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彬徽
關於炎帝和炎帝文化的研究，我於1993年、2001年、2004年先後參加了在湖南省株洲、北京、山西高平舉行的三次學術會議，提交了三篇論文。第一篇為《炎黃文化的考古學思考》王德榮等主編：《炎帝與中華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篇為《炎黃文化研究再論》劉征主編：《炎帝文化與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嶽麓書社2002年版，第三篇為《高平古史與炎帝文化研究》王樹新、孟世凱主編：《炎帝文化》，中華書局2005年版。
這次承蒙寶雞炎帝研究會盛情邀請，是為第四次參加炎帝研究的學術活動。令我深為感動的是，他們明知我是炎帝南方說的觀點，仍然看重我，邀約我赴會，體現了他們秉持百家爭鳴精神的高貴品格；正是在他們的感召和精心安排下，讓我有機會體驗寶雞地區深厚的曆史文化底蘊，受到了教育和啟發。
我在第三篇文章中已寫道：“我寫的有關炎帝神農文化研究文章的基本觀點不會改變，因為那是經過深思熟慮、反複研討得出來的看法。但是學術研究也要與時俱進，要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前進。這繼續前進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合理地解釋這四處炎帝神農文化的相互關係。這不但需要有史料上的疏理，更要有理論上的把握”。通過這次在寶雞的實地考察和會議討論，感到我的認識確實要與時俱進，也確實有了新的認識。
第一點新認識是，我此前寫的三篇炎帝研究文章，雖未否認有炎帝北方說，但回避了炎帝族氏出生地這一問題。在這次實地考察之後，閱讀了《炎帝論》、《薑炎文化論》等著作⑤寶雞市社科聯編：《炎帝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作了進一步反思，感到古史所載“炎帝以‘薑水成’”，即今寶雞市境，乃唯一有明確記載的史料，不可否定。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指出：“遠古時代的炎帝族確實在此發跡”⑤。鄒衡是南楚湖南人，我和他也久有交往，20世紀80年代我在湖北省博物館從事田野考古工作時，就十分欽佩他的學養與人品，故而他的上述說法必是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判斷。
在寶雞開會期間，還抽空閱覽了著名詩人、學者文懷沙先生的新著《中華根與本——寶學概論》感慨萬千!“這位美髯老人，祖籍湖湘，荊楚人也。畢生研究楚辭自成一家”。②③文懷沙、邵迎午：《中華根與本——寶學概論》，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73頁、192、50頁。“文老作為研究《楚辭》的一代大家，對於璀璨瑰麗、博大精深的楚文化有著深湛的研究，且碩果累累。同樣，文老對發祥於寶雞地區的薑炎文化在幾千年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其深遠影響有著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②。
鄒衡和文懷沙，一為著名的考古學家，一為著名的詩人、學者，均聲名遠播海內外，同為湖湘古楚之人，兩人異口同聲，讚譽寶雞古文化，對薑炎文化高度評估，我作為這二位的湖湘同鄉，通過這次會議的經曆，確乎深受啟益。正如文老在該書後記中所言：“做學問最忌偏見”。在我以前三篇文章中忽視了炎帝誕生地的問題，也許是我在炎帝文化研究上的偏見吧?這是我參加此次在寶雞的盛會所得到的新收獲和認識的新提高，可見做學問也得與時俱進，推進我的研究工作不斷前進。
第二點新認識是，雖然我在前麵提到的我所寫的三篇論文基本觀點不變，但應有補充和克服片麵性，除上述第一點的片麵性要克服外，在這裏要補充論證的是：我主張的炎帝南方說和許多學者主張的炎帝北方說並非水火不能相容，而是相反卻相成。為什麼可以這樣說?這就是前麵已提到的要有理論上的把握，加上宏觀的考察。眾所周知，中華文化是多元一體的，這種多元一體格局，可以上溯到史前的炎黃時代，其時正處於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轉變的曆史階段。炎帝神農氏是向文明時代轉變的農業文明、醫藥文明等方麵的代表。“炎帝神農氏一詞早已超越了字麵本身的含義而成為中華民族勤勞、智慧、創造、進取與融合的指代符號”。③以此觀之，炎帝神農氏既可代表北方的粟耕文明。也可代表南方的稻作文明，北方有位於寶雞的北首嶺遺址下層文化(會議期間去實地參觀，驚歎數千年前先人的文化進程之高)，至新石器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可謂之黃河流域的北方文化類型或文化係統；南方有距今一萬多年的湖南道縣玉蟾岩稻作文化，依次有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等長江中遊地區新石器文化序列，這可作為長江流域南方文化類型或文化係統。這兩個北、南文化類型或係統，都可作為炎帝文化曆史階段的代表。這樣，既堅持了我反複論證的炎帝南方說(到戰國時期確已定位於南方)，也克服了否定炎帝北方說的片麵性，這就是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兩全其美、皆大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