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宋遼金元多更替，上天總把英才嫉
宋、遼、金、元分別是同一曆史時期的四個不同的政權形式，在這一曆史階段的前期，宋朝對遼、金、元的對抗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宋朝皇帝不止是一位，而且各代皇帝也不都是立場堅定地抱著一致的主戰思想，每個皇帝的能力又有不同，所以宋朝基於邊患沒有也不可能真正的強大起來，最終反而葬送國運於敵手。
麵對著時勢多艱的局麵，自然會有有識的忠貞之士勇敢地站出來，挽大廈於即傾，但沆瀣詭變的朝廷局勢卻是他們左右不了的，浩然正氣往往被邪惡的氣焰所壓製。
扶宋頻鞠躬，含冤被蒙貶
――寇準之冤
北宋太宗皇帝是自五代以來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君主。即位之初也重武，一則是因為當時形勢需要他繼承太祖的統一大業。二則要在眾將麵前樹立形象，鞏固帝位。無奈武運不昌，高梁河一戰，太宗匹馬單騎逃回後，對外政策愈發保守，重新調整了的內外政策，以守內虛外為核心，以文致治。為了加強和鞏固統治的基礎，宋太宗廣為網羅人才，認為科舉才是國家選取真才的唯一途徑。為此，宋太宗完善了科舉取仕製度，並把殿試定為製度，以選拔真才實學者，為朝廷服務。非常之世出非常之才，寇準就是在這個時候脫穎而出了。
在中國，寇準可稱得上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聰明機智，臨事果斷，勇於任事，數次使北宋王朝轉危為安。但是，他後來被佞臣所誣，一月被三次貶謫，憂病交加，淒涼地死在雷州貶所。
以文入仕，勇於諫言
寇準（公元961～1023年），字平仲，華州下邦（今陝西渭南東北）人。先世曾居太原太穀（今山西太穀）昌平鄉，後移居馮翊（今陝西大荔），最後遷至下邦。
寇準出身於名門望族。曾祖父寇賓、祖父寇延良皆學識淵博，因逢亂世，均未出仕。父親寇湘，博古通今，擅長書法、繪畫，尤其在詞章方麵小有名氣，曾於後晉開運年間（公元944～946年）考中進士甲科，應召擔任魏王趙延壽記室參軍（王室秘書）。宋初，因寇準顯貴，其父被迫封為三國公（燕國公、陳國公、晉國公），追贈官職至太師尚書令（即宰相）。
顯赫的門第，書香的熏陶，寇準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天份極高，又十分刻苦用功，少年的寇準就脫穎而出。14歲時，已能寫出不少優秀詩篇，15歲時，就能精心研讀《春秋》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指評時弊。
封建時代的文人，大多走的是一條科舉取仕之路。胸懷大誌的寇準正欲施展抱負，有為於宋朝，科舉是必經之路。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19歲的寇準懷著經綸天下之誌，躊躇滿誌地踏上了科舉出仕之路，來到京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應試，考中進士甲科，並取得了參加宋太宗殿試的資格。當時，因宋太宗非常喜歡錄用中年人，覺得年輕人缺乏經驗，有人就勸寇準多報幾歲年齡。寇準非常鄭重地說：“我正思進取，豈可欺蒙國君？”足見寇準誠實、忠直的一麵。
寇準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在殿試上，憑著滿腹經綸，博得了宋太宗的賞識，一試得中，受任為大理寺評事（此為虛銜），擔任了大名府成安縣（今河北成安）知縣。
寇準雖出身名門顯貴，卻也頗通民情、民心，中國曆代的“民本”思想對他也有較深刻的影響。在他任知縣期間，極力使百姓擺脫巧立名目的攤派，嚴格按照國家規定征收賦稅和徭役，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每當收稅和征役時，在縣衙門前張貼布告，上寫清應征對象的姓名、地址及繳稅數目。這樣一來，百姓心中明明白白，主動前來繳稅、服役，使惡霸、衙役不至於橫行鄉裏，魚肉百姓。
寇準在任期間，為了充實國庫，豐裕一方百姓，還出台了獎勵耕織，鼓勵墾荒的一係列政策。所轄縣境內人民踴躍墾荒，致使荒地大片開墾出來，百姓安居樂業。由於寇準政績顯著，數年間數次升遷。先後擔任過殿中丞、鄆州（今山東東平）通判、學士院召試（為皇帝起草詔令）、右正言（諫官）及三司度支推官等。在寇準擔任言官時，根據自己的觀察，坦言直陳，深得正直之士的嘉許。就是在太宗麵前，寇準也絲毫不改直爽的性格。
宋太宗即位之初，為表示自己下通言論，經常召集群臣議論朝政，並希望群臣直言相諫。一次，朝中君臣對與契丹議和問題進行討論，眾臣皆迎合宋太宗之意，主張對契丹議和。宋太宗經過幾次伐遼戰役失敗的打擊後，對北伐契丹失卻了信心和決心。雖然北方警報頻傳，宋太宗對出師一點把握也沒有，朝廷上下籠罩著一股恐遼情緒。寇推聽到議和的議論後，當即提出異議：契丹屢屢侵犯我邊疆，隻能加派勁兵駐守，加強力量，不可與之議和。然後他分析了備戰與議和的利害，建議加強邊地武將的兵權，任賢修政，選勵將士，再次北上伐遼，是能夠收複失地的。屈辱求和，這是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的，因為畢竟恢複舊疆也是他的誌向，所以寇準一番話，使太宗聽來非常順耳，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的一些恐遼心理，對大臣們也是一種鞭策，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因此，太宗更加賞識寇準，旋即提升寇準為樞密院直學士（掌最高軍事機關中的機密文書）。
寇準為人剛直不阿，每次他都從朝廷利益出發陳述自己的主張，即使與皇帝意見相背、惹怒太宗也毫不退縮。一次，寇準上朝奏事，因其豪爽之性，不會揣摩皇帝的心思，言辭有些激烈，惹得太宗發怒，起身就要退朝。寇準卻上前扯住衣角，讓太宗坐下，繼續勸諫，直至事決之後才罷。太宗息怒後，細思寇準的忠直，反而對他更加信任。太宗高興地說道：“朕得寇準，猶如唐太宗得魏征。”既讚揚了寇準，又抬高了自己。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春，天氣大旱，農業歉收。之後又雪上加霜，鬧起了蝗災。人們對異常的自然現象議論紛紛。宋太宗急忙召集大臣，議論施政得失，大臣們多推說“天意”，而不願與朝政聯係在一起，故而虛辭搪塞。寇準感到有必要借此促進一下政治，並借此平反幾個冤案。他站出來，引經據典，進行了朝廷施政的剖析。太宗一聽有指責他治國不當的嫌疑，一時龍顏發威，起身退朝，把滿朝文武晾在一邊，誰人還敢言？過了一會兒，宋太宗稍微心平了，氣也和了，又傳命召見寇準。雖有剛才一番急風驟雨，但寇準依然故我，非但沒有後退，反而更容易直截了當地指出問題所在。宋太宗問他：“你說治國刑罰有不當之處，究竟有何根據？”寇準說：“願把中書省樞密院二府長官召來，我當麵評議得失。”
宋太宗立刻宣喚二府長官王沔等人。寇準麵對權要大臣。嚴辭指斥道：“前不久，祖吉、王淮二人循私枉法，私自受賄。祖吉所受賄賂數目極少，卻被判處死刑；王淮監守自盜，侵吞國家資財多至千萬，卻因為是參知政事（副宰相）王沔之弟，隻受杖刑。事後照樣為官，這不是執法不平嗎？”太宗當即質問王沔有無此事，王沔連連點頭，叩頭謝罪。太宗深感不快，怒斥王沔，大煞了二府的邪氣，並對這種錯判給予改正。宋太宗為獎賞寇準的忠正廉直，把用通天犀製作的兩條玉帶賜給了寇準一條。
淳化二年，寇準升任同知樞密院事。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影響他政治前途的大事，他被卷入了官場鬥爭的漩渦。
淳化三年的一個夏日，寇準與同僚溫仲舒一起騎馬來到郊外，突然一個瘋子來到馬前，倒頭便拜，口中狂呼“萬歲”。寇準一向粗疏，未把此事放在心上。不料，此事被知院（樞密院最高長官）張遜得知，因張遜與寇準關係不睦，數次爭吵，張遜早有意把寇準排擠出樞密院。此時就唆使心腹王賓向宋太宗告發，添油加醋一發揮，寇準的非份之念似乎已經成立。宋太宗看到奏章後，立即傳訊寇準，斥責他居心不良。
麵對如此險惡的局麵，寇準十分冷靜地為自己辯解。他說：“這是有人故意陷害。試想，狂徒跪在臣與溫大人兩者麵前，為什麼張遜卻指令王賓獨奏寇準有罪？”張遜讓王賓詳析其罪，寇準便讓溫仲舒作證洗怨。雙方在朝上唇槍舌劍爭吵起來，互不相讓。太宗感到二人的做法有失大臣之體，雙雙貶斥。張遜貶為右領軍衛將軍，寇準被貶為青州知府。這使寇準對官場的險惡有了深刻的體會。
少年天子 起落政治
宋太宗雖貶斥了寇準，但卻時常想起他的忠正清直，有意將他召回。一次，太宗語帶雙關地問：“寇準在青州過得快樂嗎？”君側小人害怕寇準回朝，伺機誣陷寇準，打消了太宗的念頭。他們說“青州是個富庶的地方，寇準為一州之長，生活怎能不快樂呢？”“聽說寇準天天喝得大醉。陛下如此想念寇準，不知寇準是否想念陛下。”一番話，太宗的心涼了，寇準的路也被堵住了。
淳化五年九月寇準才從青州應召返京。此時的宋太宗已近晚年，被立太子一事攪得心緒不寧，先後有馮拯等人因請立太子之事被貶，因此宮中之事，無人敢言。及太宗聞寇準入見，頓時放下心來。寇準入見時，正值太宗腿病複發，掀衣讓寇準看，說道：“朕年老多病，現在又犯腿疾，你為何現在才來？”寇準說：“臣不奉詔，不敢來京師。”太宗說：“卿試言朕諸子中，誰可以繼承大寶？”寇準回答：“陛下是為天下揀選君主，不可與婦人或宦官商量，也不可與近臣議論，如此大事隻有陛下宸衷獨斷，挑選能夠不負天下之望者。”太宗低頭細思許久，讓左右退下，對寇準說：“立元侃可以嗎？”寇準早已心許，答道：“知子莫如父，聖意既然認為可以，請馬上決定。”太宗於是以元侃為開封府尹，並晉封為壽王，正式立為皇太子，寇準因其所奏甚合太宗心意，官拜參知政事（副宰相）。
詔命頒下，太子行告廟禮，還宮路上，京師士民爭相觀看，齊聲歡呼“少年天子”。太宗聽說，心裏很不高興，召寇準入見，對他說：“人心都歸太子了，把我放在什麼地位上？”寇準非常明白太宗隱怒的原因，應付得十分巧妙。他拜賀道“陛下選定可以托付神器者，今太子果然得民心擁戴，這正是社稷之福啊！”太宗這才轉憂為喜。入宮，後嬪六宮都來慶賀，太宗頗覺興奮，破例召寇準一起飲酒，直喝得酩酊大醉。至此，皇位繼承問題才算最終得到解決。寇準的機智化解了一場紛爭，或者也可能是一場宮廷鬥爭。幾句話，使元侃化險為夷，元侃即後來的宋真宗。
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宋太宗在京師南郊舉行祭祀天地的大禮。事畢，中外官員皆得加官進秩。寇準身為副宰相，所引薦之人多居清要官位，難免招致嫉妒，尤其是奸佞小人從中推波助瀾。比如，彭惟節位次一向在馮拯之下，此後卻晉升至馮拯之上。馮拯不服，仍列銜在彭惟節之上。寇準指斥馮拯擾亂朝製。事關重大，馮拯也不甘示弱，搜羅了寇準的罪狀，彈劾寇準擅權，且列舉出一些任官不平的事例。
宋太宗看後，對寇準的做法十分不滿。久居朝中，一些大臣很會察顏觀色，本與寇準十分要好的參知政事張洎這時見風使舵，不借出賣朋友，落井下石，檢舉寇準誹謗朝政，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恰在這時，廣東轉運使康戩又上言：宰相呂端、參知政事張洎、李昌令皆由寇準引薦升官，呂端與寇準結為至交，張洎一向曲意逢迎寇準，而李昌令軟弱不堪，因而寇準得以隨心所欲，變亂朝製。
如此一奏，寇準的罪名就大了。太宗回頭責察呂端。呂端見情勢緊迫，自身難保，便順水推舟把罪名給了寇準，對太宗說：“寇準剛烈任性，臣等不欲反複爭辯，隻怕有傷國體。”事已至此，寇準有口難辯真假。對於無端的指責，依寇準的性格是絕對不會相讓的。因此，寇準在朝上奮力辯解，並抱來中書省授官的卷宗，大有不分出是非曲直不罷休的架式。這使太宗十分反感，當年七月，就貶寇準為鄧州知州。後又遷官工部侍郎，曆任河陽、同州、風翔、開封等知州、知府。寇準正道直行，疾惡如仇，品格高尚，但這卻不是將相謀臣至關重要的東西，善善而能用，惡惡而能去，必須兼備智謀、涵養和當機立斷的特長。寇準雖有治國之謀略，但缺乏對付奸臣小人的計謀和手段，致使他在官場爭鬥中成為犧牲品。
護駕北征，蒙冤澶淵
寇準雖被貶到外地，但其忠正清直的性格卻被京師人所傳頌。宋太宗病死後，宋真宗趙恒即位。他銳意興革，勵精圖治，廣開言路，遂召回了寇準。宋真宗對寇準深懷好感，早就想拜他為相，但又擔心他性格剛直，難以獨當全局。直到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七月，寇準才由畢士安舉薦，榮登相位。這年，宰相李沆病逝，宋真宗任命畢士安為參知政事。
畢士安進朝謝恩，宋真宗說：“切勿早謝，還將拜你為相。現正是多事之秋，國家一日不可無相，急需棟梁之材。你以為誰可以與你同為相者？”畢士安答道：“為相者，必須具備雄才大略的器度，方能勝任。我已老矣，難以勝此重任。我向皇上薦舉一人，他必能輔佐皇上，大有作為。此人就是寇準。寇準忠義兩全，果斷、有才幹，是個宰相人才。”真宗說：“人們都說寇準好意氣用事，比較衝動。”畢士安非常了解寇準，他對真宗說：“寇準做人做事方正有加，為人慷慨有節，忠心為國死而後已。疾惡如仇，素來如一，在朝臣中還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人。由於他憤世嫉俗，剛正不為邪惡屈，所以遭到別人的指責。現在天下安寧，人民修養生息，秩序安然，還感覺不到人才的重要。但是在西北仍存在憂患，它時刻威脅大宋的江山。所以寇準這樣的棟梁之才，實在是朝廷急需的。”
一番話，打消了真宗的疑慮，就拜寇準與畢士安同居相位，二人誌同道合，十分融洽。寇準守正嫉惡，屢受小人誣陷，而畢士安忠厚和善，有長者風範，且能化解各種矛盾，使寇準免遭打擊。
寇準任相之時，宋朝北鄰的契丹政權正處在上升時期，擴展疆土的欲望十分強烈。鹹平年間（公元998～1003年）宋遼之間的戰爭各有勝負，但遼軍的侵略勢頭未被遏製，之後秣馬厲兵，伺機再次南侵。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正在涿州（今河北涿縣）一帶集結軍隊，時常與宋軍發生遭遇戰，但作戰稍有不利，就引兵退走，還故意裝出漫不經心無鬥誌的樣子，借以麻痹宋軍。寇準得知這一情報後，立即上奏，提出簡練士卒，分扼要害以禦敵的建議。他說：“這是敵兵大舉入侵前的慣用伎倆。請加緊練兵點將，簡選驍勇，增派精銳部隊把守關隘要地，防備遼兵入侵。”宋真宗采納了寇準的建議，派遣楊延昭、楊嗣等將，分別把守邊關要塞，嚴密監視敵軍。
果不出寇準所料，十一月，遼軍大舉南侵。遼國蕭太後、遼聖宗耶律隆緒親率大軍20萬先攻威虜、安順兩軍，繼攻遂城，保州，然後會兵望都，直指定州。宋軍統帥王超擁兵依唐河為陣，按兵不動。契丹軍仍采取曆次所用避實擊虛、實行深入的策略，自定州以東宋軍防守的薄弱之處，突破王超自以為是銅牆鐵壁的唐河防線，兵至望都以東的陽城澱，分師三路，深入祁州、深州（今河北滄縣、深縣）境，沿葫蘆河東進，攻瀛州，乘虛抵滄州、冀州、貝州、天雄軍、（今河北滄縣、冀縣、清河、大名），攻下得清軍（今河南清豐西北），直驅澶州（今河南濮陽）北城，準備渡河南進，直接威脅宋朝都城開封，並有分兵攻掠京東諸州之勢。
契丹軍疾風暴雨般的進攻，使宋朝內部驚慌失措。邊關告急文書一日來五次。在群臣惶恐無主時，寇準卻顯示了傑出政治家難能可貴的鎮定風度。他將告急軍報擱在一邊，照舊飲酒談笑，安定了人心。但一些膽小怕事的臣僚十分驚慌，忙把軍情轉奏給宋真宗。趙恒對契丹的入侵本來就缺少足夠的思想準備，這時卻不知如何措置為好，急召寇準。
寇準坦然自若，漫不經心地說：“陛下欲了此患，隻需五日便可。”真宗便問有何妙計，寇準便請禦駕親赴澶州。趙恒害怕赴河北，推說回宮後商議。寇準向前阻住，勸諫道：“倘若陛下入宮，則群臣不得見君，必然惶然無主，那就要貽誤軍國大事。懇請陛下立即起駕，以安人心。”畢士安從旁附議，力勸真宗領兵親征。迫不得已，真宗隻好同意親征，召集群臣商討進兵事宜。一些貪生怕死的大臣出來反對皇帝親征。參知政事王欽安是江南人，主張皇帝遷都金陵，以避遼軍；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是川蜀人，他請求禦駕西幸成都。真宗本來就顧慮重重，聽此二人一講，不免動搖起來。
寇準為了堅定真宗親征的決心，在朝堂之上，義正辭嚴地駁斥了南逃之議，為真宗分析其中的利害。他說：“誰為陛下出此南遷之策，就有可殺之罪。當今皇上神武非凡，武將與文臣能同心協力，若大駕親征，敵人必定不戰自潰。如其不然，還可縱奇計挫敗遼兵，堅守城池使敵勞師費財。彼勞我逸，利弊迥別，我可穩操勝算。為何要拋棄宗廟社稷，流亡到偏遠的楚、蜀二地呢？如果那樣，所在人心動搖，遼兵必乘虛直入，大宋江山豈能複保？”真宗聽罷，甚覺在理，本來真宗覺得南逃之議也不可取，同意了寇準的建議，決定領兵親征。這時遼兵攻勢更加猛烈，河北大名急需一名大員進行全麵統轄。寇準深知王欽若智謀多端，擅於權術，唯恐他留在朝中擾亂視聽，再次阻撓北上成議，便舉薦他出任此職。王欽若有口難言，隻好勉強就任，這就為主戰勢力搬開了一塊絆腳石。
景德元年十二月，宋真宗從京城出發，北上澶州。行至韋城（今河南滑縣東南）時，複因有人勸他南退金陵，避敵銳氣，產生動搖，召寇準商議進退。寇準正色勸諫道：“今敵已迫近，四方危機，陛下隻可進尺，不可退寸。”並指出退卻的後果，必是“萬眾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也回不得了。”但真宗仍是惴惴不安，難以啟駕。
寇準見此，心生一計。他急忙走出，找到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問道：“太尉深受國恩，今且何以報效國家？”高瓊大聲道：“高瓊為一武夫，但願以死殉國。”寇準聽了十分高興，對高瓊麵授機宜，然後去見真宗。高瓊隨後而入，立於庭下。寇準對真宗說：“陛下對我的話不以為然，何不聽聽武官高瓊的意見？”高瓊趕忙奏道：“寇宰相之言確是良謀。目前敵師鋒芒受挫，我軍士氣旺盛。陛下正應親征督戰，以期促成大功。”
宋真宗見將帥也如此堅持，隻好繼續前進，行至衛南（今河南滑縣），得知攻打澶州的契丹軍受挫敗退，懸著的心這才放下，繼續進至澶州南城（澶州因黃河從此經過，故南北岸分建兩城）。初欲到此為止，寇準力排眾議，執意真宗渡河北上，他說：“陛下不過河，則人心越發不安。若不前進威懾敵軍，煞煞遼寇氣焰，我軍絕難取勝。況且，楊延昭、楊嗣、王超諸將已經率領勁兵分屯中山等地，李繼隆、石保吉諸將排開大陣迎擊遼軍，左右牽製；四方征鎮赴援的將領也紛紛趕來勤王；陛下此行萬無一失，為何遲疑而不進呢？”宋真宗聽罷軍情，才繼續渡河北進。
宋真宗在澶州北門樓，接見了眾將帥。城下諸軍見皇上親征，歡聲雷動，倍受鼓舞。這時先後集結到澶州周圍的宋軍達幾十萬人，將士們隻等朝廷發布號令，便驅逐強敵，複仇雪恨。河北前線各地的軍民聞聽皇帝親征，也紛紛發動攻勢，出擊敵人。莫州團練使楊延昭還上書，主張乘敵軍人困馬乏、我方士氣高漲之際，由朝廷飭令各軍，扼敵歸路，圍而殲之。且收複幽薊故地，也指日可取。但是真宗沒有這樣的勇氣和信心，隻想盡快結束戰爭，無論采取何種辦法。他把軍事大權悉數交與寇準，由寇準指揮對遼作戰。但遼軍近在咫尺，宋真宗的心始終放不下來，夜不成眠，暗地裏派侍從察看寇準的動靜。卻看見寇準依舊飲酒、下棋，還不時談笑、歌吟。宋真宗聽說寇準一如既往，立刻放心了，心想：寇準如此坦然，我又有何憂！其實，寇準未必不是焦思如焚，夜不成寐。但作為前線的主帥，隻有鎮定自如，才可安定軍心、民心。寇準所作所為正起了這樣的鎮定作用。
宋、遼在澶州相持多日。遼兵孤軍深入，急於求成，但卻數次受挫，其統帥蕭達攬被宋軍射死，遼軍士氣受到很大影響，加之給養困難，久陷中原戰場對其十分不利。耶律隆緒和蕭太後采納宋朝前降將王繼忠的建議，派人傳信給趙恒，提出罷戰議和，條件是遼國長期占有山海關以南的土地。這正合宋真宗的夙願，他當即回書表示，宋朝也並非喜歡窮兵黷武，願雙方息戰安民，派殿直曹利用為使議和。契丹複派使韓杞麵見真宗，提出以索還後周世宗時收複的關南故地為罷戰條件。真宗深怕割地議和，為後人唾罵，隻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與之言和。真宗之意，是想快快結束戰爭，早日回到京師。寇準堅決反對這樣做，且欲令遼國稱臣，使之獻出幽燕十六州土地。為此，他獻計真宗：“若依計而行，則可保百年平安；不然，數十年後敵人仍將生事。”可宋真宗無心久戰，推脫說：“數十年後，自有禦敵的人物。我不忍生靈塗炭，姑且和議吧。”
寇準依然堅持自己的主張，無奈朝中大臣多是貪生怕死之輩，紛紛在真宗麵前詆毀寇準。有人甚至說：寇準主戰，是為了借機抬高自己。寇準在受到四麵圍攻的險境下，隻能忍痛放棄有利的戰機，同意議和。曹利用出使遼營前，問真宗到底可允許給契丹多少，真宗不假思索地說道：“若迫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聞知，激憤不已，把曹利用召至帳下，命令他“所許銀兩不得超過三十萬，否則，回來後要砍頭。”宋遼最後以宋每年給契丹銀絹三十萬兩匹達成協議，罷戰言和。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
澶淵之盟是一個妥協的產物，遼國得到實惠，乃引兵北歸。訂盟之後，宋派何成矩、李允則、楊延昭等一批強幹的官員和將領，分駐北邊要地，使河北地區穩定下來。同時，宋為了向遼表示友好，“改威虜軍曰廣信、靜戎曰安肅、破虜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寧邊曰永定、定遠曰永靜、定羌曰保德、平虜城曰肅寧。”這些沿邊地名的改變，對當時民族關係的改善是有積極意義的。宋遼邊境漸漸平靜下來，真宗不免得意起來，也日益器重寇準。寇準在朝中大權在握，選賢任能，懲治邪惡，正大刀闊斧地實施他的治國良策，卻對日益逼近的官場暗流毫無察覺。
澶淵之盟後不久，宋真宗就把善於奉迎的王欽若召回京城，給以資政殿學士的寵遇。王欽若在戰前遭寇準痛斥後，一直懷恨在心，伺機報複。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的一天，宋真宗會見文武百官。朝散之後，寇準先自退班，宋真宗敬慕寇準，注目遠送。王欽若看在眼裏，心中已盤算好了如何使真宗疏遠寇準的辦法。他說：“陛下如此敬重寇準，想必是因為他立下捍衛國家的功勞？”真宗點頭稱是。王欽若出其不意地說：“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反以為寇準有功於國，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不解其意，王欽若就分析道：“城下訂盟，為《春秋》所恥。澶淵之盟正是在大敵逼近城下而簽署的盟約。陛下以大國皇帝的尊嚴，竟然訂立城下之盟，世上還有比這更大的恥辱嗎？”
看到宋真宗臉色大變，王欽若繼續火上澆油，欲置寇準於死地。他說：“陛下聽說過賭博的事吧。賭徒快要輸光的時候，便盡其所有來做賭注，這叫做‘孤注’。寇準讓皇上親征，是拿皇上作‘孤注’，孤注一擲豈不是危道嗎？”這些話，給真宗的心頭罩上了一層陰影，竟使他接連幾天悶悶不樂，寢食不安，也漸漸疏遠了寇準。當時起用寇準，真宗是讓他幫自己渡過難關。寇準為相後，不僅在幾次關鍵時刻，爭理不讓，使真宗有些狼狽不堪，而且敢於打破慣例，提拔任用寒俊敢言之士，論列朝政，也讓真宗不自在。經王欽若的挑撥，往昔的尷尬一並襲來，對寇準已生棄意。
不久，宰相畢士安病逝，寇準失去了保護傘，景德三年二月，真宗以寇準“過求虛譽，無大臣禮”為借口，罷其相，出知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後來，寇準又改任戶部尚書，兼知天雄軍，鎮守河北大名。天雄軍地處邊疆，與遼相望，寇準在其任上，加緊備戰，以抗擊來犯之敵。遼國得知寇準到此，對寇準人品極為讚賞，曾派使者勸降寇準，遭到嚴厲的拒絕。一計不成，又使出挑撥一招說：“相公德高望重，為何不在中書省做官，卻到天雄軍來呢？”寇準機智、巧妙地對答道：“如今朝廷無事，無需我居中任職。皇上以為天雄軍係北疆鎖鑰，非我執掌不可。”遼的這次陰謀又告破產。
三次入相，遭遇小人
寇準被罷相後，宋真宗任命王旦為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為參加樞密院事。一班朝臣中，隻有王旦較有德望，奉公守法，但缺乏向邪惡勢力鬥爭的氣魄和勇氣。其他如王欽若、陳堯叟之輩，老奸巨猾，製國無方，惑主有術，煽動真宗封泰山，西祀汾陰，鬧得烏煙瘴氣。
王、陳二人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的不滿，遭諫官連章彈劾。複有人上書揭露其賣官鬻爵，家藏禁書，真宗罷免了二人。及宰相王旦病逝後，朝中無人，真宗又想起寇準。這時寇準正在前往永興軍的途中。他沒有想到，一個關乎他名譽的難題擺在了麵前。
宋真宗崇奉祥瑞，沉湎於奉祀，朝內一班大臣也極意屈奉迎合，希求加官進爵，以固權位。每次奉祀前，都有人奏報得到“天書”，而真宗也就奉“天書”為先導，進行大規模的封禪活動，以致於“天書”頻頻出現。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三月，巡檢朱能與內侍周懷政通謀，偽作“天書”，置於長安西南的乾佑山。當時寇準已調往此地，任永興軍長官。宋真宗得到“天書”的消息。欲得“天書”，但朝臣中有人堅決反對，認為天書純屬無稽之談。有人就獻計說：“最不信天書的是寇準，如讓寇準進獻天書，官民準會信服。”於是，真宗命周懷證曉諭寇準進獻天書。
這確實給寇準出了一個大大的難題。寇準是不信天書的，認為是荒誕不存在的；但作為政治家的寇準是不甘寂寞的，他的治國謀略還待施展，況官場廝殺、拚搏，也是其樂無窮。在權力欲的支配下。寇準聽從了其婿王曙的慫恿，攜帶“天書”入朝進獻。宋真宗一見，非常高興，親自將寇準迎入禁中。不久即拜寇準為相，兼任吏部尚書，重又卷入政治的名利場。
進獻“天書”是寇準一生最大的失策。但寇準畢竟還保持著自己正直的性格，對別人的譏諷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認為自己是“名利”思想在作怪，足見其坦蕩的胸懷。
真宗在拜寇準為相時，寇準舉薦丁謂為參知政事，做為自己的副職。在對待丁謂的問題上，寇準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丁謂多才多藝，機敏過人。但為人奸詐，善於揣摸人意，曲意逢迎，趨炎附勢。寇準隻看到了丁謂的才學，卻未能及時察覺丁謂的無德。其間，有許多人向寇準提醒，要提防丁謂。寇準的同年好友張詠曾以死極諫，仍未引起寇準的警惕。寇準重用丁謂，結果卻被丁謂所害。
丁謂由寇準舉薦升任副宰相，對寇準十分謙恭，乃至低頭哈腰，曲意逢迎。寇準對其作法開始反感起來。有一次朝廷會宴，寇準在豪飲之後，胡須上沾上了羹湯，丁謂馬上站起來親手為寇準拂拭。寇準先前雖被他一時蒙蔽，但終究不失清廉正直本性，難與此輩同氣相求。今見他如此奴顏卑膝，心生厭惡，譏諷他說：“丁參政是國家大臣，怎麼能屈尊為人擦胡須呢？”使丁謂十分難堪，下不了台，對寇準便忌恨在心。樞密使曹利用也曾受過寇準的當麵挖苦，曹利用為一介武夫，因平定宜州（今廣西宜山）陳進起義之功，青雲直上。每當二人議事有分歧時，寇準就譏諷他說：“君一介武夫，豈知此大政！”他也對寇準懷恨在心。丁謂、曹利用由此串連一起，伺機排擠寇準。
天禧三年十二月，宋真宗任命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執掌軍機。手握重權的丁、曹二人開始向寇準發起了進攻。而寇準卻未能組織起正義之師，向邪惡勢力反擊，隻是單槍匹馬，孤軍奮戰，終於又被拉下馬來。
天禧四年，宋真宗得了風癱病，患病後的真宗日益迷信，對軍國大政敷衍應付，經常避居深宮，沉溺丹鼎。劉皇後漸漸專權朝政。此前，劉氏宗人橫行不法，強奪蜀地百姓鹽井。真宗礙於皇後情麵，本想原宥其罪，無奈寇準鐵麵無私，依法懲治。為此，早已惹惱過劉皇後。及真宗臥病，劉皇後執掌政柄，曹利用、丁謂趁機依附劉皇後，並結納內親、翰林學士錢惟演，聯黨固權，沆瀣一氣，引起朝野紛紜。寇準深以為憂，於是奏請趙恒：“皇太子漸已成人，人望所屬，願陛下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萬世根本。丁謂為人奸佞，不可以輔佐少主，請擇方正大臣以為羽翼。”真宗點頭答應。
寇準既得允準，立刻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起草詔書，擬用太子監理國事，且欲用楊億輔政，取代丁謂。楊億深知事關重大，候至深夜，方才逐退左右，親自撰寫書稿，事情機密，無人知曉。這年六月，事至關鍵時刻，寇準卻在狂飲之後，醉酒走漏了風聲。丁謂急找錢惟演等，通謀劉皇後，讒言趙恒，說寇準專權，欲挾太子，架空皇上，圖謀不軌。真宗患病後，事多健忘，這時竟記不起與寇準商定過傳位之事，輕信了丁謂等所言，將寇準罷相，降為太子太傅，擔當有名無實的角色，擢參知政事李迪為相。
繼之，丁謂又與趙恒的親信宦官、入內副都知周懷政發生矛盾。周懷政與客省使楊崇勳等人合謀，欲殺掉丁謂，複相寇準，奉趙恒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廢劉皇後。並商定於天禧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事。就在政變發生的前一天晚上，楊崇勳臨陣畏懼，向丁謂作了告發。丁謂聞變，身穿便服，乘坐婦人轎車急找樞密使曹利用商量對策。次日天亮，曹利用即進宮入奏趙恒。周懷政正欲布置起事，突然闖進一隊衛士，將他逮捕，與此同時，周懷政的同謀者也一一被抓。丁謂借此大興冤獄，排除異己，寇準幸得李迪從中保護，僅誅殺周懷政一人了事。但丁、曹並未放手，欲置寇準死地，便把偽造天書之事揭發出來，寇準因獻“天書”遭貶，初貶為相州知州。丁謂之流仍不甘心，擅改旨意，將寇準遠徙為道州（今湖南道縣）司馬。寇準終於被這場漩渦所吞沒，竟成了政治的殉道者。
心憂朝堂，客死南疆
從榮登相位到此罷相，寇準的政治生涯坎坷多變，屢遭奸佞小人排擠、打擊，幾起幾落，始終處於政治漩渦的中心。寇準雖胸有治國良策，但也無奈官場的鬥爭，可以說，大部分時間是與奸臣小人進行較量，難以實現他匡扶大宋的雄心大誌。何況，封建主義的大臣是皇帝的附屬物和奴仆，他們所起的作用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的是否“英明”。不管皇帝是好是壞，是“明主”還是“昏君”，都要求大臣對皇帝的“愚忠。”雖貴為宰相，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也會一無所為。真宗非“明主”，寇準在這樣一位皇帝的手下做事，那就可想而知了。
官場險惡多變，曾經改變了多少人的正直之性。但在這個官場的大染缸裏，寇準始終如一，能夠秉公執法，潔身自好，其品格德行受到了廣大人民的稱讚。正因如此，在寇準啟程赴道州所的途中，雖然風險重重，殺機四伏，終能遇難呈祥，逢凶化吉，平安地到達了荒遠的道州。
雖是偏僻貶斥之地，寇準並不因此懈怠，每天清晨早起，身著朝服升堂理政。公務之餘，還專門造了一座藏書樓，置放經、史、佛、道等書，每遇閑暇，便手不釋卷，仔細研讀，十分投入。觀其所為，似是遠離官場爭鬥中心、心境自然淡泊的文人政客。其實不然，寇準的心潮無時無刻不洶湧激蕩。他的一腔熱血始終在沸騰著，正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時的寇準，依然懷著憂國憂民的政治情懷，經常獨自翹首北望，向往日後再次秉政，施展自己的才學與抱負。有詩為證：
蕭蕭疏葉下長亭，雲談秋空一雁輕。
惟有北人偏悵望，孤城獨上倚樓聽。
這是寇準在道州所寫的《春陵聞雁》七言詩。在雲淡秋高的時節，蕭蕭疏葉隻有輕輕墜落一途，北歸宏願充其量隻能成為憧憬和夢想，揮斥朝堂也隻能是對往事的回味而已。
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宋真宗病危。這時丁謂更加專權，凡不阿附自己的人，即一概指斥為“寇黨”，輕者貶官，重者流放。引用私黨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又欲對馮拯等人加官進爵，專橫跋扈。宰相李迪看不過，與其爭執於朝堂，官司打到趙恒麵前，趙恒周圍都是錢惟演、曹利用的人。結果，李迪被罷相，出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再貶寇準為雷州（今廣東海康）司戶參軍。朝政為丁謂、曹利用等人把持，朝中正人為之一空。這時趙恒的病也日漸危重，不僅喜怒無常，且更健忘，語言錯亂，不知寇準月內三黜，還問左右：“為什麼我久不見寇準？”左右懾於丁謂權勢，都不敢應答。
丁謂等人不擇手段陷害、打擊忠良，就連他們的同黨也頗覺不忍。但丁謂等人並未就此罷手，要將寇準置之死地而後快，想出一條毒計，在傳劉皇後懿旨時，故意在中使（太監）馬前懸一錦囊，內插一把寶劍，並有意將劍穗飄灑在外，以示將行誅戮。中使來到道州，寇準正與郡中僚屬在府內聚飲，眾人一見殺氣騰騰的來者，十分惶恐，惟有寇準神態自若，不慌不忙地對中使說：“朝廷若賜寇準死，我當親眼看聖旨。”中使見計謀不成，隻得如實宣旨：敕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寇準異常鎮定叩拜完畢，然後繼續宴飲，直至日暮才罷。
次日，寇準打點行裝，再赴雷州貶所。年逾花甲的寇準在一月之內三次被黜，真是感慨萬分。身處偏僻荒遠的異鄉，遠離政治喧囂的中心，加重了他對往昔的深深回憶，一首《感興》詩道出了他的心聲：
惜昔金門初射策，一日聲華喧九陌。
少年得誌出風塵，自為青雲無所隔。
主上掄才登桂堂，神京進秩奔殊方。
墨授銅章竟何用，巴雲瘴雨徒荒涼。
有時扼腕生憂端，儒書讀盡猶饑寒。
丈夫意氣到如此，搔首空歌行路難。
回想昔日金榜題名，躊躇滿誌，更加重了如今舉目蒼涼的氣氛，他的激憤越來越高昂，禁不住要大聲控訴宦途的艱難及險惡。
朝堂之上忠奸不辨古已有之，但人民卻能公證評說是非曲直。丁謂等人排擠走一班清正大臣後，又將寇準遠流於絕地，之後便橫行不法，為所欲為，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京師官民十分痛恨這幫奸邪小人，懷念寇準，編了幾句順口溜：“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釘”為丁（謂）之諧音，寇老，即對寇準的尊稱。
寇準再貶雷州不到半年，丁謂也獲罪被貶至崖州（今海南島）。丁謂到崖州貶所，必經雷州。寇準家僮聞訊，欲殺此賊。寇準不願以私仇壞國法，竭力勸阻。丁謂察知這般情況，倉皇就道。
宋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寇準憂病交加，病在了雷州貶所。此時的寇準雖然品格、情操依舊，心卻是徹底冷了，對宋廷徹底絕望了。當年九月，寇準終於走完了荊棘叢生、坎坷多變的人生之路，享年63歲。寇準病逝後，其妻宋氏請求歸葬西京洛陽，仁宗準奏。
寇準的靈車北歸，取道公安（今湖北公安）等縣。沿途官民設祭哭拜，路旁插滿了竹枝，其上懸掛祭品。一月之後，枯竹竟然發芽。人們紛紛議論，這是寇公的高風亮節感化所至。因此，人們爭相修嗣立廟，年年歲歲祭奠英靈。這充分反映了老百姓對他的懷念之情。
為政憂天下，冤沉嶽陽樓
――範仲淹之冤
宋朝經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章獻太後執政時期，已有70餘年，積弊日深，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章獻太後死後，仁宗始親政，群臣希望革新政局，這時，範仲淹義無反顧地站了出來，走在改革的風口浪尖。
範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江蘇吳縣人。他出身貧寒，小時勤奮好學，出仕後直言敢諫，政績卓著，成為北宋時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慶曆年間任參知政事，大力推行新政，然而卻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先後被貶謫到陝西、山東等地，後病死在由青州赴潁州的路上。他提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後世傳頌的千古名句。
家境貧寒 發奮求學
範仲淹的祖先本是邠州（今陝西彬縣）人，後遷到蘇州吳縣。他家祖上幾代都在南方的吳越王錢氏手下做官。他的父親範墉，博學能文，是一個靠微薄官俸為生的官吏。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八月二日範仲淹出生在徐州。兩歲時，父親就病故了，母親謝氏貧無所依，隻好帶著他改嫁到山東淄州長山縣一戶姓朱的人家。從此，範仲淹改姓名叫朱說，在朱家長大成人。
青年時期的範仲淹刻苦好學。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他在醴泉寺讀書時，經常一個人伴燈苦讀。每到東方欲曉，僧人們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臥。那時，他的生活很貧困，每天隻煮一鍋稠粥，涼了以後劃成四塊，早晚各取兩塊，拌上一點兒韭菜末就算是一頓飯。但是他對這種清苦生活卻毫不介意，而是用全副精力在書中尋找著自己的樂趣。寒來暑往，範仲淹已經在醴泉寺苦讀了三個春秋，學業上有很大進步，可他並不以此為滿足，總感到這裏孤陋寡聞，既得不到有學問的老師指教，也缺乏共同切磋討論的同學。
範仲淹渴望著到更廣闊的天地裏去訪師問友，增廣見聞，以便將來為國家幹出一番事業來。正在這時，有一件事成全了他。原來，範仲淹在朱家雖然受歧視，卻並不了解自己的身世。朱家是長山的富戶，子弟慣於揮霍，範仲淹看不慣他們那種奢侈浪費的作風，曾多次勸止，因此引起朱家兄弟的不滿，嘲諷地說：“我們花的是朱家的錢，關你什麼事？”範仲淹聽了一驚，覺出話中有話，馬上追究盤問，方知自己的家世。這使他受到很大刺激和震動，下決心脫離朱家獨立生活。於是，他匆匆收拾了幾樣簡單的衣物，佩上琴劍，毅然離家往南京（今河南商丘）求學去了。
大中祥符四年，23歲的範仲淹風塵仆仆地來到南京，進入了他思慕已久的應天府書院。
當時的南京本叫宋州，因為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的發祥地，所以在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被升為應天府，不久又被定為南京。隨著政治地位的提高，這裏正在發展成一個人煙稠密的大都會，教育事業也得到相應的發展。應天府書院正是在這期間由睢陽學舍擴建而成的。睢陽學舍是前代著名學者戚同文聚徒講學的地方。
後來，當地人曹誠在戚同文故居旁蓋房百餘間，置書數千卷，擴大了睢陽學舍的規模。這一舉動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將這所學校改為由應天府直接領導的府學。應天府書院名氣越來越大，後來成為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因此，當範仲淹入學時，這裏既有名師可以請教，又有許多同學互相切磋，還有大量的書籍可供閱覽。範仲淹頓覺眼界大開，過去缺師少友的苦悶心情一掃而光，他更加如饑似渴地學習起來。有一次，宋真宗去朝拜亳州（今安徽毫縣）的太清宮，路過南京時，整個南京城都轟動了。人們爭先恐後跑去看皇帝，唯獨範仲淹閉門不出，仍然埋頭讀書。有個要好的同學特地跑去叫他：“快去看！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千萬不要錯過！”但是範仲淹隻說了一句：“將來再見也不晚。”便又繼續讀他的書了。
自從離家後，範仲淹的生活更困苦了，常常連吃飯的錢都不夠，有時甚至一天隻能吃上一頓飯。這種情況被他的一個同學、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行政長官）的兒子看到了，回家告訴了父親，於是留守就叫人給範仲淹送來許多酒菜。可是幾天過去了，食物都放壞了，仍不見範仲淹嚐一口。留守的兒子就問他為什麼不吃，範仲淹說：“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隻是我已習慣於粗茶淡飯了，如果現在就享受這種豐盛的飯菜，以後還能吃得下粥嗎？”
就這樣，範仲淹在南都學舍“晝夜苦學”，有時夜間實在太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臉，再堅持學習。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五年寒窗苦讀，他終於成為一個博學多才的人。
踏上仕途 興利除弊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範仲淹考中了進士，不久就出任廣德軍司理參軍，掌管當地刑法。他把母親接來供養，並恢複了原來的姓名。當時範仲淹隻有27歲，正當年富力強，很想施展自己的一番抱負，他滿懷豪情地踏上了仕途。
範仲淹入仕後，最初十餘年一直擔任地方上的小官吏。他上任期間十分注意體察民間疾苦，一心想為國家興利除弊，幹一番事業，不同於當時官場中那些碌碌無為之輩。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範仲淹到泰州（今江蘇泰州市）任西溪鎮鹽倉監官，掌管鹽稅。泰州和附近的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市），位於淮水以南，東臨黃海，經常受到海潮威脅。唐朝時曾在這三州修過一條捍海堤，但是年久失修，早已頹壞，因此每年秋季海潮泛濫時，沿海各州往往廬舍漂沒，人畜喪亡，鹽灶也多被衝毀，災情十分嚴重。退潮以後，過去的良田都變成了不宜耕種的鹽堿地，老百姓無以為生，隻好攜家外逃。這件事本來不屬於範仲淹的職權範圍之內，但他積極上書給江淮製置發運副使張綸，建議修複捍海堤。
張綸也是個實幹家，十分讚同範仲淹的意見，立即奏請朝廷，請任命範仲淹為災區中心的興化縣縣令，主持整個修複工程。可是還未動工，就有許多人反對說：“修堤能擋住堤外的海潮，但不利於排除堤內的積水，不是劃不來嗎？”張綸堅決地回答：“海濤造成的災害有九分，而堤內積水造成的災害隻有一分，利多弊少，為什麼不值得幹？”
在張綸的大力支持下，宋仁宗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秋，範仲淹率領通、楚、泰、海（今連雲港西南）四州民夫四萬餘人，開始動工修堤。不料剛開工不久就碰上大雨雪，海潮驟然上漲，洶湧的浪濤衝垮了堤岸，頓時吞沒了一百多個民夫。這一來，那些反對者可抓住了把柄，他們到處散布謠言說：“淹死了幾千人，海堤不能修了。”消息傳到中央，朝廷派人下來檢查，工程大有停擺之勢。由於範仲淹、張綸一再力陳修堤的好處，才又獲得批準，使工程沒有半途而廢。
在範仲淹和張綸的先後督促下，經過將近4年的努力，天聖六年（公元1028年）春，長達150裏的捍海堤終於修好，解除了這一帶的潮水災害，保護了農田和鹽場。2600戶外逃居民也紛紛返回家園恢複生產，原來葭葦蒼茫的荒地，又長滿了綠油油的莊稼，政府的田賦、鹽課也大為增加。為了紀念範仲淹和張綸的功績，當地人民為他倆修建了祠堂，並將捍海堤取名叫做“範公堤”。
過了6年，範仲淹又在蘇州主持了另一項大的水利工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蘇州暴雨成災，伏天的大水，過了秋天仍未退下，農田被淹，秋收無望，數萬家農戶麵臨饑餓死亡的威脅。當時範仲淹剛調任蘇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長官），看到這種情況十分焦急。通過調查他了解到，蘇州地勢低下，常發生澇災，過去積水靠排入太湖，再通過周圍的河渠將水排入西北的揚子江或通過東南的鬆江導入大海。但是由於這些河道長期沒有疏浚，多被淤泥堵塞，不能分解水勢。太湖要承納數郡之水，卻隻有鬆江一處能排流，所以一到多雨之時就出現大水泛濫成災的局麵。摸清情況後，範仲淹立即上書朝廷，提出疏五河，導太湖之水入海的計劃。得到批準後他親臨現場，督修這項工程。在他的領導下，經過蘇州人民一致努力，終於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積水導入了江海。太湖周圍的蘇、常、湖、秀四州，都是全國著名的水稻產地，僅蘇州一郡，年產稻米就有七百萬石之多，素有國家糧倉的稱號。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對保障東南的農業生產起了重要的作用。
範仲淹每到一地都踏踏實實地做一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並且很有成績，這在當時的官僚集團中是不多見的。因此他的名聲漸漸傳揚開了。早在天聖六年（公元1028年）他的才幹就受到宰相王曾、副丞相晏殊的讚賞，晏殊薦舉他進京任密閣校理。到了中央，範仲淹更關心朝政得失和民間利病，又與朝廷中的腐朽勢力展開了反複的鬥爭。
當初宋真宗死時，繼位的仁宗年紀還小，由他母親劉太後垂簾聽政。天聖七年，仁宗可以親政了，但劉太後仍獨攬大權，把皇帝當成傀儡，滿朝文武畏於權勢，誰也不敢說話。範仲淹卻挺身而出，上書批評這種現象。晏殊知道後大驚，忙把範仲淹找來，斥責道：“你這般狂妄好出風頭，自己倒黴不說，連我這個薦舉人也要受連累了。”
看到晏殊怒容滿麵，範仲淹嚴肅地說：“我是您推薦的，常常怕自己不稱職而使您為我羞愧，萬沒想到會因忠直得罪您。”接著，範仲淹又給晏殊寫了一封信，坦率地談了自己冒死直諫的理由。信中說：“我的官職很小，俸祿也不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貫銅錢，相當於二千畝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坐食祿米，不去為國為民立功，那和專門糟踏糧食的螟蟲又有什麼兩樣？人都說犯顏直諫會給自己惹禍，不是明哲保身之計。其實說這種話的人才是最沒眼光的。他們不懂得，隻有朝廷內外的官員都敢於直言，君主才不會犯錯誤，百姓才能沒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禍患不生，天下無憂，這不正是遠離禍亂、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計嗎？”一番話，正氣凜然，說得晏殊無言對答，隻好謝罪。不久，範仲淹因奏請太後還政，觸怒了太後，被貶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
劉太後死後，範仲淹才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諫。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書言事更無所畏懼了。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京東和江淮一帶大旱，又鬧蝗災，為了安定民心，範仲淹奏請仁宗馬上派人前去救災，仁宗不予理會，在宮中依舊過著奢華的生活。範仲淹十分氣憤，冒著觸犯龍威的危險質問道：“如果宮中半日不食會怎麼樣？現在許多地方百姓沒有飯吃，怎能置之不理？”說得仁宗無話可答，隻好派他去江淮一帶安撫災民。範仲淹每到一地就開倉賑濟，並且免除了災區的一部分賦稅。為了勸戒揮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還把饑民吃的野草帶回來獻給仁宗，並請他轉給妃殯貴戚們看，讓他們知道老百姓過的是什麼日子，不要過分奢侈。
範仲淹這樣大膽地諫諍，震動了整個朝廷。當時北宋政權把持在以宰相為首的大官僚手中。他們玩弄權術，排斥異己，千方百計地維護自己的既得祿位，隻想保持現狀，反對任何改革，更害怕別人批評，對範仲淹的耿直十分惱火。就在這年冬天，呂夷簡利用後妃爭寵的矛盾，慫恿仁宗廢掉了對他不滿的郭皇後。範仲淹上書堅決反對，反被呂夷簡借皇帝之手貶出了中央。直到兩年後，由於他在蘇州治水有功，才又被召回朝廷。範仲淹剛一回來，呂夷簡就派人暗中警告他：“你現在的職務是侍從官，不是言官，用不著你多費口舌去議論國政。”範仲淹聽出話中的用意，理直氣壯地答道：“議論國事正是侍臣的職責，我怎敢不盡力呢！”
呂夷簡知道範仲淹不好對付，又想將他擠走。當時京城開封府是最複雜難治的地方，呂夷簡故意派範仲淹去做開封知府，想用紛繁的事務纏住他，使他無暇上書言事，並打算趁他稍有差錯時立即罷免。沒想到範仲淹一到任就大力整頓官僚機構，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僅僅幾個月，號稱繁劇的開封府就“肅然稱治”。城中流傳著一首歌謠道：“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呂夷簡煞費苦心安排的詭計未能得逞，反而大大提高了範仲淹的聲望。
範仲淹看到呂夷簡等大官僚互相勾結，朋比為奸，將自己的親信、黨羽安插在要職上，對這種陳腐汙濁的空氣十分痛恨。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範仲淹把京官晉升情況繪製成一幅百官圖交給仁宗看，指明哪些人是按規定升遷的，哪些人是宰相以私人關係提拔的，對呂夷簡任人唯親培植私黨的行為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呂夷簡知道後，惱羞成怒，忿恨地對仁宗說：“範仲淹不是諫官，不該越職行事，他中傷我正是要挑撥我與陛下的關係，以便他交接朋黨，蒙蔽陛下。”仁宗一向沒有多大主見，聽信了讒言，將範仲淹貶至饒州（今江西鄱陽）。
範仲淹這次遭貶，在朝廷上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許多正直的官吏早就不滿呂夷簡堵塞言路，排斥異己的做法，一聽說範仲淹又被罷黜，都非常憤慨，集賢院校理餘靖立即上書說：“範仲淹指責宰相的過錯，有什麼錯？朝廷三次罷免這樣敢於直言的人，今後誰還敢再說話？望陛下收回成命。”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也相繼為範仲淹鳴不平，並激烈地抨擊呂夷簡一夥。一時間朝廷上形成了陣線分明的兩派。呂夷簡看到這些下級官吏也敢公開責罵自己，更加火冒三丈，便慫恿仁宗把餘靖、尹洙、歐陽修等指為朋黨，一起貶出了朝廷。這還不算，又在朝堂上貼出榜文，禁止百官越職言事，公開壓製輿論。這就是北宋曆史上的“範呂黨爭”，宋朝的黨爭也就是從這時開始的。這種黨爭是北宋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但是以範仲淹為首的一批官吏反對大官僚集團因循守舊的腐敗統治，主張選賢任能、安撫人民、革新政治，這在客觀上是有進步意義的。因此得到人民的同情和部分封建大夫的擁護。
範仲淹雖然三次被貶，名望卻越來越高。第一次外貶時，親朋們一直把他送到都門外，稱讚他說：“此行非常光榮。”第二次外貶時，同僚們又來為他送行，鼓勵他說：“此行更加光榮。”第三次被貶仍有人不顧呂夷簡的威脅恫嚇去送別，並安慰他說：“此行尤其光榮。”範仲淹聽罷大笑道：“仲淹前後已是三光了。”
景祐三年深秋，範仲淹乘船去饒州上任。他如今雖已年過半百，但仍壯心不已，決心要成就一番事業。
龍圖老子 抗擊西夏
對於北宋的邊防來說，來自北邊的威脅主要是遼，來自西邊的威脅主要是西夏。宋仁宗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冬天，宋朝西北邊境局勢突然緊張起來，黨項族首領李元昊建國稱帝的消息震撼了宋朝朝廷。元昊自稱皇帝，建國號大夏，意味著宣告中止對宋的臣屬關係。宋朝聞訊後於次年下詔削除元昊官爵，斷絕貿易。一時間，西北地區戰雲密布，一場衝突爆發了。
西夏的突然挑釁，使宋朝措手不及，朝廷上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團，宋仁宗也舉棋不定。邊境上由於三十多年無戰事，宋朝邊防不修，士卒多未經戰陣，平常又缺乏訓練。步兵攜帶武器和口糧，走幾十裏就氣喘噓噓，騎兵中有的不會披甲上馬，射出的箭在馬前一二十步就落了地。帶兵的將帥也多是皇帝的親戚故舊，根本不懂軍事，再加上將領更換頻繁，軍紀鬆弛，所以當時人評論：“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
公元1039年，夏軍已進犯宋之邊境，到了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元昊又率大軍進逼延州（今陝北延安）。延州一帶地闊寨疏，兵力薄弱，又是夏軍出入的必經之地，元昊早就想拔掉這顆釘子。當時延州的知州範雍是一個誌短才疏的膽小鬼。他一聽說夏軍來犯，嚇得緊閉城門不敢出戰，忙遣人去調援軍。誰知元昊早已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設下埋伏，援軍剛到就陷入重圍，死傷甚重。眼看延州就要失守，範雍束手無策，隻會躲在城中禱告神佛保佑。幸虧這時紛紛揚揚下起鵝毛大雪來，元昊怕被風雪困住，匆忙撤兵而去，延州城才未陷落。但是延州以北的三十六個寨堡卻都被夏軍蕩平了，東西四百裏屏障一掃而光，延州完全變成了一座孤城。
三川口的慘敗使仁宗大為惱怒，他一氣之下貶了範雍的官，並一再更換陝西方麵的統帥，但都不得力。這年五月，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為了加強軍事指揮的力量，韓琦負責涇原路；範仲淹負責延路。這時的範仲淹已經52歲了，仕途上的艱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鬢發，但是忠貞報國的熱情卻不減當年。他一接到調令，就立即從越州奔赴前線。秋天，當範仲淹風塵仆仆趕到處境最險惡的延州時，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副非常荒涼的景象。到處是斷壁殘垣，茅廬草舍被焚燒成了廢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數留下的也是無衣無食，苟延時日。範仲淹凝視著秋風中瑟瑟搖曳的野蒿荒草，想到戰爭給宋朝和邊民帶來的災難，心頭十分沉重，當即寫下一首《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麵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裏，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當時擺在範仲淹麵前的就是這樣一副殘局。但是最令他憂慮的倒不是環境艱險，而是宋朝到這種時候還沒有製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抵禦方略。一連數日，他馬不停蹄地視察。鄜延一帶地形和邊防守備，聽取守邊將士的意見。視察歸來，便廢寢忘食地謀慮對付西夏的戰略方針。
範仲淹反複權衡著宋夏雙方的實力對比：宋軍人數雖多，但缺乏強將精兵，戰鬥力差；夏軍人數較少，但人擅騎射，兵精馬勁，加上西夏境內山川險惡，又多沙漠，其都城遠在黃河以北，遠而險，不易攻取。宋若興兵深入，糧草輜重的運輸，綿延百裏，很容易遭到敵騎的截擊，一旦糧餉接濟不上，就有被殲的危險。在這種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采取深入敵境大舉進攻的方針是十分冒險的。但是，夏國經濟力量薄弱，糧食不足，絹帛、瓷器、茶葉等都需從宋朝輸入，這又是它的致命弱點。隻要宋軍對內修固邊城，精練士卒；對外堅壁清野，不與大戰，夏軍大攻，就閉壘以待隙，小攻，則扼險以製勝；同時實行經濟封鎖，兩三年後西夏自會困弱下去，那時就可迫其講和了。想到這裏，一個完整的戰略方案在範仲淹頭腦中醞釀成熟了，他忙提筆寫好奏章，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為主的禦夏方針。這是一個符合客觀情況的戰略方針，但是當時卻被不少人認為是怯懦的表現，就連與範仲淹私交很深的韓琦也不能理解。
在戰略上，韓琦主張進攻，他上表說：“宋軍擁有二十萬重兵，隻守界濠，這麼怯弱，自古未有，長此以往，士氣都要喪失光了。況且興師以來耗資太大，再拖延下去，國家經費更加困難。”他要求集中各路兵力入討，速戰速決。兩種主張報到中央後，急於求成的仁宗采用了韓琦的主張，命令韓琦和範仲淹同時出兵。範仲淹感到這樣做太冒險，連上三表反對，但都無效。他隻好請求留下鄜延一路作為將來招納西夏之用，仁宗勉強答應了。
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正月，陝西主帥夏竦又派尹洙去延州說服範仲淹出兵，範仲淹執意不肯。尹洙見他堅持己見，不禁歎息道：“範公這就不如韓公了，韓公曾說過：‘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範仲淹一聽，立即反駁說：“大軍一動，關係萬人性命，竟可置勝負於度外嗎？我不敢苟同。”韓琦得知勸不動範仲淹，便貿然決定涇原一路自行出討。他調集了鎮戎軍的全部人馬，又臨時招募了一萬八千壯士，全交給副將任福率領。出兵後，任福及諸將輕敵貪功，被一小股佯裝敗退的夏兵引誘，脫離了原定的行軍路線深入追擊，當人困馬乏的大軍行至六盤山南麓的好水川口時，突然鼓聲大作，伏兵四起，宋軍陷入了元昊的埋伏圈。經過一場血戰，任福等諸將戰死，陣亡的士卒達六千餘人。
韓琦率領殘兵敗將撤退回來，剛走到半路，隻見數千名陣亡士兵的父兄妻子，手裏捧著死者的舊衣，提著紙錢，擁到韓琦馬前大哭道：“昨天你跟著招討使（指韓琦）出師，現在招討使回來了，你卻死了，你的魂魄能跟招討使回來嗎？”哀哭聲震動了山野。見此情景，韓琦滿麵慚色地勒住馬，也不禁潸然淚下。範仲淹聽到敗訊，歎息道：“這時就難以置勝敗於度外了。”
好水川的慘敗教訓了韓琦和朝廷上主張速戰速決的人，仁宗也放棄了進攻的方針，改而采取守策。戰略確定以後，還必須有相應的措施來保證它的實行。於是範仲淹推行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羌等相應的措施。
修固邊城就是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陣地修築寨堡，建立軍事據點。範仲淹的部下種世衡建議，在延州東北二百裏古寬州的故壘上築城。這裏地處要衝，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的糧食，北可以進圖銀、夏二州。範仲淹采納了這個意見，派種世衡率兵前去修築。夏兵來爭，種世衡就一邊作戰一邊搶修。城內缺乏水源，他出重金獎勵鑿井，終於從地下150尺處冒出了清泉，於是取名為清澗城。種世衡又大興營田，一年收獲糧食近萬石，補充了軍糧；又募商賈通貿易，經濟上逐漸充實起來。同時鼓勵軍民練武習射，把銀錢當靶心，誰射中就賞誰，自此人人能射，終於使清澗城成為延州北麵一個堅固的軍事要塞。在範仲淹及其後任的努力下，不僅修築了新的軍事據點，而且還先後修複了永平、承平等舊寨十二處；招回附近逃亡的蕃漢人戶，開辟營田數千頃，恢複了農業生產。這些寨堡有力地屏障了延州，使延州的防務穩固下來。夏軍私下告誡說：“別想打延州的主意了，現在的小範老子（指範仲淹）胸中有數萬甲兵，不像大範老子（指範雍）好欺負。”
慶曆元年十月，宋朝調整了兵力部署，罷免了主帥夏竦等，將西北前線劃分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分別置帥。範仲淹負責環慶路的軍事。一年以後，韓琦、範仲淹被提升為陝西沿邊的總帥，統一指揮四路軍事，範仲淹的主張得以全麵推行，延州築寨的經驗被推廣到各路。當時宋夏交界處，被夏軍占據的地段有的伸入宋境百餘裏，隔斷了州與州之間的聯係，不便互相接應。範仲淹主張選擇這些地區作為進攻的重點，攻取一地，即建一城，派兵駐守。穩紮穩打地逐步向前推進。沒過幾年，宋在延州與慶州之間修築了大順城，在環州和鎮戎軍之間修築了細腰城和葫蘆泉諸寨，打通了各州之間的道路，一方有警，各方應援，便於調集兵力抵禦夏的進攻。沿邊寨堡的修建，在各路的北麵豎起一排排屏障，有效地加強了宋軍的防守能力。
精練士卒，就是采取各種辦法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一是大力整頓現有軍隊，淘汰老弱，選擇強悍武勇的士卒，重新編製，指定專人負責統率和訓練，改變過去兵將不相識的狀況。其中特別是淘汰了一批怯懦無能的將校，選拔了一批經過戰火考驗的有才幹的人代替他們，這對士氣的鼓舞很大。再則是招募士兵，提高軍隊的素質。原來守邊的大都是從內地調來的已經腐化的禁軍，這批人既不耐勞苦，又因久戍思鄉，鬥誌不高。而從本地人民中招募的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強悍敢戰，又因保衛家鄉，鬥誌較強，從而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此外，範仲淹能以身作則，將士沒喝上水他從不說渴，將士沒吃上飯他從不叫餓，朝廷賞賜給他的金帛都分發給將士。
範仲淹、韓琦都賞罰分明，獎勵勇猛殺敵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將領，對克扣軍餉的貪汙分子則當眾斬首，毫不留情。在範仲淹的率領下，西北軍中湧現出許多像狄青、種世衡那樣有勇有謀的將領，又訓練出一批強悍勇戰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這支軍隊仍是宋朝的一支勁旅。
與此同時，範仲淹還大力爭取宋夏交界處的少數民族。在沿邊橫山一帶散居著不少羌族部落，他們在宋、夏間持觀望態度，有的曾投靠夏，為元昊作過向導。範仲淹一方麵築堡立寨，切斷他們與西夏的聯係，並用兵保護他們的安全；另方麵極意招撫他們，羌族酋長來見，範仲淹屏退衛兵，親自接入臥內，推心置腹相談。對受到戰爭損害的羌族人民則撥給空地，發放糧食、農具等，幫助他們恢複生產。這一政策受到羌族人民的擁護，他們親熱地把範仲淹叫做“龍圖老子”（當時範仲淹的職銜是龍圖閣直學士），羌族部落紛紛歸附宋朝，擔任向導，並出兵助戰，使西夏日益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元昊幾次進攻，非但得不到什麼好處，反而損兵折將，夏軍銳氣大減，不敢再輕舉妄動了。
範仲淹居邊不過三年，在西北人民的支持下，由於推行了一套切合實際的戰略方針和防守措施，迅速扭轉了宋朝被動挨打的局麵，使已經破壞的邊防重新又鞏固起來。邊境上流傳著一首歌謠說：“軍中有一韓（指韓琦），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
長期的戰爭和經濟封鎖大大損耗了西夏的力量，使其境內物資奇缺，物價飛漲，一匹絹價竟高達八九千錢。加上國內又發生了鼠食莊稼和旱災，糧食更為緊張，老百姓怨聲載道。元昊已經無力再打下去，北宋由於財政困難也難以長期支持，雙方都想及早結束戰爭。於是從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開始議和，到慶曆四年正式達成和議。元昊繼續對宋稱臣；宋朝則恢複互市貿易，每年還“賜”給夏國歲幣銀、綺、絹、茶共二十五萬五千。至此，宋夏重新恢複了和平，西北局勢得以轉危為安。
奉命回京 推行新政
宋夏局勢緩和後，範仲淹和韓琦便匆匆告別西北前線，奉調回京。對於這次調動，宋仁宗是有其用意的。
仁宗是北宋的第四代皇帝，傳到他手上的這份“祖業”已經經營了八十年，不但沒有富強起來，反倒出現了危險的征兆，這不能不令他憂心。
原來，北宋政權是在軍閥長期混戰割據後創建的。為了防止分裂的悲劇重演，開國皇帝趙匡胤一上台就大力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一方麵竭力削弱武將兵權，另一方麵盡量扶植文官勢力，優待文士。這種政策給官僚機構帶來很大影響。
在宋朝，科舉考試是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最初，每次開科取士至多不過30人。到宋太宗時，為了籠絡文士，換取地主階級對皇權的支持，錄取名額不斷放寬，進士與諸科錄取多達一千人。這就為大批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政敞開了大門。他們源源不斷地進入政府，使官員越來越多。
另一做官途徑就是通過“恩蔭”，也叫“任子”。這種製度雖然漢唐以來就有，但是宋朝恩蔭之濫卻是前所未有的。皇帝登基、過生日有蔭；三年一次的祭天典禮有蔭；甚至皇帝結婚、生孩子也有蔭。官僚級別越高，能恩蔭的人就越多。一個二品宰相，不但子孫親戚，連他的門客、私人醫生都能沾光撈到官職。除了這些法定的恩蔭外，對退休的、上遺表（官吏在臨死前寫給皇帝的表章）的官吏或前朝元老還有五花八門的“加蔭”。因此在大官僚的家裏，無論是玩竹馬的孩童還是繈褓中的嬰兒，都早已準備好官服了，以致官僚機構中充滿了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
這樣一來，北宋的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而行政效率卻越來越低。真宗景德年間，內外官員有一萬多人，到了仁宗時，官員人數增加了一倍，共兩萬多人。所有這些官員都享受優厚的俸祿。與此同時，軍隊數量也不斷增加。宋朝為了防止農民造反，每逢荒年就在成千上萬的饑民中招募強壯者為兵，使吃軍糧的人越來越多。再加上承平日久，軍隊流於驕惰，戰鬥力極差，為了鎮壓農民的反抗和應付邊境上遼、夏的侵擾，不得不一再擴充兵員。宋初，靠二十二萬軍隊就削平割據勢力統一了全國；這時，軍隊擴充到一百二十五萬，前線還是不斷吃敗仗。結果軍隊也和官僚機構一樣膨脹起來。當時養一名士兵，一年要一百貫錢，全國一年的養兵費就多達一萬萬貫以上，成為最沉重的一筆財政負擔。
官多、兵多，財政支出已經很大，皇室還大興土木，建宮殿，築寺觀，任意揮霍浪費，因此到仁宗時，財政支出開始入不敷出了。史書上把北宋的這種弊病稱之為“冗官、冗兵、冗費”。“三冗”的負擔都以沉重的賦稅攤派到勞動人民頭上。官僚不但享有免役權，而且隱田漏稅，肆意兼並土地，霸占農田，逼得廣大農民典妻賣子，傾家蕩產，社會矛盾迅速激化起來。不少有遠見的地主士大夫擔心封建國家的命運，連連上疏要求仁宗進行改革。宋仁宗也害怕江山坐不穩，急忙下詔把一貫主張改革的範仲淹從西北召回來進行商議。
範仲淹回到朝廷不久就被提升為參知政事（副宰相），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此時的仁宗急於扭轉危機，三番五次地召見範仲淹等人，催促說：“你們為國盡心，不必有什麼顧慮。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趕快提出來。”並且叫人打開宮中的天章閣，在條案上擺好紙筆，督促他們立即寫出改革方案。這時已重返朝廷擔任諫官的歐陽修、餘靖和名士石介等人也大力支持範仲淹。這一切更增加了範仲淹改革的信念，他對富弼說：“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我們不能再耽擱時間了。”於是他又投入了一場更加艱巨的革新運動。
盛夏的開封悶熱異常，政事堂像蒸籠一般，範仲淹卻伏案疾書，從政28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想法一齊湧到筆端，他很快就寫成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它的主要內容是：
明黜陟。那時，升降官吏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隻以資曆為準。結果那些敢於興利除害的人反被指為惹事生非，受到嫉妒、嘲諷、擠陷，而飽食俸祿、無所作為的人，卻可以坐至公卿。像這樣賢愚不分，是非不明，隻能鼓勵因循苟且的作風，導致百事廢毀，政治腐敗。因此必須嚴格考核現任官吏，破格提拔政績卓著的，撤換有罪的和不稱職的官員。
抑僥幸。範仲淹說：“現在的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20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的開支，而且這些紈絝子弟又不幹正事，隻知欺壓百姓，使生民受弊。”應該限製大官僚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竊據館閣要職。
精貢舉。為了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隻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隻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擇長官。當時分布在州縣兩級的官吏，不稱職者十居八九。有的懦弱無能，放縱猾吏豪民壓榨百姓；有的年老有病，升官無望，就接受賄賂，專為子孫打算；有的少壯強幹，又不願留在州縣，對政事馬馬虎虎，專門幹些沽名釣譽、逢迎上司的事，以求升遷。應該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級監察和財政區劃）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吏，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均公田。公田指職田，是北宋地方官吏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應改變這種不均的狀況，確保低級官吏的合法收入，以免這些人因生活困窘而貪贓枉法。
除了上述五條外，範仲淹還提出了“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和“重命令”等主張。
《條陳十事》寫成後，立即呈送給仁宗。仁宗表示讚同並用詔令頒發全國。於是，北宋曆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在範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底，範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按察使去各路檢查官吏善惡。他坐鎮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不稱職的名字勾掉。富弼平時對範仲淹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一個又一個官吏，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說：“您一筆勾掉很容易，但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範仲淹聽了，用筆點著貪官的名字憤慨地說：“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範仲淹的嚴格考核下，一大批隻領俸錢不務公事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幹的中小官吏被提拔到要職上。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有所改善，暮氣沉沉的北宋政權開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許多正直的官吏紛紛賦詩，讚揚新政，人們圍觀著改革詔令，交口稱讚。但是，好景不長，在新政的熱烈場麵背後，一股潛伏的黑暗勢力正集結力量向革新派撲來。由於這次改革直接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製了大官僚地主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群起攻擊新政，誣蔑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並串通了宦官，在仁宗麵前不斷散布範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
昏庸的仁宗知道範仲淹在封建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名望，又掌過西北兵權，漸漸對他猜忌起來。守舊派利用仁宗對改革派的疑心，更加緊了政治陷害活動。曾做過西北統帥的夏竦，是個詭計多端的家夥，當宰相呂夷簡告病退休時，他滿以為憑自己的資曆可以接替宰相職位，沒料想在石介、歐陽修的抨擊下，非但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官職也丟了。他惱羞成怒，懷恨在心，蓄意要加以報複。於是他讓家裏的一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手跡，等到寫得與石介親筆字一模一樣了，便偽造出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裏麵說要廢掉仁宗。夏竦到處張揚，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一時間，朝廷上下，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對這件事，仁宗雖然未必全信，但是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麼強大，他開始動搖了。
到慶曆四年六月，範仲淹見大勢已去，改革很難再推行，正好這時西北又傳來警報，他便請求前往巡視，以河東陝西宣撫使的名義重返西北前線。樞密院副使富弼也以河北宣撫使的名義離開了京城。這時朝廷上的守舊勢力更加囂張起來，他們造謠中傷，揚言要把革新派一網打盡。在這股強大的反動勢力挾持下，一年前還慷慨激昂的宋仁宗完全退縮了。慶曆五年初，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範仲淹參知政事和宣撫使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今河南鄧縣），富弼則被貶至鄆州（今山東東平），歐陽修、餘靖、蔡襄、韓琦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的慶曆新政終於失敗了。
慶曆新政是範仲淹為了挽救北宋統治危機所領導的一次革新運動。他企圖通過改革官吏選拔和考核製度，限製權勢子弟占據要職，淘汰一批貪汙腐化官僚，從一般地主知識分子中選拔有能力的人才來充實政府，以達到刷新政治緩和人民不滿的目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是，這次改革對於冗兵、冗費以及土地兼並、賦役不均這類嚴重的問題，都沒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它和後來的王安石變法相比，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要差得多。而且這一改革在守舊勢力的打擊下，為時甚短，也沒有取得顯著成效，它就像往一潭死水裏投入了一塊大石頭，激起一層浪花，翻騰一陣後又複歸平靜。但是，範仲淹主持的這次新政卻開創了北宋士大夫議政的風氣，傳播了改革思想，為北宋後期的王安石變法揭開了序幕。
憂國憂民，客死異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