的決心已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地叫這部書流行於世，以告慰愛子莊廷鑨的在天之靈。他把這件事看得比給兒子找一個過繼者以延續長門香火都重要。真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但他做夢也沒想到，報答他的卻是一場殺身之禍。
無恥之徒 以《史》敲詐
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浙江官場爆出一大醜聞。
古代水運為“漕”。沿江沿海省份征收米糧，由水路運往京師，為“漕糧”。清沿明製，設漕運總督一人，專管漕運之事，為正二品官，兼尚書銜者為從一品官。總漕部院衙門設在江蘇淮安府。
在漕運總督之下，專管漕運事務的官兒是督糧道，又叫糧儲道。他的主要職責是監督征收糧食和押運糧船，並任用地方上的佐貳官為具體押運官。他手裏這點權力很是不小，被視為一種肥缺。各州縣的父母官來省城鑽營時，都不敢怠慢這個督糧道，也都要塞上一份厚禮。
此時浙江的督糧道名叫李廷樞，江蘇震澤縣（在江蘇省東南部）人。此人學業尚好，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中丙戍科進士，由庶吉士升任翰林院編修。後外放出京，謀得浙江督糧道這個肥缺。當時，浙江省有兩個督糧道，分工是：一個押運糧船北上進京，一個留在省裏準備次年的漕糧。這一年，輪到另一位督糧道進京，李廷樞留省不去。
事情就發生在這個時候。
浙江湖州府歸安縣知縣吳之榮，是個一心要往上爬的無恥之徒，認準是空子，必定要大力鑽營，不惜一切手段。他是江西省撫州人，按說也是讀書人出身，但不知怎樣卻變成一個心黑手狠的官場無賴。他早已打聽清楚，今年去北京押漕的不是李廷樞，而是滿族出身的另一位督糧道。為了討好這位滿官，叫他“上天言好事”，便送去一份沉甸甸的厚禮。而李廷樞收到的卻是一份象征性的禮品。這事不知怎麼叫李廷樞給嗅了出來，不禁勃然大怒，不顧體麵地當麵責罵起來。前麵說了，吳之榮本是個官場無賴，叫李廷樞罵急了，把心一狠，我吳之榮也不是非靠你李廷樞就能升官！也破口回罵起來。
李廷樞吃了虧，豈能就此罷休？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歸安縣學裏有一名諸生張辰生，與李廷樞素來認識，正想從他那兒找點當官的門路。李廷樞就暗中把張辰生找來，提供了幾條吳之榮貪贓賣法的劣跡，叫張辰生以個人名義向總督和巡撫寫信揭發，事成之後，必有好處。歸安的秀才告歸安的知縣，這叫後院起火！挺絕的一招。
誰知吳之榮更鬼，早就防著李廷樞的報複，並掌握了張辰生的活動。這天他把張辰生叫去當麵點破，並要以誣告罪處罰之。張辰生並不知道吳之榮是否真有揭發信上那些劣跡，心中發虛，便一個勁討饒，並賣出了幕後的指使人。吳之榮轉了轉眼珠兒，對張辰生說，要我饒你好辦，你也替我寫信揭發李廷樞，寫什麼我告訴你。這家夥來了一個以毒攻毒。
一個張辰生，又告吳之榮，又告李廷樞。一杆槍兩頭戳人。事情張揚開了，引得全省轟動。為了替官場遮醜，總督和巡撫隻好請示皇上，把李吳二人同時治罪。結果判了絞刑，入獄待決。
到了這個地步，二人方後悔不迭。雖說多花些錢運動運動還有出頭之日，但畢竟得在四堵牆裏蹲一陣子，這個苦不好吃呀！誰知要關多長日子呢？
你別說，壞人常能走好運。到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時，皇上大赦天下。這李廷樞和吳之榮也在被赦之列，雙雙恢複了自由。而且經過這一折騰，二人握手言和，反而成了朋友，後來還結成了兒女親家。二人的素質於此也可見一斑，整個一對無恥之徒。
後來的事實證明，大赦了的李吳之輩，尤其是吳之榮，真好似惡虎歸山。一場血腥的文字獄，便是因他們而引發，造出慘絕人寰的結果。
就在李廷樞、吳之榮被赦出獄後不久，莊允城主持刊刻的《明史》問世了。它的銷路很好，各大書鋪都有買主。尤其此書有李令皙作序，十八名“參訂”者中又有大名鼎鼎的陸圻、查繼佐、範驤、吳炎、潘檉章等人，所以一時影響很大，流傳很快。
但此時的政局，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清廷在軍事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別說東南諸省的抗清武裝被消滅，就連四川、貴州、雲南等西南偏遠省份，也被清軍一鼓蕩平。一度成為人們精神支柱的鄭成功，此時也元氣大傷，無力回天了。而象征明祀未絕的最後一個南明皇帝朱由榔，也於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二月逃出國界，縮在緬甸苟延殘喘。隨著政局的穩定，清朝統治者對具有反抗意識的士大夫就態度強硬起來，動輒加以鎮壓。僅順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的“丁酉順天科場案”、“丁酉江南科場案”、“丁酉河南科場案”、“丁酉山東山西科場案”就殺了六七十個人，“江浙文人，涉丁酉一案不下萬輩”。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春正月，嚴禁文人結社訂盟。皇上的聖旨這樣說：“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糾眾盟會，其投刺往來，也不許用同社同盟字樣。違者治罪”。
在這麼一種高壓氣氛下，莊氏的《明史》既是大多數心懷不滿的文人的一劑興奮劑，又是少數士林敗類賣身投靠、升官發財的敲門磚。總之，它是非常招人的敏感物。
果然沒過多久，剛出獄的李廷樞就打上了《明史》的鬼主意，他也是從一個叫趙君宋的人的身上獲得的啟發。
趙君宋，溫州人。他的學曆並不高，隻是一個拔貢出身。但他卻擅長打小報告等暗中害人的勾當，所以沒用多久也混上個湖州府學教授的職務。這樣一個小小學官，沒什麼實權，撈不到多大的油水，早就瞪大眼珠子盯著四周，看有個什麼升官發財的大門路沒有。《明史》一出，他心中暗喜，機會來了。他跑到本城葉聖基開的書店裏，狠狠心，掏出自家六兩銀子的腰包，買得一套《明史》帶回衙中。但他的本事有限，看不出多少問題。於是就把本學一位優等生俞世禎找來，命他替他檢閱磨勘，雞蛋裏頭挑骨頭，搞出一些“大逆不道”的罪狀來。結果摘出幾十條不法文字。趙君宋一麵出榜貼於學門，一麵報送浙江學政胡尚衡。
事情發生後，莊允城並不把趙君宋放在眼裏，因為他與本省的官場人物也有不少交往，有些關係還是很吃硬的哩。比如，在北京通政司衙門主持工作的王元祚，當初在浙江任守道時，就與莊氏很有些交誼。眼下正好派上用場。莊允城拿出三部《明史》，呈送給王元祚，托他轉給禮部一部、都察院一部，予以審查。當然，少不了也給王元祚送一些白花花的銀子。這麼一來，趙君宋掀起的一點小波浪也就被壓下去了。莊允城從此也有點疏忽大意，總以為經過三大衙門審查過的書，誰還能奈我何？
李廷樞出獄以後，窮得發慌。從趙君宋那兒知道《明史》有把柄可抓，頓生詐財之念。你莊家可太肥了，總得割幾兩肉下來吧。於是，他也出手大方地花掉六兩銀子，從袁祥甫的書店買到一部《明史》，興衝衝地跑到陳永命家裏說：“苞苴到，共烹之。”苞苴者，以財物行賄，或指行賄的財物。這裏當然是指後者。那麼，李廷樞為什麼敢這麼隨便地對陳永命講話呢？
原來陳永命本是現任湖州府的知府大人。李廷樞曾經是他的老師。老師對學生說話，那自然就隨便多了。這位知府大人出身滿族，可謂根紅苗正。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中進士，也算斯文一脈。他由庶吉士轉部屬，再升任湖州知府。問他為官怎樣？回答是四個字：貪婪嚴酷。
聽完老師企圖詐取錢財的如意算盤，陳知府表示完全讚同，並願意無償地為老師辦好這件事，以報答栽培之恩於萬一。
但是，他的老師一走，他又如何行動呢？首先，他先巧妙地放出一種空氣：《明史》問題很大，現在又有人在上麵告狀，說不定朝廷會知道的。這風自然很快就傳到莊允城的耳朵裏，雖說他覺得有恃無恐，但既然風從知府衙門傳出，還是不能不打聽一下。向誰去打聽呢？欲知山中事，須問砍柴人。這得去問衙門裏的人才行。正好，莊允城認識一個叫周國泰的人，是府衙中的一名庫吏。便托他出麵打探。
陳知府放出空氣，知道必然會有反饋回來的消息。恰如他的神機妙算，沒多久便出現了周國泰。幾個來回過後，一筆幕後交易達成了：雙方不見麵，由周國泰穿梭來往，把三千兩銀子送給陳永命；作為回報，陳把《明史》案壓下去，為了根除後患，答應把《明史》的全部刻版由府衙收回銷毀。
大把的銀子到手，陳知府就走第三步棋了。他沒給尊師李廷樞一絲紋銀，卻將老師花六兩銀子買的《明史》完壁歸趙，外加幾句漂亮的官腔而已。
可笑李廷樞賠了夫人又折兵。他還不如一隻貓，貓教學生老虎學本領的時候，還留下一手上樹功夫秘而不傳呢。
當然，李廷樞也決不甘心兩手空空，就此完結。他立刻想到了當初的冤家、如今的親家吳之榮，深知他的腰包也分文不名，處境不妙，不會不想發財的；還深知他要幹起這種敲詐勒索的勾當，一定比自己高明十倍。想到這裏，他就毫不猶豫地揣上那部《明史》，敲響了吳親家的大門。
於是乎，真正的魔鬼要大顯身手了。
正如李廷樞所估計的，吳之榮出獄後的處境同樣不佳，豈止是不佳，簡直糟糕透頂。且不說官職沒恢複，首先經濟上就沒法過關。在他與李廷樞互揭老底那會兒，最後共查實他貪汙受賄八萬兩銀子。這是要退賠的。僅這一項就夠他招架，而不走好這一步棋，下一步要官複原職什麼的就談不上。所以，怎樣搞到大筆的錢，便成了他頭等重要的大事。無奈之中，他不得不低眉順眼地去求見施鯨伯。
這個施鯨伯原來在歸安縣衙當差，經吳之榮的提拔，當了一名承辦錢糧事務的書吏。為此，施鯨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地聽候吳之榮的驅使。但現在情況變了，施鯨伯已成為湖州知府衙門裏的一名書吏，而且是在刑廳推官李煥手下當差，地位比過去高多了。他會不會再聽吳之榮的話，在這困難之際幫一把呢？這一點，連吳之榮自己也心裏沒底。他是抱著碰一碰運氣的態度去見施鯨伯的。
不料這位施鯨伯還挺重舊情，對吳之榮滿接滿待，答應一定幫忙。吳之榮喜出望外，便向施鯨伯麵授機宜，把自己早就想好的一個計劃如此這般地說了一遍。施鯨伯拍拍胸脯，說他願意立即照辦。
湖州府的推官名叫李煥。推官最早是唐代在節度使、觀察使下麵設置的一職，專管斷案打官司。從元代和明代開始，在府一級衙門裏也設此職。清代初葉，也就照樣沿用。後來才廢掉了。李煥是江西省寧國縣人，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中壬辰科進士，與現任知府陳永命有同榜之誼。他先在本省做官，任某府的推官。不久母親去世，他丁艱回籍，滿服後才又繼續出來任職，於今年春天調來浙江湖州府。據記載，此人居官還算清白，隻是說話言辭尖銳，鋒芒畢露。
這天，施鯨伯來見李推官，遞上一封請願書之類的東西，大意是說：我們這些簽名請願的人，都是歸安縣的老百姓，對吳之榮知縣的政績念念不忘。他可是一位好父母官呢。如果李推官能設法跟巡撫大人和知府大人說通，讓吳知縣仍回歸安任職，那麼他應繳納的八萬兩銀子，我們願意代付。雲雲。
李煥在總督和巡撫跟前還真能說上話，多次說項，還真把這事給辦成了。
吳之榮的狡計得逞，重返湖州城，好不得意。如果說過去他弄錢是暗中取事，這回便要明目張膽地大幹了。他太急用錢了。其主要手段就是尋準缺口，公開敲詐。
就這樣，吳之榮還不滿足，他終於把目標盯在南潯首富莊允城身上。如今老親家李廷樞送來《明史》，真是再及時不過了。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吳之榮一個人來到南潯鎮，走進莊家大門。他的目的是要撈錢，所以總的戰略是“先禮後兵”。
一見夜貓子進宅，莊允城就明白了來者的心思。但他假裝不知地笑問道：吳知縣大駕光臨寒舍，不知有什麼見教？
吳之榮笑迷迷地說：“君維兄（君維是莊允城的表字），咱們之間客氣什麼？什麼見教不見教，快別講這種話。下官對您的人品學問一向推重得很，早想登門拜訪，總也抽不開身，窮忙窮忙。今天順便來看看，順便來看看。”莊允城微微冷笑：“吳知縣夤夜屈駕到此，恐怕不會沒有公務吧？”吳之榮打個哈哈說：“莊兄，您真聰明。不過公務談不上，倒還是為朋友的一件私事。”莊允城意帶諷刺地說：“吳知縣真是熱心人呀。”吳之榮說：“老兄的事，下官豈能不熱心。”莊允城冷冷說道：“吳知縣說笑話了。”
吳之榮見對方不接茬，有點不耐煩了，嘿嘿一笑說：先請老兄看一樣東西，不知可否認識。說著亮出那部《明史》，等著看莊允城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
誰知莊允城隻瞥了一眼，淡淡地說，原來是它呀，見笑，見笑。請喝茶，請喝茶。
吳之榮心裏惡狠狠罵道：老匹夫！我叫你再裝胡塗！臉上卻堆出關切無比的笑容，說：“君維老兄，下官實話實說吧。這部書可惹麻煩了！督撫已經發下話，讓下官嚴查這件事。可下官心想，老兄家是歸安名門望族，身為父母官也好，士林同道也好，都不能眼看著你們吃大虧吧？所以，還是先來通報一聲的好。”
作為複社遺老的莊允城，根本不把這個後進無賴往眼裏放，再說他還迷信“此書已經三部堂審查過了”這一條，所以態度強硬。說：“既然吳知縣有這麼好的心意，老朽代表莊氏一門表示感謝了。”說完便有送客的意思。
吳之榮又氣又急，心想我低估這老家夥了。他穩穩神，給口氣裏加上點厲害東西，說：“莊老兄，隻怕感謝我於事無補，上麵要催辦起來，下官可就愛莫能助了。”
莊允城把臉一沉，說：“那就由他去吧！”
“好好好！既然如此，下官告辭！”
“不送！”
吳之榮結結實實碰了這麼一個釘子，氣得一夜沒睡著覺。第二天一大早就帶著《明史》直奔杭州。他這是真要向總督和巡撫去告發了。
清初，地方上最有權勢的是手握重兵的八旗將軍，比總督還要高一級，從一品官，與加尚書銜的總督同級別。凡向皇上奏事，均要由將軍領銜才行。吳之榮自然深知這一點，所以就直奔杭州將軍衙門。此時的杭州將軍是柯奎，接見了吳之榮，把書也放下，叫吳聽候傳喚。
吳之榮心中暗喜，隻要八旗將軍一句話？就夠你莊允城喝一壺！此時他也不想錢了，一心想著要報複。誰知等了幾天毫無動靜。他有點坐不住了。正在胡思亂想，將軍衙門差個小軍官來了，傳柯將軍的話說：我們是武職衙門，對地方上這些筆墨官司不想多管。說完就走，把那部《明史》不經意地往桌子上一扔。
這是怎麼回事？吳之榮想想那天柯奎接見他的情景，覺得這裏麵大有文章。
原來莊允城也一直沒閑著，當他知道吳之榮去向柯奎告狀時，便立刻想到得派徐典去搬梁化鳳的麵子，隻要梁化鳳說情，柯奎處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梁化鳳，字歧山，陝西省長安縣人。他是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考中的武進士，武藝高強，很會打仗。從順治四年到順治七年，他在山西因作戰有功，由守備升為參將，五年後便升為寧波副將，又一年升為蘇鬆總兵。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七月，鄭成功率兵攻南京甚急。是這個梁化鳳臨危參戰，生擒鄭成功手下大將甘輝，從而擊敗了鄭成功。為此，清廷對梁化鳳大加褒獎，特授“輕車都尉”世職，賜金甲貂裘。就在前不久，又委任他為江南全省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晉三等男，準世襲八次。真是紅得發紫。自然，他要說出一件事，柯奎將軍是絕對會給麵子的。
至於徐典，他不過是湖州府學裏一名諸生，與梁化鳳有什麼特殊關係，沒有記載，也就不得而知了。反正隻知道徐典帶著大宗銀子說通了梁化鳳，梁化鳳親自出麵又說通了杭州將軍柯奎，而柯大將軍就派人冷冷敲了吳之榮一棍子。
吳之榮搞清這層內幕以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媽媽的！好深的水呀！他惦量了一下自己的實力，有點底虛。於是腦瓜一轉，決定改變計劃先把莊允城放一放，重找一個敲詐對象算了。
那麼，誰是下一個目標呢？
南潯鎮上，還住著一家朱姓富戶，主人名叫朱佑明。像莊家一樣，朱家的祖籍並不在此地，原來世居石橋浦。朱佑明這一輩上才遷來南潯落戶的。朱家不是書香門第，祖傳的謀生手段是當木匠。隻是到了朱佑明哥哥手上才改為經商，從此發了大財。說到他們的發家，看來也是運氣。開初，朱佑明的哥哥往來於景德鎮和湖北各地，以販賣磁碗為生，辛苦奔波幾十年，好不容易積攢到八千多兩銀子的家當，就一天福沒享地去世了。朱佑明比哥哥小得多，兄弟倆還沒分家，就由他繼承了全部遺產，成為朱門當家人。他可碰上了好運氣。
原來清兵一入關，天下人心惶惶，知道要起大動亂。於是許多商人都急於避亂，把手頭的磁貨、藥材、桐油、染料等大宗物資低價盤出。朱佑明跟這些人混得很熟，便冒險地全部吃進。後來世事果然越來越亂，烽火連天，戰禍蔓延，交通為之阻斷。誰知對朱佑明來說卻是禍中得福。因為交通不暢，貨源就缺乏。而朱佑明屯積的大量物資正好派上用場，以高出進價十多倍的價錢一銷而空，淨賺了一百多萬兩白花花的銀子，風吹似地成為富甲一方的百萬富翁。
在那個社會，有錢就會有勢。當時在江浙負責絲綢織造事務的是大太監盧九德。這位專門替皇家督造好絲綢的老公公，最喜歡任用當地富豪作為各州府織造局的堂長。朱佑明就榮任此職。別看這並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員，但很有實權。這麼著，朱佑明就在地方上成了一位很有地位和影響力的頭麵人物。其能耐有多大，從下麵這件事便可知道。
那時，朱家還在石橋浦。這地方瀕臨太湖，常有湖盜出沒騷擾。朱佑明為了保護自己的巨大家產，就以保護貢絲的名義招募了大批武勇，置辦一應軍械武器之類，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武裝。
朱佑明的次子名叫朱彥紹，娶當地名士張雪封的侄女為妻。朱佑明為了裝點斯文門麵，對張雪封趨奉得十分殷勤。不承想張雪封的另一個兄弟張南紀卻大吃其醋，認為我也是你朱家媳婦的一個叔叔，因何就不加敬重而低看一等呢？越想越氣，思圖報複。於是，這個張南紀悄悄跑到守道衙門告狀，說朱佑明私建武裝圖謀造反，即將舉事。守道名叫史儒綱，江蘇溧陽人，原在洪承疇標下任事，不久前提拔上來的。按說這個來頭也不小。史儒綱一聽有人謀反，當即調兵遣將，決定第二天一早出發。這麼機密的事，居然當天夜裏朱佑明就知道了。他組織人把全部軍械投入太湖，來個痕跡不留。第二天，史儒綱氣勢洶洶而來，卻撲了個空，一無所獲。他部下的那些個兵丁也不爭氣，把朱家的絲綢貨物搶掠了不少。這正中朱佑明的下懷。他反守為攻，親自去拜見盧九德，狀告史儒綱縱兵劫奪禦用絲綢。盧九德大怒，上本題奏，得旨將史儒綱問罪擬斬。後來雖說遇赦免死，可也在獄中受了6年監禁之苦。這就是朱佑明的能耐。
也就在這件事情以後，朱佑明決定舉家遷往南潯鎮。他買下董氏的一座巨大宅邸，花七萬多兩銀子加以裝修，極盡豪華之能事。當地不少有名望的家族，都搶著與朱佑明聯姻結貴。連莊允城也替長子廷錢娶了朱家的女兒。
就這樣，朱佑明成了吳之榮選定訛詐的新目標。
吳之榮選朱佑明下手是很聰明的，成功的把握很大。因為朱佑明是莊廷鑨的嶽父，又曾出錢讚助出版《明史》，而他本人又是個粗人，不會有多大見識。所以吳之榮心裏盤算，隻要拿“逆書”二字一嚇唬，不怕他朱佑明不低頭。其實這是吳之榮的想當然，看來他還不大了解這個朱佑明呢。
朱佑明見吳之榮敲詐到自己頭上了，心裏一陣冷笑：你在莊家那兒碰了壁，又把頭伸這邊來了。好，你就等著吧。他當下就打定主意，非狠狠教訓這個狗官不可。他的長子朱彥紹也氣憤不過地喊叫說：決不能受他吳之榮的敲詐。他要數千金咱們給了，那些知府大人、總督、巡撫大人都會跟著伸手。咱們就是把全部家當填進去，也填不滿這個無底洞。全家人統一了思想，又聯絡好老莊家的人，定出一個“治吳方案”。
且說這天吳之榮堂而皇之地前來索取款，卻見不到朱家一個成年男子，當家的朱佑明當然就更不見蹤影了。卻有幾百個婦女兒童（包括莊允城家的“援軍”在內）蜂擁而至，把吳之榮團團圍在垓心，又抓又罵，呼聲震天，折騰了個狗血噴頭，衣冠不整，狼狽極了。
吳之榮何曾料到這一手？一看大事不妙，此時不跑更待何時？慌忙撞出人群，抱頭鼠竄。誰知剛剛跑出不遠，迎頭遇到一隊官兵，不容分說就被拿下。他大聲叫道：我是歸安知縣吳之榮。你們抓錯了。帶隊的軍官卻說：抓的就是你！
這是怎麼回事？原來這也是朱佑明安排好的。他事前已買通了守道張武烈。而張守道見吳之榮已經搜刮了幾十萬銀子，竟獨吞下去，早就氣得不行，如今得了朱佑明的好處，也正好拿吳之榮出出氣。那些兵丁差役就是他派的。硬是把吳之榮押出境外，一直過了吳江。
吳之榮詐財不成，反受到這等恥辱。無賴本性大發，發誓要不擇一切手段進行報複，以雪此恨。為了給朱佑明加重罪責，他挖空心思想辦法，終於來了絕招。在這部《明史》中，於介紹資料來源時，提到了朱周禎，稱為“朱氏史”，但沒寫出“朱國禎”三個字。吳之榮就鑽這個空子，在“朱氏史”下麵加了“即朱佑明刊”五個字，連續起來就成為“朱氏史即朱佑明刊”。之後，他就帶著那部《明史》直赴北京，要去刑部告狀。
《明史》冤案，株連甚廣
吳之榮這一狀，猶如點燃一根粗大的導火索，頓時引發了一場超級大爆炸。
吳之榮跑到北京告通天大狀，此時朝廷裏是一種什麼情況呢？
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年僅24歲的順治皇帝病死了。關於他的死，民間流傳著另外的傳說，說他不是病死，而是沒有死，上五台山當了和尚。理由主要有這麼三條：
其一，順治皇帝一直篤信佛教，拜木陳和玉林二位高僧為師，取法名“行癱”，並刻有“塵隱道人”、“懶翁”、“癡道人”等佛號鈐章，早就有出門的願望。再加上視為生命的愛妃董小宛一死，他痛不欲生，對人世間一切事都了然無趣，於是視江山為敝屣，飄然而入五台山。
其二，當時的大詩人吳梅村寫有名詩《清涼山讚佛詩》，詩曰：
雙成明靚影徘徊，
玉作屏風璧作台。
薤露凋殘千裏草，
清涼山下六龍來。
人們認為詩中的“千裏草”是個“董”字，暗指董鄂妃董小宛；而清涼山就是五台山，“六龍”就是指順治皇帝。這便是順治出家的文字依據。
其三，康熙皇帝即位後，多次奉母後之命去五台山巡幸，那是去探訪他的父皇順治皇帝的。光緒年間，發生了“庚子之變”。被八國聯軍嚇出北京城的慈禧太後，從山西往西安逃跑。在路經忻州時，當地官員擺出豐盛的貢品，而放這些貢品的法器都是故宮大內之物。探詢之下，原來都是從五台山寺廟裏借來的。說明五台山確實有帝王居住過。這就是順治出家五台山的事實證明。
終於，順治出家一事成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另二樁疑案是：“皇太後孝莊下嫁事”，即順治皇帝的生母太後嫁給攝政王多爾袞一事；“世宗入承大統事”，即雍正皇帝殺兄纂位一事）。
不論怎樣，反正是順治皇帝不幹了，康熙皇帝上了台。順治皇帝在遺詔中有這樣的交代：
太祖、太宗開創的大清江山一定得萬世相傳，這是頭等大事！繼承人問題相當重要，應該很快確立。朕的兒子玄曄，乃是佟皇後所生，已經8歲，非常聰慧，茲立為皇太子。朕死後，讓他遵照典製服孝二十七天，便可易服登基。因為他年紀太小，朕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為輔政大臣。你們四個人都是功勞很大的老臣，朕才把心腹大事托付給你們。務必盡心竭力地保翊衝主，料理好朝廷大事。
清廷上層既然發生了這麼重大的變動，自然顯得有點亂。而8歲的康熙皇帝很難主事，大權落在四位輔佐大臣手裏。這四個實權人物又不是一股道上的車：其中索尼是四朝元老，資望最深，但年老多病；蘇克薩哈和遏必隆勳望較卑，凡事聽從索尼主裁；而鼇拜此人自恃戰功高，驕橫得很，早想獨攬大權，與索尼等明爭暗鬥得十分激烈。這樣雙方在處理問題時為了避免讓對方抓住把柄，都盡量地“寧左勿右”，以顯示自己最忠於皇上。
就是在這樣一種政治形勢和權力格局中，刑部轉來了吳之榮的告狀信，還有罪證——《明史》，其後果好得了嗎？
刑部的報告中，列出了《明史》的八大罪狀。四位輔政大臣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見：派刑部滿族侍郎羅多立即奔赴浙江，逮捕莊允城和朱佑明來京審問，與吳之榮對質，並提取《明史》的刻版。
刑部侍郎羅多於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秋末動身，冬初抵達湖州。逮捕莊允城和朱佑明倒是很順利，但提取書版時卻發生了問題。我們知道，湖州知府陳永命通過周國泰吃了莊允城三千兩銀子的賄賂，不僅把老師李廷樞給的那部《明史》退了回去，還把整個書版處理掉了。現在上什麼地方找去？羅多完不成任務交不了差，心急免不住發火，一個勁地催知府大人。此時的湖州知府已不是陳永命，而換成了譚希閔。他表字九子，揚州人，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中丁亥進士，原任浙江某府推官，半個多月前才調任湖州知府，接替了陳永命。可以說他連板凳還沒坐熱，就攤上了這件麻煩事。
且說這天羅侍郎又來催促書版一事，把譚希閔搶白了一頓。這位老譚還帶點書生氣，自己身上也比較清白，所以不但不趕緊給中央大員說好話，反而實話直說，強調自己剛來乍到，不知有這回事，而且陳永命在辦移交時也根本沒有提及。
羅多大怒。你身為知府怎能說不知此事？還敢頂撞！好，你不知道，叫管庫的人來。
管庫的就是周國泰。他一見事情不妙，隻怕把向陳永命行賄的事抖落出來，所以下決心死保陳永命。麵對羅侍郎的提問，他昧著良心一口咬定說：《明史》書版的事，陳知府已經移交給譚知府了，現有交盤冊上的記錄為憑。請羅大人過目。
驚得譚希閔目瞪口呆，氣得他七竅生煙，可麵對交盤冊上的白紙黑字，他卻有口難辯。
羅多冷笑一聲，甩袖而去。
此案後來審結時，判處譚希閔絞死。這真是天大的冤枉！他當初要對羅多恭順殷勤一些，再孝敬一些黃白之物，或許不至於丟掉性命吧！
書版的事有了著落，羅多便押解莊允城和朱佑明動身回京複命。
天真的莊允城，直到這時還沒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準備到北京後上疏申辯，揭發吳之榮的老底。
羅多一行人前頭剛走，莊允城的二兒子莊廷鉞就隨後出發，帶足了錢和禮品，預備在京城活動一番。莊廷鉞這年才23歲。他字左黃，7歲便會作詩，是一個很有天賦的人。可惜從小生在富家，養成一種紈絝子弟的習氣。幾場科考失利後，再也無心讀書，娶了一房美妾，整日裏聲色歌舞，吃喝玩樂。又在後花園蓋起一座精致的小樓，取名“百尺樓”，時常召來一夥青年文士豪飲狂吟，把所作詩文收集起來，編成一本《百尺樓詩草》。
對他的這種生活態度，父親莊允城很不高興，不免搖頭歎息。隻是見他年紀還小，也沒有過多地責怪。
如今家裏出了這麼大的禍事，莊廷鉞受到極大震動，好像一下成熟了許多。在北京天天去刑部監獄探望父親，送些吃食，並且上下打點，四處活動，與先前那個花花公子已經判若兩人。
這時，已是深冬天氣，又下了一場鵝毛大雪，北京城裏天寒地凍。莊允城被關在刑部監獄，受盡苦楚。他原以為能讓他從容申訴，並揭發吳之榮的卑劣行徑，誰知全部落空。倒是與吳之榮當堂對過質，那隻是讓他確認《明史》是否自己所編，別的什麼話都不讓說。接下來就是叫他承認《明史》有八大罪狀，不承認就嚴刑拷打。他年事已高，又從來沒有吃過什麼苦，哪裏經得住酷刑的折磨？再加上心裏不服，憋著滿腹怨情難以發泄，所以很快就垮了下來，臘月二十三日病死在牢房裏。
刑部奉旨對已死的莊允城處以磔刑，即把他的屍體砍成碎塊。同時下達了抄家滅族的命令。
目睹父親如此悲慘的下場，莊廷鉞五內俱裂，悲痛欲絕。但他也清楚地意識到，現在光哭已無用，必須火速回鄉報信，因為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於是買了一匹好馬，日夜兼程地往回趕。
但他畢竟還是慢了一步。
一位姓吳的滿族侍郎，一位姓戴的漢族侍郎，他們帶著大搜捕的龐大計劃，凡與《明史》有一絲一縷牽扯的人，主編的、參訂的、刻版的、印刷的、賣書的、買書的、作序的、審查處理過此書的，甚至無意問說過有關的幾句話的……一律全家拘捕，集中在浙江省會杭州進行審判。這兩位官員的職務雖然不算太高，但由輔政四大臣點名派出，實際上與欽差大臣無異。兩人帶著幾個心腹差役和罪犯朱佑明一路南下，沿途各驛站皆備有最好的馬匹供役，日行數百裏，那速度自然要快得多。剛過了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的正月15元宵節，他們就進了杭州城。並不休息，立即與杭州巡撫會商有關事宜，部署行動計劃。
此案要抓的人，老少男女幾千口子。
先說莊廷鉞。他緊趕慢趕回到故鄉，南潯鎮已經被無數八旗兵丁團團圍定，刀光劍影，人喊馬嘶，一片緊張恐怖的氣氛。要逃跑的話，是完全可以的。但已經在事變中成熟起來的莊廷鉞，連這個念頭都沒有。此時他惟一想到的是：天哪！我回遲一步害了王訓導和六位保人！
原來，上次羅多來抓莊允城、朱佑明時，順便把兩家的主要成員也抓了起來，關在歸安縣學裏，交由訓導王兆禎看管。莊允城和朱佑明起解後，莊廷鉞見父親年邁力衰，此去京城數千裏路程，天寒地凍，擔心他受不了，想去給父親做個伴。王兆禎是剛調來不久的訓導，又是個正人君子，不免動了惻隱之心，猶豫好久便答應了莊廷鉞的請求，隻是提出兩個條件：一是找六個保人擔保，寫出保狀；二是必須快去快回。莊廷鉞一一照辦，托他認識的縣學守門人鄧攸之，請來了六位保人：五個在縣學讀過書的莊族的秀才，一個當衙役的戈明甫。他這才悄悄地跟著父親去了北京。可現在……分明是一切都晚了。想到這裏，他哪裏還顧得上個人安危，一頭便撞進了包圍圈。
人家現在等的正是他。全鎮的人看到莊廷鉞自投羅網，麵無懼色，而且大聲疾呼地替別人開脫，把罪責盡往自己頭上攬，不禁驚歎讚佩不已，對這位昔日的闊少爺刮目相看了。
這裏順便交代一下，老學究王兆禎就因為這麼一條罪狀，最後被處以絞刑。保人中那五位莊廷鉞的本家兄弟則死得更慘，淩遲喪命。至於那位戈明甫，也被斬決。
再說吳江兩大名士吳炎、潘檉章人品學問冠於一時。官府逮捕他們時，一個方巾大袖，一個儒巾藍衫，依然故明打扮，從容不迫，伸手讓差役捆綁。並且大聲地把全家人都召喚出來，讓人家一個不留地抓。連差官都心軟了，悄悄勸他們說，為什麼不把最小的孩子藏起來呢？他們坦然一笑說：我們全家的名字早都登記在鬼錄上了，覆巢之下，還指望有什麼完卵！差官慨歎不已。
吳炎以詩文見長，曾與葉恒奏主持“驚隱詩社”。潘檉章國變後誓不降清，隱居韭溪著書立說。他精通史藉，對天文地理等無所不知。二人誠為一時俊傑也。
在《明史》的十八名參訂中，活著的十七人全部就逮，惟有董二酉3年前已經去世。但他也別想躲過劫難，被發塚斫棺，斷頭戮屍。最可憐的是他的兒子董與沂，奇才也，9歲時作感懷五言詩四章，驚世駭俗。名士顧茂倫為他的詩集作過跋文。結果也被逮捕殘殺。士林中人無不為之歎息流淚。
替《明史》作序的李令皙，字霜回，榜名木實，後改名本實，字木生，再後來才改成現在的名字。據說，李家先世以充任訟師為業，就相當於今天的律師職業。到他這一代才門風大改，走上了讀書做官的道路。他從小就很聰明，文采不凡，青年時代就已經有了名氣。明代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他考中甲子科舉人。後來運氣不佳，屢試不中，直到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方才榮登龍虎榜，中庚辰科進士。可惜官位還沒升得多高，清兵入關，天下大亂。弘光皇帝朱由菘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時，他趕去投奔，官至禮部侍郎。這個小朝廷隻維持了一年多就垮了。之後，他便退歸故鄉隱居不出。到莊廷錢張羅撰寫《明史》時，他實際上已經病得把兩隻眼睛都瞎了。
所以，那篇序文據說非他寫就，而是他的同學陶鑄（字子固）代作，署上他的名字。
說到這篇序文，還有點小周折。由誰來寫書首的序文，乃是一件大事。當時，廷鑨已死。莊允城正在考慮人選時，廷鉞在旁提議說，這有何難？交給費爾莊一揮而就。費爾莊字夔一，與莊廷鉞同在一個學社裏，是一位青年學子。莊允城有點仰慕虛名，還看不起費爾莊，說：他有什麼文名？還不跟你一樣的貨色。經過再三選擇，最後確定了李令皙。報酬是“四幣十二金”。但這錢卻隻有一半到了李令皙手裏，另一半被他的兒子李宏士半路打劫了。
李令皙全家住在湖州城裏。抓人抄家時聲勢極大。那是正月二十日，大白天忽然城門緊閉，重兵把守。吳戴兩位帶領五百名全副武裝的八旗精兵，五百名巡撫衙門的標兵，自然也是頂盔披甲，外加無數皂隸捕快，把李家包圍得水泄不通，各個交通要道都設立崗哨，如臨大敵一般。
李家本有百餘口人。可這天正趕上他家有慶祝之事，來賀喜的鄰居親友也有七十多人。但如狼似虎的丘八們不管這些，凡是在李家大門以裏的人，不問青紅皂白全部抓起。大部分都是些普通老百姓，哪裏見過這種陣勢，隻嚇得哭爹喊娘，聲震全城，把個喜慶紅火的大正月搞得淒淒慘慘，一片白色恐怖。
在這次浩劫中，要不是陳紫菘出力，李家便要斷子絕孫了。
陳紫菘是李令皙的表弟，讀書不做官，足智多謀，且有俠肝義膽。他眼見李家滿門被抓，16歲以上男子都得問斬，心急如焚。尤其對他所最鍾愛的李家長孫李書垂，充滿憐惜之情。李書垂這年20歲，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材，用功讀書，是個很可造就的人物。陳紫菘決心要為李家保留一點血脈，為此，他跑去找好友費恭庵商議，希望能想出一個萬全之策。兩人絞盡腦汁，終於設計了一個很帶冒險性的營救計劃。
首先，他們花重金買到一個不怕死的硬漢，名叫金佩源，讓他改姓為王。再告訴李書垂，讓他也改姓王，名叫王綸，是王佩源的親生侄兒，暫時過繼在李家。
其次，為了增加可信性，他倆又去找縣衙吏科書辦姚敬輿。姚的女兒是李令皙的大兒媳婦。就讓姚的女兒一口咬定她是王佩源的續弦，即王綸的親生母親，暫時住在李家的。
在後來的審訊中，三個人就這麼一口咬定。尤其是金佩源，被提審了十幾次，各種酷刑都受遍了，也堅不改供，反複大叫說：我王家兩代單傳就王綸這麼一個兒子，因為與李家是表親，母子倆就暫時住在他家。
終於救下了李書垂，最後被判為充軍之罪。總算保住了一條命。
在十八名參訂中，很有名氣的還有陸圻、查繼佐、範驤。他們三人被列名其中，實際上沒有參與其事，甚至連這回事也事先不知道。但案發後依然被捕。
李繼白的被逮就更冤枉了。說來令人痛心疾首。
在蘇州西北幾十裏處的太湖邊上有一個滸墅關，乃是進入蘇州的一個門戶。李繼白就是這裏的一位地方官，任榷貨主事之職。這位順治二十年（公元1655年）的乙未科進士非常好學，愛書如命。莊氏的《明史》一出，他很快就知道了，本想親自去城裏去買，怎奈公務繁忙，實在脫不開身。他就挑選一個會辦事的手下人，交代說：蘇州城裏閶門書坊賣一本叫做《明史》的書，是南潯莊氏所撰寫，你務必給我買回來。書坊老板姓陳，叫陳德儒。你就告訴他是給我買書，準能買到。買不到你就別回來。這位仆人來到閶門書坊，沒找見主人要的書。問陳老板在不在，夥計說剛出去，有事就等一會兒。書坊裏人來人往，也沒個坐處，仆人就走出店門，站著觀賞街景。
這書坊的旁邊，住著一位老者，姓朱，也正坐在自家門前看熱鬧。他見那仆人站立多時，一個勁地倒騰兩條腿，分明是站累了。便好心地吆喊說：客人，是等陳老板麼？還得一陣子哩。你過來坐下歇歇腳。
兩人坐下閑聊。又等了半個多時辰，終於把陳老板給等回來了。在買那套《明史》時，這位老朱頭還熱心地替雙方說合價錢。
就這麼一個過程，案發時李繼白、仆人、陳德儒、老朱頭四人全部被捕。後來結案時，除老朱頭外其他三人全部斬決。老朱頭因年紀已經70多了，免於一刀，而把他連同老妻一起發配到三千裏外的邊疆地帶。
再舉一個可笑而又叫人笑不出來的例子。
南潯鎮上，還有一位有才之人，名叫陸磷，字湘遠。當初編寫《明史》時，莊氏父子很借重他，請他擔任總裁，協調料理一切，確實出過一把力。成書後，他被蘇州城裏一戶姓徐的人家聘去教書。這徐家不但有錢而且有勢，所以重金請來名士做家庭教師。學生不多。其中有位女公子，長得閉月羞花，標致非凡，魅力大得居然讓慎獨功夫已屬上乘的陸先生也春心蕩漾，難以自持，不免開了色戒。這下可捅了馬蜂窩。這徐家可不是好惹的，當下告到衙門，又移交到浙江省學道衙門，革去功名，下放回南潯鎮交地方官看管。搞得聲名狼藉，一塌胡塗。
莊允城是個很看重人品道德的人物，不顧廷鉞的反對，從刻版上把陸磷的名字劃掉了。
誰又能想到，因桃色事件而丟盡臉麵的陸磷，最後卻沒有受到株連，保全了一條性命。
最後再提一下陳永命。案將發時，他正好調遷，但還沒有離開湖州。此時，他予感到事情不妙，便急忙打點在湖州任上搜刮來的大量金銀細軟，奪路北逃。行到山東台兒莊時，聽說案子發了。他心裏清楚，盡管有譚希閔這個倒黴蛋替自己抵擋一陣子，但遲早會追到自己頭上。他越想越怕，便在旅店中自縊而死。等到最後結案時，他的棺材被拉到杭州，開棺暴屍，磔為三十六塊。
受到他的株連，身為江寧知縣的他的弟弟陳永賴，也被殺於杭州。
三百多年後的今天，僅從以上數例也可概見當初那場大搜捕的驚人規模和殘酷程度。
陸圻，字講山，一字麗京。家住錢塘。《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至錢唐、臨浙江”，就是這個錢塘縣。可見是個很古老的地方。不過它現在已經歸入杭州市。陸圻雖然飽學多才，卻無意仕進，隻取得一個貢生的“文憑”。他對生病的母親侍候得十分周到，日久成醫，成了這方麵一個無師自通的專家。他一共兄弟五人，都各有造就：陸圻是老大，著有《威鳳堂集》傳世；老二陸培，字鯤庭，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中庚辰科進士，官行人，明亡時死於國難；老三陸增，字梯霞，著有《白鳳樓集》流傳；陸坦是老四，字紫躔；陸坒是老五，字左城，著有《丹鳳堂集》一書。真是書香門第名士多。
查繼佐，字伊璜，老家在海寧縣，居住在杭州。他是個舉人，沒去做官，詩酒風流，活得很瀟灑。寫有《敬業堂先申後甲集》、《落葉編》、《遠道編》等書，頗有影響。
範驤，字文白，海寧縣人。明代時是個歲貢生。清朝建立後，地方上推舉他為賢良方正，他堅辭不就，說要保持明代士人應該有的氣節。作品有《點庵集》行世。
這三位學人的名氣很大，名揚於江浙一帶。莊氏父子說什麼也要把他們列入參訂者名單，正是想借其名光彩門麵，擴大影響。前頭說到，陸、查、範三人對列名一事並不知道，後來趙君宋一告狀，才有人把莊氏編寫《明史》的消息透露給他們。
康熙元年二月裏，陸圻的一位朋友王於一，從福建來浙江旅行訪友，下榻於昭康寺。這位老友的身體本來就很瘦弱，春寒料峭中一路奔波，對浙江的水土也不服，沒住幾天就病倒了。陸圻見老友病臥，便全力調治，白天黑夜不離開一步。誰知客人老病複發，百般調治也不見效，又拖延了十幾天竟遽然而逝。陸圻不勝悲悼，買最好的棺材替朋友成殮，並拿出一筆可觀的錢贈給王家的來人，叫他們扶柩回鄉，厚葬王於一。他扶著亡友的靈柩一直哭送到江邊，還戀戀不忍分手。在場的人無不為他的朋友義氣所感動。這時，有個人忽然想起一件事，覺得不管陸圻知道不知道都應該再提醒一下。因為陸圻的人品太讓他欽佩了。
這位路人要告訴陸圻什麼事？就是《明史》這本書。他說他剛從湖州方麵過來。在府學門口見到府學教授趙君宋貼出榜來，公布《明史》裏幾十條不法文字，聽說還告到了知府衙門。他出於好奇，還設法見了見這部書，乃南潯鎮莊氏父子主編。而書前列出十八位參訂者名字，其中就有陸老兄您，還有查繼佐和範驤。不知您是否真的參與其事？這可不是一件鬧著玩的事！
陸圻經這麼一問，大感驚奇，怎麼會有這種事呢？不可能。我跟這些人風馬牛不相及，肯定是搞錯了。回到家裏，他越想越覺得怪，決心搞搞清楚。何不去問問查、範二友呢？既然聽到有他們二人的名字，或許他們知道內情。想到這裏，陸圻就出門了。
範驤家住百裏之外的海寧縣，不好去問，而查繼佐就住在杭州城裏黃泥團，就近去拜訪十分方便。陸圻想定主意，便直趨黃泥團。適逢查繼佐不在。陸圻就坐在他的書房等候。他倆是常見麵的朋友，彼此很熟絡。陸圻悶坐無聊，便信手翻書亂看，無意間正好看到一本新書，就是莊氏父子的《明史》，參訂者名單中果然寫著自己的名字。此時，查繼佐回來了。
陸圻就問：“此書從何而來？”
查說：“昨天剛到手。”
陸：“聽說此書大有犯禁之處。”
查：“我也聽說了，但還沒有細細翻閱過。”
陸：“這莊氏父子也太無禮了，怎麼能不征求對方同意就列名呢？”
查：“老兄，如今可顧不上追究這個責任，當務之急是我們該怎麼辦。”
陸：“你說怎麼辦？”
查：“此書即使沒什麼問題，我等也得申明退出，豈能無功列名掠人之美呢？若是它有什麼漏洞，既然並不代表我們的觀點，也理應向外界說清楚。你覺得怎樣？”
陸：“那我們通知範兄一聲，聯名幹吧。隻是我們寫給誰呢？”
查：“既然此書已經引起官方的注意，我們就公事公辦，給學政衙門上書比較合適。”
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
他們當時可沒想到，這份三人聯名的稟帖後來竟成了他們的救命符。盡管如此，但在開頭的大逮捕、大審訊的狂風惡浪中，他們三人也難以幸免，可以說等於在地獄裏走了一遭，沒死也脫了一層皮。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元月：從湖州傳來消息說，貪官吳之榮已赴京告狀，事態日趨惡化。街談巷議，人言籍籍。陸圻全家憂心忡忡，侄兒拒石因之吐血數升。
十月十四日：風聲日緊。莊允城押送北京。陸圻妻子被惡夢驚醒。夢中一神人對她說：“你丈夫的文字之禍起矣，後果如何很難說。”夫妻相對不住地歎息。
十一月十五日：大清早，陸圻與兄弟陸堦正要外出，忽然有兩個差役闖進門來說：“紀公請陸先生去看病。”紀公者，錢塘知縣李紀。他與陸圻私交甚好。此時，陸圻意識到這是要拘捕他，為了不刺激家人，朋友李紀采取了這種比較委婉的辦法。陸圻對差役說請稍等片刻。他邁步走到亡母靈前，長跪而大哭。全家都隨著大放悲聲。
陸圻跟差役來到縣衙。李紀一言不發，隻是流淚拉著陸圻的手。
陸圻入縣獄。獄吏名叫慕天顏，經常請陸圻看病，很敬重他的人品，所以生活上多方關照。
查繼佐和範驤也先後入獄。
十二月十一日：巡撫衙門派來一個姓龔的差官，將要押送陸、查、範三人去北京。
三人先被押到杭州知府衙門。知府名叫丁浴初，是查繼佐的至交，與陸、範也都熟識。他見三人披枷帶鎖，就令差役打開。差役說鎖已灌鉛，難以打開。丁浴初說你們馬上給我砸開，完了另換新鎖。這事我負責。差役照辦。四人才從容說話。丁知府寬解說：三位仁兄不必擔憂，你們已早給學政大人遞過帖子，應該算是首告的人，到北京就會剖白的。現在最好能盡快動身赴京，越早到越有利。說罷每人贈銀十兩，棉被一條，催促上路。
十二月十五日：陸圻、查繼佐、範驤三人起解上路。陸堦帶上家仆張煜另坐一船，預備隨著進京照顧哥哥陸圻。陸圻妻子帶著仆人褚禮，把所有貴重衣物當成二百兩銀子，加上親友們饋送的七十多兩，共得二百七十多兩。她以四十兩作為小叔子陸堦的安家費，其餘的全讓帶著去北京。
全家人一直把陸圻送至嘉禾。陸圻的親家祝鯤清也駕舟追來。贈送路費，勸慰有加。陸圻含淚對大家說：相送千裏終有一別。都請回吧，不然我的心就更亂了。他又特別對兒子冠周和侄兒拒石大聲叮嚀說：安心當個無知無識的老百姓吧。千萬不可像我這樣苦讀詩書，落到今天這般下場！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月十八日：陸圻妻子又被惡夢驚醒。夢境中，隻見已死去多年的祖妣沈太孺人坐在那裏舉著筷子嗚咽不止，麵前一片渾黑，情景極為駭異。
第二天正是沈太孺人的忌辰。眾妯娌祭奠畢，正要把她和其他諸祖的遺像收卷起來，忽見他們都滿臉顯出相同的愁苦之狀。妯娌們大驚。忙打發冠周去神廟裏求卦。就是這時，忽見一個差役進來叫道：知縣大人到！眾人頓時慌作一團，不知所為何事。出來一看，一百多個兵丁和差役跟在一位官員身後蜂擁而來。為首的官員並不是李紀，另是一副陌生麵孔。大家正疑懼間，一差役大聲宣布說：奉旨查抄陸犯之家！都站到外頭，現由總捕毛老爺一一點名注冊。
陸圻妻子急中生智，忙把陸坦的妻子拉過來，細聲安排說：他二嬸母，我把莘行托付給你。待會兒登記時，你就說她是拒石大侄的女兒，名叫文姑，與眾侄和侄女站在一堆兒。切記切記。這樣官方的抄家名冊上就留下了這麼一條記載：“文姑，陸犯之姪孫女，年七歲。”
鄰居許周父，平日與陸家很好。此時卻翻臉不認人，向官府一一揭發誰是誰的兒子，誰是誰的嬸母，等等。差官便就地取陸家布二匹、米三石獎勵他。他又自告奮勇願意帶人去北京辨識陸堦，以便讓官府拘捕。後來的結果是，陸家仆人褚禮在北京紗帽胡同看見了他和捕役，及時給主人報信，陸堦才免遭毒手，得以繼續為哥哥奔走活動。
當天夜裏，陸家三十口人拘押在總捕班房。查、範兩家也關在這裏。
正月二十一日：三家的男子送往按察使監獄。每人分一根鐵鏈。分給陸拒石和陸冠周堂兄弟的兩條，一輕一重。陸拒石要戴重的，說冠周年幼；而陸冠周則堅不同意，說拒石兄身弱體病，應該戴輕的，推讓不休。獄卒為之感動，便把那條重的也換成輕的。
女犯被移關在羈候所。這裏共分七個分所。頭所二所關著查氏一家；三所四所關著陸氏一家；五所六所關著範氏一家。三家共捕到男女一百七十六人。
二月下旬：經過在京親友裘信甫、嚴顥亭等人四處活動，光陸家就花了五千多兩銀子，終於使案情有了轉機。刑部傳達內廷指示：命陸圻、查繼佐、範驤三犯，著即押回杭州候審。
三月初六日：陸、查、範三人被押回杭州，關在由旗兵看守的監號裏。
三月十七日：陸圻弟陸堦從京返杭，自投羈候所就逮。
至此，杭州獄中關押莊氏《明史》一案人犯共約二千多人。
絕大多數文人都關押在武林軍監獄裏。武林山即是靈隱山，這裏多有名山靈水，然而這已與現在武林監中的文人們無緣。他們身陷囹圄，鐵窗苦楚，有的隻是對往事的回憶，對人世人生的深思和感慨。當然，表達這種心境和感情的方式依然不離本行，大都以詩文瀉泄。這種詩深沉、悲壯、淒慘，但很有個性色彩和力度。
潘檉章的詩寫得傷感，透著點頹喪消沉和求生之望。但他在審訊中的表現卻堅定而無畏。不少人都四處求人救援，或反複改變供詞。他卻依然故我，從容赴死。
吳炎的獄中詩雖然沒有留傳下來，但以他的剛烈性情推想，一定要慷慨激昂得多。他在審訊中的表現恰如其人，根本無視高居審判席的什麼中央大員、封疆大吏，隻顧一個勁地高談自己的見解，指斥強權的可惡無恥，甚至大罵不止。弄得審判官們狼狽不堪，惱羞成怒，叫衙役們一哄而上使棍混打，直到把吳炎打昏在地。
據記載說，吳炎和潘檉章在就刑那天，談笑自若，真正是視死如歸的誌士。
死得悲壯的還有李令皙的一個小兒子，名已不詳。他隻有16歲，正在刻苦讀書，而且學業極優。有位好心的官員十分憐惜他，悄悄對他說，你在審訊報年齡時，別說16歲，減1歲為15歲，這樣照法律就可不定死罪而隻流放。可這位文質彬彬的少年郎卻慨然而言道：父兄已死，我為什麼要獨生？要殺就殺，決不改變口供！死時跟吳、潘二學子一樣麵不改色，引頸就戮。一時傳為佳話。
人品有高下，情操各不同。都是讀書人出身，如今又都是同案獄友，但其作為卻大相徑庭。這裏以趙君宋為例。
他是湖州府學的教授。這次牽連入獄，隻要把自己是頭一個揭發《明史》的事情說清楚，不但沒有罪，隻怕還要立功。他當然是這麼做的。所以，他在獄中並不怎麼憂懼。
這天放風中，他碰上同關一處的朱佑明。朱佑明是個有錢無文化的暴發戶，如今隻想著怎麼能活下來，花多少錢都成。他就想抓住趙君宋這根救命稻草，對趙說：“趙老爺！您老人家是最早的首告者，功勞是很大的。現在別看暫時受點委屈，不久還要得賞哩。”
這話正說在趙君宋心裏，他覺得很受用。但還要表現出一副不樂意讓朱佑明這種粗人吹捧的神氣，淡淡地應了一聲。
朱佑明是有求於人家，顧不得這種冷落，湊上去一針見血地說：“趙老爺！您老人家若肯搭救兄弟一把，我情願把家產的一半奉送。”
朱佑明家資百萬，那一半可是個了不得的數目。
趙教授的眼睛放光了，道貌岸然的斯文氣派不見了，說話的口氣猶如老友夜話：“你此話當真？”
朱佑明趕緊跟進：決不反悔。隻是不知趙老爺如何救我？
趙君宋笑而不答，他已胸有成竹了。他心裏清楚，朱佑明之罪，最重者乃“朱氏史即朱佑明刊”，一條也。但這一條肯定是吳之榮做的手腳，證據是自己當初花六兩銀子買到的那本《明史》上，便沒有這“即朱佑明刊”五個字。此書現在完好地存放在府學衙門的壁櫥裏，取出便是鐵證，便是幾十萬白花花的銀子呀！自己苦讀寒窗十幾載，又當窮酸的學官好些年，何曾見過這麼多錢！千裏做官，為著吃穿。他娘的不撈白不撈！
趙教授打好如意算盤，便向審判官提出正式報告。經過審判諸官緊急磋商後，決定派得力官員多帶兵丁衙役，跟著趙君宋連夜奔湖州，務必取回所藏之書。
趙君宋的《明史》與吳之榮的《明史》當堂一對，果然相差出“即朱佑明刊”五個字。
吳之榮當初害人心切，沒有料到這一招，有點發慌，鬧不好落個偽造證據誣陷別人的罪名，這案子可就全翻了。這家夥不愧是個官場無賴，關鍵時候有點賊膽和急智。他一口咬定自己的這本《明史》無假，而趙君宋的那本做過手腳。他以攻為守地突出奇招，大聲說：假如朱佑明與《明史》無關，那他為啥要在每頁書上都刻下“清美堂”三個字？這“清美堂”是他家的堂號，現有匾額依舊懸掛他家，便是鐵證。請大人們派人去查驗，如有虛言，甘願反坐。
這半路上的一棒太厲害了。
我們知道，當年朱佑明買下一座董姓大宅，花數萬銀子裝修一新，大肆炫耀。他本出身於木匠之家，門牌子不亮，如今既然已躋身於鄉裏頭麵人物之列，也得裝點出一派斯文氣象。請那麼多名士和縉紳出席喬遷宴會，就是這方麵的努力之一。
他有個外甥名叫韋甲，看出舅舅的用心，便想好好表現一下，就花錢買下“清美堂”這麼一塊匾額。此物有些來曆，乃是朱國禎相國府裏的堂匾，“清美堂”三字為董思白的大手筆。款書“朱老年親台”一行字。
朱佑明接到外甥孝敬的這塊匾，大為驚喜，認為是天賜佳品，當即懸掛起來。不免手舞足蹈，甚為得意，仿佛自家已成宰相府，而那“朱老年親”便是他朱佑明。做夢也想不到它竟是滅門之物。
且說吳之榮意外一刀，砍個正著。審判團再派杭、嚴道台和烏程知縣鄭宗圭，還有協鎮高鼎、總捕頭顧五經等軍、政、警各路得力幹將，率領大批人馬二下湖州。果然，很快從朱佑明家裏取到“清美堂”一匾，與《明史》每頁上都刻著的“清美堂”三字一模一樣。
無言以對的是朱佑明。
後悔不迭暗暗叫苦的是趙君宋。本想又升官又發財的他，最後以窩藏逆書久不繳出的罪名被判處斬刑。
朱佑明真是個毫無政治意識的庸俗之輩。他仗著錢多，繼續鑽營活命的門路。惟一“長進”點的是，上次要買通的趙君宋官兒太小，這回得賄賂一個手握生殺予奪之權的大官。他經過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裏的調查研究之後，把浙江巡撫朱昌祚確定為賄買對象。
這位朱巡撫是漢軍鑲白旗人，先前一直在大內宗人府擔任啟心郎的職務，很得順治皇帝的賞識。康熙皇帝即位後裁撤了十三衙門，就把朱昌祚外放浙江當了巡撫。他何以能叫朱佑明選中呢？
原來，朱昌祚雖是旗籍出身的大官，卻娶了浙江的姑娘作妻子。他是潘協鎮的女婿。這潘協鎮上還有一位女婿也是大人物，就是有名的武進士龔廷元。兩人同是一個地方的女婿，又都同朝做大官，無形中有了連襟之親，很能說上話兒。而朱佑明卻不知怎麼搞的，居然與龔廷元有些關係。就這麼著，他先拿錢買通龔，再讓積極性很高的龔去買通朱，共花費五萬多兩銀子，來打通這條走出地獄之門。朱巡撫答應待收到銀子後，將來隻把朱佑明一個人判為流徙，不株連全家，也不沒收財產，流放的地方也不會很遠。並且告訴他一個具體地方，說最遠就是這裏。事情解決得十分滿意。也許由於進展太順利的緣故，朱佑明又有點懷疑是否花錢太多了？有點肉痛。他想，當初答應給三萬也許就能辦成。
就在朱佑明略為猶豫的空兒，王羽出現了。他是杭州城裏的一名進士，在官場上層有不少關係。他又是朱佑明長子朱彥紹的大兄哥，正經親戚，於是出來幫忙說，怎麼能花那麼多錢呢？省城南關的圖賴我認識，人家是滿洲八旗出身，又是管理南關的頭兒，與下來辦案的吳、戴二侍郎都是老關係，鐵哥兒們，怎麼也比他漢軍旗籍的朱昌祚強十倍。你們要是相信我。出三萬銀子足夠，我包了。你們想想，這可是路又真，錢又省的大好事。
朱佑明愛財如命，豈能不動心？他便把朱巡撫這頭給冷下來了。朱巡撫一等錢不來，二等還不來，坐不住了，心想不對頭，莫非放到鍋裏的鴨子還真要飛了？派人催龔廷元一打聽，可不就是真的！這可把朱巡撫的鼻子都氣歪了。
這天，吳、戴二位欽差坐在那裏心癢難熬，眼巴巴地等著圖賴來送銀票。不想沒等著圖賴，卻是朱昌祚走進來。寒暄過後，朱昌祚故做神秘地問道：“二位大人，你們聽到一件大新聞沒有？”
二人反問：“什麼大新聞？朱大人快說說。”
“你們還不知道呀，全杭州人可都傳遍了，哄傳朱犯佑明拿出一百萬兩銀子交給圖賴，要來賄賂二位大人。也真是瞎了狗眼。別說二位大人兩袖清風，從來最恨這一套，何況這是樁可怕的案子，我看誰也不敢受賄作弊，那是要掉腦袋的。聽說吳之榮又想琚此大做文章，似乎要二次上京告狀。這個無賴可是什麼壞事也幹得出來的呀。我是替二位大人擔心，所以一大早就跑來彙報。”
朱昌祚的這番話，驚得二位欽差目瞪口呆，好半天做聲不得，心裏卟咚卟咚地跳得邪乎，待緩過神來，便一齊賭咒發誓，聲明絕無這種可能，他倆說：“至今還沒見過圖賴的麵，他也決不會在結案前來找我們敘私情。”
事也真巧。二人話音剛落，興衝衝的圖賴卻一頭撞將進來，口裏大聲叨叨說：“兄弟來遲一步，二位等急了吧。抱歉，抱歉！”
二位欽差臉上白了又紅，紅了又白。
朱昌祚冷笑一聲，拂袖而去。
圖賴隻管傻乎乎地問：“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當然，最後倒大黴的隻有朱佑明了。
說吳之榮要二次進京，狀告圖賴和二位欽差這話，是朱昌祚的即興發揮，說說而已。不過吳之榮這家夥的膽量確實不小，已經把杭州將軍柯奎和江南提督梁化鳳給告下了，這倒一點不假。
柯奎是個鬆包，一審訊就全交代了，說此事的責任不在他，是梁化鳳向他寫信說情的，有梁的親筆信為證。
於是，欽差大人下令傳訊梁化鳳。梁化鳳的提督衙門在鬆江。派人連夜去拘捕。
自從《明史》案起，梁化鳳就預感不妙。及至聽說已把柯奎拘留，他知道自己已難逃此劫。他這幾年步步高升，官運大開，不免有些得意忘形。當初徐典來為莊氏說情，他覺得一本書能有多大了不起？一個進過牢的小小知縣吳之榮又算個什麼東西？再說還有那一大堆送上門來的硬通貨，不要白不要……如今他覺得太大意了，後悔不迭。這些天他茶飯不思，夜夜失眠，軍務也推給副手去抓，自己則召集全體智囊人物研究應急之策。
致命處是柯奎手裏的那封信，白紙黑字，證據確鑿；而且據昨天去杭州打探消息的人回來說，此信已掌握在二位欽差之手。事態已經相當嚴重緊急，可以說危如累卵。誰能挽救這個危局，那真叫回天有術了。
然而你別說，一些在官場黑幕中滾打成精的師爺們，到最後還真給梁化鳳開出一付救命藥方。
就在有了對策的第二天，杭州的專差到了鬆江。
梁化鳳來到杭州，對欽差大人說他身體有病，請求三天後再對薄公堂。二位欽差不敢不給麵子，人家畢竟是比自己高一級的大官，誰知道以後會怎麼著呢？得容人時且容人，留條後路沒大錯。這麼一想就答應了。其實梁化鳳哪裏有病？他是給手下人爭取鑽營活動的時間。
幾天後開庭對質。
麵對自己的那封親筆信，梁化鳳死不認帳，說根本不是他寫的。我身為堂堂從一品的武臣，怎麼會幹這種喪失原則的事？柯奎將軍收到的這封信很可能是冒名頂替者之所為，必須徹底追查！至於對我本人清白的懷疑，這很好排除，可以當堂對證筆跡呀。
這一番話說得義正辭嚴又合情合理。
於是當堂對證筆跡。對證結果是：“柯奎手裏的那封信，確乎非梁化鳳所寫。”當然，這個結果是用錢買下的。審判者們對此不是沒有懷疑，但又不能不信對證結果。大家碰碰頭，一致決定矛盾上交比較穩妥，叫四大臣去裁決吧。
事情到了四大輔臣那兒，首先考慮的就不是筆跡的真偽問題，而是梁化鳳這個人動得動不得。當時的形勢是：南方大規模的抗清武裝雖然已經肅清，但零星的反抗活動依然存在，有的地方還相當厲害；最有影響的抗清領袖人物鄭成功雖然已於去年五月病死在台灣，但他的武裝力量還在，由他的兒子鄭經統率著，更別說還有他的巨大影響和號召力；另外，浙江南田懸嶴島還蟄伏著一位很有威脅性的人物張蒼水，他要東山再起的話，必為心腹大患。
鑒於上述江南，尤其是浙江沿海一帶的不穩定形勢，輔政四大臣經過再三權衡，認為無論如何不能動這個很會打仗的梁化鳳。在保江山社稷麵前，那筆跡真是梁化鳳的也得讓路。於是，以9歲皇帝的名義下聖旨一道，言簡意駭：梁化鳳忠心為國，戰功卓著。以致招致奸徒中傷陷害，設計誣攀。如今海疆多事，正需良將鎮攝。著即令梁化鳳回衙供職。欽此！
梁化風一點事沒有。柯奎有一點事，不大，因為他是八旗的將軍，革職了事。徐典出了大事。說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從中搞鬼，拉到北京砍了頭。
從吳之榮赴京告狀到大審判全部結束，經過了大約一年不到點時間。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結案的日子到了。
對於杭州人來說，這是血流成河的一天。
根據聖旨，淩遲處死七十餘人，絞死十人，斬首百餘人。家屬和未成年子女侄孫等數百人被流放為奴。
可憐刻字匠湯達甫，不過一個靠手藝吃飯養家的下苦人，也難逃屠戮。據記載，這位刻字匠臨刑前仰天大哭說：“我上有八十歲老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後必嫁人，誰來養活我的老母親啊！”他家就在刑場旁邊。一腔悲憤泄出，使自己被刀砍下的頭顱，骨碌碌直滾到自家門前，猶淚流不止。
此案的主犯是莊氏父子，一個瘐死刑部監獄，一個早就病死。但也不能就便宜了死人，得開棺戮屍。
且說這莊廷錢生前屢遭坎坷，想有所作為而少壯遽逝。人們極感惋惜，想對亡靈施以厚禮，便給他墳前修起一座牌坊，上書“才高班馬”四個大字。誰知這也保不住，掘墳戮屍的同時，連這塊牌坊也給搗毀了。真是做人做鬼皆難逃劫！
一場人禍的颶風雖然過去，但造成的災難和傷害卻遠沒有結束。尤其是對一代文人的心靈，或打擊，或震懾，或扭曲，或激奮……引出種種反應，折射出稀奇古怪的色彩。而陸圻和查繼佐昕分別代表的，可能算是最基本的兩大類。
先說陸圻。他在押解赴京途中路經金山寺時，遙聽山寺暮鼓之聲，曾發誓如能生還，必遁入空門，逃脫人間世事。這種在時代風雲變幻中因受挫而消極避世的生活態度，有相當的普遍性。
在吳六奇的救援下，他和查、範三家不但沒罪，反而因自首在先而立了功，得到分享莊氏家產的獎賞。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結局，倒叫陸圻的心靈，遭到比入獄更受刺激的傷害。他覺得他麵前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越早越好地隱身於佛門淨地。
查繼佐在獲釋得歸後，更加放情詩酒，並花重金買到十二個小姑娘養在家中學習歌舞，由他的夫人親自指導。每遇良辰便組織家庭歌舞活動，請來眾多朋友邊飲酒邊欣賞，盡情地取樂玩耍。查氏女樂一時成為浙中一絕。
但這隻是一種表麵現象，一種假象。查繼佐借著這種掩護，正在加緊撰寫自己早就開了頭的《罪惟錄》。此書原名《明書》，寫到半路遇到莊氏父子出了事，便趕快停筆，現在把書名一改繼續寫，絲毫不動原來的寫作計劃。這無異於“頂風作案”，跟皇帝老兒對著幹。試想一旦犯事，那可要比莊氏還罪加一等的。當時他得冒多大的風險！也算不幸中的一個大幸，《罪惟錄》洋洋一百零二卷，最後印入《四部叢刊》三編而流傳至今，也堪稱為一個奇跡。
至於吳之榮，他連個人也算不上。他的結局又怎樣呢？自然是官也升了，當到右檢都這麼一個職位；財也發了，把莊允城和朱佑明的大半家私都撈到手裏。據說最後活到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病死了。死時正值酷夏，忽發惡疾，骨存於床，肉化於地，頸斷而亡。也算應了惡有惡報的老說法吧。
因詩詞罹禍，竟鴛鴦蒙冤
――黃、錢、柳筆禍之冤
到順治五年，清朝的統一大業基本完成。由於滿族是個人口不多的少數民族，要統治偌大的中國實非易事。攝政王多爾袞深知“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故帝王圖治，必勞於求賢”。他除了用科舉、招撫等各種手段盡力收羅漢族知識分子參加清政權外，還經常讓身邊的漢官隨時推舉各地的賢才。順治二年六月，清軍下江南後，多爾袞問大學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學士們說：“地方廣大，定有賢才”。多爾袞說：“不是泛論地方賢才，隻是先生們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學士們又對：“錢謙益是江南人望。”多爾袞問：“如今在否？”大學士們對：“昨‘歸文冊’上有，現在。”
之所以要引用上麵的這段話，是因為這裏麵提到了一個人，這就是錢謙益，他是本則文網冤案故事的人物之一。
詩禮人家 筆禍之冤
如今的北京通縣，古時俗稱北通州；如今的江蘇南通市，古時俗稱南通州。事情就發生在這裏。
清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暮春的一天深夜，有隊全副武裝的清兵出南門，惡狠狠地直撲狼山而去。
狼山位於南郊的長江之濱。它的東麵是軍山、劍山，西麵是馬鞍山、黃泥山，總稱五山或狼五山，宋代改狼為琅，又因山石多為紫色，故別稱紫琅山。狼山雖然不高，但它正當江麵最寬之處，因而水天一色，風光自有獨秀神韻，堪稱江山勝覽。狼山上的建築群體總稱廣教寺。山頂上還有座北宋修造的高塔，名叫支雲塔，也夠有氣派了。
如今夜靜更深，江霧迷漾，狼山一片沉寂。大隊清兵要來幹什麼呢？
與南通州隔江相望的江陰城裏，有一戶姓黃的詩禮人家。家主黃毓祺，字介之，號大愚，明代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的貢生。他不僅知識淵博，精通禪學，寫得一手好詩詞，而且生性慷慨，喜歡結交，正直好義，很講究人品氣節。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一路南下，攻打江陰城甚急。他毅然破家資助守城的明軍。不久，江陰失守，他誓不事清，在淮南一帶流亡。接著在魯王朱以海建立的南明小朝廷裏任監國之職，後來又在唐王朱聿鍵的南明政權裏擔任職務，不斷地組織抗清武裝力量與清兵對壘。一直堅持到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眼看大勢已去，無力回天，他才改名換姓，藏身在狼山的寺廟之中，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誰知才躲了半年多，就被人出賣了。如今清兵在鳳陽巡撫陳之龍的帶領下，夜撲狼山，就是專門衝他而來。
黃毓祺毫無察覺，束手就擒。從他的住處搜出南明的總督銅印一顆，自作詩詞一本。像他這麼一個矢誌抗清複明的鐵杆人物，所作詩詞是什麼內容和感情可想而知；在清政府看來，自然是“悖逆文字”無疑。黃毓祺自知難逃一死，也不隱晦，在獄中大義凜然，直抒胸懷。他說：在我看來，恪守道義比忠於君王還重要，維護名教應該放在講究孝弟之上。我本人久入禪機，對當什麼官還在乎嗎？完全是對故國淪喪無比義憤，按捺不住滿腔的愛國之情，加之南明君王招賢選士，我出而效力那是理所應當的，即便死了也還負有責任！
不久，把黃毓祺轉押到江寧監獄繼續審問。他的兩個兒子也被逮捕了。一個多月後，順治皇帝降下諭旨：“黃毓祺著正法。”不過，還沒等到執行處決，黃毓祺就病死在監獄裏了。
著名姻緣 永留青史
黃毓祺出事沒幾天，消息就傳到絳雲樓。絳雲樓主人柳如是吃了一驚，但並不害怕；而她的丈夫錢謙益卻明顯地有些慌張。因為不久前，黃毓祺在這一帶籌措抗清經費時就在他們家落腳，臨走時還得到他們的五千兩銀子的資助。如今黃毓祺事敗，肯定會株連到他們。
說到錢謙益和柳如是，倒應該多寫幾筆。
虞山，乃江南名山之一，它位於江蘇常熟縣城西北，長約二十裏，南臨尚湖，形如臥牛，東端伸入縣城，故有“十裏青山半入城”之稱。古時候，虞山叫海隅，又名烏目山。相傳西周的虞仲死後埋葬於此，故改稱虞山。
虞山雖說不大，但滿山蒼鬆翠竹，清澗奇石，風景秀麗多姿，文物古跡甚多。著名的如鬆泉寺。寺後有一山洞，深丈餘，左邊有石崖覆蓋如屋，右邊有清泉從石坎中涓涓溢出，彙成一個玲瓏池沼，水清見底，甘洌無比，故稱洌泉，又叫露泉、露珠泉。這裏更有一株百年怪樹，像一個醉漢似地橫臥地麵。另有古藤一枝，圍粗一抱，環繞盤結達數十丈，十分壯觀。
自然景觀再如秦坡澗，它又稱沉坡澗。澗身由山頂直達山腳，長達數丈，沉雷般轟響的瀑布聲，站在一裏路外便能聽到。那飛瀑從兩峰對峙的澗頂掛下，充滿恢宏氣勢，呈現出各種姿態：或如銀柱並立，或如明珠漫撒。可稱奇觀的是，有一個像巨鍋似的石潭，那“鍋底，，半懸在石崖外，無數水柱從“鍋口”注出，神奇無比。澗中部還有一塊狀如石桌的巨石，把飛瀑攔腰截斷。截斷後的瀑布再沿著層層疊疊的石崖跌宕而下，呈現出另外一種曼妙姿態。
至於著名的古跡，則有“商逸民虞仲之墓”；有孔子七十二弟子中惟一一名“南方夫子”的言子的墓葬；有元代“四大畫家”之一的黃公望的墓，墓碑上刻“元高士黃大癡先生墓”；等。總之，虞山鍾靈毓秀，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皆佳。
錢謙益就出生在常熟城裏、虞山腳下。他表字受之，大號牧齋，明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中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升禮部侍郎。不久與溫體仁爭權鬥爭失敗，削職後回到家鄉“半野堂”故居。他雖然官場坎坷，但詩才不凡，主盟文壇數十年，被視為東林清流一派的領袖人物。
錢謙益的主要著作有《初學集》、《有學集》、《列朝詩集》等。
《初學集》是他入清以前的詩文作品的結集，內收詩二十卷、文八十卷、《太祖實錄辯論證》五卷、《讀杜小箋》三卷、《讀杜二箋》二卷。該書由他的學生瞿式耜經手刊刻行世，時間在明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此書寫於明代，內容和觀點可想而知。其中有對國家內憂外患的關切、對忠賢之士的讚美、對魏忠賢閹黨的抨擊、對曆代史實的考訂、以及對文學的各種見解等。此書後來成為他陷入文字獄的主要“罪證”，是毫不奇怪的。
《有學集》也風行一時，後來也成為禁書。其中的詩文更多有憤激詛咒之語。類似這樣激憤幽怨的詩句隨處可見，什麼“茫茫禹跡今如此，憤憤天公莫怨他”；什麼“林木猶傳唐痛哭，溪雲常護漢衣冠”；什麼“歌舞夢華前代恨，英雄複漢後人思”……不勝枚舉。
文如《贈愚山子序》，言詞也十分“狂悖”。
《列朝詩集》原名《國朝詩集》，是一部明代的詩歌總集，後因入清避忌而改書名為《列朝詩集》。編寫此書原由程嘉燧發起，仿照金代元好問《中州集》“以詩係人，以人係詩”，纂詩而代修史的體例和指導思想，由二人分工合作。後因程氏病故而中輟。入清以後，由錢謙益一人繼續編寫，從順治三年開始，用了三年時間方才完成，共八十一卷。黃毓祺事發時，正是他成書的最後階段。
錢謙益才高八鬥，頗負文名，但做人上卻很欠成色。尤其到了晚年，早就消盡當年初中榜眼時欲出斯民於水火的萬丈豪情，變得患得患失，骨頭發軟。他一生大節有虧者二：一是為了在南明小朝廷裏混個像樣的官兒，他不惜走東林黨死敵馬士英的門路，卑恭屈膝，換得一頂禮部尚書的官帽子；二是清兵攻陷南京時，他不顧廉恥地率先投順，又做起清朝的京官兒來。尤其是第二點，使他在知識分子中威信掃地，大受譴責和冷遇。可能他也於心有愧，隻當了五個月的清廷禮部右侍郎，就請了病假，再次回到老家，專心編纂他的《列朝詩集》，並有心以讚助抗清複明誌士的言行，去彌補自己的過失，爭得文壇士林的諒解。他決定冒險收留黃毓祺並讚助大筆銀兩，便說明了這一點。
宋代大詞家辛棄疾有名句曰：我看青山多嫵媚，青山看我應如是。清初江南名妓柳如是的芳名就是這麼來的。她本不姓柳，而是姓楊，名愛，後來才改姓名為柳如是。她在嫁錢謙益之前，曾和複社領袖張西銘心心相印，後因張西銘早逝而情斷緣盡。不久，她又與名士陳子龍心神交會，兩情歡悅，隻為陳家父母反對而未成連理，成為終生憾事。不斷的情場失意，使她誌趣更高，一心非要尋覓一個十分滿意的大名士不嫁。於是，幾經選擇，她勇敢地把一腔癡情投向了比自己大36歲的文壇泰鬥錢謙益。說起他們二人的結合，頗有點傳奇色彩。
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冬天，已經在家賦閑多年的錢謙益心情不佳，官場失意使他耿耿於懷。一天，仆人忽然遞進一份拜帖，上寫“弟子柳隱拜”。他根本無心會客，就讓仆人打發來人走，就說主人不在。
這個客人不是別人，便是女扮男裝的柳如是。她冒寒坐船三天，從吳江盛澤鎮來到常熟城，隻為覓知音。沒想到撲了一個空，好不喪氣，加之天陰有雨，令她不由感傷起自己的不幸身世，暗暗地落淚不止。誰知就在她不知該怎麼辦時，錢謙益卻追上來了。
原來錢謙益打發走仆人以後，忽然被拜帖上的雋秀小字吸引住了，正在把玩，又從中掉出一紙詩箋，上麵一首七律詩是：
聲名真似漢扶風，
妙理玄規更不同。
一室茶香開淡暗，
千行墨妙破冥蒙。
竺西瓶拂因緣在，
江左風流物論雄。
今日沉沉誠禦李，
東山蔥嶺莫辭從。
字寫得好，詩更清麗優雅，滿含一種兒女癡情，完全像出自一個女子的手筆。錢謙益既感慨又好奇，便急急追蹤趕來。這一追，成就了清初一段著名姻緣。
當時，錢謙益已經年近花甲，且早有妻室兒女，社會名望也很大。柳如是年方24歲，身份又是個青樓女子。這樣的兩個人要結為夫婦，沒膽量萬萬不成。不過，錢謙益在這件事上絕對是個男子漢，不顧家庭和社會的反對，不顧自己的名譽地位，毅然決然地明媒正娶柳如是，且扶為正室，真有一種“不要江山要美人”的驚世駭俗的氣概，傳為千古佳話。
得到柳如是的愛情，錢謙益心滿意足，自稱是“無雙豔福”。不惜忍痛賣掉自己的宋版《漢書》，為愛妻蓋起一座絳雲樓。這座樓就修造在半野堂後麵，前堂後樓，左右廂房，“房櫳窈窕，綺疏青瑣”，十分精巧別致。又在樓裏陳列大批珍本善本書籍數萬卷，旁龕古金石文字，綺麗舒適中又充滿著文化氣氛。二人在樓上吟詩填詞，切磋學問，或盡情歡笑。煩悶時就下樓出遊，在風景宜人的尚湖裏自由飄蕩，真是一段神仙也難有的美妙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