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驚天動地明清案，英靈之冤泣鬼神
明朝是中國朝代史上宦官勢力危害最為嚴重的朝代。明成祖朱棣首開宦官幹政之端，之後，宦官插手司法、行政各要害部門，並統領禁軍。至神宗萬曆年間，宦官專權已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宦官勢力的猖獗，殘酷地壓製了朝廷中的正氣，宦官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機心巧詐，濫施陰謀，甚至不顧朝廷社稷之安危，排斥異己，冤害忠良。這是明朝時期冤案發生的第三波大浪。
清朝是中國帝製史上最後一個朝代，它是由滿洲女真人入主中原，滅亡明政權而建立起來的。在沒有入主中原之前，滿洲女真人的生活狀態還依然處於奴隸貴族製階段，這種突然的與中原高度文明的對接，而且還要統治整個中國，實非易事，於是在開國之時，清廷完全承襲了明朝的製度，實行“以漢製漢”的治國方式。
輔佐君開國，冤死暴君下
――李善長之冤
明太祖朱元璋在完成統一大業後，便對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麵進行了一係列改革，無疑這對鞏固明皇朝的統治有著重要的作用。然而，朱元璋在這些改革中旨在加強皇權、加強專製統治的做法，也給明皇朝的統治埋伏了危機。
朱元璋為了子孫能坐穩皇帝的寶座，處心積慮，不惜大肆屠戮為他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將，從而造成了許多冤案。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植黨”的罪名處死胡惟庸，事隔10年，又以胡案株連李善長、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陸聚、金朝興、葉昇、毛麒、李伯昇等一大批大臣，並宣布他們為奸黨，此案連坐受誅者達三萬餘人。三年以後，又發生了藍黨大獄。身經百戰、屢立戰功的功臣藍玉，被錦衣衛指揮告發謀反，於是，不僅藍玉一族被誅，還牽連到武臣曹震、張翼、朱壽，吏部尚書詹徽等，被誅者達一萬五千餘人。
朱元璋利用胡、藍之獄，殺了四萬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將相繼盡矣！” 此外，屢建大功的朱元璋的親侄朱之正，親外甥李文忠，開國功臣徐達，大將馮勝、傅友德等都無一幸免於難。朱元璋大肆殺戮功臣，原本是為子孫計，以防止功臣宿將居功自傲，不利於子孫的統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孫建文帝朱允炆卻因他殺戮過甚，而找不到可領兵禦敵的大將，最後為燕王朱棣所打敗。
明初的冤案之多在我國古代是非常罕見的。洪武的胡惟庸黨案，是明初第一件大案，它前後持續了十年之久，禍及三萬餘人，致使明初的功臣宿將受戮殆盡。胡惟庸黨案既是明初不同利益的政治集團間明爭暗鬥的結果，更是明太祖朱元璋精心製造的政治大案。盡管“胡案”鎮壓了一些圖謀不軌的權臣，但也牽連了不少無辜的忠臣良將，被稱為“勳臣第一”的開國元勳李善長也慘遭冤殺。
擇主而侍，奪取天下
李善長，字百室，安徽定遠人。他幼年時博覽群書，聰明過人。他就史論道，見解精辟；測卜時事，多有所中。一時間，李善長聞名鄉裏，多有美譽。
李善長生活的年代正處於元末黑暗的時期。當時，廣大勞動人民不堪統治者的殘酷壓榨，紛紛揭竿而起，不久便彙集成幾股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大軍。其中，郭子興率領的紅巾軍便是一支較為重要的武裝隊伍。當時，朱元璋還是郭子興的部下。有一天，朱元璋正統率一支農民軍經略滁陽，聲勢威震四鄉。李善長聞訊前來拜謁朱元璋，朱元璋大喜，對他以禮相待。朱元璋知道他才識過人，在當地有一定的聲望，就任他為掌書記（相當於現在的秘書）。
有一次，朱元璋詢問李善長：“現在天下大亂，到處戰爭不斷，世間什麼時候才會安寧呢？”李善長回答道：“秦末大亂，漢高祖劉邦身為普通百姓，率領人民在沛縣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統治。他為人胸懷豁達，知人善任，不濫殺人，終於成就了帝業。您的先祖是沛縣人，您也算是漢高祖劉邦的老鄉。現在元朝紀綱紊亂，到處戰亂紛爭，元朝氣數將盡。您現在率眾反元，應該趁著這有利的形勢，多向您那位皇帝老鄉學習，早日平定天下。”朱元璋連聲叫好，並對李善長托以重任：“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縻亂，仗要打好，最要緊的就是要有出色的謀士。我看群雄中管文書和當謀士的幕僚，總愛說左右將士的壞話，文武官吏不團結，將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打敗仗不可。將士垮了，好比鳥兒失去了羽翼，主帥勢孤力單，也非滅亡不行。你要替我做一個橋梁，調解和幫助將士，不要學那些幕僚的壞樣子。”從這時候起，朱元璋時時以那位同鄉皇帝作榜樣，說話、辦事、打仗，都刻意向他學習。李善長也一心一意為朱元璋效勞，從而更受朱元璋的信任。
到了滁州後，李善長任參謀，參預軍政機要，負責軍糧運輸分發，他做得很稱朱元璋的心意。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朱元璋威名遠揚，來投奔的將士絡繹不絕。李善長便根據來人的實際才能，恰當的任用，使得人適其位，人盡其責。若將士間有矛盾，李善長便以大局為重，在他們中間盡力協調，使他們都能為朱元璋盡忠。郭子興是這支紅巾軍的統帥，他企圖將李善長拉攏過去，輔佐自己，卻被李善長婉言謝絕了。因此，朱元璋更加倚重李善長了。有一次，朱元璋行軍到和陽（今安徽和縣），自己要帶兵襲擊雞籠山寨，便留下少數兵士由李善長率領留守。元軍探知後，便想趁虛而入，結果被李善長的伏兵打得落花流水。朱元璋得知後，認為李善長很善於用兵。
後來，李善長極力勸朱元璋渡江。朱元璋率軍攻取了采石，直逼太平城下。李善長張出榜文，禁止士兵騷擾百姓，結果大軍入城後對百姓秋毫無犯。朱元璋自任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任命善長為帥府都事。後來，朱元璋做江南行中書省平章事時，任李善長為參議。此時，軍隊的進退，軍中的賞罰，多取決於李善長一人。朱元璋將樞密院改為大都督府，命李善長兼領任府司馬，升職為行省參知政事。
朱元璋做吳王時，李善長被拜為右相國。李善長非常熟悉典章故事，處理事務也很果斷，又嫻於辭令。朱元璋要發布政令，都命他書寫文告，而且都很稱意。朱元璋每次出外征伐打仗，都讓李善長留守集慶，結果李善長都能做到勤於職守，諸將士都很佩服他，老百姓也能夠安居樂業。朱元璋有一次要求製定茶法，李善長就根據元朝的有關律法，剔除其弊政，頒定了新茶法，深得民心。後來又製定了錢法，鼓勵冶鐵；確定魚稅，使得國阜民豐。吳元年（公元1367年）九月，朱元璋論平定吳地之功時，封李善長為宣國公。又改革了官製，改尚右為尚左，李善長便被拜為左相國。
元末農民起義軍的名義領袖韓林兒溺水死亡後，李善長率領諸大臣勸朱元璋登皇位，朱元璋不肯。李善長等人竭力勸說道：“您從濠梁（即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東北）起兵，原來無一寸土地，現終於完成了大業。四方群雄，幾乎全部被鏟除，遠近之人，沒有不誠心歸順的，可見是上天的安排。希望您早日即皇帝位，以順應大臣和百姓的意願。”朱元璋說道：“我考慮功業未能使天下臣服，德行也未能服眾人的心。而且，天下歸一的形勢還未成就，四麵八方凶惡的勢力尚在作梗，如果此時稱帝，難使天下認可。自古帝王得天下，明知自己能順應天命，合乎人心，尚且謙讓帝位，以等待更有德行的人。陳友諒開始時剛占據一小塊地盤，就妄自尊大，誌驕氣盛，結果導致滅亡，我怎麼能再蹈其舊轍呢？如果上天之命屬於我，自然會有這個際遇的，不需要著急。”這樣，登極一事就暫時擱了下來。
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皇位，年號洪武，後世尊稱他為明太祖。太祖命李善長充當大禮使，負責追封皇帝先祖和冊立後妃及太子諸王之事。設置東宮官屬後，李善長又兼領太子少師，還被委以上柱國之職。太祖駕幸汴梁（今河南開封），李善長留守南京，京中之事多由李善長裁決。李善長不久上奏，確定六部官製，並製定了官民喪服及東宮朝賀的儀式。太祖還欽命他監修《元史》，編纂了《祖訓錄》、《大明集禮》諸書。李善長帶領眾儒臣負責議定了山川河流的神氏封號，並且確定了各受封親王的領地範圍及權限。可以說，李善長是明初第一位擁有實權的丞相。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太祖大封功臣。他對群臣說：“在戰場上，李善長的功勞並不大，可是他跟隨我已很久了。他勤於職守，供給軍餉及時，也出力不少，應該進封為國公。”於是，就授李善長為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並封他為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其爵。太祖賜他鐵卷一塊，可兩次免死，他兒子免死一次。當時受封國公的開國功臣，另外還有徐達、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馮勝和鄧愈五人。其中李善長在眾國公中最尊。明太祖對他大加褒揚，並將他與西漢時的名相蕭何相媲美。這足見李善長受太祖的恩寵之深。
李善長年近花甲，因重病纏身，隻好辭職回家休養。太祖賜賞豐厚，有臨濠良田數頃，守墳塚的門戶一百五十家，又贈佃戶一千五百家，儀仗戶二十家。後來，又遷江南富民十五萬人到濠州墾田，由李善長負責管理。就這樣，李善長又留在濠州幾年。兩年後，朝廷擢升李善長之弟李存義為太仆丞，李存義兩兒子李紳、李佑都任郡牧所官。又過了兩年，皇帝將臨安公主嫁給李善長之子李祺，李祺官拜駙馬都尉。這樣，李善長不僅是開國功臣，還是皇上的親家，該是何等的榮耀！許多官員一時爭相登門拜訪，企圖靠他升官發財。可以說，李善長是第一重臣。
李善長權重一時，這自然引起了政敵的不安和仇視，就連皇上，也對李善長有些不放心了。不久，胡惟庸黨案發生了，李善長的厄運也就隨之開始了。
禍起胡案，蒙冤而終
胡惟庸與李善長同是淮西派官僚地主集團的重要人物。胡惟庸是從當寧國令起家的，當時，當太師的李善長總管政務。他就饋贈給李善長二百多兩黃金，於是便得到李善長的極力保薦。胡惟庸先被召入宮任太常卿，又多次升遷，官至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又升任右丞相、左丞相。他起初也是勤於職守，兢兢業業，深得皇上信任。因而他的權勢日盛。因他與李善長同為淮西舊人，又受到李善長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便露出驕縱不羈的端倪。
胡惟庸和李善長相互來往，情誼日深。他們還聯姻結親，胡惟庸將兄長的女兒許配給李善長堂弟的兒子李佑做妻子。這樣，胡惟庸依仗著與李善長的這層關係，越發肆無忌憚了。朝廷上的一些大事，他徑自處理，不向皇上呈報。若內外諸衙司上奏皇上的奏本對自己不利，他就將奏本扣壓下來。各地想升官發財的大臣，及失意的功臣、軍人都奔走在他的門下，送的金帛、名馬、古玩不計其數。做了七年丞相，門下故舊臣僚便結成了一個牢固的小集團。
胡惟庸對官員采取籠絡、壓製等辦法，組建並鞏固了以自己為首的死黨，並產生了謀取政權的邪念。胡惟庸與禦史大夫陳寧坐鎮中書省，可以看到天下全部兵馬的籍冊，這為發動叛亂提供了便利。胡惟庸努力爭取軍隊的支持，與許多軍事將領暗地勾結，並與親信們秘密製定起兵反叛的計劃。
胡惟庸認為，若能說服李善長一道反叛，就能籠絡更多的人歸從自己，壯大反叛的實力。胡惟庸首先選中了李存義這位說客。李存義是李善長的堂弟，也是胡惟庸侄女婿的父親，依仗這種親戚情份，說服李善長還是很有希望的。李善長聞聽李存義的說辭後，十分驚懼：“你這是說的什麼話，你難道不知道犯謀逆罪是要被滅門九族的嗎？”
李存義見說服不了，就悻悻回去向胡惟庸彙報去了。胡惟庸又派了一位李善長的老朋友楊文裕前去勸說，並許下諾言：若謀叛成功，必封李善長為淮西王。李善長仍不為所動。胡惟庸見楊文裕仍然無功而返，就親自登門拜訪，結果也是白費口舌。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李善長已年愈花甲，不願拿全家老少的命去冒險反叛，他隻求安度餘生。可是胡惟庸仍不死心，過了一段時間，他又派李存義去勸說李善長。李善長仍未理會，隻是長籲一口氣，歎道：“我已經不中用了。我死後，你們好自為之吧。”李存義清楚堂兄的脾氣，知道已無法說服他了，就回去向胡惟庸複命去了。從此。胡惟庸隻好打消了說服李善長的念頭。
正在胡惟庸精心籌劃發動叛亂時，他又出了一樁案子。原來，他的兒子騎馬猛然闖入馬車隊，正撞在車轅上的橫木上，馬當場被撞死。胡惟庸聞知，不分青紅皂白，斬殺了車夫。明太祖知道後，很是生氣，下令要追查此案，並諭示殺人者必須償命。這樁人命案震動了胡惟庸，他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不僅相位岌岌可危，就連性命也難保。這樣，他便被逼上梁山，決定盡快舉兵叛亂。這時，日本國的朝貢使者偷偷來拜見胡惟庸。胡惟庸就與日本國君約定，在貢船上載著數千名精銳武士，扮裝成朝貢人員，在約定時間，連同自己府中的兵士直逼皇宮，生擒皇上；如果抓不到皇上，也可以搶掠皇宮中的珍寶，然後從海路逃往日本。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的一天，胡惟庸謊報自己院子裏井水湧出甘甜的泉水，邀請明太祖親臨觀賞，明太祖應允。當明太祖的車隊出了西華門，宮內使臣雲奇橫衝了太祖的車隊，勒住坐騎，想要說什麼，卻因呼吸急促未說明來意。明太祖大怒，命左右將雲奇拽下馬來，結果幾乎將他的右臂摔折，雲奇痛得幾乎昏死過去，但手指始終指向胡惟庸的府宅。明太祖終於醒悟，便登上城樓向胡惟庸的府宅眺望，看見夾牆間有埋伏的士兵，刀槍林立。明太祖立刻發命禦林軍包圍胡惟庸的府宅，逮捕了他，拷問出全部罪狀，在街市上將他以磔刑處死。同時處死的還有他的黨羽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徐節等人，以及他的屬下共一萬五千人，株連被捕殺的人就更多了。這就是明初曆史止著名的政治大案——胡惟庸黨案。
胡惟庸黨案發生後，有的大臣說李善長和胡惟庸是同黨。建議殺掉李善長。明太祖未答應，他對群臣說：“我剛起兵的時候，李善長來到軍營前拜見說：‘可算盼得聖明的君主出世了。’這時我年方27歲，李善長41歲。他說的許多話都正合我意，於是便命他掌管書記，協助出謀劃策。後來天下平定，封他為國公，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的兒子。他是我患難時期的心腹之交，我實在不忍心加罪他，你們不必多說了。”因而李善長未遭到任何懲治。當禦史台缺少中丞職位的人選時，就任用李善長代理，他也非常稱職。就這樣，李善長又安安穩穩地做了近十年的朝官。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控告李存義父子實際是胡黨分子，應該處死。由於李善長的關係，太祖下詔免李存義父子的死罪，隻是將他們安置到崇明一帶。李善長卻沒到太祖那裏謝恩，明太祖很不高興。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李善長已是一位77歲高齡的老翁了，他想要建造豪華府第，就從信國公湯和那兒借來三百名士兵。湯和暗中告訴了太祖，太祖有疑慮，不知李善長要那麼多士兵搞什麼名堂。四月，丁斌犯罪要發配邊疆，他與李善長有親戚關係，李善長就多次向太祖為丁斌求情。而太祖執法如山，因此對李善長看重私情的做法也很反感。
後來，又有人向太祖告李善長的狀，說：“大將軍藍玉有一次到邊塞戍守，來到捕魚兒海那個地方，偶然間截獲了一份情報，原來胡惟庸私通元朝殘餘勢力，企圖合兵謀叛。藍玉將詳情迅速呈報給李善長。李善長和胡惟庸有密切的交情，又有親戚關係，所以李善長就把胡惟庸私通謀叛一事匿而不報。連萬歲您都不知道。他的確犯有欺君之罪啊！”禦史台的官員也趁機紛紛上奏，揭發李善長的罪狀。就連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等，也狀告李善長和胡惟庸相互賄賂，並常在一起暗中議事，有圖謀不軌的跡象。太祖也由對李善長的不滿轉變為嫉恨，便萌發了殺他的念頭。太祖認為，李善長既是開國功臣，又是皇帝國戚，卻對胡惟庸的反謀企圖遮遮掩掩，真是對自己不忠不義。
不久，有大臣麵奏太祖，說近期星相大變，經占卜知道，將有大災降臨，須殺掉一些大臣來消災，不然，國家會有大難。太祖會意，知道這是在請求殺掉李善長。於是，太祖以李善長同胡黨一道，暗地勾結北元企圖謀叛的罪名，逮捕了李善長。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五月的一天，李善長被賜自縊而死。犯謀逆罪當連坐，因而李善長的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也被株連斬殺。李善長死時，已是一位白發蒼蒼、行走不便的老翁了，他怎能有精力謀叛？而且家口七十餘人也因此慘遭殺戮，豈不太冤了？值得慶幸的是，李善長還算是後繼有人。他的兒子李祺是皇上的駙馬，因而未被株連進去。李祺夫妻遷居江浦一帶，不久也死去了。而他們的兩個兒子李芳、李茂，卻因母親貴為公主，保全了性命，而且還做了官。李芳任留守中衛指揮，李茂任旗手衛鎮撫。這也算是李善長一家不幸之中的萬幸了。
時人奏諫，冤案漸明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馬上皇帝，他的文武官員許多都曾隨他長期征戰沙場，立下赫赫戰功。這些開國功勳自然會萌生居功自傲的情緒，有不少公侯將相還曾是太祖早年時的故舊，也常做出違法的事情來。這都對太祖的皇權造成了威脅，這是太祖所無法容忍的。朱元璋是一位權力欲極強的皇帝，從建立明王朝以來，他就注意加強皇權，鞏固自己的朱氏王朝。當他感到宰相胡惟庸有謀逆企圖時，就堅決的鎮壓了這次未遂叛亂，並將與胡惟庸稍有關聯的人都一律劃為“胡黨”，加以無情的誅滅。
明太祖是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成長的，養成了他嗜殺的習性。他主張以猛治國，運用特務機構和酷刑來威懾臣民。他的皇太子朱標生活在太平環境中，長期受儒家教育的影響。朱標為人忠厚，主張仁恕之道。太祖深知，憑朱標的性格能力，難以應付文武功臣驕橫不法的局麵。所以他要在有生之年，殺盡所有對朱標的統治可能構成威脅的朝臣。
據載，有一次，皇太子朱標勸諫太祖：“父皇您殺人太多了，弄得人人自危，恐怕不合適吧？”太祖隻是瞪了他兩眼，未作聲就拂袖離去。到了第二天，太祖把朱標喊到身邊，故意將一條棘仗放在地上，叫朱標拿起來。朱標麵有難色，不知如何是好。太祖於是嚴肅地教訓他：“怎麼樣？你怕有刺紮手是吧？我現在要把這些刺都給去掉，然後再交給你，不就很容易地拾起來了嗎？我所殺掉的都是天下有刺的壞人，隻有除掉他們，你才能順利地當這個家。”可是皇太子朱標卻反駁：“上有像堯舜一樣賢明的國君，下才有像堯舜一樣有德行的臣民啊！”太祖聽後十分惱火，認為兒子在諷刺他無堯舜之德，就拿起身邊的椅子，要砸朱標，朱標隻好逃走。此事盡管未必真實，但從側麵反映了太祖為了太子將來能坐穩皇上寶座，企圖將這些功臣都斬盡殺絕，不給太子留一點“刺”。李善長等人就是這些可能會危及太子皇位的“刺”，因此，他們的死就並非偶然了。
明初洪武時期的文武大臣，多依附於某一派係集團，各派係鬥爭十分激烈。其中淮西派占據優勢，太祖朱元璋和徐達、李善長、胡惟庸、湯和等都是淮西人。浙東派官僚則以劉基為代表，在各政治派係中屬於少數派。淮西派與浙東派官僚間結怨甚深，而淮西派內部也有一些矛盾。同時，還有其他官僚集團與淮西派間的矛盾。在各派政治派係之上，皇帝牢牢控製著國家的大權，他便利用各派係間的矛盾，重用淮人，又用非淮人來監視淮人，加強和鞏固皇權。
李善長就生活在這種複雜的派係紛爭之中。可他卻未能恰當地處理好各種矛盾，以致於樹敵太多，引起皇帝的疑心，造成了個人的悲劇。有一次，太祖到汴梁（今河南開封）大會諸將，李善長和禦史中丞劉基在南京留守，李善長的親信李彬犯法，李善長向劉基求情，劉基置之不理，請示太祖恩準後，就殺掉了李彬。浙東地主集團本來是淮西集團的眼中釘，再加上這件事，結怨就更深了。
李善長與淮西派同僚也未能團結一致。早在太祖還做吳王時，李善長和徐達分別任右相國和左相國，他們因爭議出兵吳地一事而爭執不下，結果太祖聽從了徐達的策略，出師大捷。自此，兩人便不能和睦相處。湯和同李善長關係也不融洽。李善長有次借了湯和的士卒營建府邸，被湯和告了密狀，使太祖對李善長更加不放心了。當有人狀告李善長對胡惟庸私通北元一事匿而不報時，不少大臣紛紛上書，彈劾李善長，這更加快了李善長被殺的進程。可以說，李善長的冤死，也是明初各官僚集團間鬥爭的結果。
由此可見，李善長之死並不是偶然的。但是，李善長的死畢竟是冤枉的。因為，盡管他被以勾結胡黨謀逆之罪受誅，但卻無足夠的證據來證實這一罪名。距胡惟庸黨案發生已十年了，早已白發蒼蒼的李善長，怎麼有精力再去謀叛朝廷？他難道不願和家人一起過太平生活嗎？可最終太祖卻以殺大臣弭災為借口處死了他，真是荒唐透頂！況且，李善長家口七十餘人都隨著被殺，豈不是太冤枉了嗎？從李善長冤死一案，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明初的政治鬥爭是何等的殘酷！
許多正直的大臣深知李善長之冤。其中一位名叫王國用的人，為人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當時他官任虞部郎中，他分條陳述了李善長冤死的理由，並由明初名臣解縉代筆謄寫了一份奏折，呈給了太祖，訴說了李善長一案的冤情。
奏折的大意是說：“人們喜愛自己的兒子，一定比喜愛其兄弟的孩子更深，這是人之常情。李善長與胡惟庸的關係，不過是侄子那輩的親戚。假使李善長輔佐胡惟庸謀成大業，也不過是開國第一大功臣而已，能當上太師或國公。他家的男人不過能娶公主為妻，女人也不過被封為妃子罷了。況且李善長又怎麼不知道，不可以僥幸心理謀求成功的道理？當年元朝鼎盛之時，想要謀求大業的人多得無法計算，可結果呢，沒有一個不被斬盡殺絕的。這些事情都是李善長經常看到的。人要是年紀大了，精力自然趕不上從前了，誰不想生活得安逸一些呢？苟且偷生，得過且過的想法，李善長是有的。他怎麼會被那些亡命之徒誘惑呢？況且，他的兒子還在侍奉陛下您，陛下您想，凡是做這種反叛朝廷事情的人，必定與您有深仇大恨，或是因形勢突變所致，都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假若李善長父子去謀叛您，以求脫逃災禍，那麼他們必定不會像往常一樣起居自若。誰都沒有發覺他們有絲毫的行為不軌的跡象，若說他們有意背叛陛下您，是很難讓臣民信服的。如果說天象顯示出發生變亂，朝中大臣須應災，這種以殺人應驗天象的說法，怎麼能認為是上天的意思呢！如今李善長已不幸被殺身亡，臣在這裏懇求陛下您能明察此事，願您能在將來再處置這種事情時，以李善長的事作為借鑒。李善長被冤殺了，天下誰不這樣說：‘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李善長，他最後的下場又怎樣呢？’我擔心天下會大亂，中國將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願陛下您能多為大明的江山社稷想想啊！”
這份奏折呈上後，一直未有回音。其實，太祖心裏清楚，李善長不會謀反的，殺他的確沒有充足的理由。太祖殺李善長隻是出於當時政治上的考慮，說李善長私通胡黨謀叛隻是借口罷了。可是，太祖對王國用也找不出充足的理由指責他，再說人家講得句句在理，也是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著想。因而，太祖就裝著什麼都不知道，沒再給王國用任何答複。這份奏折也就被一直扣壓在宮中了。從此以後，這樁震驚朝野的大冤案就再也無人提起了。
成名欲隱退，誣陷去官俸
――劉基之冤
在明朝的開國功臣當中，有所謂“明初四先生”之稱，其中最著名的是劉基和宋濂。宋濂以文章博知著稱於世，劉基則以謀略出眾為曆代所傳頌。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將劉基稱之為自己的張子房（張良）。僅此一點即可看出，劉基在朱元璋眾謀士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劉基功成身退，欲求自保。但是，他卻受到誣陷，被削去官俸，憂鬱而死，其子也被逼跳井身亡。
生逢元末，孤臣忠心
劉基（公元1311～1375年）是浙江青田人，字伯溫。劉基家是當地望族，他的曾祖父名劉濠，在宋朝末年任翰林掌書。宋朝被元滅亡後，青田人林融起兵反元，浙江的許多士大夫參與其事。這次起義被元軍鎮壓下去以後，元廷遣官窮查餘黨，當地許多士大夫受到株連。元朝使者帶著被株連者的名單，準備大肆誅殺。這個使者在劉濠家借宿，劉濠對使者盛宴款待，令其喝得酩酊大醉。半夜時，劉濠放火燒了房子，使者所攜帶的名單也隨之被大火燒掉。於是，名單上被株連的人都因此而幸免於難。
劉基自幼聰明過人，他的塾師曾對他父親說：“你祖上積德深厚，所以神靈讓你家生了這麼個聰明的孩子。這個孩子日後的前程不可限量，一定會為你家光耀門庭。”劉基的父親自然十分高興，更加留意對劉基的培養，總是聘請最有學識的人充任劉基的塾師。
元末至順年間，劉基舉進士，授官高安縣丞。他為官清正廉潔，頗有政聲，不久就被提升為江浙儒學副提舉。一個禦史失職，劉基上疏彈劾。由於這個禦史的同黨暗中阻撓，劉基的奏疏如石沉大海。劉基極為氣憤，便又上一疏，對那個禦史再次進行彈劾，但仍和上次一樣，未產生任何作用。不僅如此，這個禦史的同黨還對劉基進行威脅利誘。這件事對劉基的刺激很大，使他認識到了官場的黑暗。他本來打算盡心為元朝效力，但此事對他無異於當頭一棒，使他感到事不可為，沒必要再為腐朽的元王朝賣命。於是，他毅然辭去官職，回到青田老家。他利用家居的這段閑暇，博覽群書，不僅精讀儒家經典，而且對天文術數之學無不精通。
元末天下動蕩，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元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劉基一麵在家讀書，一麵時刻關心著天下大事，與友人談話時，總是侃侃而論，見解精辟，令人傾倒。西蜀大名士趙天澤在說起江左人才時，首推劉基，認為劉基是一個可以和諸葛亮並列的人物。
元順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浙東人方國珍趁天下大亂，亦起兵反元，在瀕海各州縣大加劫掠。元軍對方國珍屢加征討，而方國珍的勢力卻越來越大。元朝官府鑒於劉基的聲望，遂征聘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要他協助剿除方國珍。劉基建議，加固慶元等城池，然後派出精銳伺機攻殺。浙東行省按照劉基的建議重新布署，使方國珍很快陷於被動，屢次被官軍打敗，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方國珍遂上書請降。那些當政的官員大都暗中接受了方國珍的賄賂，所以都主張接受方國珍的投降。
劉基雖然是方國珍的同鄉，但卻力主拒降，認為方國珍投降是假，日後仍舊會危及地方。劉基一再力請，惹得當局大怒，認為劉基越權言事，竟將劉基羈押於紹興。當時，方國珍得知劉基反對受降後，也曾派人以重金向劉基行賄，被劉基嚴辭拒絕。方國珍最後終於如願以償，使元廷接受了他的投降，他名義上雖投降了元廷，但實際上仍擁兵自雄，並不服從元廷調遣。後來果不出劉基所料，方國珍不久又叛去。
在方國珍投降不久，其他小股農民起義不斷出現。在屢剿不效的情況下，浙東行省便又重新起用劉基，與另一個官員協力防守處州。在劉基的精心謀劃下，處州的防務大為加強，起義軍數次進攻都被擊退。為此，經略使向元廷上報劉基守城功高，請予升賞。但因劉基曾反對招降方國珍一事，當局並未按功行賞，而隻是授給劉基一個總管府判的小官，且不能參與兵事。劉基感到這是對自己的汙辱，遂辭官還籍。他在這段家居期間，寫成了《鬱離子》一書，在書中表達了他的豪邁誌向。這表明，他並不安於這種家居生活，而是在等待時機，以求一展宏圖。
出謀劃策，翦滅群雄
劉基生活的元末明初是個急劇動蕩的時代，天下紛紛擾擾，戰亂不止。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劉福通等人以“重開大宋之天”相號召，在河南發動了大規模起義，各地的白蓮教徒紛紛起兵響應。明太祖朱元璋原是個遊方僧，他看到天下大亂，便丟棄了僧人的衣缽，投身到郭子興的起義軍中。郭子興看他才略出眾，就把自己的養女馬氏嫁給他，這就是以賢惠著名的馬皇後。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郭子興病死，朱元璋就成了這支隊伍的統帥。他率軍渡過長江，並於第二年攻占集慶（今南京），改名應天府，作為自己的根據地。朱元璋的力量一天天壯大起來，成了逐鹿中原的一支勁旅。
這時，除了北邊的元政權以外，對朱元璋威脅最大的是陳友諒和張士誠。
陳友諒原是徐壽輝的部下。徐壽輝是長江中上遊的紅巾軍首領，國號“天完”，年號“治平”。後來，陳友諒把徐壽輝殺掉，自稱皇帝，國號“漢”，年號“大義”。他擁眾數十萬，與朱元璋展開激烈的爭戰。
張士誠以平江（今蘇州）為都城，自稱誠王，國號“周”，年號“天佑”。他不屬紅巾軍係統，對元政權時降時叛。另外，浙東還有一個方國珍割據政權，也有相當勢力。在四川，明玉珍還建立了一個大夏政權，年號“天統”，定都重慶。這些割據勢力你爭我奪，都想取元政權而代之。朱元璋被夾在陳友諒和張士誠兩大集團中間，時刻麵臨著來自兩邊的攻擊。陳友諒和張士誠還不斷暗中聯係，企圖聯合滅掉朱元璋。
朱元璋一邊招兵買馬，興屯田，鞏固根據地，一邊廣加搜羅人才。他聽說劉基和宋濂的大名，就派人帶著豐厚的禮品去聘請。第一次聘請劉基時，劉基堅辭不出。朱元璋得知總製官孫炎是劉基的朋友，便命孫炎致書劉基，誠意相邀，力請出山。劉基這才來到應天，為朱元璋出謀劃策，成為朱元璋奪天下、安天下的第一謀士。
劉基見到朱元璋，馬上“陳時務十八策”，亦即十八條建議。朱元璋看了後十分高興，感到劉基的確是個難得之才。於是，朱元璋特命修建“禮賢館”，專門用作劉基的住處，優禮有加。劉基有什麼想法和建議，隨時可報告朱元璋。由於朱元璋也屬於紅巾軍係統，所以一直尊奉韓林兒。元旦時，朱元璋為韓林兒設禦座，上掛韓林兒的畫像，上下人等都向韓林兒行跪拜禮，隻有劉基不肯下拜。他還對朱元璋說：“他隻不過是個放羊的孩子，尊奉他有什麼用呢！”劉基認為當今天下大亂，元朝不可複興，應趁機成大事，以順天命，不必再尊奉這麼一個小孩子。這對朱元璋是個很大的啟發。朱元璋小時候沒上過學，後來隻是在馬背上學了點文化，隻是看到天下大亂，自己便也投身到起義軍中，起初並沒有要當皇帝的念頭。經劉基這麼一開導，朱元璋大為醒悟，初步樹立了要奪天下當皇帝的信心。後來，朱元璋以接韓林兒來應天為名，將他沉殺於江中。
當時，陳友諒兵力最強，控製的地盤最廣，野心也最大。他聽身邊的謀士說，應天府有鍾山王氣，風水好，占領了應天就可以成就王業。於是，陳友諒和張士誠相約，聯合進攻朱元璋。不久，陳友諒就率領一百餘艘大戰艦，數百艘小戰船，浩浩蕩蕩向應天殺來。麵對強敵，朱元璋部下的文臣武將都嚇破了膽，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棄城外逃，七嘴八舌，亂作一團。膽子小的官員甚至在背地裏收拾細軟，準備私下逃跑。
當朱元璋與部下商議應對之策時，獨劉基兩眼圓睜，閉口不言。朱元璋看劉基的表情與眾不同，就把他引入密室。劉基激動地說：“先殺掉那些主降和打算逃跑的人，才能擊破強敵。”朱元璋問破敵之計，劉基分析道：“張士誠齷齪無大誌，隻想保住他那塊地盤，不會有什麼作為，可以暫時不去管他。主要的危險來自陳友諒，他兵馬多，又有許多大軍艦，且居我上遊，野心勃勃。麵對這種形勢，軍事上應爭取主動，針對主要敵人，集中力量先除掉陳友諒。上遊無事，張士誠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再北取中原，可成王業。”朱元璋聽了後十分讚賞，於是下決心首先消滅陳友諒。
劉基進一步分析道，陳友諒雖然人馬眾多，但持驕而來。“天道後舉者勝”，我軍以逸待勞，何愁不能破敵！他建議朱元璋以至誠待下，開府庫，以固將士之心，然後齊心協力，伺機破敵。聽了劉基的一番話，更加堅定了朱元璋必勝的信心，對劉基的建議，都一一照辦。城中原來惶恐的氣氛頓時全消，上下充滿了必勝的信念。
朱元璋在劉基的謀劃下，命胡大海攻取廣信（今江西上饒），直搗陳友諒的後路，另一麵按陳友諒的進軍路線埋設伏兵，隻等陳友諒來自投羅網。當陳友諒進入埋伏圈後，山上紅旗招展，四周伏兵呐喊著奮勇出擊，陸上、水上一齊打，很快將陳友諒這支精銳部隊擊潰，殺死、淹死不計其數，俘虜兩萬餘人。陳友諒的水軍因退潮擱淺，船隻都動彈不得，結果全部被俘。朱元璋乘勝收複了太平，並進而攻占了原屬於陳友諒的安慶、信州、袁州等地。
張士誠得知陳友諒被朱元璋打敗，根本就沒敢出兵。這也正應驗了劉基的預料。朱元璋為這次大勝十分高興，認為劉基是第一功臣，拿出繳獲來的大批金銀珠寶賞賜劉基。但劉基並不居功自傲，而是把勝利歸之於朱元璋指揮有方，自己對這些金銀珠寶堅辭不受，而要朱元璋將這些東西賞給在前線作戰的將士。這一來，朱元璋對劉基愈加器重。
陳友諒自恃兵馬比朱元璋多，自然對這次失敗不服氣，不久便又率大軍重新奪回了安慶，並繼續向應天方向進攻。朱元璋決定溯江西伐，在戰船上樹起旗，上麵寫著“吊民伐罪，納順招降”八個大字。陳友諒部下有員驍將，名叫趙普勝，人稱“雙刀趙”，經常攻陷朱元璋西邊的軍事重鎮，是支勁敵。劉基探明，“雙刀趙”原是徐壽輝的部下，在徐壽輝被陳友諒殺掉後，徐壽輝原來的部將有不少人投降了朱元璋，陳友諒疑心重，為人忌能護短，劉基便抓住他的弱點，使用反間計，陳友諒果然將趙普勝殺掉，趙普勝手下的將領心懷怨恨，也就不再肯出力死戰，趁陳友諒將帥不和，士氣低落，朱元璋督軍大舉進攻，一鼓作氣攻占了安慶和江州等地，陳友諒倉皇逃回武昌。這一戰基本上扭轉了雙方的力量對比，使朱元璋可以與陳友諒一決雌雄了。
劉基看到局勢粗安，便提出要回家為母親守製。朱元璋這才知道，劉基的母親已死去多日，隻是因軍情緊急，所以劉基才沒向他提起此事。朱元璋為此頗受感動，馬上準劉基回鄉。這時，浙東幾乎到處都有割據武裝，朱元璋的大將胡大海居然也被殺掉了，整個浙東一片混亂。劉基一邊為母親治喪守製，一邊幫助守將夏毅安撫諸地，使浙東逐漸安定下來。在浙東的方國珍一向敬畏劉基，這時向劉基致書吊唁。劉基在答書中極力稱讚朱元璋的威德，勸方國珍不可再猶豫不決。於是，不費一刀一槍，方國珍就歸附了朱元璋。劉基雖然在家為母親守製，但朱元璋每逢軍國大計，自己難以決定，就派人來問劉基。劉基的回答都極合朱元璋的心意。朱元璋一些大的軍事行動大都是按照劉基的建議來部署的。
當劉基守製期滿回到應天後，正趕上北邊的形勢發生了大變化。在北邊的紅巾軍因孤軍深入，兩路大軍全軍覆沒，隻有山東的一支還勉強堅持了下來。韓林兒退居安豐，孤立無援。形勢十分危急。劉福通不得已，隻好派人向朱元璋求援。
在朱元璋出兵援安豐之前，劉基極力阻止，認為大軍不可輕出。尤其是陳友諒虎視眈眈，如大軍北去援安豐，陳友諒若乘機來攻，就會進退無路，形勢就極為危險了。另外，把小明王韓林兒救出來，把他擺在什麼位置呢？如奉他當皇帝，那豈不是平白給自己加個頂頭上司嗎？如果要把他關起來或者殺掉，那救他又幹什麼呢？但朱元璋卻不采納，認為安豐是應天的屏障，救安豐就是保應天。於是朱元璋便親自率領大軍出救安豐。不料，朱元璋大軍還未趕到，劉福通已戰敗被殺。朱元璋督軍力戰，將小明王救出，安置在滁州，將他身邊都換上自己的人，名為尊崇，實際上是將小明王控製了起來。
果不出劉基所料，在朱元璋率軍援救安豐的時候，陳友諒果然乘虛來攻，並很快占領了吉安、臨江等地。陳友諒的漢軍這次來攻的規模比上次更大。陳友諒自以為必勝，帶著百官和家小，傾國而來，號稱大軍六十萬，意在一舉消滅朱元璋。
劉基一直勸朱元璋要避免兩線作戰，這時可真要兩線作戰了。對朱元璋來說形勢的確很危急。幸虧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固守洪都（今江西南昌），使漢軍一直未能得手。七月，朱元璋從北邊回師後，便親統二十萬大軍來解洪都之圍。陳友諒得知朱元璋來攻，不得不撤圍，掉過頭來到鄱陽湖迎戰朱元璋。於是，雙方展開了一場曆史上有名的鄱陽湖大戰。
鄱陽湖大戰是一場決定生死存亡的大會戰。在這場大會戰中，無論從兵力上還是從裝備上，漢軍都占有明顯的優勢。但是朱元璋的軍隊上下齊心，士氣較高。劉基和朱元璋一直同乘一船，部署指揮大都按劉基的建議辦。一天，朱元璋親自督戰，劉基就在朱元璋旁邊。劉基忽然發現，漢軍的大炮已對準朱元璋的指揮艦，他立即拉朱元璋跳到另一艘船上。他們二人剛離開，那艘指揮艦就被漢軍的大炮擊沉。雙方混戰三天不分勝負。
劉基仔細分析了雙方的形勢，便建議朱元璋派一支人馬扼守湖口，然後主要用火攻消滅敵人。漢軍的船大，幾十條大軍艦用鐵索聯在一起，雖有不怕風浪的優點，但轉動不靈活。朱元璋的船雖小，但操縱靈活，進退自如。漢軍發現後路被切斷，軍心更加動搖。朱元璋調集來大量的火炮、火銃、火蒺藜等火器，還有一種叫“沒奈何”的火器，長約7尺，外裹以蘆葦，中間裝上火藥撚子。在與敵船靠近時，就點燃火線，使“沒奈何”落到敵船上，敵船頓時被燒毀。這種火器接連燒毀了漢軍的數艘大戰船，使漢軍防不勝防。用火器進攻後，接下來的就是白刃戰，短兵相接，喊殺聲震天動地，箭如雨點，炮如雷轟，波浪掀天，殺得湖水都被染紅了。在激戰中，陳友諒被飛箭射中，立即死去。漢軍全軍皆敗，陳友諒的兒子陳理急忙逃回武昌。
朱元璋雖然取得了這次大會戰的勝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將士傷亡慘重。朱元璋回來後對劉基說：“上次未聽先生的話，差點誤了大事。我實在不應該到安豐去。假如陳友諒乘應天空虛，直搗應天，我就沒有退路了，幸而陳友諒不直攻應天，而是去攻打洪都，在洪都相持了三個月，為我爭取了時間。陳友諒出此下策，怎麼能不失敗呢？可是，這一仗雖然打勝，也是夠危險的啊！”從此以後，朱元璋對劉基更加倚重。
按照劉基最初的戰略分析，朱元璋在消滅了西邊的陳友諒之後，下一步就要對付張士誠了。張士誠死守平江（今蘇州），拒不投降。朱元璋的大軍經過10個月的圍攻，終將平江攻克。張士誠見大勢已去，上吊自殺，被部下救起。他在被押赴應天的途中，閉目不語，也不進飲食。到應天後，朱元璋問他話，他閉口不答。朱元璋命李善長耐心問話，意在勸其投降，不料反挨了一頓臭罵。朱元璋氣極了，下令用亂棍將張士誠打死。至此，張士誠原來控製的大片區域遂盡為朱元璋所有。
在攻滅張士誠之後，朱元璋就開始著手征討浙東的方國珍了。方國珍稱雄浙東20年，對元朝時降時叛。他後來看到朱元璋的勢力越來越大，便假意歸附，但並不奉朱元璋所奉的龍鳳正朔，也不聽從朱元璋調遣。朱元璋有時極為生氣，想斷絕與方國珍的關係。劉基勸道：“在張士誠未被消滅之前，無力征討方國珍，不如先將他放在那裏，隻要不幫著張士誠進攻應天就行。”朱元璋深以為是，就說：“到時他再想奉我的正朔也晚了。”果然在朱元璋與張土誠進行的近二年的拉鋸戰期間，方國珍一直采取坐視的態度。等張士誠被攻滅後，厄運也就降到了他的頭上。
按照劉基的建議，在分兵攻打台州和寧波的同時，另派一支水軍從海路進攻，與進攻寧波的一支相會後，以切斷方國珍逃入海中的退路。
當時，方國珍一麵每年向朱元璋進獻一些金銀綢緞，一麵又為元朝運糧，腳踏兩家船，左右搖擺。當朱元璋的軍隊奪取杭州以後，他才真正驚慌起來，便派人北邊聯係王保保，南邊連絡盤踞福建一帶的陳友定，打算結成犄角之勢，以抗擊朱元璋。另外，他還盤算著萬一兩頭都靠不住，就憑自己的一千餘艘海船，滿載金銀財寶逃入海中，也足夠一輩子享用。但他沒有料到，朱元璋的幾路大軍進軍神速，王保保和陳友定還未來得及采取任何行動，他已連遭敗績，無存身之地。好歹總算逃到了海上，結果又被朱元璋的水軍擊潰。方國珍走投無路，隻好向朱元璋投降。這次對方國珍用兵，前後不過三個多月。
朱元璋雖然沒上過學，但悟性極好。劉基經常向他講一些治國安邦平天下的道理，並以曆史上的經驗說明，凡是要成就一番大事業，一定要軍紀嚴明。朱元璋對此十分讚賞，製定了十分嚴明的紀律。因此，朱元璋的大軍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從未發生過搶劫老百姓的事。據《國初事跡》一書記載，朱元璋的大軍到某地後，“兵不離伍，市不易肆，開倉以濟貧民”，因而獲得了老百姓的擁護和支持。這是朱元璋的勢力越來越強大的重要原因。
按照劉基的建議，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吳王位，設置百官，建中書省，建立了一整套統治結構。這實際上就是明王朝的雛形。四年後，經過東征西討，南征北戰，在大體削平群雄之後，朱元璋正式登基稱帝，建立了明王朝，應天府也隨之改名為南京。
開國定製，寬猛相濟
明初的典章製度多出劉基、宋濂之手。朱元璋稱吳王後，劉基獻上了“戊申大統曆”。有一年大旱，劉基請求趕快審結獄中的犯人。朱元璋便命劉基前往，許多冤案被平反，果然大雨如注。於是劉基在人們的心目中頗有神秘色彩，認為他通曉陰陽，料事如神。朱元璋性情剛猛，動不動就殺人。當時天下未定，劉基極力勸朱元璋，應依法定人之罪，不可濫殺。於是朱元璋就命劉基立法定製。劉基參酌前代的一些法律，結合當時的實際，製定了一整套律令，從而在治人以罪的時候有了依據。
有一天朱元璋麵有怒色，似想殺人。劉基問他是什麼原因，朱元璋就說自己夜裏做了一個夢，不吉利，想借殺人來破解。劉基卻說，這個夢不是不吉之兆，而是吉兆，是得眾之象，應停止用刑，以等待喜報傳來。三天以後，前線果然傳來了勝利的捷報。朱元璋十分高興，就把決囚的事全托付給了劉基，並拜劉基為禦史中丞兼太史令。
明初定處州（今浙江麗水）府稅糧，每畝地比宋代加征稅糧五合，隻有劉基的老家青田不加征。很顯然，這是朱元璋對劉基的一種特別的獎勵。朱元璋也為這條特殊的法令感到很得意，所以在朝廷上公開對大臣們說：“讓劉基家鄉的老百姓世世傳為美談吧！”
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但對是否建都南京卻長期猶豫不決。論地理條件和經濟條件，南京都很適宜。隻是從軍事的角度看，主要威脅來自北邊的蒙元殘餘勢力，而南京距前線太遠，不宜調度。另外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六朝都是短命王朝，這無疑也給朱元璋投下了不吉利的陰影。於是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月，朱元璋親自赴汴梁（今河南開封）考察。他覺得汴梁地處中原，位置適中，遂決定在此建都。但他又感到這裏無險可守，又決心把南京也作為都城，實行古已有之的兩京製。在他赴汴梁考察期間，特命劉基和左丞相李善長居守，協力處理朝中大事。
在劉基看來，元朝之所以滅亡，就是因“寬縱失天下”。因此，新朝剛立，應整頓紀綱，嚴明法紀。於是，他命禦史對那些有違法行為的官員隨時彈劾，不必隱晦。即使經常在皇帝身邊的宦官，隻要有過錯，也馬上稟告皇太子後置之以法。朱元璋外出，南京由皇太子監國，但對朝政大事的處理基本上都由劉基和李善長決定。由於劉基用法嚴厲，所以朝中大小官僚對劉基都頗為敬畏。
在此期間，中書省都事李彬因受人賄賂被劾。李彬是左丞相李善長的部下，且平時二人的關係十分親密。明代尚左，左丞相是中書省最高官員，其地位在劉基之上。李善長請緩一緩再對李彬治罪，但劉基堅執不許，並立即派人將李彬的罪過報告朱元璋。朱元璋同意劉基對李彬的定罪。當時正趕上天氣大旱，劉基在祈雨時將李彬斬於祭壇下。為了這件事，劉基與李善長之間便發生了隔閡。等到朱元璋從汴梁回來後，不少人在朱元璋麵前攻擊劉基。尤其令朱元璋生氣的是，劉基居然在祭壇下殺人，認為是大不敬，為此對劉基責備一通。劉基深知朱元璋的為人，動不動就殺人，自己受到許多人的攻擊，又受到朱元璋的斥責，說不定哪一天自己就會人頭落地，因而就想及早隱退。不久，他的妻子死去，劉基遂告假回鄉。
劉基本來想遠離政治旋渦中心，在家鄉優遊晚年。但是。在劉基回鄉後，朝廷中連連出事，北邊的蒙元殘餘勢力不斷內犯，給新建立的明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脅。朱元璋對身邊的其他謀士也不滿意，於是就想到了劉基。朱元璋遂親自寫了一封手書，召劉基赴京。在明初，如果叫某人出來做官，這人卻不出來，也會被殺頭。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二人為了不當官，故意截去兩個手指。此事被朱元璋知道後，立命將二人處死。他為此還製定了一條法律：“士不為君用者，誅。”那麼，劉基如果堅辭不出，也會大禍臨頭。
無可奈何，劉基隻得入京。朱元璋見到劉基後十分高興，對他“賜賚甚厚”，並追贈劉基的祖父、
父親都為永嘉郡公。對劉基本人，朱元璋數次要為他提高爵位，但劉基皆堅辭不受。許多人以官職越高越感到榮耀，劉基則不然，他認為在那種時候官職越高越危險。後來的實踐證明，那些貪圖祿位的人大都被朱元璋一批又一批地殺掉。在這一點上，劉基表現出了超人的高明。
有一次，朱元璋因為某一件事訓斥李善長，想對他嚴加治罪。劉基卻勸道：“李善長是勳舊老臣，能協調各個將領之間的關係，不可因小過而廢大才。”朱元璋感到很吃驚，便對劉基說：“李善長多次說你的壞話，想加害於你，你怎麼還為他解脫呢？我準備罷免他，由你繼為丞相。”劉基趕快叩頭說道：“這就像換梁柱一樣，必須要用大木。如果要用細木去當梁柱，大廈馬上就會傾倒。”這件事後來傳到李善長耳中，令李善長對劉基十分感激，二人的關係也重歸於好。這件事也為劉基贏得了好名聲，認為劉基能顧全大局，不計個人私怨，寬宏大度。
後來朱元璋罷免了李善長的丞相之職，打算用楊憲來接替李善長，問劉基是否可行。楊憲平時和劉基的私人關係十分密切，按照人之常情，劉基一定會支持這樣做。另外，有楊憲這麼一個朋友做丞相，劉基的日子也會好過得多。但出人意外的是，劉基不支持這樣做。他對朱元璋說；“楊憲這個人有丞相之才，無丞相之器。當丞相的人應當持心如水，以義理為處理一切事情的準則，自己不應有任何私心，而楊憲卻做不到這一點。”朱元璋聽劉基這麼說，也大感意外。這件事使朱元璋對劉基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更加感到劉基忠心無二，一切都出於公心。
朱元璋又問劉基：“讓汪廣洋當丞相如何？”劉基回答說：“此人的偏狹淺薄比楊憲更有過之。”朱元璋又問胡惟庸如何，劉基說：“這就像找一匹駕車的馬，你總不希望他把車給你掀翻！”朱元璋沉吟了片刻，很誠懇地對劉基說：“給我當丞相，實在沒有人能超過先生。”劉基急忙推辭：“臣嫉惡太甚，易得罪人，尤其是臣喜歡清靜，受不了繁瑣事務的打擾。我要當丞相，一定會辜負皇上的厚愛。天下何患找不到有才之士，望皇上細心去找罷。”
後來，果不出劉基所料，這三個人有兩人當了丞相，但都未得善終。楊憲身材高大，相貌出眾，通經史，有辯才，但心胸狹小，凡是不利於自己的人，就千方百計地予以排擠。許多投機鑽營的人以他為靠山。洪武三年，他隻當了幾個月的左丞，便被人揭發出許多奸貪之事，被朱元璋下令處死。汪廣洋先後兩次出任右丞相，但隻是祿祿守位，遇事不置可否。他和胡惟庸有許多奸邪之事，但也不予揭發。洪武十二年，汪廣洋被貶謫海南，半道上又接到朱元璋訓斥他的敕書，遂自縊而死。第二年，丞相胡惟庸即以謀反被誅。這正如劉基所說的那樣，胡惟庸這匹駕車的馬差點把朱元璋的大車給掀翻。
朱元璋於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授劉基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封誠意伯”。在明初諸臣中，劉基的爵位算是較高的了。
明朝初年，為了糾正元朝的寬縱，朱元璋以猛治國，許多大臣隻是因為些許小過錯即被殺頭。朱元璋還連興大獄，成批成批地誅殺臣僚。劉基認為，治國應寬猛相濟，開國之初應該用嚴刑；經過數年整治，天下已安定，應該改變一下做法了。於是，他便借朱元璋問天象之機，向朱元璋進言道：“從大體上來說，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應該稍示一下寬大了，不宜再用嚴刑。”朱元璋深以為是，遂命令將錦衣衛的刑具全部燒掉。錦衣衛既負責侍衛皇上，又掌管詔獄。許多大臣就是在詔獄中被施以嚴刑而致死的。朱元璋命燒掉錦衣衛的刑具，顯然是昭示天下，從今以後不再用嚴刑來懲治大臣了。盡管朱元璋後來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但劉基的奏議畢竟對他產生了某些影響，酷刑有所減少。
功成身退，難保其身
劉基親眼看到，開國功臣一個接一個地被殺掉，他深知“功高震主者身危”的道理，特別是朱元璋為人剛愎，自己更應該及早抽身。洪武四年，也就是劉基被封為誠意伯的第二年。他便以年老多病為由，請求辭官回鄉。朱元璋看他沒什麼野心，即命其帶爵回鄉養老。
劉基回到青田老家後，隱居山中，隻是和幾個朋友下棋飲酒，閉口不談自己的功勞，也不談朝廷中的事。他平時穿著普通人的衣服，即使在集市上，人們也認不出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劉伯溫。青田縣的知縣很想見一見劉基，幾次登門拜訪，皆不得見。於是這個知縣就打扮成鄉間老農，終於在一條小河邊見到了劉基。當時劉基正坐在河邊洗腳，便叫兒子領知縣到一所茅舍中，用普通農家的飯菜招待這個知縣。飯後，這個知縣才告訴劉基，自己是青田知縣，並表示希望為劉基做點事，態度頗為誠懇。劉基聞知他是知縣後，露出很吃驚的樣子，自稱屬民，婉謝而去。從此以後，知縣再也無法見到劉基。
在明初，朱元璋用特務刺事，無論官員在朝還是在野，都逃不掉這些特務的監視。許多大臣就是因為私下不謹慎而受到嚴懲。劉基深明此中利害，擔心言多有失，所以閉口不談政事，也不與地方官來往。盡管劉基如此謹慎，但還是受到了丞相胡惟庸的中傷和陷害。
事情的起因是劉基的一道奏疏。原來，在浙東有一片叫談洋的空閑地，南接福建，曆來是鹽盜的聚集之地。方國珍就是在這個地方起事造反的。因此，劉基便上奏朱元璋，請求在談洋沒立巡檢司，以防盜賊在那裏聚眾起事。劉基派長子劉璉進京上奏，但劉璉未先告訴中書省，而是由通政司直接上達朱元璋。當時胡惟庸以左丞掌中書省事，對此十分不滿。再加上劉基過去對他的評價不好，對劉基素有積怨，便借此事對劉基大加攻擊。他對朱元璋說，談洋那地方有王氣，風水好，劉基想以談洋做自己的墓地。當地的老百姓不讓給他，他就想以設巡檢司為名，將當地老百姓趕走，借以實現他日後讓子孫稱王的目的。
劉基素以通曉陰陽著稱，朱元璋雖然沒有因此而馬上治劉基的罪，但心裏還是有幾分相信，不久便借故削去劉基的俸祿。劉基得知後，頗為害怕，便親自赴京謝罪。事後留住在京師，不敢再說回鄉的事，終日戰戰兢兢地度日。
後來，胡惟庸果然當了丞相，劉基十分憂慮。他私下對友人說：“假如我對胡惟庸的評說不應驗的話，那就是天下老百姓的福氣！”胡惟庸表麵上裝出對劉基很尊重的樣子，但暗地裏卻密切地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胡惟庸清楚劉基的份量，因為在廷臣中能不時與朱元璋密語的沒有幾個人，許多大事也就是那種密語時決定的，外人難得其詳。也正因如此，所以胡惟庸對劉基特別留心提防。劉基也清楚，自己時刻處於危險的境地，故不久就憂慮成疾，一病不起，隨後便一再請求回鄉養老。
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準劉基回鄉。他回到青田老家後。病情日益加重，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便把兒子劉璟叫到床前說：“為政之道，有時要寬大一些，有時要嚴猛一些，應交替使用。數年來，皇上以嚴猛治國，當今的要務在於修德省刑，實行寬大之政，以收攬民心，使國家長治久安。”劉基還說了一些對政治軍事的建議，最後說：“現今胡惟庸為相，我說出來沒什麼用處。胡惟庸被除掉後，皇上一定會想到我。如果皇上問我死前說了什麼話，你就將我的這些話密奏皇上。”劉基在家呆了一個多月就死去了，終年65歲。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謀反伏誅後，朱元璋自然想到了劉基當初對胡惟庸的評價，因而十分懷念劉基，並特地派人到劉基家中探問。劉璟遂將劉基死前的話密奏朱元璋，朱元璋看到後大受感動，也更加佩服劉基的先見之明。這時，劉基的長子劉璉因胡惟庸陷害，已墜井而死。朱元璋便命劉璉的兒子承襲伯爵，食祿五百石。其他大臣的爵位都隻能承襲一代，朱元璋念劉基父子皆為胡惟庸所排擠陷害，特許劉基後人代代襲爵，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
據《明史·劉基傳》載，當劉基在京病倒時，胡惟庸特地領一個醫生來為劉基看病。劉基服了這個人的藥後，就一直感到肚子裏有一塊像拳頭般大小的石頭。當胡惟庸被治罪時，有的人就把這件事說成胡惟庸的一條罪狀，說他有意謀害劉基。此事是否確鑿，不得而知，但劉基受胡惟庸的排擠則是毫無疑問的。
劉基是明初著名謀臣，朱元璋一直對他十分器重，平時不直呼基名，而是稱他為“老先生”。朱元璋還經常不無自豪地對別人說：“他是我的張子房（張良）。”因為劉基通曉陰陽術數，所以在後人心目中總蒙有一層神秘色彩。劉基除著有《鬱離子》一書外，還著有《覆瓿集》、《梨眉公集》傳於世。後世民間流傳的有關占卜、風水之類的書中有不少托名為劉伯溫所著。
征戰幾十年，冤死一流言
――馮勝之冤
明朝第三大開國功臣馮勝，從征幾十年，南征北戰，縱橫戰場，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在全國統治穩定下來後，已做皇帝的朱元璋卻猜忌功臣，對他們大加屠戮。名列第三的功臣馮勝也在劫難逃，因一席流言冤死在自己追隨多年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手下。
亂世投主，縱橫天下
元朝末年，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統治階級昏庸腐朽，橫征暴斂，民不聊生。人禍再加上天災，終於將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老百姓逼上梁山，爆發了元末以漢族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義。在這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軍中，中原江淮和江南各地有韓林兒、劉福通、朱元璋、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等領導的農民軍，其中力量較為突出的是朱元璋領導的紅巾軍。
在朱元璋向滁陽進軍、途經妙山時，定遠人馮國用、馮國勝兄弟帶著隊伍前來投順。馮國勝又名宗異，後改名勝。史書上說他出生時滿屋黑氣，數日不散。馮氏兩兄弟都喜歡讀書。精通兵法，哥哥國用深沉穩重，有計謀；弟弟國勝則傈悍勇猛多智略。他們家裏有幾百畝田地，幾十家佃戶，是個中小地主。紅巾軍兵起，他們團結地方上的地主和鄉民，結寨自保。隻是力量單薄，怕被別的地主武裝吃掉。他們聽說朱元璋吃掉了附近的兩支地主武裝，越發自危，經多方打聽，知道朱元璋軍隊紀律好，便帶領部隊來投奔。
朱元璋見他們兄弟二人身著儒服，知道是讀書人，就向他們請教奪取天下的大計。馮國用回答說：“金陵（今南京）的地理形勢正如古人所說的龍蟠虎踞，是帝王建都的地方。您可以先攻下此地作為根據地，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不貪取財寶女色。這樣，天下是不難平定的。”朱元璋聽了非常高興，便把他們兄弟兩人留在軍中參預機務。從那以後，馮勝與其哥哥馮國用便一心跟從朱元璋，衝鋒陷陣，出生入死為他打天下了。
在攻打滁州（今安徽滁縣）、和州、三叉河、板門寨、雞籠山等一係列戰役中，馮氏兄弟倆立下了赫赫戰功。馮國用跟隨著朱元璋渡過長江、攻取太平之後，深受朱元璋重用和信任，命他典領親軍，伴隨在朱元璋左右，策劃軍國大計，成為朱元璋的腹心。
朱元璋在開始的頭幾年，地狹人少，力量單薄。因此，他用優待降人的辦法，瓦解敵人，壯大自己。在一次戰役中朱元璋擒獲了元將陳野先，又放了他，讓他招領他的部下。馮國用估計陳野先必定會反叛，認為不如不放。不久，陳野先果然反叛，被他的部下所殺。陳野先的侄子陳兆先又擁眾屯於方山。這時元將蠻子海牙扼采石之口，馮國用與將領們攻破海牙的水寨，又擒獲陳兆先，其部下三萬餘人都歸降。這些降兵們不清楚朱元璋將如何處置他們，內心很是疑懼不安。朱元璋便挑了五百人為親軍，宿衛在他的帳子中，把自己平時所用的衛士全部揮退，隻留馮國用在床塌旁服侍，這五百人才安下心來。第二天，朱元璋立即命令馮國用帶領他們攻打集慶（今南京），他們都爭先效死。馮國用又與諸將攻下鎮江、丹陽、寧國、泰興、宜興。跟從朱元璋征金華，攻紹興，所戰皆勝。馮國用因功而升至帳前親兵都指揮使。但不久馮國用得病死於軍中，年僅36歲。朱元璋親自祭奠痛哭，後來追封他為郢國公。
自從投奔了朱元璋以後，馮勝跟隨著他馳騁疆場，屢立戰功，不久成為元帥。在他的哥哥馮國用死後，朱元璋便任命馮勝襲哥哥馮國用之職，統領親軍。
隨著朱元璋勢力的日益增強，朱元璋和其他割據政權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尤其是西麵的陳友諒和東麵的張士誠。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五月，陳友諒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在風雨中匆忙即了皇帝位，改國號為漢。稱帝後，陳友諒就約張士誠攻打朱元璋。
陳友諒的軍隊攻陷太平之後，進逼龍灣，朱元璋與他大戰於石灰山。兩軍對壘，一時未決勝負。馮勝分析形勢，率領宿衛軍猛攻其中堅，從而大敗陳友諒的軍隊，溺死其士兵數萬人，俘獲七千多人，立下大功。之後，馮勝跟隨朱元璋乘勝追擊，攻破安慶水寨，長驅直入江州。一路上馮勝經常與朱元璋謀劃戰事，機智勇敢，深受朱元璋的信任。不久，馮勝被提升為親軍都護。正當朱、陳兩軍在江南血戰方酣之時，張士誠卻於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派大將攻打安豐（今安徽壽縣），因為小明王在這裏，形勢非常危急。馮勝跟隨朱元璋北上，解了安豐之圍，將小明王迎至滁州。馮勝出力不小，又被提升為同知樞密院事。
當朱元璋、馮勝救援安豐時，陳友諒卻率領著六十萬水軍，乘數百艘巨艦，浩浩蕩蕩開向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馮勝率兵回救，雙方遇於鄱陽湖，在此展開了一場決定勝負的惡戰。陳友諒戰艦高大無比，有“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等大戰艦，並且每幾十艘戰艦就用鐵索聯結起來，形成旌旗牆櫓，望之山，其勢甚為嚇人。但馮勝毫不畏懼，在這場戰鬥中，他英勇殺敵，奮不顧身，立下了汗馬功勞。陳友諒中箭而亡。第二年，馮勝又隨從朱元璋攻打武昌，馮勝又一馬當先，衝鋒陷陣，攻克了武昌，幫助朱元璋消滅了實力最強的陳友諒。朱元璋自立為吳王。在接下來的攻克廬州，轉而攻取江西諸路，以及與諸將收取淮東等地的戰役中，馮勝都奮勇衝殺，立下不朽戰功。
消滅了陳友諒，下一個目標就指向張士誠。朱元璋分析了形勢，決定先攻取泰州、徐州等蘇北和淮河下遊地區。馮勝在攻打海安霸、奪取泰州的戰役中，表現出色，取得了成功，他的聲望日盛。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十一月，大軍進攻高郵。朱元璋先是派大將徐達圍攻高郵，久未下，於是改用馮勝率軍督戰，派徐達回師解宜興之圍困。馮勝發起猛攻，高郵守將抵擋不住猛烈的攻勢，張士誠的將領俞同僉派遣人前來詐降，相約以推倒女兒牆為內應。
馮勝不知其詐，相信了俞同僉，晚上派康泰率領一百多人躍牆進城，結果被敵人關閉城門全部殺掉。朱元璋知道後大怒，認為馮勝對敵人估計不足，誤中敵人奸計，責打他十杖，並命令他步行到高郵繼續督戰。馮勝又慚愧又悔恨，更加努力地攻打了。後來徐達從宜興回師高郵，兩下合兵一處，力量大增，終於攻下高郵，隨後又攻取了淮安。在攻下安豐城中，馮勝擒獲張士誠將呂珍。之後下湖州，克平江，馮勝屢立戰功，使敵人聞風喪膽，望風而逃。論戰功，馮勝僅次於徐達、常遇春，居第三，故晉升為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跟隨大將軍徐達北伐，攻下山東諸州郡，蕩平中原，為朱元璋登上皇帝寶座打下了基礎。
開國之功，統一大業
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登上帝位，做了明朝的開國皇帝。同年，皇太子立，太祖朱元璋任命馮勝兼太子右詹事。
明朝建國之初，雖然中原、江南和閩廣等地已歸屬明朝政府管轄，但周邊地區尚未完全統一。麵對這種割據形勢，繼續完成全國統一事業，是統治者的首要任務。
為平定山西、陝西等地，太祖朱元璋派馮勝率兵渡過黃河，攻汴州、洛陽，下陝州，向潼關開進。潼關守將聞訊，棄關而逃。馮勝遂占領潼關，接著攻取了畢州。在返回汴州時，馮勝謁見巡行至此的太祖朱元璋。太祖對馮勝所取得的戰績甚為讚賞，為表彰他，授予征虜右副將軍，留守汴梁。不久，馮勝又跟從大將軍出征山西，由武陟取懷慶，跨過太行山，攻克碗子城，直取澤州、潞州，在猗氏這個地方擒獲元右丞賈成，在攻克平陽、絳州後又擒元左丞田保保等，並獲將士五百餘人。因馮勝四出征討，屢戰屢勝，太祖朱元璋非常高興，又詔定他為右副將軍，位居常遇春之下。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二月，馮勝又一次率軍渡過黃河，開向陝西。馮勝率師自西安進取鳳翔，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人西奔臨洮，馮勝跟蹤追擊，攻取鞏昌（今甘肅隴西），直逼臨洮，降服了李思濟。在回師途中，馮勝跟著大將軍徐達圍攻慶陽。這時，元將擴郭帖木兒遣將攻打原州，以聲援慶陽。馮勝扼住驛馬關口，打敗了擴郭帖木兒的部將，遂攻克慶陽，擒住了守將張良臣。至此山西、陝西才平定下來。
九月，太祖朱元璋召大將軍徐達還朝，留馮勝駐守慶陽，以節製諸軍。不久，馮勝以為關陝既已平定，也引兵回朝。太祖朱元璋為此大怒，說：“你不奉詔令就回來了，我讓你外製敵人，內鎮撫關內，對你寄予厚望，而你卻放棄重任，這是為什麼？”對馮勝大加切責。馮勝也覺得自己把事情鬧大了，忙叩頭請罪。朱元璋念他軍功卓著，功勞甚高，才沒有給他處罰，但賞賜給他的金銀財物，遠不及大將軍徐達的一半。從此以後，馮勝小心為事，唯恐再出錯。
元朝被推翻後，元順帝敗逃到應昌（今遼寧省克什克騰旗西達來諾爾附近）。元順帝和蒙古貴族強烈希望恢複他們統治全國的舊業，不斷地向明朝統治地區發動軍事進攻，導致明朝初年邊疆地區戰事不斷，邊疆人民不得安寧。尤其是尚未撤走的元將擴郭帖木兒在和平一帶為患甚重。為平定邊疆，統一蒙古地區，讓人民過上安穩的生活，朱元璋決定對西北擴郭帖木兒用兵，徹底鏟除他。
洪武三年正月，太祖朱元璋分兩路出兵，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鄧愈為左副將軍，馮勝、湯和為右副將軍，向北出征沙漠。馮勝跟從徐達率領的西路軍，一路出潼關、搗定西，打敗了擴郭帖木兒，繳獲數萬匹戰馬。馮勝又分兵從徽州向南出一百八渡，徇洛陽擒元平章蔡琳，進沔州。又派別將從連雲棧攻取興元，移兵吐蕃，征哨極於西北，凱旋而歸。根據馮勝的戰功，朱元璋授予他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年祿三千石。朱元璋還頒給他世券，極盡褒揚。
洪武五年正月，太祖朱元璋又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兵分三路出漠北。馮勝率領副將軍陳德、傅友德五萬大軍出西道，取甘肅。到達蘭州，傅友德為前鋒，兩次打敗元兵，馮勝又在掃林山大敗元兵。五月，馮勝率軍到達甘肅，元將上都驢迎降。開進亦集乃路（今甘肅額濟納旗），守將卜顏帖木兒以全城投降。馮勝又率軍到別篤山，岐王朵兒隻班逃跑，馮勝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以及馬駝牛羊十餘萬頭，繳獲很多。這次戰役，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卻連連失利，損兵折將。唯有馮勝大獲全勝而還。但是就在此時，有人說馮勝私藏駱駝馬匹，朱元璋因此沒有對他進行賞賜。
西北和北部的形勢穩定下來後，東北地區的故元殘餘勢力又囂張起來。元太尉納哈出擁兵數十萬蟠踞金山（今遼寧開原東北，遼河北岸）養精蓄銳，伺機南下。朱元璋多次派使詔諭，納哈出不聽，並多次騷擾遼東人民。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發步騎兵二十萬前往征討納哈出。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鄭鎮等都隨從出發。朱元璋又派遣以前俘獲的原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璽書勸降。馮勝至通州，派藍玉乘大霧出擊，趁敵人不備出奇製勝。馮勝精心籌劃，謹慎用兵，並親自觀察地形、掌握敵我雙方的情況以做出正確的分析，派兵出長城鬆亭關（今喜峰口北），分築大寧（今河北平泉）、寬河（今河北寬城）、會州（今河北平泉）、富裕（今河北平泉之北）四城，儲糧供應前線，並在大寧住了兩個多月，留五萬兵馬守城，其餘兵馬全部出擊金山。乃剌吾奉命勸降，日夜兼程趕赴金山。納哈出見到乃剌吾後，非常驚訝，他原以為乃剌吾被俘後必死無疑，沒想到還能活著回來。於是他向乃剌吾詢問明朝的情況。乃剌吾就陳述了朱元璋的恩德和朱明王朝的政策，並說明了回來的意圖。納哈出聽後很高興。認為很有道理，當即派左丞探馬赤等到馮勝軍中貢獻馬匹，並表示願意與明朝修好。這時馮勝已經率軍深入元軍地區，越過金山，到達女直苦屯。馮勝大軍掩至，納哈出估計自己勝不了，就派乃剌吾請降。這樣就避免了一次血戰。
為慶賀這次和解，馮勝設宴招待雙方將士。席間，藍玉與納哈出舉杯共飲。酒罷，藍玉脫下衣服讓納哈出穿。納哈出不肯穿，回顧左右，私語幾句，企圖逃走。此時，馮勝的女婿鄭國公常茂在座，他的部將趙指揮通曉胡語，告訴常茂納哈出要逃走。常茂馬上跳起來，揮刀砍其手臂。都督耿忠擁著納哈出去見馮勝。納哈出的將士妻子等十多萬人屯住在鬆花河，聽到納哈出受傷的消息，嚇得四處逃散。為了安撫納哈出的軍隊，馮勝派降將觀童前去安撫，獲軍隊二十餘萬人，牛羊馬駝不計其數。馮勝以禮款待納哈出，又派耿忠與納哈出一起吃住，以示安全。
軍隊還師回朝後，馮勝把捷報報告給太祖朱元璋，說明常茂激變的情況，以及自己將全部降將二十萬人帶入關內。朱元璋聽後非常高興，很佩服馮勝的處理方法，尤其是對納哈出的歸服更為高興。朱元璋馬上派使者迎接慰勞馮勝，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金幣無數，並押解鄭國公常茂回京。由於這件事情全由馮勝辦理，而且一直很順利，這就不免遭到一些人的妒忌和猜疑，生出許多閑言碎語，說什麼馮勝收複納哈出的軍隊後，私自藏匿了許多好馬，又派看門的人與納哈出的妻子喝酒，乘機騙取大珠異寶；王子死後，馮勝又強娶他的女兒，以致於失去降附人心，等等。而馮勝的女婿、鄭國公常茂也由於幾次戰事失利，十分嫉妒馮勝的才能，因此也趁機誣蔑陷害馮勝。
朱元璋開始並不相信，但經不住許多讒言，於是命令收回馮勝的大將軍印，讓馮勝仍住在鳳陽，並封他為奉朝請。對眾將士也沒有賞賜。鄭國公常茂也被削爵安置在嶺右。馮勝被誣告之後，情緒十分低落，想到自己一片忠心，卻招來莫名之禍，感到十分淒涼。馮勝從此不再領兵打仗。
當時，詔列勳臣望重的有八人，馮勝居第三名。此時太祖朱元璋年事已高，對功臣的猜忌心越來越重。馮勝戰功最多，又多次以小的緣故拂朱元璋之意，於是，馮勝的命運便逆轉直下。
太祖嫉才，冤害馮勝
朱元璋自公元1368年建立明王朝後，又經過十多年時間的統一戰爭，穩定了北方的局勢，南方的割據勢力也次第得以平定，明王朝的統治鞏固了。這些勝利的取得，除了朱元璋的自身才能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還由於在朱元璋身邊，有一大批運籌帷幄、有勇有謀、能征慣戰的文臣武將。他們為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穩定朱明王朝的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新王朝已經比較鞏固，外部敵人已經沒有力量能與明王朝相抗衡，而新王朝內部這些開國功臣的權勢，卻使太祖朱元璋放心不下，總是猜疑他們有朝一日搶奪他的皇帝寶座。
太祖朱元璋本人雖具有雄才大略，果斷剛毅，有著傑出的軍事和政治才能，但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生性多疑。早在戰爭時期，朱元璋就對部下將領進行嚴密的防範，怕他們叛變，凡是出征的將領，都要把妻子留在京城作人質。這樣還不放心。再派他的心腹去監軍，所攻克下的城池，都要用自己的親信心腹與將官同守，以就近監視他們。尤其是與朱元璋一同起事的戰友邵榮、與朱元璋是“親家”的舊將謝再興，因不堪忍受朱元璋的猜疑不信任而先後叛變之後，太祖朱元璋對諸將越發地不放心，倚靠檢校偵察將士私事，以致於使將領們人人自危。
明王朝建立之後，為了穩定朱家王朝，使公侯將相盡忠於自己，朱元璋確實用盡心機，想了不少辦法。洪武五年作了申誡公侯的《鐵榜文》。洪武八年，朱元璋又編了《資世通訓》，反複強調要他的臣僚對他效忠：“不要欺騙，不要蒙蔽”。洪武十三年，他又編了《臣戒錄》，纂錄了曆代諸侯王宗戚宦臣之類悖逆不道者共二百二十人的事情，來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又頒發了《誌戒錄》。這本書采錄漢唐以來悖逆的大臣一百多人的事情，賜予群臣及教官諸生講授，使他們知道，以之為鑒。
朱元璋雖然采取了上述種種措施來預防臣僚的反叛，但生性好猜疑的他卻總是不放心。他不斷觀察這些功臣細微之處。時時小心，處處防範，唯恐會危害自己的統治。加上一些功臣的驕縱，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顯得突出了。朱元璋終於準備向昔日曾經同甘苦共患難的兄弟們、朝夕相處的戰友們開刀了。
而此時的官僚們也形成了各派集團。有文武之間的矛盾。有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之間的矛盾。他們互相傾軋排擠，不斷在太祖朱元璋麵前攻擊雙方。官僚集團之間的互相攻擊，正好為太祖朱元璋所利用，便於一個個地來收拾他們。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權植黨”的罪名殺了大將胡惟庸，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虜”和“謀反”的罪名，並不斷牽連擴大。10年後，到洪武二十三年又興大獄，於是開國功臣李善長等都以與胡惟庸交通謀反被殺，牽連的人達三萬多。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興起藍黨大獄。藍玉是開國第二功臣常遇春的內弟，臨敵勇敢，多次統領大軍立下戰功，還跟隨馮勝北征過元將納哈出，功績不小。有人告他謀反，太祖朱元璋借機殺了他，因此牽連而遭誅殺的達一萬五千餘人。胡惟庸和藍玉兩案，史稱“胡藍之獄”，前後達14年之久，誅殺四萬五千餘人。但朱元璋並未就此罷手，他又將屠刀伸向了僅存的元功宿將頭上，大將軍馮勝也在劫難逃了。
馮勝自從與哥哥馮國用起兵以來，一直跟隨在朱元璋身邊，馳騁戰場，身先士卒，屢立戰功，全身心地為朱元璋打天下，受到世人稱讚。由於他戰功卓著，也遭到某些人的妒忌。一些無能鼠輩趁朱元璋大殺功臣之機，對馮勝肆意詆毀，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加到他的頭上。太祖朱元璋開始對這些謠言惡語還不是很留意，但聽得多了，心裏也漸起懷疑，馮勝又多次以小事忤逆朱元璋，朱元璋深怕自己死後，馮勝對大明王朝構成威脅，因此，馮勝被殺也就在所難免了。正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朱元璋也是這樣做的。
洪武二十六年，就在藍玉被誅的當月，馮勝被太祖朱元璋召還回京住，便於就近監視。此時朱元璋就有殺他之心，但一直沒有借口。馮勝倒也苟活了兩年。
洪武二十八年，馮勝在他的大門外修築了一個稻場，把瓶子埋在地下，又架起木板做為走廊，上麵加上碌碡，走馬為樂。不想此事被冤家告於朱元璋，誣陷馮勝家裏的稻場下藏有武器，圖謀不軌。於是朱元璋便將馮勝召進宮裏，擺了酒席，和他對飲。朱元璋一邊飲酒，還一邊安慰他說：“你是開國功臣，外麵對你有一些議論是不可避免的。但請你放心，我對你是信任的，不會輕易相信這些流言。”馮勝聽了信以為真，很受感動，十分感激朱元璋的聖明，遂放下心來，與太祖朱元璋開懷暢飲起來，但馮勝回家後，即於當夜暴病，七孔流血，數刻即死。可憐的開國功臣馮勝，沒有戰死在疆場上，就這樣蒙受不白之冤，毀於一席流言，冤死在明太祖朱元璋手中，一生的功勞戰績化為灰燼。
馮勝死後，他的兒子不得承襲他的官職，不得錄用。一代功臣竟然落得這般下場，令人惋惜。
粉身何所懼，青白在人間
――於謙之冤
從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明英宗即位開始，明朝經曆了景帝、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的統治，約140年。這一時期，明皇朝由盛而衰，皇帝信任宦官，政局經常出現動蕩；土地兼並日益加劇，財政危機不斷加深，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規模不斷擴大；蒙古族的瓦剌、韃靼部不斷騷擾對西北邊防構成極大威脅；東南沿海倭寇不斷侵擾，由於政治腐朽，使倭患日益嚴重。
明英宗即位時隻有9歲，他信任宦官王振，使之成為左右朝政的重要人物，以致在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懷來城外的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由於兵部侍郎於謙等堅決承擔了保衛北京的責任，打敗也先，迫使其退出紫荊關，保衛了京師的安全，並使也先送回英宗。但英宗仍不悔悟，他複位後繼續寵信宦官，並冤殺了於謙。
“粉身碎骨氣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兩句膾炙人口、流傳千古的詩句，正是出自這位明代民族英雄於謙之口。他一生剛正不阿，不事權貴，一身正氣。
廉政愛民，剛正不阿
於謙（公元1398～1457年），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縣（今杭州市）人。青少年時代的於謙就滿懷救國救民的遠大抱負，曾寫下了《石灰吟》和《詠煤炭》等詩，用隱喻的手法來寄托他的雄心壯誌。他在《石灰吟》中寫道：
千錘百煉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在《詠煤炭》裏寫道：
鑿開混沌得鳥金，藏蓄陽和意最深。
焰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
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24歲時，於謙得中進士，被任命做山西道監察禦史，後又調到四川、貴州等處。他常著便服，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訪問疾苦，改革弊政。
宣德初，於謙升為禦史，奏對時聲音洪亮，對答如流，宣宗非常欣賞。宣德三年（公元1427年）於謙巡按江西，昭雪冤囚數百人。
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於謙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兼都禦史，巡撫山西、河南。於謙在山西、河南作了19年（公元1430～1448年）巡撫，他勤政愛民，始終如一，年年奔波於太行山區和黃河南北岸，遊巡境內各州縣，曉行夜宿，不辭勞累。由於於謙具有這樣的品德和作風，為人民辦了許多好事，所以民間稱讚他為“於龍圖”，有些地方還建立了於謙生祠。
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以後，隨著太皇太後張氏和三楊的謝世，宦官王振開始擅權專政。他廣植私黨，驕橫日甚，朝中一部分無恥官僚望風承旨，如蠅趨臭，爭相以搜刮來的民脂賄賂王振，以取得王閹的歡心。而於謙生性剛直，不事權貴，不趨炎赴勢。每次進京奏事，從不私下謁見王振。
於謙堅決反對閹黨，不顧生死，隻是為了愛國愛民申張正義，非關私人的恩怨從忤。於謙對閹黨鬥爭的主要原因是長城邊防問題。因為十五世紀三、四十年代裏，蒙古瓦剌部興起，不斷南擾，明朝北邊形勢緊急，於謙經常關心邊務。王振閹黨卻大肆侵奪大同、宣府一帶的軍屯耕地，占役軍丁，挖空了軍事實力，轉飽私囊。於謙曾多次奏彈邊鎮監守貪汙的罪狀，他和宣大巡撫羅亨信等意見一致，要求實行檢察軍屯田糧，整頓邊防。正統十三年於謙被削奪了巡撫、禦史等職，調到京城做兵部左侍郎，但他仍對國防提出了積極建議，但同樣由於閹黨的壓抑，不得實施。
臨危受命，挽救時局
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朝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土木之變”，國家處於傾危之際。在此危急時刻，於謙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穩定了大局。
14世紀末，蒙古西部的瓦剌日漸強盛。15世紀被瓦剌統治集團以也先為首用武力統一了蒙古各部。正統十四年，也先借口明朝減去馬價、答詔沒有許婚之意，大舉侵明。
當時明朝一切軍政大事，全由宦官王振代理。當也先大舉入侵時，王振想利用皇帝親征，幸取戰功，提高個人威勢。七月十四日下令出兵，群臣驚愕不解，紛紛勸止。兵部尚書鄺野和侍郎於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但英宗不聽，偏信王振，執意親征。命太監金英輔佐弟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北京，兵部侍郎於謙代理部務。其餘的高級文武大臣扈駕從征。
十六日，英宗率領五十萬大軍倉促出發，行軍部署毫無成算。他們冒著狂風暴雨，出居庸關，向大同進發。八月初1到達大同，瓦剌兵暫退塞外，誘明軍深入北上。但王振看到邊兵敗亡的慘狀，卻惶懼失措，揮軍急退。八月十三日退到土木堡（今懷來縣西）狼山一帶，瓦剌追兵從後麵兩路逼來，王振派兵迎敵，均敗。十五日瓦剌軍詐退，並派使者講和，王振輕信，輕易下令移營就水，軍士爭先跳越壕亂而行，隊伍大亂。瓦剌軍趁機從四麵圍攻，呼嘯蹂陣而入，揮長刀砍殺明軍。明軍棄甲曳兵，裸袒蹈藉，屍遍山野。混戰中英宗被俘，大批高級文武大臣除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等小數人僥幸逃出，餘者五六十人皆戰死。太監喜寧投降，把明內部虛實情況完全告訴給也先。護衛將軍從旁一錘錘死王振，痛罵道：“我替天下誅此奸賊！”其實當時瓦剌兵追來的僅兩萬餘，而明軍五十萬人幾乎全為王振斷送，死亡過半。騾馬二十餘萬以及衣甲、器械、輜重全被也先軍斬奪。這次戰役，史稱“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後，明朝首都北京立即卷入戰場的前哨，政局空前混亂，危機四伏。英宗被俘於八月十六日就反饋到北京，皇太後和皇後本想封鎖消息，用金銀珠寶贖回，但失敗了，隻得在十八日召集百官於闕下，宣布敗報，下詔立英宗長子朱見深為太子。但是在這國難深重的時刻，怎能讓這個年僅2歲的小孩登帝位呢？因此又命郕王朱祁鈺監國，總理國政。
郕王召集群臣討論戰守之策，群臣聚哭於朝，一籌莫展。翰林院侍講徐埕急忙出班，鼓吹天命惑亂人心說：“臣夜觀天象，稽算曆數，天命已去，惟有南遷可以紓難。”主張逃跑，南遷金陵可避災難。這種意見，很典型地代表了達官、富戶、巨賈的利益，當時許多大官富戶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紛紛南逃。
徐埕的話剛說完，立刻遭到兵部侍郎於謙的堅決反對。於謙從文班裏站出來，厲聲斥責道：“主張南遷的，罪當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你難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訓嗎？”於謙一語中的，談到了要害。如若南遷都城，必然助長也先的氣焰，在剛剛戰敗、兵損將折、群情危疑的情況下，九邊、北京都將不守，華北、西北將淪於蒙古鐵騎蹂躪之下，最好的局麵隻不過劃淮或劃江分治而已；如若放棄抵抗，實行南逃，英宗就沒有回歸的希望，北宋徽、欽二帝的下場就是英宗的結局。於謙的正確意見得到了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的支持。徐埕不敢再說什麼，低頭退回。太監金英對徐埕大聲叱喝，轟出大殿。
在於謙、陳循、王直、商輅、王竑等愛國官員堅決主戰的激勵下，郕王朱祁鈺和皇太後孫氏才下定抗戰的決心，決心保衛京城，並把戰守的重任托付給於謙。在國難當頭之際，於謙奮然而出，從受命膺負戰守重任，到十月初瓦剌騎兵再次大舉進犯，在短短的四十天裏，他打擊閹黨勢力，伸張主戰派正義，擁立景帝以斷絕也先要挾明朝的企圖，並且日日夜夜與主戰派官員一起，雷厲風行地刷新內政，整頓軍隊，識拔文武官員，加強關隘防守，把官軍中驚慌失措的局麵改變成為同仇敵愾、共赴危難的激昂形勢。當也先帶領瓦剌騎兵在十月初兵臨北京城時，所麵對的已不是君昏臣暗、武備廢馳、毫無戰鬥力的大明帝國，而是一座眾誌成城的鋼鐵堡壘。
當時，明王朝的京師勁甲精騎都陷沒於土木之役，所剩的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上下下亂作一團。於謙在受命主持軍務的第二天，便立即奏請郕王朱祁鈺，調南北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隊以及寧陽侯陳懋率往浙江、福建剿捕起義軍的明朝官軍急赴北京回防。同時又下令移通州倉糧儲入北京。由於決策果斷，措施得力，通州倉糧儲很快便運入了北京。各地勤王軍隊陸續開往北京，城內又有較為充足的糧食儲備，人心漸趨安定。八月二十一日，於謙被任命為兵部尚書。
皇帝是封建君主政治體製中的國家元首、中樞決策的核心。英宗被俘，明朝的君主政體便失去了靈魂。雖然郕王朱祁鈺以監國身份總理朝政，但終究沒有皇帝的名分，不是正式的君主，對內對外都是不利的因素。對明王朝內部來說，究竟還缺少皇帝的權威，推行政令總感到有些阻礙，尤其在強憑陵的非常時期，於戰時的緊急動員布置十分不利；對外部來說，明朝不另立皇帝，英宗就仍是當朝皇帝，而他正被控製在瓦剌的手中，被也先居為奇貨，成為雙方政治、軍事、外交較量中的籌碼，被利用來進行多方要挾。
立誰為君？從血統名分上看，英宗長子、新立的東宮太子朱見深應為第一人選，然而當時見深僅是一個3歲的孩子，無法執理政事。第二位人選，是英宗異母弟、現在身任監國的郕王朱祁鈺。朱祁鈺年方22歲，正值春秋鼎盛，是英宗伯仲之中惟人之人。於謙經過深思熟慮，決定立郕王朱祁鈺為帝。九月一日，他聯合諸位大臣啟奏皇太後孫氏：“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以祁鈺即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後也早已認識到此舉的必要性，便同意群臣的請求。可是當群臣把太後旨意轉告祁鈺時，他卻驚恐萬狀，再三推讓，並退歸他的郕王第宅。群臣苦心婆心勸勉，他仍搖頭。於謙正色道：“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祁鈺這才接受下來。在於謙等人的擁護下，九月六日祁鈺登上帝位，遙尊英宗祁鎮為太上皇，以明年為景泰元年。明王朝失君得君，至此，保衛北京的信心更加堅定。
於謙升任兵部尚書後，便開始大力整頓軍隊，提拔人才，改革內政。他麵臨的最主要任務，就是如何粉碎瓦剌騎兵對北京的衝擊。北京地處要塞，位置重要。宣府、大同乃京師的屏障，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白羊口乃燕都之咽喉。欲保衛京師，則必須強化這些雄關重鎮的防務。有識於此，於謙以朝夕必爭的效率調整了這些險關巨障的防務安排。
八月二十四日，於謙推薦右都禦史陳鎰安撫畿內軍民。同日奏請景帝，封鎮守宣府總兵官楊洪為昌平伯，仍鎮宣府。楊洪為人機變敏捷，善於出奇不意，直搗其虛部，並善於騎射，遇敵輒身先突入其陣，以勇敢善戰著名，是位後起的將材。英宗土木被圍，朝中以此攻擊楊洪坐視乘輿陷敵而不救，因此詆毀他。於謙不畏人言，為其請封伯爵，將宣府防務交其全權布置，並且獎諭宣府大同巡撫右副都禦史羅亨信。土木之敗後宣府成為一座孤城，危在旦夕，人情洶懼，有議棄宣府城者，官吏軍民紛紛爭著逃出。羅亨信仗劍坐在城下，下令出城者斬。又發誓將領們為朝廷死守，人心始定。也先曾挾持英宗三次進攻宣府，令楊洪、羅亨信開啟城門，亨信回答得十分堅決：“奉命守城，不敢擅自開城門。”予以拒絕。楊洪、羅亨信表率軍民誓守孤城，外禦強寇，內屏京師，為保衛京師立下了戰功。
在此非常時期，於謙提拔人才不拘一格。他曾破格提升廣東東莞縣河泊所閘官羅通任兵部郎中，鎮守居庸關。派遣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荊關，會同軍職，守備關隘，撫恤軍民。其餘大小關隘，隻要可以通人馬之處，或塞或守，塞則積木石，守則鋒利器械。
由於京軍兵器十分短缺，有盔甲的士兵僅占十分之一，於謙又取來南京內庫所貯軍器三分之二以備急用。
史稱“京師以宣、大為障，而宣府又以大同為障。”可見大同的地位的重要性勝於宣府，是也先犯邊必經之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於謙對大同的鎮守十分重視，他推薦大同副總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將軍印為總兵官，鎮守大同。郭登是開國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孫，郭登被任命為總兵官後，更加奮勉自勵。他不斷擴充軍隊，以固守大同。他剛上任時，士卒能作戰的才數百，馬百餘匹，經他數年整頓以後，馬有一萬五千匹，精壯的士卒數萬，大同的兵力成為天下第一。保衛大同孤城，對挫敗瓦剌軍起著重要作用。
對北京的防務，於謙更加著意。明初地方設立衛所，中央有五軍都督府分別統轄衛所軍。京軍則分三大營：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是全國軍隊的精銳。土木之役使京軍精銳亡佚殆盡，新調集的備倭軍、運糧軍、備操軍以及各地衛所的勤王軍雖補充了三大營缺員，但各營不相統一，每次調遣時，號令不斷更換，兵將不相識。如此，京營統帥非將才出任不能統馭。於謙經過周密的思考，選中了身陷廢籍的大同參將石亨統帥京營。
石亨，陝西渭南（今陝西今縣）人，方麵偉軀，美髯及膝，襲世職任寬河衛指揮僉事。他善於騎射，能用大刀，每次作戰非常英勇。正統三年充任左參將，輔佐武進伯朱冕守大同，升為都督僉事。正統十四年以敗兀良哈功，進都督同知。史稱正統年間，“邊將智勇者推楊洪，其次則亨。亨雖偏將，中朝倚之如大帥。” 正統十四年八月也先入寇攻大同，石亨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敵戰於陽和北口，瑛、冕兵敗戰死，石亨單騎逃歸大同，親征的英宗予以降職處分，令募兵自效。因其有軍事才能，國家又值多事之秋，於謙向祁鈺力薦，晉升都督，任總理京要職。接著於謙又推舉遼東都指範廣為副總兵，協助石亨佐理京營。
九月二十二日，於謙彈劾管三千營忻城伯趙榮，不赴營操練，以致軍容不整，紀律全無，士卒喧嘩，行伍錯亂，請求治他的罪。景帝朱祁鈺命法司禁錮趙榮，並以都督僉事孫鏜代領軍務。
二十七日，於謙向朱祁鈺建議，命監察禦史白圭、李賓等十五人，到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各府縣招募民壯，在這些地方的衛所量選官旗兼同操練，聽候調動。同日於謙命戶部主事陳汝言等往宣府、東昌、德州、河間等衛，對達官達軍每人賞銀二兩，布二匹，各令安分守己，不要生事擾人。
於謙在這一個多月裏盡心竭慮，從各方麵整頓內政，加強戰備。當時，上下皆倚重於謙，於謙也毅然以社稷的安危為己任。經過於謙的這番整頓以後，使得人心穩定，軍事力量增強。朱祁鈺也完全信任於謙，有人因此而攻擊說皇帝過分信任於謙了。太監興安為之辯白說：“為國分憂，像於謙這樣的人哪裏還會有第二個人！”
抗戰固守，保衛京師
就在於謙竭誠殫智整飭內政、加強戰略之際，瓦剌騎兵在也先的率領下果然卷土重來了。也先的設想是，憑手中的“奇貨”英宗對明朝進行要挾，輕取北京，逼明南遷。
十月，也先挾帶英宗攻破紫荊關，明朝守將戰死。也先麾軍入關，直指北京城。麵對強大的敵人，京師即行戒嚴。初五日詔諸王遣兵入衛。初八日，朱祁鈺命於謙提督各營軍馬，將士皆受節製，並赦劉安、王通出獄，協守京師。召集文武大臣商議具體戰守方略時，又出現了分歧。成山侯王通建議挑築北京外城濠應對敵軍，總理京營的總兵官石亨則主張盡閉九門，堅壁以避敵鋒。於謙堅決反對，他說：“敵人氣勢囂張，而我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輕視於我？”力主到城外列陣迎戰敵軍。太監金英與於謙意見相合，主張死守北京，甚至對群臣說：“死則君臣同死。”於謙的意見得到景帝的支持，固守之議在於謙的主張下才確定下來。
於謙分遣諸將帥兵二十二萬列於京師九門之外，皆受石亨節製。於謙把兵部日常事務交侍郎吳寧處理，自己親自至德勝門石亨軍營，以抵禦瓦剌的主攻部隊。初九日下令“有盔甲軍士但今日不出城者斬。”等到各部軍隊皆出至城外部署完畢後，把所有的城門都關上，以示背城死戰的決心。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謙自己則身先士卒，躬擐甲胄，“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準備迎擊瓦剌軍。
十月十一日，瓦剌軍騎兵直撲北京城下，列陣西直門外，置英宗於德勝門外空房中看守。當天明都督高禮、毛福壽在彰義門北襲擊瓦剌軍，殺敵數百人，奪回被掠民眾千餘人。也先看到明軍陣容嚴整，不敢貿然進攻。叛閹喜寧就嗾使也先要明朝派大臣迎接英宗，借議和試探明王朝的虛實。明朝知其詐，不派大臣迎駕，以通政使參議王複為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為太常少卿帶著羊酒出城到也先營去見英宗朱祁鎮。也先讓英宗帶刀坐帳中，自己和伯顏帖木兒等皆全副武裝，披甲胄張弓矢，引王複、趙榮進見。也先不受羊酒，取看番字公文，朱祁鎮看漢字公文。也先對王複等說：“你們這些小官，可令胡潑、於謙、王直、石亨、楊善等來，”並索取大量金帛財物。景帝和一些廷臣有些動搖，想議和，派人去問於謙。於謙回答：“今日止知有軍旅，它非所敢聞。”於謙的堅定態度，使景帝放棄了幻想，君臣協調一致挫敗了也先的訛詐陰謀。
十三日，也先率兵發起總攻。於謙、石亨率明軍與敵激戰於德勝門外，瓦剌軍進抵北京城下後，曾派遊騎到德勝門窺探明軍軍情，於謙判斷瓦剌軍可能要從這裏進攻，指示石亨預設伏兵於路旁空房之內，而派少量騎兵誘戰，旋佯裝敗退，瓦剌軍以萬騎尾追，待瓦剌軍逼近時，神機營火銃、火炮一齊向敵射發，同時石亨伏兵驟起，前後夾攻，也先軍驚憂，明軍副總兵範廣驍勇絕倫，躍馬當先，衝入敵陣，部下將兵齊力殺進。瓦軍大敗於城下，死傷無算，也先弟弟平章孛羅卯那孩，素有“鐵元帥”之稱，也在搏戰中被範廣所部的大炮擊斃。瓦剌軍轉攻西直門，都督孫鏜率軍迎擊，瓦軍稍向北退，孫鏜追擊，瓦剌軍增援反撲，孫鏜軍拚力血戰。明軍高禮、毛福壽等率兵從南麵助戰，激戰更急。戰陣漸逼近城門時，城上守將程信急發箭炮助戰，會石亨領兵又從北麵趕到，瓦剌軍三麵被圍攻，才向西南退去。
這次戰鬥後，於謙根據戰鬥中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重新作了部署，加強了西直門和彰義門之間的軍事力量。命都督毛福壽等在京城外西南街巷要路，堵塞路口，埋伏神銃短槍，以待策應。派僉都禦史王竑往毛福壽、高禮處提督軍務，與孫鏜一處屯兵。並要他們與彰義門方麵加強聯係，遇有緊急情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貽誤軍機。瓦剌軍在德勝門和西直門遭到挫折後，就在彰義門組織進攻。於謙命副總兵武興、都督王敬、都指揮王勇率軍往彰義門迎戰瓦剌軍。明軍俱以神銃列於前，弓矢短兵次之，挫敗了瓦剌軍的前鋒。但這時明方麵有數百騎想要爭功，自後躍馬衝出，衝亂了陣營，瓦剌軍乘機反擊，明軍敗退，武興中流矢死。瓦軍追到土城，土城一帶的居民紛紛爬上屋頂，以磚石為武器，鋪天蓋地般的投擊敵人，喊殺聲震天動地。瓦剌軍受到阻遏。王竑、毛福壽也聞訊趕來支援，瓦剌軍看到援軍的旗幟，不敢戀戰，倉皇退去。
這次也先率瓦剌軍深入京畿，原以為明軍不堪一擊，北京旦夕可下。但經過五天的戰鬥，皆被擊敗，議和“迎駕”的詭計又未得逞，也先感到沮喪，瓦剌軍的士氣低落。明軍自接戰以來，屢獲勝利，士氣旺盛。而攻居庸關的五萬瓦剌軍，因天大寒，明朝守將羅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得近。經過七天的戰鬥，瓦剌軍的進攻都被擊退，羅通三次出關追擊，斬獲無算。也先又聽得明朝的援軍將集，恐斷其歸路，遂於十五日夜拔營北遁。也先擁挾著英宗先退，於謙偵察朱祁鎮已走遠，就命石亨等舉火發大炮轟其營，瓦剌軍死者萬餘人。於謙派石亨率軍追擊到良鄉以西。十月十七日也先擁英宗出紫荊關退去。十一月八日瓦剌軍退回塞外，京師宣布解嚴。
在於謙的指揮組織下，北京保衛戰取得了勝利，挫敗了瓦剌軍想奪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轉危為安。也先手中的英宗，由奇貨變成了空質。然而土木之敗給明軍造成的巨大創傷也不是短期內所能恢複的。這樣，在北京保衛戰後的短暫和平時期裏繼續整飭武備，團結內部的任務，仍沉重地壓在於謙的肩上。但是在那時，由於明內部不團結，這個任務的完成極為不易。
北京保衛戰後，一些大臣妒忌於謙，有意貶低保衛京城的戰績，有的人甚至羅織罪名，彈劾於謙。侍講學士劉定之直言不諱，彈劾於謙、石亨無功拜爵。而羅通則含沙射影，攻擊於謙等不懂軍事，忌賢妒能，持祿保位。羅通是於謙從寒微中識拔的人才，他的這番話怎不叫於謙心寒。國難當頭，重任在肩，於謙以身許國，團結好內部要緊，於謙計較不了這許多。在北京保衛戰結束，景帝論功行賞，加於謙少保總督軍務時，於謙講了句擲地有聲的鏗鏘壯語：“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於謙已把全心交給了國家，還何恤人言。
北京保衛戰後，對下一步的戰守方略，廷臣中存在著嚴重分歧。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陳循力主把能征慣戰的將領和精銳部隊皆留京師。於是鎮守宣府的楊洪及其子楊俊，以及鎮守居庸關的羅通都被調到北京。而當時的一些將領，也以為打了勝仗，有了功績，就想晉官升職，在京師享受。有的雖派遣去鎮守邊關，卻賴著不走，如都督顧興祖等，雖承差遣，但尚未啟行。這些情況使得宣府、居庸關兵將全沒有，所有的不過是疲兵贏卒。紫荊關、倒馬關、白羊等關，在瓦剌軍撤退後的一個月內都還沒有設守。於謙麵對當時防務廢馳的情況，憂心忡忡，於十一月十五日上奏道：“宣府者，京師之藩屬；居庸者，京師之門戶。未有藩籬門戶之不固，而能免盜賊之侵損者也。”因此他要求朱祁鈺集合文武大臣六科十三道，對如何處置邊務從公會議。兵科都給事中葉盛也支持於謙的觀點。
在於謙等人籲請下，景帝祁鈺對北京及其外圍防務引起了重視，派遣左都督朱謙、都督同知紀廣、都督僉事楊俊往鎮宣府，右僉都禦史王竑等往鎮居庸關。又派遣僉都禦史蕭啟、都指揮僉事董宸赴河間府，僉都禦史祝暹、都指揮僉事趙瑄赴保定府，右僉都禦史陳矩、都指揮僉事葛旺赴真定府，一文一武加強京西、京南府縣防務，敕諭各官加強軍事防備工作，警惕也先卷土重來。
為了整飭武備，於謙很重視提高士兵的素質和戰鬥力，強調平時對士兵的操練，他認為操練軍馬是國家重要的事務。而當時京軍的各營總兵、把總官，每次在朝參後才到教場操練，使得軍士在教場上久等，耽誤了操練。於謙對此奏請道：“自今乞令總兵把總等，凡直操之日，免其朝參，就令至教場操練。”於謙自己則不時地往來監督，查到懈怠偷懶的立即上奏皇帝，將其罷黜降罪。經過於謙等人的大力整飭下，明朝的軍備力量逐漸加強。
也先在京城之敗後，仍野心不死，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的春夏間又對明朝發動了幾次進攻，由於明朝的軍備力量增強，也先的進攻均以失敗告終。當時明朝內部不少將領還抱著與瓦剌議和的態度，大同參將皇親許貴的意見就很有代表性。他上疏說：瓦剌派了三個人來大同，邀朝廷派使者去講和，我方應該派遣使臣，帶著禮物款待瓦剌軍，以後再慢慢地製定討伐的計策。對此於謙堅定地答複道：“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為介胄臣，而愜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景帝根據於謙的提議，下令切責許貴。從此，邊將人人主戰守，沒有人再講和議了。
力迎英宗，改革兵製
也先自從俘虜了英宗朱祁鎮，原以為奇貨可居，欲扣作人質，使明朝關隘不攻自下，並可向明朝索要大量金銀財物。誰料想，在於謙主持朝政後新君已立，邊備大修，布署得力，著意戰守，傳諭各邊鎮“瓦剌奏駕（英宗朱祁鎮）至，不得輕出”。每當也先以送駕為名進行訛詐時，都被於謙以“社稷為重，君為輕”回絕。原來也先手中的奇貨此刻變成了空質，留著也就不起什麼作用了。殺掉他，無疑宣告明蒙關係徹底破裂；送還他，便可作個順水人情。因此，也先有了送歸英宗朱祁鎮之意。
景泰元年夏開始，也先多次派使者來，請明朝派使臣迎回太上皇英宗，表示願意和明朝講和。但景帝卻怕英宗回來奪他的皇位，因此遲遲不肯迎複。當時大臣們都主張速派使臣去迎回朱祁鎮，於是景帝就召群臣於文華殿，商議此事，這時於謙明確地表示讚成迎回朱祁鎮。
英宗祁鎮回京以後，於謙向朝廷提出“和議難恃”和“上皇雖還，國恥未雪”的警告。他條諫各項安邊的策略，堅持執行，專力於國防的充實。一麵加強真定、保定、涿州、易州以及永平、宣府、大同、居庸關、山海關等處的防務，增加守軍人數，按時修繕城堡，並於景泰二年遣都督僉事孫安率輕騎出龍門關收複獨石、馬營等八城，募民屯田，且耕且守，這樣就使宣府、懷來的防務更趨鞏固；一麵對軍官的貪汙怠職等弊端，嚴加糾察，整肅了軍紀；另外還推薦平江侯陳豫鎮守臨清，增築新城，保護漕船運輸的要道——運河；又對馬政、陣法、戰車、軍器、軍功製度多所改進。對於火器，也提倡創造，如采納巡關侍郎江潮的建議，製造“火傘”，燃放出去，可以驚潰敵軍馬隊。又采納應州人師翱的建議，製造有機關的火銃。
於謙不懈地加強軍事力量。他在執掌兵部的實踐中，深感明朝兵製中的一些弊病，為了從基本上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就積極從事對京營兵製的改革。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於謙開始改革京營軍製。他於三大營中挑選精勇軍士十萬人，編為五營操練，叫做團營。第二年，又將團營軍士增加到十五萬人，分十營操練，於景泰三年團營製度完全確立。沒有選人團營的軍士，仍舊歸於三大營，稱做“老家”。
十五萬精銳京軍，分編十團營。每團營一萬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統率本營，叫做“坐營都督”。每一坐營都督下，設都指揮三人，各統領軍士五千人。每一都指揮下又設把總五人，各統領軍士一千人。每一把總下又設指揮二人，各統領軍士五百人。每一指揮下，設領隊官五人，各領軍士一百人。每一領隊官下設管隊二人，各領軍士五十人。以上十團營，共設總兵官一人，由石亨充任，受兵部尚書於謙節製。
於謙對京營的改革，改變了京軍各營互不統一，每遇調遣，號令紛更，兵將不識的偷怠紊亂情況。於謙更積極招募兵民，充實軍隊的作戰力量，遣使分募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民壯，拔山西義勇守大同，並用民兵防守紫荊關、倒馬關兩關。這些措施，特別是新軍（十營團）的建立以及戰守部署等，使明朝的國防漸趨鞏固。
盡心社稷，小人忌恨
就在於謙日以繼夜、鞠躬盡瘁地為國事操勞之時，明王朝內部的一些小人卻在妒忌於謙的功績，怨恨於謙，處處牽製他，與他作對。
正統景泰之際的形勢和環境，使於謙這樣的忠正卓越之士脫穎而出。景泰初元，於謙實際上是以兵部尚書和總督軍務的身分，成了支撐明廷政治運轉的核心人物。
於謙出任兵部尚書之時，也先勢力方張，而福建有鄧茂七、浙江有葉宗留餘部，廣東有黃肅養的起義，湖廣、貴州、廣西苗、瑤、壯等少數民族人民也紛紛起來反抗貪官汙吏，明王朝的統治正經受嚴峻考驗。為了維護明王朝的統治，於謙調兵遣將，匠心獨運。當戎馬倥傯，變在俄頃，他目視指屈。口具章奏，無不妥當切宜。僚吏受成，相顧驚服。他治軍號令明審，勳臣宿將隻要小有違紀之處，他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裏外，靡不惕息。為了培養一支訓練有素、戰鬥力強大的中央直屬部隊，他又將殘損的三大營改組為團營。他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有與其相匹者。他至性過人，憂國忘身，全身心投入中興明朝的事業。
於謙的傑出才幹和憂國忘身的崇高品格，深深為景帝所知。他支持於謙，對於於謙的論奏，絕大多數是完全允準的。如景帝曾派內使到真定、河間等府采野菜，到直沽造幹魚，他以為擾民，景帝即作罷。每用一人，景帝必秘密征求於謙的意見，他具實以對，無所隱瞞，不避嫌怨。由此，那些在職而不任事的人無不怨恨於謙，而那些未能得到如於謙那樣重用的人則對他妒嫉橫生。副都禦史羅通，本因於謙的識薦，自一閘官破格拔升而起，但也先剛剛被逐至邊外，他即上疏彈劾於謙上功簿不實。景帝不問。
於謙以兵部尚書掌部事，又總督軍務，在明朝曆史上是一個新例。於謙的前任鄺野曾向恭順侯吳克忠索要軍士名冊稽考，吳克忠按例上聞，鄺野便不得不惶懼上疏謝罪。可見在於謙之前，兵部尚書都無權過問軍士的總數。可是，他不但稽考兵數，而且通過對軍士數目的點閱監督武臣是否私役、賣放軍士；他不但掌管武臣的考選、推舉，而且還是京營事實上的最高統帥。在一些人的眼裏，他的權力太大太專了。於是便有禦史上言，說於謙任事太專，六部大臣同內閣奏行的事，於謙據祖製駁之。戶部尚書金濂上疏斥責其非，景帝最後維護了現行的製度。
於謙性情剛直，對於當時的勳戚貴幸的怯懦貪鄙，多所輕視，因而對於閹黨邪派的陰謀活動，也就警惕不夠。於謙遇到閹黨破壞和搗亂的時候，常憤慨地捫胸歎息，曾說：“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表示決不向他們讓步。
於謙不樹黨，不阿君，盡管景帝比較重用信任他，於謙也不是對景帝無原則地順從。景泰三年五月，景帝廢掉英宗的兒子朱見深的皇太子名義，另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皇太子。景帝這種自私行為，於謙是不讚同的，景帝心中不快，對於謙日漸疏遠，不肯授予於謙全麵行政的實權，僅僅因為邊防多事，才使之長期專任兵部。對此於謙也不是沒有察覺，但他不以為意，仍舊忠心耿耿幹好本職工作。
於謙在其任兵部尚書期間，號令明審，即使是勳臣宿將，隻要稍稍違犯律例，他即請旨切責，毫不留情。因此得罪了一批官僚，使他們站在於謙的對立麵，成為於謙的敵視者。
徐埕，後改名有貞。在土木英宗被俘後，曾主張遷都南方，遭到於謙等主戰派的駁斥和內廷的訕笑。此後他久不得誌，於是又攀附要人求升官。他送給大學士陳循一條玉帶，並用術士的口氣預言道：“公帶馬上就要換成玉的了。”不久，陳循果然加官為少保，非常高興，於是便多次保薦他。當時用人多取決於於謙的意見，徐埕便托於謙的門下士遊說，求升國子監祭酒。於謙覺得他頗有才氣，便托內使轉達景帝，保薦他。
一日退朝後，景帝召於謙獨自到文華殿，對他說：“這個徐埕就是偈言南遷的那個徐埕吧？徐埕雖然有文才，但其人心術不正，為人傾危，哪堪作得祭酒為人師表。若是以卿之言用他為祭酒，後生秀才恐怕全要被他教壞了。”此事遂作罷論。但是徐埕不知道於謙曾舉薦過自己，反而以為於謙在景帝麵前說了自己的壞話，使自己不能升遷，於是對於謙切齒痛恨，結下了怨仇。
石亨在正統時期是與楊洪前後相列有智有勇的名將，陽和之敗後被降官，還是於謙出麵請求寬宥其罪並薦舉為五軍大營總兵官的。景泰元年北京保衛戰中，於謙與石亨同守德勝門，重挫也先。事後論功行賞，石亨功不高於於謙而被封世襲武清侯，而於謙僅加銜少保。石亨覺得於謙在當時為總指揮，又身先士卒，功不在自己之下，而自己賞封太高，心裏頗感慚愧，便上疏薦舉於謙的兒子於冕做都督府前衛副千戶。於謙當即上疏懇辭，並指責石亨位居大將，不選拔軍伍中人材，報效國家，單獨薦舉於冕是不合公論的。同時又指出：“臣於軍功，決不冒濫，縱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石亨聽到了這些話語，惱羞成怒，自此開始敵視於謙。
於謙以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各營號令，進退賞罰皆出於己，而總兵官石亨等人不能讚一辭。石亨驕縱枉法，勾結營私，於謙屢次對他加以奏劾，石亨更加惱恨不已。景泰三年十一月七日，石亨上疏朝廷，以退職相要挾，景帝未允。十七日，於謙亦上疏指出自己權勢太重，有妨諸總兵官，請求解職，讓石亨總督團營。景帝也不允。石亨與於謙處處作對，他開始千方百計地排擠於謙親信之人，結納私黨。
總兵官範廣，精於騎射，驍勇絕倫。英宗北狩，在於謙的薦舉下，被提升為都督僉事，充任左副總兵，做石亨的副手。京師保衛戰中他一馬當先，所向披靡。也先撤退，他又率部追擊至紫荊關，得勝而歸。他性格剛直，為人廉正，在諸將帥中不多見，最為於謙所信。石亨所為多不法，部下仗勢橫行貪縱，範廣屢次上言救正，石亨對其恨之入骨，於是在景帝麵前將他譖毀一通，範廣遂被降為坐營都督。而對和自己臭味相投的人石亨則廣泛地交結同僚，結為黨羽。
張輒，河間王張玉的小兒子。張玉乃朱棣手下的一員大將，為朱棣奪取帝位立下了汗馬功勞。在靖難之役的東昌之戰中，為救其主被創而死。永樂時贈榮國公，洪熙元年追贈河間王。張輒的長兄張輔，以功至封英國公，是正統時的首席勳臣。憑著這種皇親貴族的地位，張輒得以食祿至都督。張輒以紈絝子弟出身，貪淫黷貨，無所不為，景泰二年曾因驕淫不道下獄。他與石亨的秉性相近，做人的態度也很一致，因此兩人相得甚歡，沆瀣一氣。他也先後因違犯軍律，被於謙彈劾，也深恨於謙。還有太監曹吉祥，也因監守軍務時，被於謙製裁，平素也甚介介於心。前任兵部尚書王驥，正統時黨附王振，景泰時曾受裁抑，但他屢思跋扈，由於於謙不肯推舉他，他也對於謙深懷不滿。這些人勾結在一起，共同與於謙作對。
對於這些潛在的政敵，於謙不僅缺乏必要的防備，而且是全然不顧及。他從沒有想過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而籠絡一批忠於自己的部下以此設法消除政敵。他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國家大事上，而對於自己的身家性命、個人得失已是無暇念及了。對他來說，隻要能報效國家，有益於百姓，死又有什麼可怕的呢？
身遭構陷，天下奇冤
景泰四年，皇太子朱見濟忽然病死。一部分較為正派的官員主張恢複見深做皇太子，遭到景帝的壓製。另一方麵，複辟的陰謀卻在暗暗地醞釀著，終於爆發了“奪門”的事件。
“奪門”的主角是太上皇朱祁鎮。他在土木堡喪師辱國被也先俘虜後，之所以能夠重返明朝，主要是由於於謙的力主抗戰，挫敗了瓦剌軍，使也先的要挾不能得逞；另外也由於於謙對景帝的勸說，才使景帝遣使迎回。但在朱祁鎮回歸之前的時期裏，於謙不主和議，常說“社稷為重，君為輕”。朱祁鎮因此而怪罪於謙。祁鎮回到北京後，他的弟弟祁鈺已經代替了他的皇位並且把他禁錮在南宮裏，因此他們兄弟之間勢同水火。“奪門”事件的主要推動者是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人。這一群貪殘陰險、結黨營私的官僚們湊到一起，想利用祁鈺和祁鎮兄弟二人的尖銳矛盾，為祁鎮奪回皇位，乘機混水摸魚，做自己升官的打算。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祁鈺病重，而皇太子尚未定，群臣十分憂慮。於謙會同大臣上疏請求複立沂王朱見深為太子，東閣大學士王文等不同意。王文說：“今隻請立東宮，安知上意誰屬？”隻上疏“早擇元良”。但景帝不同意立皇太子一事。
誰也沒有想到，此時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這幫人在密謀策劃著發動複辟。在十三日這天，石亨攝行大祀天地禮，見景帝病勢沉重，沒有康複的希望，認為發動複辟時機已到，便緊鑼密鼓地謀劃英宗複辟，而於謙等對此全然不知，蒙在鼓裏。十六日夜，石亨、曹吉祥、徐有貞、張輒、王驥等潛納京軍進皇城，率眾急奔南宮，毀牆裂門，擁祁鎮登輦，闖入皇宮，強登奉天殿，宣告複辟。
英宗登上帝位後，立命有貞以原官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參與機務。第二天即傳命就朝班中逮捕兵部尚書於謙、大學士王文，並令逮捕司禮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人於禁中，全都關入錦衣衛獄中，升有貞為兵部尚書。
大受寵任的徐有貞等趁機大肆誣陷於謙。十九日，徐有貞、石亨唆使其同黨誣劾於謙、王文等謀立外藩襄王朱瞻塔的兒子做皇帝，並說此事雖有傳聞，但很明顯，請英宗嚴懲。
第二天，六科、十三道言官再次彈劾於謙、王文等人。英宗命廷審。言官誣於謙、王文等人邪議，更立東營，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密謀迎立襄世子。王文不勝激憤，抗辯道：“召親王必須有金牌信符，遣人必須有腳力馬牌，事關內府、兵部車駕司，可以查驗！”於謙冷笑道：“辯也死，不辯也死。朝廷赦得我，石亨諸人同意麼？辯有何益！”
經過查對，金牌信符都在內府，但徐有貞卻說：“雖無顯跡，意有之。”於是便給於謙加了個“意欲迎立外藩”的罪名，判處謀逆罪，處死刑。
開始，英宗還猶豫不定，說：“於謙確實有功。”徐有貞說：“不殺於謙，則今日之事（奪門）無名。”這才促使英宗下定決心。
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這天，英宗下令斬於謙、王文於市。臨刑之時，於謙麵無懼色，從容不迫。圍觀的老百姓則為他默默灑下同情的熱淚。天空立時陰雲四合，陰慘慘，大地嗚咽，似乎為人間冤情悲不平。
於謙被害的消息傳出後，路人嗟歎，無不認為是天下一大冤案。有一個指揮朵兒，原是曹吉祥的部下，用酒哭祭於謙被殺的地方，曹吉祥得知，十分惱怒，將他痛打一頓。第二天，他照樣像昨日奠祭如故。都督同知陳逵為於謙的忠義所感動。冒著危險收殮了他的遺骸。後來於謙的女婿朱驥把於謙的靈柩運回故鄉，葬於西湖邊三台山麓。後來北京還出現了懷念於謙的童謠：“鷺鷥水上走，何處覓魚賺（於謙）。”皇太後起初不知道於謙死，等到知道了也歎息了好些日子。英宗也很後悔。
當英宗派人抄沒於謙的家財時，家無餘貲，僅幾箱書籍。唯正室門鎖牢固，打開一看，盡是皇帝所賜的蟒衣、劍器和璽書。
於謙被害，家屬被發配到邊地充軍。徐有貞、石亨又大搜所謂於謙黨人，榜示天下，把於謙平時舉薦、重用的一些官員、將領加以殺害、謫戍、罷官。一些希圖上爬取寵的卑鄙小人無不以攻擊於謙為進身之階。
於謙死後，由石亨的同黨陳汝言代為兵部尚書，不到一年敗落。抄其家時，但見家財達以數萬計。英宗難過地說：“景泰朝於謙死時，家無餘貲，陳汝言卻這麼多。”石亨俯首不能回答。不久又邊警迭起，英宗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在一邊說：“假如於謙在的話，該不會讓敵寇猖獗到這種地步。”英宗聽了默然無語。
於謙在景泰時的故宅，在北京崇文門的西裱褙胡同，於謙被殺後籍沒充公。成化初，於謙之子於冕被赦，上書訟父冤。明廷恢複於謙生前原有官爵，並將故宅改為“忠節祠”，祠內閣上有清人孫詒經的題詞：“熱血千秋”和“帝念有功，群小讒謀冤太慘；公真不朽，故居歆祀地猶靈”。弘治二年，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湣”；賜祠於其墓曰“旌功”，有司每年按時致祭。萬曆中，改諡“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奉祀不絕。
剛正死無懼，備棺罵皇帝
――海瑞之冤
明王朝從正統（公元1436～1449年）以後，由盛轉衰，社會矛盾逐步尖銳化。明宣德以來，吏治已漸趨腐敗，“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貪汙成為官場積習，即使負有監察職責的“禦史亦貪縱無忌”，而作為統治權力核心的內閣，更是互相傾軋。1522年，武宗崩，因無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熄繼位，是為明世宗。世宗即位不久，即欲尊自己的生父為帝，由此引起朝中立與不立的兩派之爭，史稱“大禮儀之爭”。為此，兩派之間互相排擠，爭寵弄權。
當時的明王朝，宦官專權呈愈演愈烈之勢。自明成祖始，委宦官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等軍政大權，首開宦官幹政之端。此後，宦官又插手司法，總領京軍。其結果，明代的政治更加黑暗，階級矛盾更加激化。
明中葉後，土地越來越高度集中，皇帝帶頭掠奪地產，上行下效，致使皇莊林立，王田遍野。
百姓的賦稅日益沉重，時有民謠唱道：“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鬥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充分反映了佃戶的苦難生活。賦稅不均更使百姓沒有生存的餘地，“富者田連阡陌，坐享兼並之利，無公家絲粒之需。貧者雖無立錐之地，而稅額如故，未免縲絏追並之苦”。
官僚縉紳盤剝無度，而明中央政府卻財政日窘。世宗嘉靖年間，由於戰亂頻仍，軍費大增，加之皇室奢侈，冗官冗食，致使財政虧空多者每年近四百萬兩，少者也有百餘萬兩。至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年，即世宗死後第二年，太倉銀僅存一百三十五萬兩，僅夠政府三個月的開支。可見，明政府財政拮據已到了驚人的地步。
明中葉，隨著封建土地所有製的高度發展，階級矛盾日趨激化，全國各地農民反抗地主階級統治的鬥爭形式多種多樣，規模也越來越大。明正統十二年（公元1447年），福建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起義；明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荊襄山區爆發了劉通、李原領導的起義；明武宗四年（公元1509年），河北爆發了楊虎、劉六領導的起義，等等。為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維護明王朝的統治，封建地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再也不能因循苟且下去了。萬曆初年，出現了名噪一時的張居正改革，因改革觸動了大官僚地主階級的利益而遭到強烈反對。神宗十年（公元1582年），在張居正死後，其改革措施逐漸被破壞，明王朝的社會危機也隨之越來越嚴重。
就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海瑞出現在明王朝的曆史舞台上。自號“剛峰”的海瑞，沒有同流合汙，而且誓與官僚豪強進行堅決鬥爭，無奈仕途險惡，海瑞對於大明、對於天下蒼生的忠心和一腔熱情並沒有使他大展宏圖，反而是屢遭貶遷，令人扼腕歎息，為之叫冤！
不事奉承，剛正廉潔
海瑞（1515～1587年），字汝賢，號剛峰，瓊山（今海南海口市）人。
海瑞的祖父海寬曾任福建鬆溪縣知縣。然而，海瑞的父親海瀚卻無所作為。在海瑞出生四年之後，海翰便去世了。海瑞在母親謝氏的精心培養下，靠母親耕種十餘畝田地和替人做些針線活得以長大成人。在這樣的生活環境裏，海瑞養成了實事求是、剛毅堅強的性格。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35歲的海瑞趕赴鄉試，因寫《治黎策》而中舉，並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一月被派到福建延平府南平縣任教諭。初入仕途的海瑞就顯示出了剛直不阿、不畏權貴的高貴品質。海瑞平生剛直，因自號剛峰，所以天下就稱其為“剛峰先生”。在南平縣教諭任上，有一次，禦史“下基層”巡察，海瑞的同事全都伏地跪拜迎接，惟獨海瑞以揖為禮，並說：“下屬拜見禦史大人，應當用上下級的禮儀常規，而不應跪拜。”海瑞的剛勁抗顏自然得罪了上司，海瑞自己對此也有所察覺，便要求辭去教諭一職。延平府的一些官員對海瑞也不滿，早就想把他趕走，就批準了他的辭呈。然而，當地的知府比較明達，認為海瑞並沒有過錯，挽留住了海瑞。後來在朱衡任福建提學副使時，喜歡海瑞的剛直，就把他調到正陽書院修書。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六月，海瑞被任命為浙江淳安縣知縣。海瑞認為：知縣，知一縣之事也。不能隻顧自己，不講認真，以為認真生怨取禍，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那樣就不叫知縣了。因此，海瑞雖然提升了，但剛直秉性卻絲毫未改。一次，浙江總督胡宗憲的兒子路過淳安縣時與驛吏發生爭執，一怒之下，令人將驛吏倒著吊了起來，並進行拷打。海瑞見此極為憤慨，親自沒收了胡宗憲兒子的數十兩銀子以示懲罰，然後告訴胡宗憲說，胡總督在以前為禦史時，曾下令往來官吏所到之處不許鋪張浪費，今天竟有人大肆索取貢獻，欺壓百姓，且冒充是您的公子，我真不敢相信。總督胡宗憲哭笑不得，隻好不了了知。
海瑞所轄的淳安境內，山多地少，百姓十分窮困，稅役負擔很重。更為不合理的是，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卻要負擔虛數的土地的稅役。而大地主依仗權勢，雖有土地幾百上千畝，卻無分厘之稅。海瑞鑒於此，重新清丈了土地，按土地的實際占有情況征稅、征役，以避免豪強地主“有田無糧”，平民百姓“產去稅存”，從而減輕了百姓的一部分負擔。
海瑞在淳安任內，在製定興革條例、整頓社會治安、興修水利、發展生產等方麵的政績受到時人的讚許，但最值得稱道的還是他在搏擊權貴和精確斷案方麵所顯示出的傑出才能。
嚴嵩的黨羽鄢懋卿奉命以都禦史身份巡視鹽政，以此借機敲詐勒索，所過之處，百姓就慘遭一次搜刮。海瑞以毒攻毒，將鄢懋卿牌告中的“素性儉樸，不喜承迎”的語句摘錄出來，寫信給他：“你所到之處，並不像牌告中規定的這樣儉樸，而是鋪張供應，恐怕是地方官員瞎張羅。我如按牌告辦事，又恐有怠慢之罪，如鋪張招待，又怕違背你體恤民力的指示。”並在信中問鄢懋卿如何辦才好。鄢懋卿隻好告訴海瑞“照憲牌行”，又因素聞海瑞不好對付，便繞道他往了。淳安縣因有海瑞擋駕，才免遭了一場浩劫。
海瑞辦案一向注重調查研究。由於他斷判了許多冤案，在嚴州府屬縣頗負“青天”之名，因而嚴州府各縣遇有疑難案件也移到淳安縣處理。
海瑞“苦節自厲，誠為人所難能”。海瑞即使是任淳安知縣時，仍然“布袍脫粟，令老仆藝蔬自給”。浙江總督曾譏諷海瑞，對人說：“昨天聽說海瑞為母作壽，買了二斤肉。”海瑞這種潔身自愛的品質，在當時吏治腐敗，“以奢相尚”的情況下，更顯示出他的高雅和卓爾不群。
任職一方，造福一方
海瑞的政績和剛直抗顏使他受到百姓的擁戴，卻得罪了浙江總督胡宗憲、權貴鄢懋卿之流。原已調升嘉興通判的海瑞，還未上任，就被鄢懋卿的同黨袁淳捏造罪名而削去職務。後來經原任福建提學副使、時任吏部尚書朱衡的力薦，才被重新委派任興國知縣。在興國一年半，海瑞仍像在淳安任上一樣，通過了解百姓疾苦，提出了改革弊端的《興國八議》，上報南贛都禦史吳堯山。其中提出的主要措施是清丈田畝、裁減冗官、招撫逃民等。這些措施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得到百姓的擁戴。
在嘉興任上，海瑞對於豪強欺淩、魚肉百姓的做法仍是毫不手軟。當地鄉官張鏊曾做過兵部尚書，因年歲已高而回鄉養老。他的兩個侄兒張豹、張魁仗勢欺人，當海瑞傳訊兩個人時，張豹、張魁竟然抗拒不上公堂，並大鬧縣衙門。海瑞怒火中燒，捉拿張豹押送到府裏。張鏊四處遊說，以至於張豹無罪獲釋。海瑞聞聽後，屢次“上訴”，直至給張豹、張鏊定罪。所以說，海瑞有“青天”之說，並非徒有虛名。
海瑞崇尚節儉，反對請客送禮，對上司也決不卑躬屈膝、阿諛奉承。在淳安任上時，按以往慣例，上司或朝廷要員到來，地方官均要送禮。同時，對於地方官來說，要想入朝進京，更是必須搞好關係。海瑞對此則不屑一顧。他認為：“所有的官員都不向上司送禮，難道就一個也不提升？所有的官員都賄賂上司，難道就一個也不降職？為什麼要做這種既違心又犯罪的事呢！”
相對於海瑞“舍得一身剮，要把皇帝拉下馬”的胸襟氣概來說，那麼海瑞與官僚豪強作鬥爭就無需大驚小怪了。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海瑞被調到京城任職，在戶部擔任雲南司主事，從而使他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考慮國家大事。經過兩年的調查研究，他掌握了關於朝廷腐敗的許多材料。世宗皇帝朱厚熜自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以來就不上朝理事，拜“仙士”陶仲文為師，求長生不老之術，全然不顧國家的興衰得失。而對於世宗的此種做法，督撫大吏爭上符瑞。而對此提出異議的有楊最、楊爵，楊最被當場打死，楊爵則被打得血肉模糊，昏迷一夜才蘇醒過來，並為此在監獄中被關押了五年。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就沒有無敢言論時政的人了。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世宗的做法是放縱還是規諫，海瑞勇敢地選擇了後者。
為使明王朝能長治久安，海瑞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也稱《治安疏》，目的在於“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為此，海瑞披肝瀝膽，為世宗陳說利害。
海瑞的言辭，其理甚切，其意至明。同時，海瑞真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在奏疏中，海瑞大膽地引用民謠，說：“嘉靖（家淨）是什麼意思呢？嘉靖就是家家幹幹淨淨，什麼錢財都沒有。”
明世宗看完奏疏後大怒，將奏疏扔到地上，並命人去抓海瑞。宦官黃錦在一旁說道：“海瑞一向以癡誌聞名，聽說他在上此奏疏時就知道觸犯皇上是死罪，並已經備好了棺材，還與妻子兒女訣別，吩咐家仆在他被定罪後也各奔東西，看樣子海瑞是下了必死的決心了。”世宗聞聽，沉默良久，又拿起奏疏讀了幾遍，被其中的道理有所感悟，說道：“此人可與比幹相比，但是朕也並非商紂啊！”雖然沒有立即把海瑞抓起來，但過了幾天，還是命將海瑞交錦衣衛審訊，定海瑞死罪。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世宗崩，穆宗即位，海瑞才被釋放。
海瑞獲釋後，複任戶部雲南司主事，不久又改任兵部武庫司主事。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調任專管皇帝璽印的尚寶司司丞，之後又調任大理寺寺丞，專管平反冤獄。同年冬，調任南京右通政。
隆慶三年（公元1569年）五月，海瑞升任右僉都禦史，以欽差大臣身份總督糧道巡撫應天。由於連年受災，加之貪官汙吏的盤剝，百姓負擔日重。“蓋華亭鄉官田宅之多，奴仆之眾，小民詈怒而恨，兩京十二省無有也”。為改變這一局麵，海瑞決心革黜貪官汙吏，搏擊豪強，矯革浮淫，厘正宿弊。
海瑞到任不久的一番措施，使風物頓易。有一權貴曾把自己的門第漆成紅色，以示招搖，聽說海瑞將至，一夜之間急忙將門第改漆成了黑色。一太監任江南織造，出入乘八人肩輿，見海瑞到任，心中畏懼，遂將八人肩輿改成四人肩輿。然而，最關鍵的還是怎樣改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狀，以利於民。在海瑞看來，吳淞江是國計所需，民生所賴，修之舉之，不能有一日的遲緩。吳淞江是引太湖水經黃浦江入海的，由於年久失修，致使通道填淤。同時，地處常熟境內的白茆河也流泄不通。為此，海瑞主持疏浚吳淞、白茆，通流入海，使百姓得到了極大的好處。同時，海瑞在興建水利工程之中，還通過兼行賑濟的方法，使千萬饑民的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海瑞向來不滿於高官大戶對於農民田地的兼並，於是采取措施逼迫鄉官退田，實行均田均稅。退田措施是與推行“一條鞭法”同時進行的。
“一條鞭法”最先是由大學士桂萼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提出的針對賦稅製度的改革措施，是對宣德以來各地役法改革的概括和總結。其內容是把過去田賦的各項各款，如均徭、力差、銀差、裏甲等等統統編在一起，通計一省丁、糧，通派一省差役，官收官解，除秋糧外，一律改折銀兩交納，從而把複雜的賦役簡單化了。由於當時交通不便，運輸費用往往超過賦稅本身。而改實物為貨幣，避免了官吏對農民的層層盤剝，也使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力依附關係有所鬆弛。海瑞“意主於利民”，曾說“欲天下治安，必行丈田。”可見，海瑞對當時土地兼並的憂慮之深。同時也反映出，一項新的措施，一點改革，在當時皇帝昏庸、大官僚地主作祟的情況下該是何等的困難。
搏擊權貴，抑鬱而終
正當海瑞施展他的才華時，卻遭到朝、野官員的圍攻。海瑞“搏擊權貴”的措施觸動了地主階級及官僚士紳的利益，因此招致了許多人的怨恨。首先發難的是都給事中舒化，他“論海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另一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對此，海瑞十分憤慨，在《被論自陳不職疏》中對戴鳳翔的誣蔑進行反駁。
海瑞的反駁嚴詞義正，句句在理。但是，海瑞還是被罷免了應天巡撫之職，降為督南京糧儲。而這一切，是在海瑞到浙江任上不到半年的時間裏發生的。雖然如此，海瑞打擊兼並及其采取的各項利民措施卻使他受到了百姓的擁護和愛戴。
後來，朝中官員多次薦舉海瑞，卻遭到一些人的阻攔。海瑞將要出職新任時，遭到當權的高拱和張居正的排擠。高拱素來積怨於海瑞，就派他到南京戶部任職。張居正也不喜歡海瑞，並令巡按禦史查證海瑞是否廉潔。禦史到海瑞住所查訪，見海瑞正一邊喂雞一邊端著飯碗吃飯，屋內四壁蕭然。禦史不得不驚歎海瑞的清貧，悄然離去。然而，張居正忌憚海瑞的“峭直”性格，雖百官舉薦海瑞，但張居正仍然不用海瑞。直到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神宗才恢複了被排擠、革職閑居達16年之久的海瑞的官職，並擢升海瑞為南京右僉都禦史、南京吏部右侍郎。此時的海瑞已是年逾古稀、72歲高齡的老翁了。
海瑞年老卻雄心未泯，雖然“衰老垂死”，但依然“願比古人屍諫之義”，上疏神宗，力主嚴懲貪官汙吏。此外，海瑞其他勸諫時政的建議措施，語言也極為懇切，切中時弊。然而，海瑞的建議卻遭到一些人的反對，禦史梅鷗祚竟因此彈劾海瑞。神宗認為，海瑞的言辭雖然有些過火，但精神可嘉，因而詔貶了梅鷗祚的官職。但是，事情並未因此了結，提學禦史房寰也彈劾海瑞本“一介寒生”，卻“以聖人自許”，並責問海瑞要把聖上置於何位，極力挑撥神宗和海瑞的關係。海瑞正不怕邪，上書力駁房寰。對此，神宗卻不表態，認為“是非自有公論”。就這樣，此事不了了之。心灰意冷的海瑞有苦說不出，要求告老還鄉，神宗又不準。抑鬱中的海瑞於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一月去世。
海瑞死後，僉都禦史王用汲到海瑞家中探慰，見海瑞家境清貧，大受感動，聚錢為海瑞下葬。市民敬慕海瑞，都自動停止營業。在為海瑞送葬的沿江兩岸，均是穿白戴皂的送葬人流，祭奠的人潮百裏不絕。
海瑞死後，被追贈太子太保，諡號“忠介”。縱觀海瑞的一生，是反對貪官、清正廉潔、不畏權貴、搏擊豪富的不屈鬥爭的一生。海瑞為官期間，曾經平反了一樁又一樁冤獄，而他自己卻屢遭讒陷和排擠。真不希望曆史開這樣的玩笑，而這又豈止是玩笑？
因別於世俗，遭誣陷刎身
――李贄之冤
明代時期是我國哲學史上又一個集中發展的時期。明朝前期，程朱理學很流行，在思想領域處於統治的地位。至明朝中期以後，王守仁的心學興起，一時影響極大。
明代後期的進步思想家李贄，他雖是王學傳人，但他的思想含有唯物主義成分，是王學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反對把儒家經典看作是真理的標準，對理學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這是由於當時明朝正處於由強盛到衰敗的激烈變化中，個性解放與個體自由的人文心態正在逐漸形成。李贄在學術界所倡導的人性解放論，無疑的給當時中國的社會進步注入了一劑強心劑，因此有人稱他為反對封建專製主義的啟蒙運動的先驅。然而，但凡是曆史的進步，必須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李贄“洪水猛獸”般的言論思想，最終使他遭到誣陷而冤死獄中。
胸懷大才，家門不幸
李贄（公元1527～1602年），號卓吾，又號宏甫，別號溫陵居士，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李贄家境“至貧”，7歲時由其父對他進行啟蒙教育。李贄12歲時，由其父命題，作《老農老圃論》，被同學稱羨，人謂其父“胡子”，意即李贄將來可博取人間富貴，而李贄卻說：“這怎麼能以世俗的眼光來窺測，而事先就表示祝賀呢？”可見，李贄聰慧好學並非以貪圖富貴利祿為目的。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李贄鄉試及第，於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被授共城（今河南輝縣）教諭，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遷南京國子監博士而遷至南京，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補禮部司務，潛心研究明朝理學家王守仁（陽明）的學說。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後曆任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等職，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出任雲南姚安知府。李贄於萬曆八年（公元1580年）春棄官，移居湖北朋友黃安家中，後又徙居麻城龍潭湖芝佛院，從事讀書著述20年。李贄潛心研究明朝理學家王守仁（陽明）的學說，是我國明朝著名的思想家。
李贄的家庭生活是不幸的，充滿艱辛磨難。李贄與其妻黃宜人生有四男三女。李贄在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於共城教諭時，其長子去世。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李贄剛被任命為北京國子監博士官職不長時間，其次子喪。同年，由於共城遭遇旱災，當地官吏橫行霸道，不許用河水灌溉農田，致使李贄的二女三女因饑餓又相繼夭折。幸虧有朋友相助，才使李贄的家屬得以勉強維持生計。
白發人送黑發人，這種痛楚非親曆是難以想像的，失去親人的悲傷與打擊對於李贄來說是極為沉重的，然而又出於無奈。在此前的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李贄做國子監博士而遷至南京，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李贄與上司和同僚的關係不睦，故由共城教諭改任南京國子監。
天有不測風雲，李贄到南京國子監不久，其父白齋公病逝，李贄為父奔喪。服喪後的李贄被貧困的家境所迫，舉家入京以謀生計，謀官無著而不得不開館授徒以維持全家人的生計。雖然如此，其家境並未得到改觀。
然而，李贄的家庭悲劇並未就此完結，最讓李贄痛徹心脾的是，其妻黃宜人也於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去世。
68歲的李贄，既受朝廷與假道學者迫害之苦，又受家庭長期分離之痛，更受家人相繼早他而去之傷。在李贄的子女中，既有溺死者，又有餓死者，並最終與夫人“臨老各天，不及永訣”，這真讓李贄欲哭無淚了。淒涼中的李贄以詩《哭黃宜人》來悼念愛妻。
（一）
結發為夫妻，恩情兩不牽。
今朝聞汝死，不覺情淒然！
（二）
不為恩情牽，含淒為妝賢。
反目未曾有，齊眉四十年。
政治黑暗，遁入空門
李贄為官期間，曾經曆了嘉靖、隆慶至萬曆三朝。而這一時期正值明朝末期，政治腐敗，宦官專權，土地兼並，賦稅繁重，農民起義不斷。在這種曆史背景下，李贄十分懷念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的治國之道和繁榮景象。
李贄稱譽明太祖的目的在於他竭誠擁護處於上升時期又推行開明政策的封建政權；勸諫統治者心存社稷，顧念臣民，無時或忘小民的疾苦；更應思賢若渴，務得賢能以為輔。所以，李贄對當時社會潛伏的危機十分憂慮。李贄痛時政之濁亂，哀百姓之困苦，慨自身之力微，這種心情是常人所不能想像的。
在懷念聖明之君的同時，李贄對於曆史上有過德政的清廉剛直之吏則滿懷激情地倍加揄揚。李贄對時尚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虛偽說教，對作為明代後期腐朽的官僚地主階級辯護工具的“道學家”尤為憤恨。他自稱：“不信道，不信仙釋，所以見道人就厭惡，見僧人就厭惡，見道學先生則尤其厭惡。”這些人滿嘴仁義道德，實則男盜女娼。李贄痛斥他們為“鄙儒”、“俗儒”、“迂儒”、“腐儒”，指斥他們“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為和豬狗沒什麼區別”。
李贄借批判孔子而將鋒芒直指那些打著孔子的旗號，而其實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偽儒們，這些假道學家們所言所行是與真正的儒家所倡導的“仁政德治”、“愛民利國”的精髓大相徑庭的。這充分說明李贄的政治思想在於追求儒家思想的精華，借以維護封建統治。而其言行切中時弊，擊中了那些貌似儒家，實則欺世盜名的假道學家們的要害。
李贄不僅是一位進步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史學家。他撰著的《藏書》六十八卷，《續藏書》二十七卷，是他在史學方麵的代表作。雖然兩書的史實取材於曆代正史、人物傳記和文集，但卻依照作者自己的觀點對其中人物加以分類，細立名目，並撰寫了敘論、專論或短評，從中反映了李贄的史學觀和政治觀。
李贄在某些領域裏還作了大膽的突破。例如，李贄在評論武則天時，一方麵對其殘殺唐朝宗室、奪取王位、傷害無數公卿等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一方麵又按史實記載並讚揚了武則天的政績。李贄的這一評論基本符合史實，也是具有獨到見解的。
李贄為官期間，以其才能和體恤下情、政績卓著，受到百姓的擁戴。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李贄為雲南姚安知府，有別於以前所任各種官職而能以自己的政見施治，僅僅三年時間，就把一個百事俱廢、死氣沉沉的姚安改變成百廢俱興、充滿生機的禮義之郡。
李贄為官，同情民間疾苦，務以德治為宗旨。李贄雖為官並曾官至四品，然而卻實在是“兩袖清風”。李贄為官國子監時，其家屬仍留在共城，受盡貪官汙吏的欺淩。生活的磨難，官場的腐敗，子女的相繼離世，使李贄心灰意懶，沒有為官的心氣了。
李贄晚年事佛，年屆62歲時來到麻城龍湖芝佛院落發，並在此後自稱卓吾和尚。事實上，李贄的事佛其實也是迫不得已的，是社會、人事將他逼到這種地步的。
落發為僧，反映了李贄在與當時的假道學家、貪官汙吏的抗爭中身單力孤，表現了李贄麵對圍攻、迫害而決不屈服的凜然正氣。
李贄把落發事佛作為逃禍避害的方式。然而，出家後，李贄並沒有放棄鬥爭，那些滿嘴仁義道德的假學者們也並沒有放過對李贄的迫害。
三界之外，猶有冤魂
李贄在麻城芝佛院的生活持續了二十餘年之久，雖有“旦暮且死”之患，但仍置身於冊籍之中，“筆墨常潤，硯時時濕”。這一時期，李贄著作了許多針對時弊的文章。
李贄的言論被統治階級及假道學家、假儒學者視為“洪水猛獸”、“邪端異說”，他們千方百計排擠、迫害李贄。
李贄為官時即處處遇“觸”。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29歲的李贄為共城教諭，與上司、同僚之間的關係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時時發生抵觸。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李贄做國子監博士而遷至南京，因父死服喪三年。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李贄補禮部司務。由於李贄為官清廉，幾近生活無著，他的妻子兒女隻有靠朋友資助才得以生存。然而李贄認為，物質生活的貧困算不了什麼，精神上的貧困才是真正的貧困。李贄深研王守仁（陽明）理學，其結果，使李贄進一步看清了那些假儒學者、假道學家們的真麵目。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李贄第一部著作《初潭集》完成。所以稱“初潭”，是因為他是在龍潭落發而得名。萬曆十八年（公元1590年），李贄詩文集《焚書》在湖北麻城問世，更加引起反對派的仇視。
戶部尚書耿定向發動門徒，並雇用流氓，以“左道惑眾”的罪名，發動對李贄的驅逐和迫害。其結果，李贄不得不離開龍潭到武昌。
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年屆七十的李贄鬥誌愈老彌堅。而此時，又有人欲以“大傷風化”的罪名，想遞解李贄回福建。對於如此威嚇，李贄絲毫不放在心上。飽經風霜的李贄對各種磨難已經達到忘我之境界，對來自各方麵的壓力也泰然處之。
統治階級及假學者見恐嚇不成，便要訴諸武力。他們以馮應京為楚僉事，毀了龍湖寺。這樣，李贄失去了寄身之地。最後，李贄投奔到知交馬誠所處。
李贄已然考慮到自己最壞的結局，並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蓋人生總隻有一個死，無兩個死也”。但怎樣死？是庸庸碌碌，還是有所作為？李贄用自己不屈的行動，一生的抗爭，做了明確地回答：“有名而死，還是無名而死？是智者自然明白”。正因為如此，李贄顯得那樣超然，那樣與眾不同。李贄大膽揭露、針砭時弊、鋒芒畢現的做法，連他自己的朋友也不能理解。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76歲的李贄遭到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的彈劾。無中生有的誣陷，使李贄因此被投之於獄。“不受管束”的李贄無法忍受這種卑鄙的陷害，這個一往無前的鬥士戰鬥到了最後一刻，用獨特的方式——自殺作為抗爭，以此殉自己的學說，並表明自己的堅強不屈。
李贄下獄後，其友馬經倫為其辯冤，在他的陳述中，可見統治階級和假學者們對李贄簡直害怕、痛恨至極，以致誣陷、迫害不擇手段，竟言76歲高齡且落發的“老醜病夫”去“勾引婦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李贄死後，馬經倫將李贄屍體葬於通州北門外馬氏莊迎福寺側，“塚高一丈，周列白楊百餘株”。那傲然挺立的白楊，不正象征著李贄勇鬥不羈、堅強不屈的品格嗎？
忠心感天地，捐軀成大義
――史可法之冤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後金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名義進攻明朝，明軍節節敗退。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遼東抗金主將袁崇煥被崇禎冤殺後，明朝邊防日下，朝不保夕。之後，後金軍隊在皇太極帶領下，多次揮兵入關，連克明城，逐漸危及明王朝的統治心髒北京。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極在沈陽稱帝，改元崇德，改國號為“大清”，時時覬覦、威脅著明王朝的統治。
明王朝此時則政治黑暗，黨爭激烈，宦官專權，土地兼並，賦稅日重，起義不斷。史可法在風雨飄搖的明朝末期，伴隨著明王朝的衰亡，走上了坎坷的政治生涯。
承恩之誌，勤政為民
史可法（公元1602～1645年），字憲之，號道鄰，明末河南祥符（今開封）人。
史可法走入仕途，不能不提到與其有知遇之恩的良師左光鬥。左光鬥是明末東林黨的重要人物，官至左僉都禦史。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左光鬥奉命視學京畿。一日，左光鬥微服出遊，遇一古廟，偶見廡下小屋內一書生伏案酣睡，身旁放著一篇草就的文章。左光鬥欣賞之餘，極為高興，竟將自己所穿的貂服脫下披在書生身上，悄然退出。經向寺僧詢問，才知此書生名叫史可法。至左光鬥主持府試時，親點史可法，對之審視良久，定為第一。
此後，左光鬥將史可法安頓在自己家中食宿，並月支薪米給史可法奉養父母。天長日久，兩人遂成忘年交，時常抵掌而談，通辯古今，意趣相投，左光鬥為能有像史可法這樣的學生而高興。
天啟年間，閹黨魏忠賢專權，陷害忠良。左光鬥曾參與楊漣彈劾魏忠賢有三十二斬罪。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左光鬥殘遭迫害。左光鬥遇害，雖然更加堅定了史可法為國效命的決心，從而不負師托，不孚國望。然而，史可法左思右想，報國無門。冥冥世界中，史可法僅存一線希望，最終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深惡的仕途上，寄托於恩師罹難的腐敗官場中。
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史可法鄉試中舉。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史可法殿試中進士，被授西安府推官，不久升遷為戶部主事，曆任員外郎、郎中。崇禎即位後，為收攬人心，鏟除了禍國殃民的魏忠賢閹黨，魏忠賢畏罪自殺。同時，崇禎給左光鬥平反昭雪。加之史可法科場得意，使史可法在內心中對崇禎帝充滿感激之情。他要做一番事業，以報答崇禎的知遇之恩。
明末，特別是至崇禎時，政治更加腐敗，統治階層的盤剝使百姓走投無路，各地起義不斷。
史可法一入仕途，就在平滅農民起義中以“平劇盜”而名聲大震。
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陝北遭受旱災，一年無雨，草木枯焦。民不聊生的饑民發動首義並得到廣泛響應，隊伍迅速壯大。第二年，起義擴展到甘肅、山西。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起義軍進入河南，危及北京。明政府調集各地官軍，對起義軍實行大規模圍剿，企圖撲滅起義烽火。
史可法奮然自請，官升至右參議，分守池州（今屬安徽）、太平（今屬安徽）。同年秋，史可法協助侍郎盧象升大舉討賊，改任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
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由於各地“剿匪”不利，史可法被提升為右僉都禦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府四府及河南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蘄州、廣濟、黃梅，江西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在“剿匪”過程中，史可法廉潔自律，與部下同甘共苦，受到將士們的擁戴。史可法所以竭心盡力的原因，上惟恐有負朝廷，下惟恐愧對恩師。
史可法在“剿匪”的同時，實行安民措施。史可法奏免受災地的田租，並籌集糧米，賑濟災民。對疏於職守的官吏則嚴懲不貸。史可法還整治漕運，大浚南河。史可法秉承了其恩師左先鬥正直廉潔的德行，且勤於政事，凡事皆躬親處置，從不怠慢。為此，百姓十分尊敬和擁護史可法，甚至為他修建生祠，足見對史可法擁戴情意之深切。
走上抗清前線
然而，此時的明王朝已是窮途末路。雖然崇禎皇帝一即位便鏟除魏忠賢閹黨，任用賢能，勵精圖治。可是，明王朝已積重難返，曆史的發展也並非崇禎皇帝一人所能挽救的。明末農民大起義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震撼著明王朝腐朽的封建統治。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農民起義軍以闖王李自成及張獻忠等為首聚會滎陽，提出“分兵定所向”的戰略方針，製訂了協調作戰的計劃，加強了各路起義軍的團結。尤其是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起義軍攻陷洛陽，擒殺福王朱常洵。之後，起義軍一路過關斬將，勢不可擋，直指明王朝的統治心髒——北京。
內憂的同時，外患也是崇禎的一大心病。自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後金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攻明以來，屢敗明軍，野心日明。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冬，清軍由牆子嶺、青山關分兩路入關，大舉攻明。同年臘月，正在“剿匪”前線的史可法率兩千餘人北上赴援。途中，史可法在給被清軍圍困的父母及夫人的信中說：“今欲提兵到京，如途中得一相見便是萬幸。萬一天津不守，夫人惟有一死，萬萬不可貪生受辱也。”為“盡忠報國”，史可法嚴格要求自己，不但自己要“盡忠”，而且要求家人“守節”。
史可法在率軍渡過黃河後，由於清軍退回了關外，史可法奉旨回師。因父親亡故，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夏至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夏，史可法按封建禮製，在家居喪三年。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九月，史可法居喪期滿後被任命為漕運總督。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七月，史可法被授南京兵部尚書，參與軍機，自此走上了抗清的第一線。
為平伏內憂外患，崇禎於萬曆年間在每年加派五百二十萬兩“遼餉”的基礎上，加派“剿餉”、“練餉”。“三餉”總數達一千六百七十萬兩，超出正賦二百多萬兩，以致舊征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複急。地主又千方百計將賦稅轉嫁到農民身上，從而加劇了地主政權與農民的矛盾。
崇禎剛愎自用，多疑善忌，不納忠臣而近閹宦，在位17年共撤換了50多個閣臣。在對待內憂外患的態度上，其重點在於鎮壓農民起義，而抗清策略則搖擺不定，朝令夕改，頻繁調換將吏，乃至中反間計而誤殺邊關支柱袁崇煥。之後，邊事大壞。
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劇，使明王朝捉襟見肘，左支右絀，危機四伏。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十四日，李自成起義軍攻陷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走投無路，自縊煤山（今北京景山）壽皇亭。
此時身為南京兵部尚書的史可法正忙於“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聽崇禎吊死的消息，北向慟哭三晝夜，以頭觸柱，血流及踵，為不值得同情的崇禎帝“縞衣發喪”。
史可法這種“愚忠”是有著深刻的時代淵源的。他受其恩師、心中偶像左光鬥影響甚深。左光鬥雖含冤屈死，臨刑前囑命史可法報效國家，這對史可法來說是不可抗拒的。對於起步仕途、臨危受命且步步高升的一介書生來說，惟以忠君報國、扶稷安民為己任，這種曆史的局限性也是史可法擺脫不了的。史可法稱農民起義軍為“匪”、“賊”，讓他加入反對腐朽的明王朝的行列更是不現實的。讓史可法痛心疾首的隻是皇帝的昏庸，地主階級的貪婪，宦官的專權，內憂外患的不斷加劇，等等。史可法要挽救這腐朽的王朝，雖“不自量力”，但史可法這樣做了，並最終導演了一幕曆史上悲壯的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