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華
都市文學是近年來談論比較熱烈的話題。但在我看來，當代中國的都市文學仍在建構之中。這裏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建國初期的五六十年代，我們一直存在著一個“反城市的現代性”。反對資產階級的香風毒霧，主要是指城市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因此，從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到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千萬不要忘記》等，反映的都是這一意識形態，也就是對城市生活的警覺和防範。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都市文學的生長幾乎是不可能的。第二，都市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貴族文學”，沒有貴族，就沒有文學史上的都市文學。不僅西方如此，中國依然如此。“新感覺派”、張愛玲的小說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遠的尹雪豔》等，都是通過“貴族”或“資產階級”生活來反映都市生活的；雖然老舍開創了表現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說，並在今天仍然有回響，比如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對當今的都市生活來說，已經不具有典型性。因此，建構起當下中國的都市文化經驗——如同建構穩定的鄉土文化經驗一樣，都市文學才能夠真正的繁榮發達。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看到了作家對都市生活頑強的表達——這是艱難探尋和建構中國都市文學經驗的一部分。
一 官場
南飛雁的《紅酒》寫的是官場生活，寫官員之間的關係，黨校學員之間的關係，個人升遷與省委常委偶然相遇的關係等等。但這些官場生活僅僅是《紅酒》展開敘事的背景。南飛雁敘述的主人公簡方平是一個官場順暢、但生活失意的中年人。他不是“官場小說”中與我們經常相遇的那類腐敗墮落的官員，也不是卑微委瑣的小職員。他“兵頭將尾”的身份使他介於兩者之間。作為處級的辦公室主任，他要周全地照顧他的上級，接待無數檢查或調研者。這種“頭等大事”他含糊不得；但在下麵具體辦事的人麵前，他畢竟是“頭”，又有普通辦事員沒有的優越和滿足，何況他又是一個有前景的幹部。但這並不是小說主要的敘事訴求，小說主要講述的是簡方平的個人生活：一個離了婚的老男人的個人生活境遇以及和女性相處的過程與結果。“紅酒”給簡方平帶來了好運：副廳長喜歡紅酒，簡投其所好，因讀法國文學對紅酒一知半解卻深得副廳長青睞，於是一帆風順地提了副處、正處級辦公室主任。這時簡方平的個人生活發生了奇跡，無數人熱心地介紹各種女性，女性也皆因簡方平的紅酒知識、派頭而心旌搖動芳心意屬。但這個熱衷紅酒的男人在相親的道路上還是一無所獲一事無成。
當然，小說的精彩處還是簡方平與多個女性交往的過程，是對各種女性心理、性格、性情的描繪。功利而庸俗的劉晶莉、簡單幼稚的教授女兒、同性戀者王雅竺、矜持而有潔癖的女博士等，都寫得栩栩如生讓人揮之難去。但寫得最動人的還是簡方平與導遊沈依娜的戀情。現在的小說已經讀不到感動、浪漫和誠懇，男女之間的真情似乎在權力、金錢和利益麵前全線崩潰蕩然無存。但在簡方平和沈依娜的“老少配”裏，我們讀到了久違的真情。當然，小說的厲害也在這裏。當沈依娜母親出現的時候，小說才真正到了關鍵處：沈母不同意他們戀愛結婚，原因很簡單，在這個監獄改造科科長看來：
娜娜很傳統，結了婚就過一輩子的。你呢，今天在這兒給我拍拍胸脯，真露了馬腳，你能躲過去不進四監嗎？沈母的目光縫紉機似的，針頭在他臉上來回軋著。恐怕不敢吧？就拿這紅酒說，靠你的工資能買得起？你再看看這大廳裏的人，有幾個是自己掏錢的，有幾個是幹幹淨淨的？你們這些春風得意的人，沒幾個經得起查的。不出事當然好，一旦出事呢？你別怪我說得難聽，我是見得太多了，心裏害怕。說實話，我真不在乎你年紀多大。父母也好，孩子也好，跟娜娜過一輩子的是你。我不圖娜娜榮華富貴，招人眼紅，我隻圖她平平安安的，到老了有個老伴在身邊，知冷知熱就行。我清楚得很，就算你進了四監，娜娜也不會離開你，她就是再苦也做不出那種事。可我是她媽，我不能讓她冒險。
幾經周折這對老少配還是不歡而散。讀過小說之後，對簡方平的處境不僅同情起來，他雖然是個衣食無憂的官員，但也終究是個上有老下有小、心地不壞的老男人。他沒有和自己喜歡的女孩子結成連理，竟因為他是一個官員，這個曾被各種女人追逐的對象，居然也是一個被放棄的對象，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小說最後流淌的蒼涼韻味，令人百感交集欲說還休。南飛雁在藝術上的少年老成、對世事洞察之深刻，由此可見一斑。
關仁山是當下最活躍、最勤奮的作家之一。在我看來，關仁山的價值還不在於他的活躍和勤奮，而在於他對當下中國鄉村變革——具體地說是對冀東平原鄉村變革的持久關注和表達。因此可以說，關仁山的創作是與當下中國鄉村生活關係最為密切和切近的。自“現實主義衝擊波”以來，關仁山的小說創作基本集中在長篇上，中、短篇小說寫得不多。現在要談論的這篇《根》是一部短篇小說，而且題材也有了變化。
小說的內容並不複雜：女員工任紅莉和老板張海龍發生了一夜情——但這不是男人好色女人要錢的濫俗故事。老板張海龍不僅已婚，而且連續生了三個女兒。重男輕女、一心要留下“根兒”的張海龍懷疑自己的老婆再也不能生兒子了，於是，他看中了女員工任紅莉，希望她能給自己帶來好運——為自己生一個兒子。任紅莉也是已婚女人，她對丈夫和自己生活的評價是：他“人老實、厚道，沒有宏偉的理想，性格發悶，不善表達。他目光迷茫，聽說落魄的人都是這樣目光。跟這種男人生活在一起，非常踏實。就算他知道自己女人有了外遇，他也不會用這種以牙還牙的方式。他非常愛我，我在他心中的地位，誰也無法動搖。我脾氣暴躁，他就磨出一副好耐性。為了維持家庭的和諧，他在很多方麵知道怎樣討好我，即便有不同意見，他也從來不跟我當麵衝突。其實，他一點不窩囊，不自卑，嘴巴笨，心裏有數，甚至還極為敏感。我不用操心家裏的瑣碎事。生活清貧，寒酸，忙亂，但也有別樣的清靜、單純”。但是任紅莉畢竟還是出軌了。任紅莉的出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利益的問題，而不是做一個代孕母親。張海龍多次說服和誘惑後，任紅莉終於想通了：“換個角度看問題，一種更為廣闊的真實出現在我的視野。刹那間，我想通了，如今人活著，並不隻有道德一個標準吧？並不是違背道德的人都是壞人。我心裏儲滿了世俗和輕狂。我和閻誌的愛情變得那樣脆弱、輕薄。我們的生存麵臨困境了，牟利是前提，人們現在無處不在地相互掠奪與賺錢。賺錢的方式，是否卑鄙可恥，這另當別論了。他沒有本事，我怎能袖手旁觀？從那一天開始，恐懼從我的心底消失了。這一時期，我特別討厭以任何道德尺度來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可是，有另外一種誘惑吸引著我。資本像個傳說，雖然隱約，卻風一樣無處不在。一種致命的、喪失理智的誘惑，突然向我襲來了。我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要給張海龍生個孩子。”
任紅莉終於為張海龍生了孩子。不明就裏的丈夫、婆婆的高興可想而知；張海龍的興奮可想而知。任紅莉也得到了她想得到的東西，似乎一切都圓滿。但是，麵對兒子、丈夫、張海龍以及張海龍的老婆，難以理清的糾結和不安的內心，在驚恐、自責、幻想等各種心理因素的壓迫左右下，任紅莉終於不堪重負成了精神病人。關仁山的這篇小說要呈現的就是任紅莉怎樣從一個健康的人成為一個精神病人的。蘇珊·桑塔格有一本重要的著作——《疾病的隱喻》，收錄了兩篇重要的論文：《作為隱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隱喻》。桑塔格在這部著作中反思批判了諸如結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是如何在社會的演繹中一步步隱喻化的。這個隱喻化就是“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如何轉化成了一種社會道德批判和政治壓迫的過程。桑塔格關注的並不是身體疾病本身，而是附著在疾病上的隱喻。所謂疾病的隱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種象征意義的社會壓力。疾病屬於生理意義層麵，而隱喻屬於社會意義層麵。在桑塔格看來，疾病給人帶來生理、心理的痛苦之外，還有一種更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關於疾病的意義的闡釋以及由此導致的對於疾病和死亡的態度。
任紅莉的疾病與桑塔格所說的隱喻構成了關係，或者說，任紅莉的疾病是違背社會道德的直接後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隱秘事件導致的病患並不是緣於社會政治和道德批判的壓力，而恰恰是來自任紅莉個人內心的壓力。在這個意義上說，任紅莉還是一個良心未泯、有恥辱心、負罪感的女人。任紅莉代人生子並非主動自願，作為一個女人，她投身社會的那一刻，她的身體也同時被男性所關注，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女性身體的爭奪是曆史發展的一部分。《根》中描述的故事雖然沒有公開爭奪女性的情節，但暗中的爭奪從一開始就上演並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男人與女人的故事曆來如此，受傷害的永遠是女人。但話又說回來，假如任紅莉對物質世界沒有超出個人能力的強烈欲望，假如這裏沒有交換關係，任紅莉會成為一個精神病人嗎？
關仁山在《根》中講述的故事對當下生活而言當然也是一個隱喻——欲望是當下生活的主角，欲望在推動著生活的發展，這個發展不計後果但沒有方向，因此，欲望如果沒有邊界的話就非常危險。任紅莉盡管在周醫生的治療下解除或緩解了病情，但我們也知道，這是一個樂觀或缺乏說服力的結尾——如果這些病人通過一場談話就可以如此輕易地解除病患的話，那麼，我們何妨也鋌而走險一次？如是看來，《根》結尾的處理確實簡單了些。從另一方麵看，一直書寫鄉村中國的關仁山，能選擇這一題材，顯然也是對自己的挑戰。
二 市相
魯敏成名於“東壩”係列的小鎮小說。小鎮在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傳說，一個隻可想象而難再經驗的文化記憶。魯敏完全可以在這個獨辟的領域輕車熟路地行走下去，我相信她是欲說還休意猶未盡。但2009年她卻改變了方向，她連續發表的《饑餓的懷抱》、《細西紅線》和《羽毛》等都是書寫都市生活的。這當然是一個新的挑戰。這篇《羽毛》講述的是一個與家庭倫理有關的故事，但它與都市紅塵滾滾的外部生活不同，而是在具體的家庭情感生活中展開故事：單身的費老師、十六歲的女兒小茵、美術老師郝音及丈夫穆醫生。