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在報社工作時，請攝影記者到家裏來照相（但記者更願意說他是在攝影）。我家因此比別人家多出一些黑白照片，鑲在鏡框裏。
攝影記者名字叫楊義，他三十多歲就叼一隻煙鬥，細眼，臉常帶笑容。被楊義攝影要具備膽略，他左手高舉閃光燈，“別動！”低頭看萊卡相機的取景框，“別喘氣！”楊義眼睛眯得愈細，表示他真的要攝影了。“啪！”閃光燈爆響，炫目之光直取人麵。
我們每次都嚇一跳，臉可能嚇白了。閃光燈爆裂的聲音很大，它用短路的方法放射照相需要的一丈光芒。楊義微笑著，關上萊卡相機厚厚的皮蓋，叼起煙鬥，我爸劃火柴替他點煙鬥。
照相時，楊義讓我們笑，“就像我這樣”他嘻嘻笑著。我不知道（現在也沒弄明白）照相為什麼要笑。我家照相之際，窗玻璃堆滿向屋裏張望的臉龐，大人或小孩的臉。他們嚴肅地、驚奇地觀看照相或攝影的全過程，而我們竟在笑，其實連哭的心都有了。閃光燈“啪”地爆響後，窗外趴著的人逃走一多半，我姐嚇得鑽進掛藍花布簾的高桌底下，我爸用手攥住炕沿。我照相時被閃光燈嚇到，留下驚魂之態。楊義說“你看，浪費一張膠片，這是國家財產”。其實笑這個事真不是說笑就笑的，我們後來才漸漸會笑。我們對閃光燈大駭之際，楊義很滿意，他不知看過多少張被閃光燈嚇壞的臉。
楊義給我家留下不少照片，我媽看人民畫報、我姐跳舞、我穿燈芯絨小褂舉紙旗抗議美國出兵巴拿馬都有照片，我們都在笑。但我們還是不願照相，一來閃光燈可怕，二來笑更可怕，三來要回答家屬院裏小孩、老婆子的谘詢：“照相疼嗎？腿抽筋嗎？”沒辦法。
我爸常常不征得我們同意就把楊義請到家裏，我們略微表示不想照相，我爸立刻大發脾氣，摘帽子摔在桌上，咬牙、出汗並擦汗。楊義理解我爸的心情，哄我們把相照上。那時候，照相（對不起，攝影）特別是照生活照並不容易。
回想這些照片（大多數沒了），憶念深的是我媽給我姐梳頭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我媽身穿蘇聯式大翻領毛料西服（袖子挽著，衣服買大了）給我姐塔娜梳頭。看上去，我姐四五歲，我媽三十歲左右。我媽梳頭時表情羞澀——給女兒梳頭不需羞澀，估計是穿西服或楊義講了什麼笑話讓我媽不好意思了。
我不時地想起這張照片。今年過年，我媽和我姐坐著聊天，我心想你們咋不梳頭了？母親給女兒梳頭是樂事，木梳順烏黑的頭發梳下來，頭發像水從梳齒裏流出。我媽給我姐先梳頭再編辮子，最後係兩個粉色的蝴蝶結，這個閨女就算打扮好了，塔娜將嗖地衝出房門跟別人跳皮筋去了。我記得我姐更喜歡給我媽梳頭。我媽也留大辮子，塔娜不會編辮子，她一遍一遍梳我媽的頭發，臉上帶著笑容，像享受。
有時，人會無端地探究時光從哪裏溜走了。想不出時，人用一些比喻說時光之逝。比如沙漏，時光像沙子一樣漏走；比如鍾表之針，走著走著趕盡了光陰。朱顏凋於鏡裏，時光何嚐未從木梳齒的縫隙裏溜走呢？木梳還在（當年的木梳早不在了），人的烏發被它梳沒，頭發和時光一道被木梳掠走。才知道，木梳是一個藏在我們身邊的搶劫犯，早應抓起來。木梳之齒也是牙齒，吃掉了頭發和光陰。
想到我媽和我姐互相梳頭的情景，還想起我家滿牆糊著報紙，我幾乎讀過上麵的每一個字。南越的阮文紹和吳庭豔，南韓的李承晚都是在那時知道的。窗外長一排向日葵，金黃的大臉盤上蜜蜂繚繞。從屋門走出，看見窗下栽一排雞冠花，如金絲絨一般華貴。我愛把臉貼在院子東邊的電線杆子上聽電流的聲音——“嗡”，裏麵有電和電報與電話，這是大人告訴的。但我們聽不到，特務也不一定能聽到。
有一次，楊義上我家照相，這回是給我爸照。他參加八省區翻譯工作會議，需要一張照片貼在會場的光榮榜上。楊義把貴重的攝影器材從包裏掏出來，還沒照，閃光燈就爆了，對著地上的鐵爐子。我爸十分不解，他問“先照爐子嗎？”楊義嘟嘟嚷嚷說了些什麼。這像擦槍走火一樣，顯然楊義誤摟扳機消滅了一個燈泡。楊義從包裏翻出一個燈泡安在閃光燈上，說“老那，就這一個燈泡了，你必須配合好，腰挺直。”我爸迅即挺直腰板，說“是”。他當過兵。楊義的照相機不知又出了什麼毛病，他嘟嘟嚷嚷鼓搗。我記得我爸腰板筆直站立，抿著嘴，目視前方，汗流進扣著風紀扣的毛料中山裝的領子裏。我媽哈哈笑，拿毛巾讓他擦汗。他生氣了，大喊：“別碰我！”相機修好了，閃光燈對著我爸而不是爐子爆響。在閃電一般的白光裏，我爸像烈士一樣堅毅，隨後坐在椅子上，解衣扣，閉目喘粗氣。這張照片找不到了，估計當年掛在牆上相當嚇人——我爸豹眼圓睜，鼻梁筆直，抿著嘴，如同目睹山崩地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