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慶瑞
討論“當代北京與文藝：城市精神的藝術呈現”，中心問題應是“文藝在北京建設世界城市過程中的作用”。
2011年11月2日，我們提出的“北京精神”是“愛國、創新、包容、厚德”。我們都知道，北京精神肯定是北京人對在長期建設發展自己城市的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精神財富的概括和總結，它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要求，體現了北京曆史文化的特征，還體現了北京人的精神文化追求。這樣的城市精神，肯定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國家精神在北京的體現，也肯定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國家精神的組成部分。我們還知道，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個國家需要擁有偉大的民族精神，一個城市同樣需要擁有自己偉大的城市精神。一個城市要是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也就不可能立於國家城市之林、世界城市之林。這樣看來，城市精神就是一座城市的靈魂。這樣的城市精神，肯定是一種文明素養和道德理想的綜合反映，是一種意誌品格與文化特色的精確提煉，是一種生活信念與人生境界的高度升華，是城市市民認同的精神價值與共同追求，也肯定是展示城市形象、引領城市發展的一麵旗幟。說到底，城市精神還是一種文化或者說一種文化形象的體現。通常，我們都能理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經濟上發展了是壯大，軍事上發展了是強大，而隻有同時在文化上高度發展和繁榮才是偉大。一個城市也一樣，隻有在壯大、強大的同時文化得到高度發展和繁榮，才稱得上是偉大！
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討論“當代北京文藝對於北京城市精神的藝術呈現”這個話題，討論北京文藝在北京建設世界城市過程中的作用的問題，就不僅是一個文藝對於北京精神的藝術呈現的問題，不僅是文藝在展示、引導北京和北京人的文化形象過程中的作用的問題，也還是一個文藝在和塑造、養成北京文化形象、北京人的文化形象過程中的作用的問題。
文藝在展示、引導和塑造、養成北京文化形象、北京人的文化形象過程中的作用，是十分複雜的。
說到這裏，我想起了一位古代的先哲，就是距今大約2500年前的希臘哲學家思想家柏拉圖。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裏早就說道，要“監督詩人們，強迫他們在詩裏隻描寫善的東西和美的東西的影像，否則就不準他們在我們的城邦裏做詩”，“同時也要監督其他藝術家們，不準他們在生物圖畫、建築物以及任何製作品之中，模仿罪惡、放蕩、卑鄙和淫穢”。柏拉圖還說，如果他們“犯禁”，“也就不準他們在我們的城邦裏行業”。接下來，柏拉圖意味深長地說：“我們不是要防止我們的保衛者們在醜惡事物的影像中培養出來，有如牛羊在蕪穢的草原中培養起來一樣，天天在那裏咀嚼毒草，以至日久就不知不覺地把四圍許多壞影響都銘刻到心靈的深處嗎？我們不是應該尋找一些有本領的藝術家，把自然的優美方麵描繪出來，使我們的青年們像住在風和日暖的地帶一樣，四圍一切都對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於優美的作品，像從一種清幽境界呼吸一陣清風，來呼吸它們的好影響，使他們不知不覺地從小就培養對於美的愛好，並且培養起融美於心靈的習慣嗎？”可見，當時，柏拉圖就看到了，文藝對於一個城市的文化形象要“描”繪，要呈現，要展示和引導，同時還要“培養”，要塑造和養成。
像柏拉圖這樣重視文藝對於人的“培養”作用，除了他以後的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先哲，從亞裏士多德、賀拉斯、但丁、培根、狄德羅、歌德、巴爾紮克、雨果、泰納，到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都一再地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熱情。在我們中國這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傳統，從荀子說“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到王充說“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到李漁說“作傳奇者”要“務存忠厚之心，勿為殘毒之事”，不要“以之欺善、作惡”，而要使之成為“藥人救世之方，救苦彌災之具”，直到魯迅說的文藝家要在人的進化過程中“助成奮鬥，向上，美化的諸種行動”，做“能引路的先覺”，這都是說的文學家、藝術家要塑造人的靈魂，使之向著真善美前進。這樣的教誨，使我們任何時候想起來都會為之激動不已。
這樣的“培養”，或者說“琢磨”，這樣的塑造和養成，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人類文化學和社會學研究成果表明，人從生下來開始，就不再是一個隻有生命特征的自然人，他同時也就開始了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不到生命完結不會終止。相關研究還表明，在所有的作用於人的社會化的諸多因素之中，文學藝術作品是僅次於學校教育、家庭影響的居於第三位的重要因素。同時，文學藝術自身的社會本質屬性中，在它的社會功能裏，原本就具有關乎人的社會化的強大的認識的、教育的、審美的功能，其娛樂功能也能陶冶人的性情，同樣具有教育的作用。要是做到了“寓教於樂”，它的教育功能還會增強、放大。古代中國人中孔子講《詩》可以“興、觀、群、怨”，莊子講《詩》《書》《禮》《樂》《易》和《春秋》“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近代中國人中梁啟超講小說有“熏、浸、刺、提”四種力，現代中國人中魯迅講文藝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郭沫若講一切藝術是“喚醒社會的警鍾、招返迷途羊的聖篆、澄清河濁的阿膠、鼓舞革命的醍醐”，都是這個意思。另外，人區別於動物，還有一種本性，或者說生性、本能、可貴品質，就是願意受教育，甘心被塑造，這也決定了，人在閱讀聆聽和觀賞文學藝術作品的時候，也不可能不受到這些文學藝術作品的教育。於是，這樣的“培養”，或者說“琢磨”，這樣的塑造和養成，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