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鄉下生活過兩年，這種經曆使我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在很長時間內，我沒有弄清這種變化是什麼。
人的變化無非是兩種：失去了自身已有的某些東西，新增一些原來沒有的東西。但這不是簡單的加減。人所具有的任何東西，無論脾氣、秉性、習慣甚至於微小到笑的樣子都不容易輕易改變。他正是因為這些東西，才組成一個“他”，這種組成部分甚至獨特到包括走路的腳步聲。同樣的道理，人就為人而言，也很難在已有的基礎上再增加一些東西。
我們說的東西，像人身上的肉一樣，要一點點長出來或一點點消失。用刀削去人身上的一片肉或用豬肉貼在人身上，都是不可行的事情。有的人明知自己嗜賭會走上絕路，還是不能戒除。因為他無法拔刃割去已經長到身上的一部分。有人發誓戒賭，甚至拿菜刀剁下小指，賭還是沒有戒成。因為他剁下的是小指，而不是習慣。
我在鄉下兩年，每日裏都要勞動。一年中我能掙到280多個勞動日，這就意味著出工300多天。我下鄉的地方是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典型——赤峰縣東方紅大隊，常有外國人去參觀，包括黑人。他們去看，為什麼在昔日的沙灘上每畝地能收獲2000斤玉米，這叫噸畝田。這種成績，對社員和知識青年來說，是無比疲憊的勞作。最長的勞動時間（譬如割地）每天長達16小時，中間歇6次，吃6頓飯。從早上7點到晚上11點——割地、打腰子裝車、上場院剝青玉米。人在這種時刻什麼都不思想，或者說他的思想全是零碎的片段。諸如：我要趕快割到地頭——我還要吃兩塊玉米麵發糕——我要把這堆青玉米剝完碼成垛。人在這種時候很累，但並不思考自己的累，隻思考自己的活計。至於吃飯、喝水與睡覺，人們根本不需要刻意思考它、完成它，這是最基本的需要。在這一需要的基礎上，人去完成更重要的需要，即手裏的活計。
在農村，耪地（有些地方叫鏟地）、趕大車、蓋房、伐樹、看莊稼（這是最悠閑的工作）等活計我都做過。對一個人來說，做什麼事情其意義肯定不簡單地停留在“做”這一過程和其結果上，這種行為，勢必要一點一滴地改變這個人。即使他的“世界觀”被注入和被抽出某些東西。
離開農村之後，我進學校讀書，然後當新聞記者，後來當警察，這隻是為了謀生，業餘從事文學創作活動，繼續到今天也沒有停止。我的創作沒有實際的成績可說，但如果我把創作與農村或者說與鄉土聯係在一起思考時，就把自己難住了。
雖然我在短篇小說、詩歌和散文中沒怎麼描寫過農村的生活——批評家將此稱為題材，但我仿佛感到，在我的作品與我在鄉村的經曆中，有某種強有力的聯係。我想過，但沒想清楚這是什麼。
後來，某些東西在眼前漸漸清晰，像一軸山水雲煙的國畫被漸漸展開一樣。我發現自己在創作中像一個農民那樣誠實地勞動著。我為什麼用“誠實”這個詞呢？種莊稼是人間最誠實的勞動，社會上無論怎樣造假貨，沒有人能造出一株假玉米。它們的葉脈透過陽光如溝渠縱橫，在風中簌簌。這樣的玉米能結出糧食，秸稈裏是飽滿的汁水。玉米就是玉米，沒有假的。它隻能種出來，而不能造出來。按說種莊稼是一種“風險”行為，春苗經過夏天，在果實飽滿的秋季有可能被雹子砸得什麼也不剩，禾苗也有可能因老天爺不施雨水而旱死。這樣，農民的勞動就成了無意義的勞動。但是，沒有收成的勞動並不是無意義的勞動，它隻是沒有收成而已，意義還存在，那就是堅韌的生存意誌。還有一個問題，人們為什麼不把種莊稼稱為“風險行業”呢？農民為什麼不穿著紅馬夾黃馬夾，拿計算器在證券大廳跑來跑去計算今年的雨水呢？這不是不能的問題。農民從不認為種地是一種風險。換言之，他們把自己的生活與愛情、汗水與淚水，包括風險都放在自己的勞動之中。農民麵對的是天與地，他隻能誠實，而且有能力承擔一切行為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