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羽
2010年至2011年，筆者獲得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首個“藝術類人才培養特別項目”全額資助，公派赴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皇後學院舞蹈與戲劇係留學。留學生活讓我受益匪淺，使我有機會在課堂內外、台前幕後中，探訪“世界舞台”紐約的前世今生，對我而言，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次認識上的飛躍。
筆者的留學專業是舞蹈創作研究。實際上我對首個“藝術類人才培養特別項目”之舞蹈類留學專業的諸多方向包括舞蹈教育和音樂劇舞蹈，都進行了較為全麵的了解。加之此前曾有赴美國杜克大學進修舞蹈評論的經曆，可以說，我對於美國城市，尤其紐約這座城市的表演藝術生態進行了較為全麵的調研，為進一步研究一個城市文化建設和表演藝術生態提供了一個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個城市的形象如何，取決於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城市的文化。不少著名的世界城市也同時是“文化都市”。未來城市之間的競爭，也體現在城市文化的競爭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越來越多的中國城市管理者認識到文化對於一個城市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越來越多的城市提出並正在著手製定文化發展戰略，在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同時，著力帶動城市各項事業的發展和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可以說，城市化高度發展是當今世界的重要特征，而城市文化對於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方麵，城市文化有許多豐富的內容，培育城市文化要注重多元化的交叉，既要融合城市的民族、民俗文化特色，也要體現出傳統與現代的交融。另一方麵，城市文化又是一個由內向外的文化價值係統，第一個層麵為“表層的物質文化”，第二個層麵為“製度管理文化”，第三個層麵為“行為文化”，第四個層麵（最高層）為“文化價值觀念”。如果一個城市要把舞蹈打造成一種“城市文化”，也必然體現以上這四個層次。
北京作為“城市文化綜合體”在全國有著不言而喻的優勢，比如有後海文化綜合體的北京傳統文化區，以三裏屯為代表的時尚消費文化綜合體，以798藝術區為代表的藝術旅遊區，此外還有南鑼鼓巷文化區、草場地藝術區、雍和藝術區、22院街、雲起時等北京新興的藝術區。2012年，北京核心演藝區建設規劃更是備受矚目。
英美發達國家的舞蹈機構在社會組織結構中扮演著社會賦予的三重角色，即：公民文化角色、市場經營角色、藝術行業角色。反映著舞蹈既是一項公共文化事業，也是一項文化創意產業，還是一個藝術行業。三重角色的客觀存在，決定了其舞蹈組織機構以及從業者也是一個包含著“多重目標”（即社會公益目標、經濟效益目標、審美價值目標）的統一體。沒有哪一種角色能夠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支配”或“役使”其他角色。這說明發達國家政府的文化政策有兩大重要麵向：社會性關懷和經濟成長。
“當代北京與舞蹈：城市文化與公共文化交彙的舞動空間”是經過學術前沿性和現實意義的標準篩選的選題，力求科學性、時代性和前瞻性，亟待深入研究，並非是一篇論文所能談透的。本文暫且拋磚引玉，引入一些筆者作為研究表演藝術與產業的學者親曆紐約、分析紐約從而引發思考的視角，為北京的城市文化建設提供一點參考。尤其是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北京有著“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城市定位，而且已經啟動了核心“演藝區”建設之際，本身更有直接的參考和借鑒價值。
本研究從“社會舞蹈與當代中國公共文化建構”、“音樂劇與城市文化建構”、“現代舞與公共藝術空間”等角度來分析一下如何運用舞蹈力來提升北京城市文化的品質和軟實力的“大眾文化——經營性文化”、“公共文化——公益性文化”、“精英文化——非營利性文化”。筆者的觀點是，北京應通過精英文化的培植，鍛造公共文化空間，並提升大眾文化及其生產和消費者的審美水平，幾種文化相對獨立，也可能彼此交融，最重要的是達到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態，進而建立具有“全球本土化”或“全球在地化”特征的當代都市文明。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隻涉及從音樂劇論大眾文化與從現代舞論精英文化在北京的發展。
一 音樂劇與北京“經營性”城市文化建構
為什麼選擇音樂劇作為打造城市文化的“標識”或“名片”呢？筆者認為，這是在中國高級城市化進程中，音樂劇這種20世紀逐漸發展和成熟起來的現代舞台劇所具備的“藝術特征”和同時具備的“市場特征”所決定的。在歐美國家，20世紀下半葉至今，舞台劇文化處於“音樂劇盛世”。紐約、倫敦、多倫多、洛杉磯等城市，音樂劇的確已經成為打造城市文化的重要名片或名片之一。當然中西不同，音樂劇或“時尚歌舞劇”、“國家大型民族歌舞戲劇”與城市文化構建的基本要素、具體做法、途徑都會有所不同。
比如，在英美等音樂劇發達的國家，負責創作、製作、運作的是私人演藝公司或集團；但在我國除了不能忽視的大中小型演藝公司的市場行為；國有文藝院團的市場行為也要進入我們的視野。黨的十六大以來，國有文藝院團曆經啟動、深化、加快的“轉企改製”，形成了我國演藝行業的新格局。這些轉變的核心就是以市場力量促創作、製作、運作方式的轉型。而近年來，最具“市場潛力”的音樂劇的熱度和中國城市化建設的熱度交織在一起，也讓音樂劇與城市文化建構這個主題有了新的現實意義。
音樂劇作為一種城市文化，絕不僅僅是修建幾個、幾十個現代化的劇場那麼簡單，它涉及許多深層次的軟件類的東西。其實，城市文化中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方麵的因素，即使有些以物質財富的狀態存在，但它也主要是指物化中的精神，而不是指物質本身，就像我們所言“百老彙”也不僅僅隻是一個地域概念。如今的“百老彙”實際上有了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地理概念，指紐約市時代廣場附近12個街區以內的40家劇院；第二層含義是在百老彙地區進行的以音樂劇為主的各類劇場演出；第三層含義是整個百老彙這個產業鏈（聯盟），這樣的產業也包括在紐約市以外的地區，比如2011年5月，洛杉磯就迎來了當地百老彙劇院區現存曆史最悠久的三座劇院成立100周年紀念。
其一，體現“表層的物質文化”或“物質器皿層麵”音樂劇劇場建設。像百老彙、西區那樣具有聚集性、關聯性、輻射性和消費性的重合性特征的劇場產業，使城市的音樂劇及其活動有更多的“硬件”設施作為依托，這是顯而易見的。相對而言，我們更應該看到，這些劇院區與我們正在建設的“演藝區”和“演藝院線”[1]不同，它們並非是由政府出麵集中打造的劇院區，而是經過市場和歲月的選擇與淘汰形成的。
百老彙劇院文化於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劇場像雨後春筍一般幾乎在一夜之間拔地而起。二十年代末，是百老彙藝術的鼎盛時期，1925年這裏的劇院達到80餘家。但這種好景卻被193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畫上句號，隻有少部分在市場中生存下來。如今40家百老彙劇場中，大部分劇場的年齡都超過了80歲。1920年代建立至今尚在運營的劇院有19家，1920年代之前更“古老”的劇院有15家，之後有兩家1970年代建成的，196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各建成一家。此次留學期間，雖然沒有對40家劇院全部探訪，但也探訪了20餘家。
我們要從新的起點尋找城市的品位和城市的精神。中國城市文化構建的特點之一就是文化建設的整體思路由政府來倡導引領，政府的職責是服務社會，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政策和財政支持。其實，即便在美國這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沒有文化部的國家，美國政府對百老彙的音樂劇文化的建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八十年代紐約朱利安尼市長對百老彙街區色情行業的清理，“9·11”後市政府積極應對的措施等。
可見，音樂劇作為打造中國城市文化的“一張名片”同樣可成為一種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門牽頭組織指導的文化活動。近年，以資本為紐帶，實行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製、跨媒體兼並重組的國有骨幹演藝企業不斷湧現，成為中國演藝市場上的生力軍，有效推進了演藝與旅遊、創意、高新技術等產業深度融合。
其二，“製度管理和行為文化層麵”，這與音樂劇創作與演出相關的體製創新息息相關。與我國不同，美國劇院產業有一條非常明晰的界限：“百老彙”是清一色要照章納稅的“營利性”演藝劇場；而“外百老彙”和“外外百老彙”區域則多為小型非營利性的各類演出。由於“非營利性”就可以享受減免稅的待遇，還能申請到聯邦或地方的各種財政補貼，因此觀眾可以從票價的差別上，分辨出“商業劇”與“實驗劇”，“營利劇”與“非營利劇”，百老彙、外百老彙以及外外百老彙等的演出。熟悉了紐約的戲劇生態，你便可以自由遊走於商戰遊戲的百老彙音樂劇和憑萬千古怪創意生存的外百老彙各類現場演出中，“營利”與“非營利”的兼收並蓄是那麼自如、那麼分明。百老彙並不深刻，要的是精良的品質；外百老彙不求巨型，要的是實驗的精神；外外百老彙並不商業，要的是挑戰的架勢。要知道紐約的這個紮實的產業鏈結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近百年的發展基礎上逐漸成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