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列賓要畫一個熟人的後腦勺，可是，那人執意不肯做模特。於是畫家佯稱對他收藏的古錢幣感興趣，趁去他家做客時畫了需要的速寫。
由於人物眾多，畫家不斷地探索，改動他們的形象和位置。有一個已完成的形象，畫家一直不肯割愛，為了畫麵的整體感最後還是把它抹掉了。前後13年，易稿幾十遍，直至畫家感到無可增刪為止。
列賓一向用挑剔的目光看待自己的作品。在博物館裏看見自己過去的作品，心中總是隱隱作痛，但是，《查波羅什人複信土耳其蘇丹》卻是他最喜愛的。他終於創作了一幅合乎自己理想的作品。
“我確知，經過多少年的勤奮勞動，我終於取得了內在的和諧一致，這是難得的，我心滿意足了。至於別人怎樣看，對我都無所謂。”
1891年，這幅力作在列賓第一次個人畫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這幅作品可以說是列賓集人物性格刻畫之大成，展示了19世紀俄國寫實主義繪畫最偉大的成就——重視典型人物的個性特征。
列賓以19世紀後期俄國民粹派反對沙皇專製的政治鬥爭為題材，畫了一組油畫：有《拒絕臨行前的懺悔》（1879—1885）、《意外歸來》（1884）和《宣傳者被捕》（1880—1892）。
1881年俄國發生刺殺亞曆山大二世政治事件。事後俄國統治當局對參與謀殺的同謀處以極刑，其餘嫌疑者處以監禁、流放和苦役。亞曆山大三世在加冕典禮上突然宣布政治大赦，釋放與此事有關的嫌疑者。當時被流放20多年的進步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事件一直縈繞在列賓心頭。他反複思考如何去反映當前俄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和力量，如何表現他們的典型。特別是如何表現他們麵對俄國獨裁統治的鎮壓而展示的高大形象。列賓在19世紀80年代給托爾斯泰和斯塔索夫的一些信中，就流露了自己要畫現代題材與最激動人心的生活的強烈願望。《意外歸來》即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誕生的一件傑作。
此畫的構思在長期創作過程中曾有很大變化，但同時保留著基本情節：流放的革命家，突然出現在自己家中。畫家前後畫了三幅變體畫。
第一幅是1883年完成的，畫中那突然歸來的女流放犯是一位自信和有膽識的知識分子，屋內她的妹妹驚愕地站在一隅，一個老女人和一個小女孩麵對這一情景顯得目瞪口呆。
1884年底，列賓又創作了第二幅變體畫，他堅決摒棄了那種必須“完美無缺”的、具有共性的革命者典型，從而使這個人物的個性和內涵得到深化。穿著囚衣、形同乞丐的革命者代替了先前的女犯人，房內的其餘細節也做了相應改動，以期與主人公在情感上和色彩上發生強烈對比和呼應。
列賓在創作此畫時，收藏家巴維爾·特列恰柯夫建議，把主人公畫得精神些，“更討人喜歡些”，並推薦作家迦爾詢做模特。在第12屆巡回展覽會上展出了這幅作品。
1887年列賓又走進特列恰柯夫的美術館，趁收藏家本人不在，又改動了革命者的麵部，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
畫麵上革命者剛進屋，吃驚的仆人用好奇、同情的目光看著他；母親由於激動方這樣對待他，他的前途怎樣。這幅畫具有戲劇性的緊張氣氛，情節安排得激動人心。
畫中人物形象的演變，是19世紀80年代政治反動加強所引起的情緒表現。在明亮、舒服的房間中，在安寧的生活裏，他好像來自另一個悲慘世界，他那神經質、剛毅的臉上留下痛苦的烙印。在第12屆巡回展覽會上展出了這幅作品。
此畫不僅以其嚴峻的題材、深刻的性格刻畫，而且以其色彩技巧給觀眾造成強烈的印象。房間裏充滿了陽光與大氣，通過陽台潮濕的門，不僅可以看到花園的一角，用水衝刷過的綠草地和晴朗的天空協調柔和，在淡藍的壁紙上、桌布上、樂譜上、少女與女仆的連衣裙上都有明快的反光。歸來的人恰好站在窗子和隔壁房間的交叉點上，在兩個光源的對比之下，這個人更加顯得悲慘。這樣的繪畫語言有力地揭示了這幅畫的思想內容。
列賓大膽地運用色彩對比，同時也很注意色調的統一。他仔細地處理各種顏色層次，注意由光及複雜反光所引起的色彩變化，做到每一個物與每一物體的色彩相協調。
《意外的歸來》是19世紀繪畫的傑出成就，列賓把現代風俗畫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在列賓的一生中，他留下了350件油畫肖像。有：屠格涅夫、門傑耶列夫、巴甫洛夫、斯塔索夫、托爾斯泰、迦爾詢、高爾基、穆索爾斯基、裏姆斯基—柯薩柯夫、希什金、蘇裏柯夫、謝洛夫等。他的肖像是19世紀下半葉俄國文化、科學和藝術處於民主主義高漲時期的人物寫照。
列賓始終堅持現實主義原則，表現人的社會身份和精神麵貌，並利用一切繪畫手段表現對象的本質。比起同時代畫家，他的優秀作品還以機智與複雜的內容、大膽的構圖而著稱。
《穆索爾斯基像》誕生於1881年，主人公是俄羅斯傑出的作曲家，有作品《圖畫展覽會》和《跳蚤市場》留存於世。這幅肖像畫於音樂家生命垂危之時，但在畫麵上，他微低著頭顱，仿佛在傾聽樂曲，又像在構思新的樂章。
一個崇高的革新作曲家肖像，不能用舊有的方式來表現。列賓擺脫了用明暗對比造型的傳統模式，而采用色彩塑造形象。
不可思議的奇跡出現了，你站在畫布前，看到的似乎不隻是色彩和筆觸，而是一個正在沉思著的有血有肉、高尚的麵孔。這是一個遭社會遺棄、不被理解的天才，懷才不遇和曆盡坎坷導致了作曲家的厄運。
列賓還作過《托爾斯泰像》（1887），當時托爾斯泰正值精力充沛的寫作盛期。他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已經問世，列賓為他作此肖像時，他正準備《複活》的寫作提綱。列賓為這位思想深邃、目光炯炯的大師，作了深入而又十分樸實的寫照。
1901年至1903年，列賓和他的兩個學生繪製了巨幅群像《國務會議》，為這些沙皇俄國的官僚做了很多寫生，以高超的技法，對他們的冷酷和庸俗作了深刻的揭露。這幅巨作是列賓創作生命的最後飛躍。
列賓的後期作品，如《決鬥》、《多麼自由》、《果戈理焚稿》以及描寫1905年革命事件的《紅色葬禮》、《在沙皇的絞架附近》、《1905年10月17日的示威遊行》等，已不能與盛期作品相比，在繪畫語言上已缺乏鮮明的表現力。
列賓在改革後的皇家美術學院任教14年，為俄國繪畫學派培養了一代後起之秀。謝羅夫則從童年起就從師列賓，後來同列賓、蘇裏柯夫、瓦斯涅佐夫一起成為巡回展覽畫派的中堅力量。
晚年的列賓以自傳體形式寫了回憶錄《撫今追昔》，用主動的文筆寫下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經曆，回憶了與藝術家們的交往，以及他主要作品的創作過程，還附有他的評論及書信10餘篇，對後人了解19世紀下半葉俄國藝術概況，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自1900年起，列賓定居在彼得堡附近的庫奧卡拉，這裏原屬芬蘭（1948年改稱列賓諾）。由於周圍白色勢力的影響，列賓與祖國失去聯係。這位偉大的畫家於1930年9月29日逝世於貝納托別墅。
列賓的藝術植根於19世紀俄羅斯先進的民主主義文化這塊肥沃的土壤，直至今日對我們仍然大有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